我的考学之路

章华

我的考学之路

我一生直接或间接的升学考试不是很多，受家庭成份或其他客观因素的影响，颇多周折，坎坎坷坷一路走来，真所谓好事多磨。

1956年，7岁的我参加小学升学考试。当时我家住在王家坡正街110号，按学区划分在鸡公岭小学考试。考试的内容主要有：对着视力表考视力；看色谱图考辨色力；听老师拳中握手表的声音考听力，等等。我不知道自己回答的情况如何，反正最后结果我落选了，至今也不明白原因何在?虽然当时我只有7岁，没有考取小学对我也有影响，有好长一段时间闷闷不乐。考学前我很调皮，成天漫山遍野地疯跑。没有考取学校后我的性格变得内向，也不爱动了，成天想读书。我自己现在还朦朦胧胧有这些记忆，以前大人也提过这些情况。好在第二年我8岁时终于考上了鸡公岭小学。由于遇到过挫折，比较珍惜读书机会，再加上年龄大一岁，也比较懂事了，所以学习努力，这也算坏事变好事吧!

当时小学分初小和髙小两个阶段。初小要通过一定形式的考试才能升入髙小。现在记不清楚我升髙小时是否有过正式考试，因为我的家庭成份问题，虽然我的成绩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但是我没有考上鸡公岭小学的髙小，而是被踢出鸡公岭小学，分到太白岩小学读髙小。
读髙小时我家已搬到二马路下面的当铺巷13号居住，住家离太白岩小学较远，因此在髙小一年级下学期我转学到望江路小学。

髙小二年级，班主任郭良甫老师为了班上有更多学生考上初中，决定班上同学结对子，由一个成绩好一点的学生和一个成绩差一点的学生结对子交朋友，其目的是便于成绩好一点儿的同学帮助成绩差一点儿的同学。郭老师确定我结交的朋友就是后来万县巿地税局局长张明晴。张明晴聪明，但贪玩好耍，当时他特别喜欢下军棋。与他结成朋友后，我在学习上没有对他发挥多大影响作用，倒是他下军棋的爱好影响了我。在考初中的前几个月时间，我俩形影不离，不是他到我家就是我到他家，天天沉迷于军棋中，把复习功课迎接初中升学考试抛到了九霄云外。玩物丧志，其结果可想而知：我靠吃老本考上了初中，张明晴则落榜了。这件事我至今后悔，始终有内疚感，觉得对不起张明晴，直到后来張明晴先后当上万县巿粮食局局长和地税局局长后，这种内疚感才有所减轻。这也是我之后再也不玩任何牌的一个重要原因。

高小六年级二学期我们家又从当舖巷13号搬到吉祥街27号的鲁家院子。在鲁家院子准备升学考试的时候，有两件事值得提一提。

第一件事是，当时与鲁家院子一墙之隔的五显庙菜市场有一个年近60岁的老人，天天背一个腰鼓形的竹背篓把菜巿场的烂菜装在里面背去倒在长江里。这个老人背有点驼，走路斯斯文文，完全不是下苦力的形象，跟我印象中拉二胡的瞎子阿炳极为相像。不要小看这个老人，他可是解放前万县有名的豫章中学校长姜先生。解放后，姜先生戴着“四类分子”身份的帽子在菜市场干清运垃圾的工作。不知究里的人都称呼他为“姜老头儿”。姜先生经常在背完垃圾的空闲时间到鲁家院子的堂屋紧挨灶屋门旁的小凳子上坐着休息。当时我就住在堂屋里，经常与姜先生碰面，我对他礼貌有加，他对我也很友善。一回生二回熟，他喜欢给我摆龙门阵，我也喜欢坐在旁边静静听他娓娓道来。姜先生学富五车，不但讲天文地理，而且讲人文历史。他知道我要考中学后，专门给我辅导了语文和数学，增加了我考试的底气。我记忆犹新的是，升学考题中有一道四则运算题就是姜先生给我详细讲解过的。

第二件事是，喜欢给小孩取浑名的鲁家老九人俊知道我要升学考试了，就根据旧时有一个对考试人的称呼叫我“学老爷”。这个带点文雅气的浑名，被经常到他家来玩的万三中高六三级的几位同学完全接受，这些同学几十年来一直叫我“学老爷”。

1966年我初中毕业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开展之时，当时停课闹革命，我们这些毕业生没有参加升学考试就离开了学校。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压根儿就不知道在我们这一届毕业生中还招收了普高69级学生。1972年，我被招工到万县地区农机厂，听说同车间也是我初中同学的屈长梅是万三中髙69级学生，才知道当年高中虽然没有升学考试，但确实招生了。据说确定彔取学生名单时，我因成份问题被时任清中党委书记和校长的贺亚光大笔一挥叉掉了。

大约在1976年，当时我工作的万县地区农机厂通过推荐的形式招收厂办7.21工大学生。我报了名，车间同事也推荐了我，开始车间负责人也准备把我推荐到厂部，但最终我又名落孙山了。这次倒不完全是成份问题落榜，据说是车间的一个半工半读的同事给车间主任送了一辆旧自行车，把我的名额占了。

1977年，邓小平决定恢复高考并且确定了“自愿报考，严格考试，择优录取”的高考招生方针，实际取消了政审条件。78年春季77级招生时，因为我只有一个初中文凭，而且学业也丢了十几年，再加上自己已是28、9岁的人了，亚根儿就没有想到报名参考。待到77级发了彔取通知书，才触发了我的报考愿望。从正面看，我家髙66级的二姐章萍考上了西师，我要向她学习；从反面看，当时有点不知天高地厚，我觉得有些考起大学的水平也不过如此，人家能行，我为什么不行。最关键的一点，我当时想：报考大学这是我这一生中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不报考，我将终生后悔。如果报考，无非两种结果：要么考上，要么考不上。如果考取了，我就抓住了一生中这唯一的一次机会。如果考不取，我也认命，说明我只有这水平，那就安安心心、老老实实搞好我现在的本职工作。总之，都是好事。因此我决定参加78年秋季大学78级招生考试。我性格內向，不想在同事面前公开报考大学的决定，主要是担心人家取笑我不务正业，这样大年龄还想考大学，包括时任厂党委书记温志敏在內的一帮人就是这种意识。同时还担心一旦没有考取被人耻笑自不量力，好高骛远。

大约在1978年春节后我在厂办找主管招生工作的谭正权老师报了名。说来有意思，后来谭正权老师成了我在大学工作的同事。离7月7日的正式考试只有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几大困难摆在我复习迎考的路上。一是师资问题。就师资而言，熟悉的清泉中学老师多年不见，不好意思打搅他们。附近文化程度髙的人也不好意思打搅人家，同时觉得自己基础太差，担心提出的问题层次太低会被人耻笑。总之，只能自学迎考。我学习的重点是数学，其余完全靠吃老本和背功。我学数学的方法说来简单实际很难：按教材顺序学习一个一个原理，先看原理分析，再独立做例题，最后对照教材上例题的演算步骤检查自己的演算，以此来发现自己的不足或错误，再有的放矢的弥补或纠错。二是教材问题。就教材而言，当时不要说髙中教材，就是原来的初中教材也基本丢失完了。有些教材在新华书店能买到，有些还没有卖的，即使有卖的，限于当时的经济条件买也难。当时我不敢考理科，只能考文科。文科必考五门课程：数学、语文、地理、历史 、政治。数学复习资料只有在新华书店买，其余几门课程的复习资料是我当时家住五显庙鲁家院子的邻居万一中余致远老师帮忙找的几本油印资料。这几本资料不是我一人用，而是我加上崔小巍（小学同学，被我鼓吹参加髙考，后来考上重庆师学院）和李辉滿（被崔小巍鼓吹参加髙考，后来考上南充师范学院，小学班主任郭良甫老师女婿）3人共用，大致是一人3一4天这样轮流传阅。三是准备迎考时间。当时厂里生产不是很正规，有些工人一天没有多少事情做，偏偏我在修理车床工作，每天上班干不完的活。加上温书记对几个比我小几岁的小青年请假复习功课准备髙考非常不滿，大会小会批评。弄得我也不好请假。没有办法，只好自己挤时间。我当时上班3班倒：白班、中班、深夜班。如果上白班，下班后由沙河子厂区回到广场济昌巷家已是6点多钟，与开慧一起煮饭、吃饭，照顾好近2岁的小孩睡觉后已是晚上10点多钟，这时人也困了，看不进书，只好睡觉。没办法的办法是每天半夜3一4点钟强迫自己起床复习功课。如果上中班或深夜班，只有偷懒少做家务。这里要特别感谢岳父母和开慧，他们承担了很多家务事，为我节省了时间。有一件事值得提一下，岳父一直对我很好，有一天我上中班后在三元街遇到岳父抱着我的女儿到二马路，为了抓紧时间复习功课，我就像外人一样只是简单打个招呼就走了。岳父为此大发雷霆，狠狠地骂了我一通。为此我也一直很内疚。到临考前3天，我只好开病假条请了3天假来最后冲刺。这里也有一段插曲。不知怎么搞的，温志敏书记知道我请了3天病假，就安排我师傅沈毓权到我家，名为看望，实际是要他了解我是否装病复习功课。因为我和师傅关系很好，他如实告诉了事情的内幕，当然他也为我打了掩护。还有一点好笑的花絮。那天上午，师傅到我家，我确实在看书，我旁边有个煤油炉子正点着火，上面放了一个锑锅，但锅里没有倒水，锅已烧红了，是我准备下面条，点火后忙着看书忘了加水。为此沈师傅把我埋怨了好一阵。

1978年7月7、8、9日考试。考场设在沙河子老万县中学。我那个考室多数是不到20岁的应届毕业生，我进考室一看全是小孩模样的学生当即增强了考试的信心。当时还没有后生可畏的意识。不过事实证明我的信心是有依据的，因为几门课程的考试，时间过半多数考生都交卷了，不是答题快，而是很多题不会做。考试时正是盛夏时节，天气非常热。我考试的座位临窗，下午考试时太阳一直照在我的座位上，晒得我滿头大汗，好在监考老师见此情况马上拿来两張报纸贴在窗玻璃上，我感觉凉快多了。非常感谢那两位监考老师。

考试后过了一段时间公布髙考成绩，每门课程100分，5门课程总分500分，彔取线264分，我得了310分。总分不髙，比彔取线多46分，照现在髙考成绩划线也算上了一本吧。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我上夜班后白天到楊家街口大梯子旁的货运缆车下的长江岸边清洗衣服。正在得劲板力洗衣时，忽然开慧在梯子上边招呼我，手里挥舞着一个信封，大声说西南师范学院的彔取通知书来了!我丢下手中的衣服，去接通知书，情不自禁的手舞足蹈起来，有点范进中举的神态。

章华

2025年10月17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