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雨潇潇落无声---漫忆我的小学老师

乎乎堂

有时我想，如果把一个个职场娇子比做遨游太空的卫星，那之前的他从童年到青年，从小学到大学，每个阶段的老师则如运载火箭上的多级发动机，循环燃烧，牺牲自己，助推别人，直至送他到自主运行的预定轨道。起初帮他离地起飞、垂直升空最基础也是最吃劲的那一级，便是他的小学老师。

我的小学老师中，给我印象最深、对我影响最大的有两位，一位是李国宝、李老师，另一位是王月莲、王老师。

李老师是个老先生，据说解放前就在我们村教书，村里往上数一茬又一茬的人差不多都是他的学生。我六十年代末入学时李老师虽已白发苍颜，但仍精神矍铄，儒雅谦恭，是村里最受尊敬的人。那时的学校还在大庙里，老师和教室都不宽裕，加上我们年级男女一共只有七六十三个人，所以就被插到了李老师带的一个混合班里。上课的时候老师很忙，一讲完高年级的课就开始检查我们的作业，看我们用石板和石笔写字的对错好坏，一会儿说这个写的好，一会儿说那个字少了一点，一会又说这个小孩的石笔断了给他换新的，既耐心又温和，全不似之前传说的那样：“动不动就要学生伸手吃板子”。

老师上课的内容，由于年代实在久远，现在记忆已极其模糊，不过别的两件事我记得还很清楚，宛然如昨，历历在目。一个是他在校园组织学生排队分桃子。当时庙院正殿西耳房前的小院里有棵秋桃树，李老师平时看管甚严，不让攀爬亵玩，到秋假前桃子熟了他才让人把桃子摘下来小心翼翼放到正殿台阶下的三个大篓里，然后组织全校学生排队分桃子吃。每次人手一个，吃完到后面接龙再排，循环往复，直到篓罄桃光。当时李老师笑眯眯的站在台阶上一个劲儿招呼，“请吃了桃子的同学继续到后面排队，不要慌，不要挤，篓里的桃子还多得很”，那样子简直就是一个亲切和蔼的老爷爷。当时我又饿又馋，二次排队时前头吃下的桃核还在嘴里回味，在和别人推搡时突然一个不注意竟把它囫囵吞到了喉咙里，好大一会儿下不去又上不来，噎的我差点都掉出泪来。不过还算命大，那个桃核并没有卡死，最终还是被我慢慢咽到了肚里。这事现在想来都后怕，而在当时却被高年级的人取笑了很久，说可以用它一连造出“乐极生悲”和“否极泰来”两个成语的句子。

另一个是端午节排队给他送粽子。不知村里哪年兴成端午节给李老师送粽子的规矩，只记得那天半前晌我端着一小锅粽子到学校的时候，庙院里已经排了很长很长的队，有擓篮的，有端盆儿的，还有拎布包的，都在等着老师收他的粽子。老师则堵在房门口不放人进去，沙哑着嗓说这么多粽子放他这儿就是浪费，还说“毛主席语录，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苦劝大家拿回去和自己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一块儿吃。但，任凭他如何劝说大家就是不肯，非要他尝一下自家的粽子不可。老师执拗不过，也只得弄个盆儿来，挨个把同学们的粽子取下一个，再给他放回去一个，说是和大家换着吃，其实是把张三的给李四、又把李四的给张三或者王五，来了个粽子大交流。然而，等我回家母亲一看，拿回来的粽子比送去的时候还多呀，由此招来父母一顿数落，嫌我不会办事。

突然有一天，公社召开“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李老师因早年参加过“三青团”被戴着写有“历史反革命分子”的高帽押往现场，与其它村的“牛鬼蛇神”一起在台上又是“坐飞机”，又是弯腰九十度，接受了一上午的革命批判，随后又在附近的三个村庄进行了半天的游街示众。其间，尽管得到了我村民兵的暗暗照顾和保护，免了许多苦头，但那一天折腾下来，老汉终究身心难支，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没能进过教室，不久也就销声匿迹了。我还是从那次他戴的高帽上知道李老师的名字原来叫李国宝。

李老师消失后，我们过了一段“阎王不在小鬼痛快”的日子，课堂上除了跟着做做“崇拜活动”、唱唱革命歌曲，再就是心不在焉的听人念念语录或者“九大报告”什么的。但好景不长，没多久就来了一位叫王月莲的女“教员”，三十上下，个子高挑，面容清秀，解放头发，不苟言笑，是矿务局在我们村山上钻探队老杨的媳妇，还带着一男一女倆小孩儿，一家人圪挤在学校正殿西侧那间小耳房里。起初大家以为她呆不了多久，没想到这一来她就在村里干了四年。那时村里的小学老师就像包医百病的赤脚医生，既是班主任，又是语文、算术乃至音体美等各课的老师，而且还要从低年级一直带到高年级，直至毕业。所以，每届学生的整体情况与其带班老师的性情和能力关系很大。我们班被王老师带的结果，是全校学习氛围最浓、也是后续初高中乃至恢复高考之后升学率最高的一个班，在村里七年制学校的建校史上空前绝后。这在当时那个“读书无用”的年代，显得十分突出。后来有人提起此事说，“当初把你们班分给月莲老师带，是觉得你们人少好管，对女同志负担不重，同时还担心她能力不足，不敢拿人多的班给她试验，但不知她却是科班出身，也没想到反成全了你们”。

王老师虽是女的，但讲话干脆，行事果决，加上她讲话时穿透力很强的东乡口音，对学生有很大的慑服力，比有些动不动就敲打体罚人的男老师还厉害。那时我旁边的女生经常以哭嚇人，有次我课间收拾墨盒蹭脏了她的衣服，她就可着劲儿的呜咽，任我好说歹说都不行，上课钟敲过王老师都在讲台上了她还不肯打住，我只好战战兢兢等着挨训。想不到王老师却告诉她“不要紧，回家洗洗就看不出来了”。她一听老师这样说不但不收敛，反而放声嚎啕开了。见此，老师便沉下脸说“既要这么哭，就去端个脸盆来让你把眼泪哭满一盆儿，不然我今天就不上课啦”，这下说时迟那时快，老师话音刚落，“哭赖包”立马止了。

还有一次课间休息时，后排倆男生为一把弹弓你捣我一肘，我跺你一脚，一来二去就扭打起来，旁人怎么拉都不管用。混乱之际，有人发现老师居然已在讲台上观战了，吓的慌忙各就各位。两个狠货也正要罢手，只听王老师厉声说“不要松开”，便只得乖乖的继续抱着，一个还从后面揪着对方的头发，一个则从后面扯着对方的耳朵，老师看都不看他们就开始上课。两个人坚持了五分钟不到就不约而同的央求说“老师我们错了，以后再不敢了”。老师说，“哦，是抱不动了吗？念你们初次就算了，以后再让我看见，不管是谁，都得给我坚持够40分钟”。从此以后，班里很少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唯成份论”甚嚣尘上，家庭成份不好的孩子处境比较艰难，有的甚至大庭广众下都不敢抬头。而王老师这里则不一样，她没有那种“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爱打洞”式的偏见，有的是一堆“有教无类”、“一视同仁”之类的说法。当时班里有个口外回来的同学，爷爷是村里解放初被“土改”掉的地主，六九年底他们一家五口随父母被遣送回原籍。村里一有“运动”他爸爸就是台上陪罪挨斗的“专政对象”。他的哥，一个辍学给大队放羊，一个在别的班上高年级，但都“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只有他，在班里和广大贫下中农混得滚瓜烂熟，十分融洽。他算术好，有时还很博老师青睐。到初中，他随家里“落实政策”回了城，恢复高考又考上了中专，八十年代末与我在兰州相见时已混成了内蒙某市一政府部门的办公室主任。回想当年下放村里的经历，感慨万千，他说“很庆幸当时遇到了王月莲这样的老师，不然，有没有我今天的局面还很难说”。

回顾我的学路历程，从小学到大学，先后有二十多位恩师为我传道、授业和解惑，帮助了我蜕变成长。而王老师则是教我时间最长、授我课程最多的一位。数学上，她教我熟练掌握了整数、分数与小数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和混合运算的基础规则，掌握了口算、笔算和珠算等数学工具，建立了后续数学的学习优势。恢复高考后，我由一个条件极其简陋的农村高中生，能轻松考上全国重点大学的文科，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有比较好的数学基础保底，在短短几个月的复习期内，可以集中精力用于其他看书多见效快、拉分力度大的课程。语文方面，她也是从拼音识字到遣词造句，再到阅读理解和文字表达，循序渐进，垒石成山，奠定了我的文化基础。那时候文学书籍贫乏，她就要我们读毛选，说毛主席的文章语言精炼，修辞巧妙，情感真挚又通俗易懂，不仅能指导革命工作，还能提高人的作文水平。所以我四五年级时已把《毛选》四卷通读了不止三遍。

六十年代末，国家推行汉语拼音尽管已达十年之久，但很多乡村文人的辨音识字，用的还是北洋政府时期的注音符号或更早期的注音反切法，查字用的是《四角号码词典》或《康熙字典》，对汉语拼音并不在行。而王老师给我们教的则是很标准很地道的汉语拼音，这对我后来的综合语言能力、普通话交流以及现代信息工具的使用，都起了重要支撑作用。而与我同龄的不少人一辈子都不会汉语拼音，以致现在用智能手机都很费劲。某种意义上，王月莲老师是我们村教授现代汉语的第一人。

那时候的我，学习好又勤快，在老师那里比较得宠，小学到初中一直都是班长。正因如此，每逢大队要人去接送来村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盲人曲艺队”时，王老师总爱派我去。接送的方式是，我拉着盲人的盲杖前面引路，与后面的人依次用盲杖连结成一个七八个人的队伍，在崎岖不平的乡村路上迤逦步行，村庄间三五里的路程每次都要走上三、四节课的时间。漫漫长途，我发现盲人在用一种奇怪的语言交流，而且有时还聊的热火朝天，我当时很想知道他们说啥，但就是听不懂。有次我向王老师发牢骚和请教，老师告诉我，他们是用古合声注音法说话，将一个的字声母和韵母分离，用两个字念，比如把饭叫成“服干”，把猪说成“作乎”，把肉念成“热漏”，等等。她还嘱我不要外传，说盲人是个没有安全感的群体，用暗语沟通是为了防止不良企图的人害祸他们。我当时茅塞顿开，恍然大悟，后来居然能听明白他们在哪个村吃的饭好，在哪个村吃的饭差等等。现在想来，老师虽是蒙师一枚，但她的国学功底是很厚实的。

王老师作为我们的班主任，威信高又深受爱戴。但作为我们那个七年制学校中的一名“女教员”，据说并不怎么招人待见。原因首先是她不是备课、讲课、批作业、管学生，就是龟缩在家里弄孩子，做家务，根本不和上面的干部以及同事来往，很多人说她孤傲乖张，目中无人。其次是她跟不上形势。那时候，都在贯彻“学生也要学工学农”的教育指示，学校不知从哪搞了些手工制钉机和铁丝，要各年级给大队的木作访造钉子，给牛圈马坊辫缰绳。我们班那个制钉机切出来的钉子很多都不直，铁丝也太软，连自己坐的板凳都钉不进去，所以她就不让大家瞎费时间，并声称“大队如果缺钉子，我让我们家老杨从钻探队搞一箱来就完了”，惹得校长十分不悦。另一方面是她每次回矿务局办事路过村子东头、前街和新房学生的家门口时，爱和学生的家长聊一阵。她说顺便“家访”一下，但别人却说她是在传闲话，扯是非。

更严重的是，我们班居然弄出了“现行反革命”事件。四年级上学期，有人下午放学后值日打扫教室捡到一张写有“打倒毛主席”的废纸条，“主”字和“席”字上面还都缺了那一点。从校长到民兵连长、革委会主任和公社的武装部长等，来了一堆人，定性此事为“现行反革命”，一个一个把我们叫去询问并比对笔迹，最后查出是班里那个先天智障的同学写的，他说是那天下午自习不会做算术题就在本子上乱画，本来想写“打倒刘少奇”，结果一看写错了，就撕掉了。好在此人根正苗红，爹是贫农协会的积极分子，所以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但听说王老师在会上还做了检查。

王老师的黯然离去是我们五年级的下学期。一个星期一早上，语文课时突然来个男老师，我们才知道王老师星期天就搬走了。原因是她丈夫老杨的钻探队在山上的钻探任务完成后就转到别的地方去了，至于王老师后来在哪就都不知道了。我大学一年级回家过年的时候，家兄说他有次去火车北站的路上碰上了王老师，她还特意问起我，得知我的情况后非常高兴，说“你们家小香孩儿小学就是我最好的学生，班里的标兵，有些事交给他这个班长都不用我怎么操心就能办好”。我听了大受感动，都多少年了她还记着我的小名儿。当时学校叫我小名儿的就她一个人，她说是为了把我和高年级那个同名的区分开。他头一年给我用毛笔写书皮儿就用的这个名字。只可惜家兄当时都没问一下王老师的单位和地址。

岁月匆匆，现世安稳。王老师儿女双全，如果健在现在也该是“福如东海”的老寿星了，可惜不久前听一老同学说她很早就谢世了。乌乎，想不到老师也是个红颜薄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