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征夫与“红黑点”记功法的烽火传奇

安明然

<p class="ql-block">  1942年春,沂蒙山区的柳枝刚抽出嫩芽,滨海军区某部的伪军据点外,一名哨兵偷偷接过地下交通员递来的纸条。展开一看,上面用红、黑两种墨水画着密密麻麻的圆点,旁边还写着一行小字:“本月红点3个,黑点2个,再积2个红点,可申请归乡。”哨兵攥着纸条,指节发白——这张薄薄的纸片,比日军的军棍更让他心头发热,也让他第一次看到了脱离苦海的希望。</p><p class="ql-block"> 创造这“红黑点”记功法的,正是时任滨海军区宣传部长的安征夫。彼时,日军在鲁南、苏北一带扶持伪军,这些伪军大多是被胁迫的百姓,既害怕日军的残酷镇压,又对八路军心存疑虑。如何瓦解伪军军心、争取他们反正,成了抗日根据地军民的难题。安征夫看着《战旗报》上战士们写的控诉伪军助纣为虐的文章,又想起老乡们被伪军劫掠后的泪水,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脑海里逐渐清晰:“用百姓能懂的方式,给伪军记‘良心账’,让他们知道,改邪归正还有机会。”</p> <p class="ql-block">  最初的“红黑点”记录,诞生在安征夫的笔记本里。他带着宣传队员,深入根据地周边的村庄,走访被伪军骚扰过的百姓,记录下每一个伪军的姓名、籍贯,以及他们做过的事——帮日军抢粮,记黑点;偷偷放走被捕的老乡,记红点;殴打百姓,记黑点;给八路军传递情报,记红点。有次,安征夫在村里采访时,李大娘拉着他的手哭着说:“上次伪军来抢粮,有个小年轻看着俺家娃可怜,偷偷给俺留了半袋玉米面,还说‘大娘,对不住’。”安征夫立刻在笔记本上记下那个伪军的特征——“穿灰布军装,左额有疤,约20岁”,郑重地画了一个红点,旁边标注“留粮救急,心存善念”。</p><p class="ql-block"> 为了让“红黑点”真正传到伪军手里,安征夫动了不少脑筋。他知道,直接送传单容易被日军发现,便把“红黑点”记录印在卷烟纸、火柴盒上,甚至缝在衣服的夹层里,通过伪军家属、地下交通员悄悄传递。有个叫王二柱的伪军,老家就在根据地附近,他母亲每次去据点看他,都会把印着“红黑点”的火柴盒塞给他。第一次看到火柴盒上“王二柱,本月黑点1个(帮日军看守粮库)”的字样时,王二柱吓出一身冷汗,他没想到,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被八路军记着。后来,他趁着夜色,偷偷把日军粮库的钥匙扔给了八路军联络员,安征夫在笔记本上给他添了个红点,还让交通员带话:“再积2个红点,就能回家和娘团聚。”</p> <p class="ql-block">  “红黑点”记功法很快在伪军中间引起了震动。有的伪军开始故意拖延执行日军的命令,有的偷偷给根据地送情报,还有的在抢粮时悄悄给百姓留些口粮。但也有顽固分子,认为这是八路军的“攻心计”,依旧为非作歹。安征夫便在《战旗报》上开辟“红黑点专栏”,公开刊登那些作恶多端、黑点满格的伪军姓名和罪行,还配上漫画,让他们在百姓面前丢尽脸面。有个叫张老疤的伪军小队长,经常带领手下烧杀抢掠,黑点攒了十几个。《战旗报》刊登他的罪行后,不仅根据地的百姓恨他,就连据点里的其他伪军也对他指指点点,说他“早晚要遭报应”。后来,张老疤在一次“扫荡”中被八路军俘虏,看到自己在“红黑点”专栏里的画像,终于低下了头:“俺知道错了,求你们给俺个改过的机会。”</p><p class="ql-block"> 为了让“红黑点”更有说服力,安征夫还制定了明确的“兑换规则”:攒够5个红点,可获得八路军发放的“通行证”,安全回家;攒够10个红点,可申请加入反战组织,参与瓦解日军的工作;若黑点满10个且拒不悔改,将被列为“重点打击对象”。他还特意在根据地边缘设立了“归乡接待站”,专门接收那些因“红黑点”记功法而反正的伪军。接待站里,有热乎的饭菜,有回家的路费,还有专人负责护送他们安全到家。有个叫刘三的伪军,为了攒够红点,先后给八路军传递了3次日军的布防情报,还在战斗中故意放空枪。当他拿着“通行证”走进接待站时,激动得哭了:“俺以为这辈子都回不了家了,谢谢安科长,谢谢八路军!”</p> <p class="ql-block">  1943年夏,日军对滨海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要求各伪军据点全力配合。安征夫利用“红黑点”记功法,提前通过地下交通线给各据点的伪军传信:“配合日军‘扫荡’,记3个黑点;消极抵抗或暗中帮助八路军,记2个红点。”不少伪军收到消息后,故意拖延出发时间,有的甚至在半路“迷路”,还有的把日军的行军路线偷偷告诉了八路军。在甲子山战斗中,伪军张希贤部因为“红黑点”的影响,早已军心涣散。安征夫抓住机会,派人给张希贤送去一封亲笔信,信里附了他部所有伪军的“红黑点”记录:“你部多数弟兄心存善念,若继续跟着日军作恶,不仅黑点满格,还会连累家人。不如率部反正,为自己和弟兄们谋条生路。”张希贤看着记录,又想起手下弟兄们的抱怨,终于下定决心,率1300余人起义。这支部队后来被改编为滨海军区独立团,在讨伪战役中屡立战功,成了抗日的重要力量。</p><p class="ql-block"> “红黑点”记功法的成功,离不开安征夫的细致与坚持。他每天再忙,都会抽出时间整理“红黑点”记录,有时战斗到深夜,还在油灯下核对每一个细节。有次,宣传队员小李不小心把两个伪军的“红黑点”记混了,安征夫发现后,立刻带着小李去村里核实,直到把事情弄清楚才罢休。他对小李说:“咱们的‘红黑点’,记的是良心,是性命,半点不能马虎。要是记混了,可能会害了一个想改过的弟兄,也可能放跑了一个作恶的坏人。”</p> <p class="ql-block">  1945年春,安征夫积劳成疾,患上了严重的肺病,咳嗽不止,但他依旧坚持整理“红黑点”记录。有天,他咳得连笔都握不住,就让通讯员念给他听,自己在一旁口述修改。通讯员看着他苍白的脸,心疼地说:“安科长,您歇会儿吧,这些活儿俺们来干。”安征夫摆了摆手,笑着说:“这些弟兄们还等着‘红黑点’给他们指条明路呢,俺歇不得。”</p><p class="ql-block"> 同年7月,诸城战役打响,安征夫奉命奔赴前线。出发前,他把整理好的“红黑点”记录交给副手,叮嘱道:“一定要把‘红黑点’继续办下去,让更多伪军知道,八路军的大门永远为想改过的人敞开。”在诸城战役的战场上,安征夫身先士卒,带领宣传队员在阵地上喊话,鼓励战士们冲锋。7月24日,他在运送物资时遭遇日军炮火袭击,不幸中弹牺牲,年仅31岁。</p> <p class="ql-block">  安征夫牺牲后,战友们继续传承他的“红黑点”记功法。在他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伪军反正,加入到抗日队伍中来。据统计,仅1943年至1945年,滨海地区就有近3000名伪军因“红黑点”记功法反正,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p><p class="ql-block"> 如今,在江苏连云港赣榆抗日山烈士陵园里,安征夫的英名镌刻在纪念塔的碑碣之上,位列3567名抗日英烈的前四位。在莱芜战役纪念馆里,还珍藏着一本泛黄的“红黑点”记录本,上面密密麻麻的红圈和黑点,见证着安征夫用智慧与温情瓦解敌人、争取民心的传奇。这本记录本的扉页上,有安征夫亲笔写下的一句话:“每一个红点,都是一颗向善的心;每一个黑点,都是一次改过的机会。”这句话,不仅是“红黑点”记功法的初心,更是一位革命志士对人性的信任与关怀,永远闪耀在烽火岁月的记忆里。</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