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随记：《解读林彪》之八——庐山惊破黄粱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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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列文章均根据周敬青博士《解读林彪》一书编写）

第二节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的结盟与争斗

作者指出，江青集团是毛泽东推行“左”的错误的直接产物和主要工具。由于江青的特殊地位，江青集团的最大特点是利用“中央文革小组”的合法组织，“挟天于以令诸侯”；是一个觊觎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在“文化大革命”中为害甚烈的集团。

江青集团与林彪集团的关系，曾经是一个“谜”。是冤家对头还是一丘之貉？它们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性质的矛盾？

两个集团的头子是林彪、江青，“军师”是康生、陈伯达、张春桥。

两个集团的矛盾到“九大”前后日益明显而且逐渐表面化，九届二中全会上两个集团的矛盾爆发了。

江青集团与林彪集团之间既有互相勾结利用的一面，也有矛盾斗争的一面，两个集团关系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 一、九大之前，互相勾结，借势自重

九大之前，两个集团以勾结利用为主，合伙打倒共同的“敌人”，搞乱全国，乱中夺权。这期间虽然也有互相争夺的矛盾，但很小，远不及勾结利用：林彪需要利用江青的特殊身份，林彪的地位也需要“中央文革小组”假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名义加以维护；江青集团虽然有特殊身份作为政治资本，又有擅长大批判的笔杆子可以打人，但资历太浅，在党内和学术界名声不好，势单力孤，江青要利用林彪的地位和权力，借势以自重。

早在“文革”发动阶段，两个集团来往就密切起来。“1965年这段时间，林彪、叶群常住在苏州、上海一带，江青也以搞‘现代戏’为名，往返于京沪。为此，他们的来往更加密切起来。1965年3月，江青为讨好林彪、叶群，专门为他们演出《红灯记》。她事先反复交代：林总和我生一样的病，怕风，场子里的温度一定要控制好。’这样还不放心，林彪来之前，她先到现场检查。她百般挑剔，这不行，那要换，对林彪极尽讨好之意，害得工作人员苦不堪言。在平素的接触中，我们看到的江青是个阴冷、傲慢、目空一切的人，没想到为了接触林彪，她却显得如此热情，如此殷勤”。“更有甚者，在排演《智取威虎山》时，江青还通过张春桥对上海京剧院说：这个戏要树林总，你们不要小看一出戏，它的意义很大，现在不是搞一出戏，而是打一场政治仗。’”

1966年2月炮制《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是江青集团与林彪集团开始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结成反党联盟的一个标志。江青要出台，缺乏适当的名义，由林彪出面委托她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然后又用中央军委的名义把文件送党中央批转，取得中共中央文件的权威身份，使江青有一个辉煌的出台亮相。

这一时期，江青一伙由于位卑势弱，急需尊神的保护，对林彪也十分尊敬，起码是表面上。江青对这一点也是自认不讳的。她在1967年4月12日在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就当众谈到这个问题。她说：“去年2月，林彪同志委托我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这个文艺座谈会的纪要，就是请了你们‘尊神’，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才吓得他们屁滚尿流，缴了械。为什么这么有威力呢？就是因为有军队支持，他们怕人民解放军。”

江青到苏州找林彪长谈后，林彪马上给总政治部下达指示，对江青大加赞扬，这个指示全文如下：“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要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

这段文字对江青评价非常之高，实际上是把江青摆在部队文艺工作的太上皇的地位。这不只是政治观点的一致，更重要的是政治斗争中互相勾结的需要。

江青对林彪也是利用和吹捧，她在《纪要》中吹捧林彪：“林彪同志主持军委工作以来，对文艺工作抓得很紧，作了很多很正确的指示”，“在林彪同志的领导下，部队文艺工作毕竟比地方好些。”1966年3月19日，江青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还特别强调：“主席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修改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

接到江青信后，3月22日，林彪就给军委各常委写了一封信，对这份《纪要》大加赞扬，给予极高的评价，称《纪要》“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完全符合部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使部队文艺工作在突出政治、促进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

4月10日，中共中央批准《纪要》。

林彪在题词

“文革”开始后，“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希望插手军委的“文革”事务，林彪为满足江青的权欲，不经军委常委会讨论，个人以军委名义下令，聘请江青为“全军文化工作顾问”。1968年3月，林彪又将江青的行政级别一下从九级提到五级。

投桃报李，1967年底，由陈伯达、江青的推荐，叶群成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

有人说林彪与江青的勾结，是江青主动去“勾结”林彪，所谓“请尊神”，对林彪是不得已而为之，作者指出，从上述林彪的表现来看，也并非完全如此。

两个集团的勾结和互壮声势在某些场合如群众大会讲话的场合，就相当公开而露骨了。

作者以1968年3月24日林彪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军队干部大会讲话的纪录片段为例，让我们清楚地看出他们之间的关系：

当林彪讲到所谓“冲击中央文革”事件时，叶群马上带头呼口号：“誓死保卫中央文革！拥护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

当林彪讲到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对中央文革是不忠诚的”时候，叶群马上高喊，“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誓死保卫江青同志！反对对江青同志的迫害！”

江青也马上喊口号作为回报：“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就打倒谁！”

林彪的干将吴法宪带头回喊：“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倒谁！”

姚文元也随即高呼：“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林副主席就打倒谁！”吴法宪又喊：“誓死保卫江青同志，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江青回报以：“向同志们致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万岁！”

林彪还在讲话中吹捧江青：“很显然，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的女同志中间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内干部中间很杰出的一个干部，她的思想很革命，她有非常热烈的革命情感，同时，很有思想，对事物很敏感，很能看出问题、能发现问题并采取措施。过去由于她多年身体不好，所以大家不了解她，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期间就看出她伟大的作用。她一方面是忠实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在另一方面她有很大的创造性，能够看出问题、发现问题。文化革命中间树立了许多丰功伟绩。固然是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中央文革同志的努力，党中央同志的努力，但是她有她独特的作用，她始终站在这个运动的最前线。”

叶群马上喊口号：“江青同志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谁整江青的材料罪责难逃！誓死保卫江青同志！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这样的场面我们记忆犹新，但高级干部中出现这样的场面，就肉麻到“狼狈为奸”了。 1968年10月17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党章时，江青提出，“林彪同志很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度。”“他那样谦虚，就应该写在党章上。”“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她进一步强调说：“一定要写！”

1968年10月27日讨论党章时，江青仍然坚持主张要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

1969年4月，在 “九大”前夕召开的中央讨论修改党章的会议上，江青再一次力主将林彪的名字写进党章，她说：“林彪的名字还是要写上，我们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全国人民放心！”

张春桥更是利用合法形式，积极配合。1967年11月，毛泽东把修改党章的任务交给了上海。张春桥回到上海，便大造舆论：“上海市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强烈要求在党章上写明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接班人，以保证我们的党永不变修，永不变色！”于是，在张春桥负责起草的党章草案上，出现了党章从未有过的关于接班人问题的新规定。

1967年12月4日，经张春桥修改、签发的上海市革委会修改党章小组简报第九期写道：“大家强烈要求在新党纲、党章中，大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进一步提高林彪同志的崇高威望。许多老工人说，有林副主席做毛主席的接班人，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可以放心了。”

1967年12月23日，经张春桥修改的上海市革委会修改党章小组简报第二十五期写道：“要求在党纲中进一步提高林副主席的崇高威望，有的同志说，林副主席捍卫毛泽东思想，像当年恩格斯捍卫马克思主义、斯大林捍卫列宁主义一样，林副主席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关于林彪的名字是否写进觉章的问题，毛泽东考虑了一个晚上，最后对“写作班子”说：“既然大多数同志都同意，那就把林彪写进去吧。”

这个张春桥负责起草的党章在“九大”上通过了。 1966年12月，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支持下，王洪文在上海创办了《工人造反报》。从这份报纸上也可以看出两个集团的勾结。

在经过张、姚审阅的“创刊词”中，申明报纸的政治主张，其中有：“誓死保卫林副主席”，提出“谁要反对林副主席，就砸烂他的狗头”。谁反对陈伯达、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就是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就要“坚决镇压”、“坚决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作者也举了些例子，认为九大以前，林彪与江青一伙虽以互相勾结共同作恶为主，但此时暗中钩心斗角，互搞小动作的事已在不断发生。

例，江青找林彪支持“样板戏”，林彪采取了躲的态度。先是躲到北戴河，听说江青要来北戴河，又慌忙飞去江西。秘书们曾慨叹：“一个副统帅，让个女人撵得到处跑！”

当毛泽东带着张春桥到苏州去看林彪，问林彪怎样才能防止“出修正主义”时，林彪的回答是：还是要靠黄、吴、李、邱这些从小“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不管林彪的本意如何，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听来，矛头肯定是对着他们的。

1966年，受张春桥、姚文元支持的上海军医大学的一派组织多次揪斗了邱会作。1967年邱会作在林彪出面保护下站稳脚跟，进入中央军委办事组后，又指使这个军校的另一派组织秘密搜集、整理张春桥的“反党言论”。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们之间既不会有“文字协定”，也没发表过“联合声明”。但是，共同的野心，决定了他们在某种政治气候条件下，必然会紧紧地抱成一团。林彪、江青集团正是“文化大革命”滚滚浊流中泛起的恶浪。

二、九大以后，钩心斗角，矛盾日重

九大以后，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的关系逐渐由勾结利用为主转变为矛盾斗争为主，争权夺利的矛盾日益突出。

这两个集团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动乱中都分别加强了各自的势力，两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人物都如愿以偿地进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

林彪的“副统帅和接班人地位”写入了党章；林集团的五员大将：黄永胜、叶群、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一手把持了掌握军队实权的军委办事组；一些亲信也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并把持了一部分地方政权，真可谓权势赫赫，不可一世。

江集团也今非昔比：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顾问康生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一批亲信和骨干进入中央委员会，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当上了中央委员。

但林彪的权势仍然超过江青集团，因为江青领导的中央文革在九大后已不复存在了。关于中央文革小组的取消，毛泽东在1969年3月间在谈到九大的文件时说：“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

在九大通过的新党章的草案中规定“设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中央文革这样的机构”，毛泽东在审阅时把它改为“设立若干必要的精干的机构”。在毛心目中，已经进行了三年的“文革”该准备收尾了，他考虑在适当时候召开四届人大，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把局势逐步纳入正轨。

中央文革的取消，江青集团的主要成员，除任政治局委员外，在中央政府和军队中没有任何职务，再也不能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发号施令了。江青后来发牢骚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直至1970年11月，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江青集团才重新获得一块公开合法的活动阵地。

两个集团展开了新一轮的互相勾结、互相利用和互相争夺，不可避免地在“权力再分配”问题上产生矛盾。

九届二中全会之前，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之间的矛盾激化，特别是原属江青集团的陈伯达倒向林彪集团一边，更是火上浇油。张春桥嘲笑黄永胜：“是个大老粗，什么也不懂。”林彪在同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会面时说：“张、姚不过是无名小卒，不知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也没有做过什么大的，不过是个小记者”。

作者指出，林彪与江青之间的根本矛盾当然离不开由谁来控制最高权力、控制军队、主宰中国这个核心问题。

林彪一家

在“九大”选举中央委员会时，双方各自策划，少给对方投票。林彪、叶群还布置同伙少投江青、张春桥等人的票。黄永胜说，要给这些“红人”“扫扫面子”。结果选中央委员时，江青少了6票。据邱会作的儿子萧光说，邱会作就是不投江青票的六人之一。江青气得要查票，毛泽东说，不要查，党的代表大会历来没有这种做法。事情才算了结。而张春桥、姚文元所在的华东组也有人不投叶群的票，叶群怀恨在心。两个集团之间的斗争已经开始表面化了。

九大后，1969年9月，林彪到江西省视察。他在讲话时说：在中国，小资产阶级可能把权抢走，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抢权，现在就要注意。他还明确说：据我看，上海就是小资产阶级掌权。地方上负责人不一定都了解两个集团之间的关系，但对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林彪还是相信的，故误以为是他传达了中央的“新精神”。《江西日报》、《福建日报》都发表了贯彻林彪讲话精神的社论和文章。对这些社论文章的矛头所向，江青等人心里当然是明白的。

为了标榜谁在理论上“正确”，他们也发生了争论。为了证明自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林彪在1968年八届十二中全会发言中，曾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欧洲中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相比较。林彪的本意是要拔高赞扬“文化大革命”，赋予它在人类历史发展上以重要地位。可是，江青为标榜自己是真正的“革命左派”，“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她认为把资产阶级的文艺复兴运动同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类比，是贬低了无产阶级，下令缩小对林彪讲话的传达范围。江青抓住了这个问题，并在林彪讲话上面做了一些批示。她把这个附有她批示的林彪讲话，送给了林彪，说如果林彪同意，请林彪把她对林彪讲话做的批语转毛主席。林彪批了请政治局讨论过后呈主席批示，毛泽东未予批准。

1969年秋林彪在苏州时，江青寄去一包材料，让林彪表态支持。其中就有借批判周扬之名，指桑骂槐地批判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将“文化大革命”与欧洲中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相比较的论点。林彪将江青送来的材料压下，不予理睬，江青自然极为不满。

后来江青来找林彪，他们发生了冲突。除了让叶群赶江青走那次外，还有一次林彪还扬言要找枪，要“毙了她”！

作者认为，江青抓住林彪这个讲话，居心叵测，确实想借这些小动作抬高自己，、。林彪之所以讨厌江青恨江青，也与江青老想证明他在“理论上有问题”、“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决定升降去留，生死存亡的要害问题不无关系。

既要篡权，没有枪杆子当然不行。“军队听不听话”和“听谁的话”自然也就成了矛盾焦点之一。张春桥私下曾不无忧虑地说：“我们只有笔杆子，没有枪杆子”，“最担心的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

两个反革命集团之间在争夺最高权力上明争暗斗，相互利用，尔虞我诈。

第三节、庐山上风云突变

在1970年8月的九届二中全会前后，林彪集团就设立“国家主席”和“称天才”两个问题突然发难，与江青集团展开了正面冲突，并导致了与毛泽东的矛盾尖锐化，毛下决心抓住了这一时机，解决他们在党内“搞宗派活动”的问题，击破其阴谋。 一、“设国家主席”和“称天才”问题的争论

在修改宪法的过程中，围绕着要不要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毛泽东和林彪发生了一场直接的争执。

1970年3月8日，毛泽东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同时提出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政治局通过了毛的提议。

3月9日，政治局遵照毛的指示，开始了修改宪法的准备工作。3月17日，政治局就修改宪法的指导思想和修改宪法中的一些原则性问题向毛等人写了《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毛泽东批阅了这个请示：“同意第一项所提修改问题的意见。”这里也包含同意不设国家主席。

3月17日至20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问题。到会同志拥护毛泽东关于召开四届人大、修改宪法的意见和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

3月18日，会议秘书组根据各组简报整理的“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意见”材料中写道：“同意《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这一文件。并提出了下列补充意见：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七个组的多数同志，同意《请示》中提出的意见，不设国家主席”，“按照全国、全党、全军的共同愿望，都是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但大家一致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指示，认为这样更能体现党的一元化领导”。

4月11日，林彪从苏州通过电话向在长沙的毛泽东提出关于设立国家主席问题的三条建议，这个电话记录同时传给中央政治局。林提出的三条建议是：

“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

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职务。”

4月12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林的意见。多数政治局成员同意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并将讨论意见向毛泽东请示报告，毛当日就予以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毛的第二次否定意见）吴法宪和李作鹏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写上“国家主席”一章。因而当时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宪法修改草案讨论稿有设国家主席和不设国家主席两种方案。

4月下旬，毛泽东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他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作者认为，毛泽东这一次坚持他的意见，已经与前两次有很大不同，已经超出了修改宪法关于问题讨论的本来含义，有点怀疑别人建议他当国家主席是另有所图，别有用心了，话中还带有指出分裂危险的深刻含义。

5月中旬，林彪与吴法宪谈话，继续坚持设立国家主席的主张，他说：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要吴和李作鹏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写上国家主席一章。作者认为，林此时的理由，已经改变了以前“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的说法，而具有了对抗性，其实质是指责毛泽东正在制造“名不正言不顺”的政治局面。

叶群在1970年5月赋词一首，内有“将相奋起卫红旗”一句。她说：“这是警句。我们有相也有将，相就是陈伯达，将就是黄、吴、李、邱。现在相和将要一起奋起，保卫林副主席。”叶群的话，既说出林彪集团已经面临某种危机的现实形势，也说明了林彪集团的确已经形成一股势力，这股势力绝不是一般的力量，而是“有个缓冲作用。”

作者认为，此时，毛不赞成设立国家主席是出于政治上的种种考虑。因为毛在1959年二届人大之就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由刘少奇担任。事隔十余年，他更不愿意有打倒刘少奇后，自己复原职的误解。但若由他人担任，则在党的主席之外，又有一个主席，刘少奇的前车之鉴，不能不考虑。而抓住设国家主席和“称天才”问题反击林彪集团，也是毛泽东意欲削弱林彪集团势力的手段。 江青、张春桥等人在“称天才”等问题上和林彪一伙发生了激烈的争吵，都是为了各自集团的利益。

正因为上述因素的存在，这场争执才演变成为严重的政治冲突，一直到林彪集团彻底垮台。

林彪为何提出要设立国家主席？林彪是否想当国家主席？作者认为，这是研究林彪集团不可回避的两个问题。

国外有研究者认为，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国家主席一向是个无足轻重的虚职”、“一个没有实权的礼仪性的职位”。作者认为这种看法是不确切的。中国的国家主席所拥有的权力既不等同于现代君主政体下国家的君主，也不等同于现代共和制政体下的国家总统，其权限介于两者之间。中国宪法赋予国家主席的权力，是相当广泛并具有很大权威的。因此，国家主席并非是“虚职”或“礼仪性的职位”。

1958年12月10日，八届六中全会同意毛泽东的建议，他不作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主要出于中央主要领导人划分为一线和二线的考虑。

1959年4月，二届人大第一次会议选举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毛泽东在1961年针对中共中央主席与国家主席的关系发表过重要谈话。他说：“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换成姓刘名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以前，两个主席都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都姓刘。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这一谈话表明由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是将权力平稳过渡到“接班人”手中的重要措施。

1969年刘少奇惨遭迫害致死之后，国家主席空缺。谁继任国家主席呢？

按照当时的政治形势，只有两人可担此任：要么毛泽东，要么林彪。

国家主席所拥有的权力对林彪来说，是否是可有可无的？林彪为什么要抓住国家主席问题发难？

作者分析：

第一，林彪虽然为“接班人”、“副统帅”，但他的权力还是有限的。

实际上，党的副主席并没有多大实权：毛泽东是党的威望无比的领袖，一切党的重大事务必须由毛拍板；在政府内，自1954年起，林彪即任国务院副总理，受周恩来领导。即使在1959年林彪取代彭德怀主持中共中央军委工作以及1966年成为党的唯一副主席后，其行政职务仍是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在总理周恩来之下。

而且毛泽东对林的信任是有一定限度的。作为接班人从来没有享受到像刘少奇那样大的权力。叶群私下发牢骚说：林彪不就是个副主席、副总理、国防部长么！这么多年来就是这么多工作。如果能够担任国家主席，林可以在国家机构中获得一个与党内职务相应的位置。

第二，林彪认为毛泽东有改变接班人的想法。

林自己就说过：“我这个接班人是不保险的，不可靠的，现在是没有人，刘少奇不也当过接班人吗？”刘少奇的悲剧不能不深深地铭刻在林的心中。

九大期间，使林焦虑和猜疑的问题更多。在推举大会主席时，会场上曾经出现过非常耐人寻味的一幕。毛泽东突然说：“我推荐林彪同志当主席。”林毫无准备，但他立即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毛泽东随即提出更新的建议：“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虽然毛继续担任大会主席，但他这一极其特殊的举动，对林、对会议的全体代表产生极其复杂的政治影响。

作者指出，九大党章取消了八大党章设立名誉主席的规定，这表明毛已经改变了八大党章上所安排的，自己到适当的时候不再担任中央主席，担任名誉主席来解决“接班入”过渡问题的一些措施，说明只要毛泽东在世，林彪不可能通过毛泽东退居二线的形式直接“接班”了。林彪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

九大期间，毛泽东就“接班人”的问题与林彪谈过话，毛泽东对林彪谈到，你年纪大了以后谁来接班，曾提到张春桥的名字。毛关于张春桥也可以接班的话，林绝不会对此无动于衷。

种种迹象使林彪意识到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势力发展有超越自己的趋势。

林、叶夫妇

第三，林彪集团的真实意图确是希望林彪担任国家主席。

林本人是否想当国家主席，这一直是研究中争论不休的问题。虽然没有资料证明林本人直接表达过想当国家主席，但林彪集团的言行是最好的注脚。从表面上看，在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设国家主席后，他仍坚持建议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但实际上林彪是别有用心。

“九一三”事件后，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的谈话中，曾分析了林彪等人主张设立国家主席的用心：“那个司令部要我当国家主席是假，林当主席、林接班是真。也有一些人是真心要我当主席，和林彪不一样。有人说，我不当主席，老百姓通不过。我说：我不当主席有十几年了嘛。我这个人，同你们吹吹是可以的，要我当国家主席，天天迎接外宾，迎来送往，什么国书啊，那一套，无非是催我见上帝。”

邱会作交代说：“我知道毛主席不同意设国家主席，也不愿意当国家主席，要是设国家主席，这职务肯定落在林彪身上。”

李作鹏则公开对别人说：林彪当国家主席，“比较合适”，“也能通得过”。

1971年10月21日，吴法宪就设国家主席问题亲笔交代了四条：

“（一）一九七〇年四月中旬和下旬，主席两次告诫林彪不要再提设国家主席之后，五月中旬有一次我见林彪时，我问他对宪法修改有什么意见，他说：他主张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要我和李作鹏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写上国家主席一章。

（二）七〇年七月，叶群曾向我当面说过：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三）七〇年八月初叶群打电话对我说：林彪的意见还是要坚持设国家主席，你们应在宪法工作小组提议写上这章。

（四）七〇年八月廿一日在庐山，黄昏前叶群邀吴、李、邱去游仙人洞。叶群说：设国家主席还要坚持。我根据林彪、叶群的交代，八月廿三、四、廿五日先后同王秉璋、王维国、陈励耘等人讲过坚持设国家主席问题，对其中有些人还讲过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关于叶群说“如果不没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后来吴法宪翻供说，这话是汪东兴说的，九一三以后的专案组逼迫他将此话安在叶群头上。吴法宪在《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写道：“（一九七O年）八月二十日，我约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一道下（庐）山，一起去接中央和各省市来的人。程世清是东道主，我管飞机。我和程世清过去就很熟悉，所以在下山的路上他同我说起，前一天他陪毛泽东上庐山，汪东兴对他讲：这次修改宪法，要坚持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怎么当我们的国家主席呢？不设国家副主席，林彪同志往哪里摆？’我听到这句话感到很高兴，我想汪东兴传的话，就是主席的意思吧。这一下，我感到心里更有底了。这里我要特别声明一下，过去很多文件及文章都说，这句话是叶群亲自对我讲的，这根本不是事实。实际上，这句话是我从程世清那里听到的，是汪东兴传来的话。叶群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句话。这是一个多年的冤案，我要在这里更正一下。这里当然我有一定的责任，但历史就是历史。当年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对我审查时，专案组为了收集林彪有‘野心’的证据，千方百计地诱导我，非要我把这句话安到叶群的身上。我开始拒绝了，后来迫于他们施加的种种巨大压力，就顺从他们，说了违心的话。但我在当时写的材料上，对一些被逼出来的假话都做了记号，怕时间一长，自己也忘了。如果现在还能找到我当时写的材料，就会看到，我当时特地在这句话下面做了记号。”“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作者指出，这句话下面吴的确做了记号。此话到底出自谁之口，已无从考证，但却能表达林彪集团的真实意图。

第四，以“天才论”、设“国家主席”为借口发难，可以赢得多数人的赞同，借机打击江青一伙的势力。

打击对林彪构成直接威胁的张春桥等人，以此来间接削弱毛泽东的力量，当时对江青集团不满的人很多，不只是林彪集团。事实上，许多和江青一伙有矛盾的人，当时有意无意地站到了林彪一边。林彪集团从打击江青、张春桥入手，应该是利用或至少是看见了这个局势。

林彪等坚持设国家主席，也并非坚持这种体制。林彪等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大做文章，主要是为了借此巩固其地位，并打击江青集团。因此，设国家主席和“称天才”，成为林彪集团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基本策略。

作者作了逻辑分析，林彪集团准备上庐山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同张春桥再大斗一场。党章上已确定林彪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了，有资本，有力量来争一争了。筹备召开四届人大、修改宪法，是一次“权力再分配”的好时机，若能遂愿当上国家主席，不仅可以巩固他接班人的地位，也是对日益膨胀的江青集团的沉重打击。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假如指出张春桥是反“天才论”，反毛主席的，利用参会的中央委员们对毛的崇拜心理，肯定会赢得大多数人赞同，一方面逼毛泽东不得不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让步；另一方面可以借此打击张春桥。而一旦确立了国家主席制度，总理人选必须由国家主席任命，这样，张要当总理，必得通过林彪这一关，林彪就可以遏制他。

这种做法也避开了同毛泽东发生直接对抗。 二、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冲突

毛泽东已觉察到这两个集团间的矛盾有所发展和林彪一再坚持设国家主席的用意，预感到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可能会发生冲突。因此，在二中全会开幕前夕，1970年8月22日晚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强调：要把这次大会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而不要开成分裂的、失败的会。

在这次常委会上，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讨论中，除毛泽东外，其他四名常委均提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应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周恩来、康生、陈伯达都同意设立，林彪也附和。只有毛泽东坚持说：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

8月23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正式开幕，林彪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之后，一反“主席拥护的你就拥护，主席反对的你就猛反对”的行为准则，敏感地抓住张春桥这一突破口。林彪采取主动进攻的姿态，用他惯用的推崇毛泽东的手法，发表了富有煽动性的讲话。

林彪着重讲了“元首”的问题：“这次宪法修改草案，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无产阶级专政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上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用宪法的形式固定下来非常，非常好！可以说是宪法的灵魂。是三十条中间在我看来是最重要的一条。这条反映出我国革命经验中间最根本的经验。”

林还说：“这次宪法里面规定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规定毛泽东思想是领导思想。我最感兴趣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林彪明知毛泽东反对设国家主席，明确表示自己不当国家主席，却换了一个名词，用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元首”这样的称呼，实际上又把设国家主席这个问题尖锐地提了出来，已经把“元首”即国家主席的头衔强加给毛泽东。他还说：“这个领导地位，在国内、国外除少数极端反动分子以外也都承认。”

对林彪的这个讲话，毛泽东当场听了，没有任何表示，似要看事态的发展。

林彪发言后，康生表示对林的发言“完全同意，完全拥护”，并提出，在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如果是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的时候，那么（国家）主席这一章就不设了。”

林集团的成员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在小组会上散发他们搞的恩格斯、列宁等称“天才”的语录，声称有人利用毛泽东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并鼓动与会者要毛泽东任国家主席。在小组讨论过程中，林彪的讲话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者的拥护。据说，二百多个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只有毛泽东、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少数人没发言，其他入都发言了，而且都表示拥护。在讨论中，还有人提出宪法应写上毛泽东是国家主席，林彪是副主席。有的人发言中点了张春桥的名，有些人不点名地攻击江青。

陈伯达在华北组发言，他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他还大谈“天才论”，并引用吴法宪的话说，“这样的人要否定(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要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之后，有的人竟然怀疑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想搞历史翻案。我就提出这个问题。“我看这种否定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材。要赶快觉醒起来，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他还手舞足蹈地边比划边说：“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了，欢喜得跳起来了。”

吴法宪在西南组的发言中说：“在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竟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吴法宪制造政治局内存在反对“贬低毛泽东思想”的尖锐斗争，可以借机打击对立面康生和张春桥等人，还可以树立林彪在新的形势下继续“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形象。

吴法宪、豆豆、叶群、林立果

在中南组，叶群声泪俱下地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得多，懂得的多。难道这些话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汪东兴，也发言支持设国家主席。汪东兴说：“根据中央办公厅机关和八三四一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有的说不当国家主席可以减少些事务，如接见外宾等，事实上凡到中国来访问的外宾，绝大多数主席都接见了，主席不接见他就不走。主席的接见，影响是巨大的。”“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

据大会秘书处印发的“华北组会议第二号简报”（1970年8月24日）载：“大家热烈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重要、非常好、语重心长的讲话。认为林副主席的讲话，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大家听了陈伯达同志、汪东兴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别是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认为在经过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党内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别，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林彪集团以为胜券在握，但高兴得太早了，他们忽略了决定性的因素是毛泽东的态度。

8月25日中午，江青率张、姚到毛泽东的住处，向他反映了会议上发生的情况和“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引起的巨大反响。这次见面到底谈了什么，如何谈的，尚没有见到详细可信的材料，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就是毛泽东明确地站在江青、张春桥的一边。而态度最积极的“理论家”陈伯达，则作为出头鸟，成为首先被点名批评的对象。

8月25日下午，毛泽东要汪东兴立刻通知召开有各组召集人参加的常委扩大会议。他先分别同林、周、陈、康进行单独会谈。随后，他向到会的人宣布：刚才，我和几位常委商量，认为现在各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会议决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被他称为“反革命简报”的“华北组会议第二号简报”。毛泽东在会上气愤地说：“设国家主席的事不要再提了，让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他还对林彪说：“我劝你也不当国家主席！”当面给了林彪一个警告。当晚，周恩来主持各大组负责人会议，传达了常委会的决定。

会议形势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林彪一伙顿时慌作一团，吴、叶、李、邱立即找小组秘书收回自己的讲话，已经写成简报的也不让印发上送，完全乱了阵脚。林彪集团只能转攻为守，尽量把事往陈伯达身上推，上保林彪，下保自己。林彪试图稳住局面，他私下传话给吴法宪等：不要再坚持设主席了，也不要提“天才”了。当周恩来提出要吴法宪检讨时，林彪在暗中给吴法宪打气：“你没有错，不要检讨！”刚从北京来到山上的黄永胜也悄悄销毁了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

在这一回合的较量中，林彪集团打了败仗。

从8月26日到30日的五天里，全会各小组一直休会，毛、周不分昼夜地找人谈话或开小会，调查研究。毛心里大体明白了，他在陈伯达整理的那份论述“天才”的语录上，写下了一大段批语，在这个批语的抄清件上，他又加上了一个标题——《我的一点意见》，在全会印发，对陈伯达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不久后陈伯达被定为“反党分子”。

毛泽东看出这场风波与林彪有关，但他把批评集中指向陈伯达一人，对林彪仍不去触动，采取了保护的态度。在《我的一点意见》的手稿上最初有一句：“陈伯达摘引林彪同志的话多至七条，如获至宝。”但在文件印发全会前，他又删去这句话，并把修改件给林看。

《我的一点意见》

1970年9月6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闭幕。毛泽东要林彪主持闭幕会。

在闭幕会议上，毛泽东对党的路线教育问题、高级干部的学习问题、党内外团结问题作了重要指示。在讲到高级干部读马、列的几本书的问题时，他说：“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呀，就照着吹呀，那末，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哟。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基本开始嘛，不妨碍工作。”“要读几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一讲读哲学史，那可不得了呀，我今天工作怎么办？其实是有时间的。你不读点，你就不晓得。这次就是因为上当，得到教训嘛，人家是哪一个版本，第几版都说了，一问呢？自己没有看过。”在讲到党内外团结问题时，毛主席说：“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所谓讲团结是什么呢？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提出团结的口号，总是好一点嘛，人多一点嘛。包括我们在座的有一些同志，历来历史上闹别扭的，现在还要闹，我说还可以允许。此种人不可少。你晓得，世界上有这种人，你有啥办法？一定要搞得那么于干净净，就舒服了，就睡得着觉了？我看也不一定。到那时候又是一分为二。党内党外都要团结大多数，事情才干得好。”

主持会议的林彪最后简单地说了几句：“这个会议整个进程中间都是主席亲自指导的。会议过程中间出现的问题，主席很敏锐地发现了，顺利地解决了。这个会，可能成一个是团结的会，还是个分裂的会？经过主席的这种指导，依然变成了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 如何判断九届二中全会上这场斗争的性质？

作者介绍，“文革”时期，是根据中央转发的关于林彪罪行材料中的两个提法来定论的：一是林彪集团的一次未遂政变；二是林彪集团的政治纲领是设国家主席、理论纲领是天才论。

后来史学界有人发现这种提法有问题，就较少使用了。

第一，林彪一伙是在党的会议上，用合法的与和平的手段掩盖其抢班夺权的阴谋，把它称为一场政变，似乎根据不足。在最高检的《起诉书》中也没有把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活动列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而是把九届二中全会空过去了。

第二，设不设国家主席，这是国家政治体制中的一个具体问题，可以有不同意见。林彪一伙主张设国家主席是别有用心，揭露他们的阴谋野心就可以了，不必上纲为“政治纲领”。天才问题是一个理论问题，至今哲学界还有不同的认识。林彪一伙讲“天才”是别有用心的，要利用这个问题当棍子打击别人，图谋实现自己的野心。因此，只要揭露问题的实质就可以了，不必上纲为“理论纲领”。

九届二中全会打击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夺权阴谋，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陈伯达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林彪集团遭到了一次挫败。但是，全会没有从政治上清算林彪集团，也没有从组织上完全把他们揭露出来。斗争并没有完结。

2025年10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