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太薄，装不下他们的伟大 ……《沉默的荣耀》背后的故事。因不愿将吴石判死，刘咏尧连遭打击，内心愤懑

海南自贸港视界

光荣写在战旗上……

“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嗟堪对我翁。”

评价《沉默的荣耀》39集收官时，观众不止一次听到自己心脏被揪紧的声音。

结局的那几分钟像一把干净的刀，把观众平日里对谍战套路的麻木切掉，剩下的是裸露的痛和敬畏。

作为首部聚焦新中国成立前后台湾隐蔽战线斗争的重大主题电视剧，《沉默的荣耀》以真实历史事件为创作基础，再现1949至1950年间那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暗战。剧集播出后热度持续攀升，一句“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让无数观众泪目。

动荡年代的抉择

剧情主线围绕吴石将军（于和伟 饰）在台向中共华东局传递关键军事情报的故事。与此同时，共产党员朱枫（吴越 饰）在原交通员牺牲的危急关头挺身而出，主动请缨奔赴台接替。吴石与朱枫等四人组成“东海情报小组”，分别去完成解放战争尾声一项关乎成败的绝密任务。

该剧导演杨亚洲表示，“真正的英雄主义，往往诞生于‘无人知晓的沉默’。”剧集创作时最大的叙事挑战，恰恰源于历史的庄严本相——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四位核心人物，因地下工作铁的纪律要求，在台湾潜伏期间几乎没有四人同时相见的时刻。直至生命尽头，在敌人的法庭上慷慨赴死之际，他们才“相聚”。这种历史的真实，对电视剧惯常依赖的人物交集与戏剧冲突构成了严峻考验。

面对如何在“还原历史真实”的刚性要求与“保证戏剧性叙事节奏”的艺术需求之间找到平衡点的难题，这位曾经执导过《空镜子》《浪漫的事》等多部爆款剧集、以平实细腻叙事风格收获诸多肯定的导演直言，“我们曾陷入深深的叙事困境：如何在主角‘不相见’的现实中构建戏剧张力？如何让观众理解并共情这沉默中的伟大？然而，反复思量，我们最终选择向真实深深鞠躬。”

无人知晓的交锋

秉持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沉默的荣耀》以九成以上真名真姓的原型人物重现了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情节主线高度贴合史料，作品中所呈现的，大到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的社会生态，细微情节如蔡孝乾的亲属关系，甚至细节到剧中重要文墨字体，均有档案可考。

在此基础之上，“不相见”的叙事困境，反而成为剧集独特的张力来源。导演杨亚洲表示，在拍摄时，为了将隐蔽战线斗争中“沉默”下的暗潮汹涌具象化，“我们从历史研究、视听语言到表演调度，都做了系统性准备。在细节还原方面，我们通过查阅大量档案资料，尽可能还原历史。视听语言的‘沉默叙事’，采用‘负空间’声效，比如在关键对话时，突然插入钟表滴答声、远处电报声等环境音，强化紧张感。跟踪戏份则用长焦镜头压缩空间，制造一种窒息感。与此同时，我们要求演员对微表情进行控制，通过‘眨眼频率’‘手指微颤’等细节传递情绪。其实真正的暗潮汹涌，往往藏在茶杯里。”

通过平行叙事与细节勾连，观众在沉默中感受信仰的共振。例如，吴石在办公室中审阅战报的冷静，与朱枫在暗巷中传递情报的惊险，形成一种无声的呼应。他们未曾并肩，却始终同行。

在情感表达上，《沉默的荣耀》也尽量保持克制。观众从一开始就知晓吴石、朱枫等人牺牲的结局，但剧集没有因此陷入“悲情宣泄”的窠臼，而是将这种“已知结局”转化为叙事优势，当观众不再追问“他们能不能赢”，而是把情感聚焦在“他们还能走多远”时，每一个看似平常的场景都被赋予了特殊的重量。

细腻鲜活的人物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剧中吴石赴台前的这句低语，既是角色的决绝，亦奠定了整部作品内敛坚定的表达风格。为获取更多情报，吴石毅然前往台湾，继续向中共华东局提供重要情报。原本打算从香港回上海的朱枫，在吴石的交通员牺牲后，也毅然赴台接任。吴石与朱枫等四人组成“东海情报小组”，分别去完成解放战争尾声一项关乎成败的绝密任务。

在那段风云变幻、波谲云诡的历史时期，吴石犹如一颗深埋在敌方阵营的定时炸弹，他凭借着过人的智慧、非凡的胆识以及坚韧不拔的意志，在敌人的心脏地带步步为营。吴石信仰觉醒源于对腐败政权的失望与对民族未来的清醒认知。剧中并未将他塑造成天生的革命者，而是通过其家庭关系、职务压力与内心独白，展现他在历史洪流中的挣扎与抉择。导演杨亚洲表示，“于和伟的表演，以克制中见力量著称。他那种‘憋到极致’的演法，反而让观众更加切肤地感受到他内心的惊涛骇浪。”

暗潮涌动之下，英雄的身影从未独行。聂曦作为副官，凭借出色的外勤能力成为吴石行动的关键臂膀；陈宝仓作为又一潜伏于敌营核心的高级将领，舍身冒险获取一手情报......他们与其他众多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一起，共同铸就了这段鲜为人知而亟须传颂的光辉篇章。对英雄个性的表达处理让观众更易共情，比如吴石重视乡情的特质，朱枫对女儿的牵挂。这种“没有主角光环，只有集体荣光”的叙事视角，恰恰呼应了历史真实——隐蔽战线的胜利从来不是个人英雄主义，而是无数无名者的接力与牺牲。

与此同时，反派角色也避免了工具化呈现，如谷正文的塑造，他“智商在线”，以近乎偏执的认真死盯着吴石的破绽，令吴石等人的正义抉择与努力更显艰辛与宝贵。

《沉默的荣耀》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对“信仰”的深刻诠释。吴石与朱枫等人的信仰，是对民族未来的坚定信念。剧中通过他们与华东局的单向联系、情报传递过程中无处不在的风险，展现了信仰在绝境中的韧性。

《沉默的荣耀》剧组人员

吴石将军（原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

陈宝仓将军原型人物：

陈宝仓将军牺牲后，友人冒死领出腐烂遗体，女儿好友潜水偷渡运回骨灰

一位抗日有功的国民党中将，牺牲后连遗体都要靠友人冒险认领，骨灰绑在身上、潜水偷渡才能送回大陆。这样的事，不是小说里的情节，是革命烈士陈宝仓身后，一段满是血泪却又透着骨气的真实过往。

陈宝仓早年加入国民革命军队伍打硬仗，抗日战争时在浙江、福建一带抗击日军，后来官至国民党国防部中将高参，还兼任联勤总部第四兵站中将总监，管着前线的后勤补给，手上握着不少重要资源。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早就和我党接上了头，成了隐蔽战线的一员。

1949年，他受组织安排去台湾，配合吴石开展军事情报工作，专门收集台湾海防部署的信息，为解放台湾做准备。那时候他和吴石各有分工，情报线互不交叉，本以为能稳妥推进，却没料到意外会从吴石那边传来。

吴石副官聂曦原型人物与剧中人物

《沉默的荣耀》剧中人物吴石副官聂曦

吴石副官聂曦牺牲前，遗书中给未出生的孩子取名，38年后终回大陆

1950年6月10日这天，台北马场町刑场的空气都透着一股子肃杀。

有个穿白衬衫的年轻人，手被反绑在身后，可腰杆挺得笔直，脸上居然还带着点淡淡的笑意，一点看不出害怕。

“砰”的一声枪响，他倒在了血里，眼睛却一直望着西北方，那儿是大陆啊，是他想回也回不去的家了。

这人叫聂曦，是吴石将军的副官，走的时候才33岁。他不光留下了这么个不怕死的英雄样子，还写了封给没出世孩子的遗书，和一个过了38年才实现的回家愿望呢……

在好多历史书里，聂曦的名字总是跟着吴石将军，说是他的副官。其实啊，这位年轻军官在咱们中共隐蔽战线里，那可是个非常关键的“连接点”。

聂曦1917年生在福建福州，1940年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以后，就一直跟着吴石。他明面上是国防部史政局总务组组长，暗地里干的却是传递绝密情报的要紧活儿。

1949年，国民党那边快撑不住了，吴石被派去当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当时，国民党急着要把福州那些藏着秘密的档案运到台湾去。

吴石就叫聂曦和王强俩人想办法，把298箱绝密档案偷偷运到仓前山福建省研究院的书库里藏起来。后来这批档案完完整整地交到了解放军第十兵团司令部，给解放全国帮了老大的忙。

聂曦做事细心又忠心，吴石对他那是一百个放心。后来吴石决定去台湾继续潜伏，身边有人劝聂曦：“你才刚结婚，犯不着把一家子都搭进去。”

聂曦只跟他老婆王玉珍说了句：“吴先生信得过我，我不能中途掉链子。”就这份说一不二的忠心，让他成了“吴石案”里少不得的关键人物。

到了台湾，聂曦当了国民党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科长，正好借着这个身份，帮吴石和中共华东局派去台湾的特派员朱枫接头。

每次吴石拿到重要情报，都是聂曦负责转给朱枫；朱枫要办通行证什么的，也都是聂曦跑来跑去帮忙。他就像一根看不见的线，把那些分散的情报点都串在了一起。

这两年历史学者研究才发现，聂曦不光是听命令办事，还是情报系统的“安全阀”呢。

他自己琢磨出一套情报分类和暗号标注的办法，每次出去送情报，都要绕三条街看看有没有人跟着，小心得有点过头。

也多亏了这份小心，他在台湾那危险的环境里干了快半年都没被发现。

1950年3月，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抓了，后来还叛变了，这一下台湾的隐蔽战线可就遭了大殃。

特务们在查的时候，找到了一张假的出境证，名字写的是“刘桂麟”，是聂曦办的。

就因为这个，聂曦的身份暴露了。

3月16日大清早，聂曦刚从咖啡馆送完情报回家，家里已经等着三个穿黑衣服的特务了。

他没反抗，只是轻轻拍了拍老婆王玉珍有点鼓的肚子，说：“照顾好自己和孩子，别担心我。”那时候王玉珍已经怀孕了，聂曦心里清楚，自己可能看不到孩子出生了。

在保密局的审讯室里，那些特务坏得很，用烧红的烙铁烫聂曦，逼他说出情报网的事。

他疼得浑身是汗，却咬紧牙关说：“我就是个参谋，只管整理军事文件，不知道什么情报。”

就算有叛徒出来指认，还有那些物证摆在面前，聂曦也只承认自己做过的事，绝不肯连累其他同志。

在生命最后那几天，聂曦在牢里写了封遗书，字写得歪歪扭扭的——他的手被打肿了，笔都快握不住了：

“吾妻玉珍：我今天为了国家的事去死，不后悔。要是咱们的孩子生下来了，可以叫‘念陆’，希望他长大了别忘了大陆的老家，以后能回去。我虽然死了，魂魄一定会陪着你和孩子。聂曦绝笔。”

“念陆”，这名字里全是对家的念想啊，是一个爸爸对没见过面的孩子最后的嘱咐，也是一个再也回不了家的人，心里最深的盼望。

1950年6月10日下午，聂曦和吴石、朱枫、陈宝仓一起在台北马场町刑场被杀害了。

临死前，聂曦穿着白衬衫，脸上带着笑，一点都不慌。

连台湾的媒体都不得不说他“样子英武，做事光明磊落，死前一点都不怕”。

他就义前的这张照片，成了后人记住这位英雄的样子。

聂曦牺牲后没多久，王玉珍生下了一个儿子，照着聂曦的遗嘱，取名叫聂念陆。

因为是“叛徒”的家属，母子俩在台湾的日子过得可难了，连户口都不好办，王玉珍只能靠给人缝缝补补勉强过日子。

一直到1988年，两岸关系慢慢缓和了，聂念陆通过台湾红十字会提交了寻亲申请，同年10月就和大陆的伯父聂明联系上了。

这可是两岸红十字会专门帮忙寻亲促成的大好事，聂曦“勿忘故土”的愿望，从这时候开始有了实现的盼头。

2013年，聂念陆带着父亲的遗像回到了大陆，还专门去吴石将军的墓前祭拜。

他轻轻地跟父亲说：“爸，我带您回家了，咱们终于踏上老家的地了。”这时候，距离聂曦牺牲已经整整63年了，他魂归故里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也是在这一年，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里，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建成了，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四位烈士的雕像并排站在一起。

这里是全国唯一一个纪念隐蔽战线英烈的地方，到现在已经有846位烈士的名字刻在了广场的墙上，让后人来看望和怀念他们。

聂曦死的时候才33岁，本来能过安安稳稳的日子，却选了这么一条难走的路。他留下的不只是一个名字、一张照片，更是那种“要是回不来，那就不回来了”的英雄气概。

今天，咱们回过头看这段历史，心里难免会想：到底是什么让一个人愿意放弃一切，连没出世的孩子和最爱的家人都顾不上，去追求一个可能根本看不到的未来呢？

答案或许就藏在聂曦给孩子起的名字里——“念陆”，别忘了大陆，心里装着国家。

这可不只是历史书里的一页纸，更是一种精神的传递，提醒着我们，今天的太平日子和国家统一的希望，都是千千万万个像聂曦这样的人，用命铺出来的路啊。

聂曦烈士

《沉默的荣耀》聂曦死不瞑目的真正原因，是对吴石将军放弃生存的决定无法释怀

1950年6月10日，台北马场町的湿土被四双布鞋踩得发黏。

枪响前一刻，聂曦把脸微微仰起，像要接住一场迟到的雨。

没人给他遮眼，他也就顺势盯着北面海峡——那方向刚好是福州外海，浪头一层叠一层，像没写完的稿纸。

旁边宪兵只听见他低声嘟囔，录音机没开，传出来的版本只剩“新中国万岁”五个字，被后来电视剧拿去反复咀嚼，嚼得发苦。

谁也没想到，这句台词七十五年后还能再添新注脚。

去年斯坦福胡佛研究所翻出一本霉黄的日记，主人是美国小报记者David Rowe，当天被拦在警戒线外，却借了个长焦，把四张脸连毛孔都写进纸页。

他写：“第三人拒绝黑布，眼球偏北三十度，瞳孔放大，像要把对岸的灰云也吸进去。

” 同一页底下，Rowe补了一句医学外行话——“眼睑像被隐形线吊着，合不上”。

当时他只当是恐惧，如今看，倒成了法医论文里最直观的配图。

2023年夏天，大陆《法医学杂志》把那张行刑照喂给AI，算法冷冰冰地指出：聂曦左眼轮匝肌呈强直收缩，弹道终止于延髓，神经反射弧被瞬间掐断，眼皮却被最后一股电信号钉在半空。

一句话，所谓“死不瞑目”不是文学修辞，是眼髓中弹的标准副作用。

科学把浪漫拆台，却顺手把烈士还给了人——他也会紧张，也会抽筋，不是铜浇铁铸，只是死前没把视线从家乡挪开。

更早前，台湾档案局把“白色恐怖”卷宗摆到太阳底下，聂曦的自白书像一张迟到的高考答卷。

原来1938年他就偷偷填了“中共”志愿，比谍战剧里设定的1947年早了整整九年。

九年里，他混进“国防部”参谋次长室，从上尉誊抄员干到上校机要，把公章当印章，把密电当便签，一路升到能摸作战地图的位置。

档案员在页边画了道红杠：若未暴露，再熬半年就能拿到台岛布防图。

红杠后面是空白，像写断气的省略号。

台北马场町如今铺了木栈道，情侣傍晚来拍逆光剪影。2024年2月，市府在原地立了块说明牌，第一次用“为信念牺牲”给四人定性，没提“匪谍”二字。

说明牌对面，剧组搭景拍同款镜头，导演喊“眼睛再睁大点”，演员憋得红血丝爆裂，还是差那么零点三毫米。

现场老阿嬷路过，嘟囔一句“真正的那人，眼角是湿的”，声音被扩音器盖掉，只留在围观者的备忘录里。

聂曦的遗憾被后人一层层剥开：档案里缺一张台岛布防图，法医报告里缺一次闭眼，电视剧里缺一段互救导致的连锁暴露。

每一种缺，都像拼图少掉的那块，反而让人记住轮廓。

科学解释得了肌肉，解释不了他为何把最后零点五秒的目光留给北方；政治文件定性得了牺牲，定不了他九年潜伏里每天把心跳调到静音的孤独。

剩下的缝隙，只能靠观众自己填——有人填“信仰”，有人填“爱情”，有人填“回家”。

于是，当镜头再次扫过行刑场，观众会发现：真正让人挪不开眼的，不是子弹穿颅的刹那，而是子弹到来前，那个人把视线钉在海峡对岸的零点五秒。

那零点五秒里，有还没寄出的家书，有欠孩子的名字，有红旗没插上的遗憾，也有延髓中弹也关不掉的眨眼反射。

科学、档案、日记三方会师，把传说拆成零件，却拆不掉那零点五秒里，人类最原始的想望——想回家，想看胜利，想闭眼之前先看见想看见的光。

聂曦烈士被枪杀后，刑场上死不瞑目的相片

渗透在敌人心脏的英雄

王正均

中共特工、革命烈士

王正均（1924—1950），福建省福州市人，中共地下党员，在台湾期间协助吴石将军搜集传递有关中国国民党方面的秘密情报，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在狱中坚贞不屈，被蒋介石下令处以死刑，于1950年8月10日英勇就义，年仅26岁。

王正均牺牲61年后的2011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下发 《民政部关于批准王正均为革命烈士》的通知，上面标明王正均“1950年8月因执行革命任务牺牲”，英雄家人从此享受革命烈属待遇。

人物生平

王正均1924年农历正月二十九日生于福建省福州三坊七巷怀德坊水玉巷赛月埕二号，房东即是福建著名画家陈子奋。

王正均之父王鸣琦，又名王桂尹，出生于儒生家庭，幼承庭训，饱读诗书。王正均之母练时馨，出生于福州望族，为远洋练家之女，自幼与兄长一起读私塾，后毕业于福州女子家政学校，为曾任福州市市长、福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练知轩之姑婆。

王正均出生时，王家已没落，主要依靠王正均叔叔做小职员的收入生活，王父也时而做些抄抄写写的零工补贴家用。王正均兄弟姐妹四人，其居长，下有胞弟王正臻，胞妹王正椿、王正禧。

抗战爆发时，王正均一家生活陷入困境。1937年，王正均的奶奶因饥寒交迫而死。1939年，王正均从福州私立福华中学毕业后，因无钱缴学费，学业优良的他只好辍学在家。1940年，王正均之父活活饿死，停尸三天，无钱下葬，最终只好将王正均最小的妹妹，以30公斤地瓜米和两块光洋的价格，卖到平潭县给人做童养媳。用卖妹妹所得，王正均含泪将父亲下葬。

为了养家，刚满16岁的王正均请求母校帮忙，为他开了一张高中毕业的假文凭，凭此找到了在市郊郭宅乡抄写田赋粮册和户籍册的工作，每月薪酬是50公斤糙米。但只做了三五个月，他又失业了。他只好像父亲当年一样，利用自己的一手好字和好文章，为人代写家信和文章赚钱养家。

因付不起房租，王正均全家只好搬离水玉巷赛月埕，到隆普营花亭里18号为二婶娘家看房子，王正均的弟弟到回春药店当学徒。此时，抗战胜利，王正均进入国民政府福州新闻检查处做文员，全家搬至宫巷，与吴石副官、后与吴石一起英勇就义的聂曦为邻。

将王正均引向红色之路的，是他住在水玉巷赛月埕时的邻居聂能辉。聂能辉，闽清人，吴石副官聂曦的亲戚，也是王正均二婶娘家亲戚，抗战中与福州一批热血青年一起，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参加新四军，皖南事变时被俘，关在上饶集中营，参加赤石暴动后重回新四军，后曾被党派往福州做地下工作。南京解放前夕，他在江苏做地下工作时被捕，就义于南京雨花台。

福州解放后，中共福州市委为聂能辉颁发了革命烈士证书。中共福州市委还为聂能辉的母亲专门安排了工作，让她到福州飞云自行车门市部当出纳，聂能辉的弟弟聂能光后来也得到党和政府多方关照，成为中国著名动力学专家，长期在东北大学任职。

在水玉巷赛月埕陈子奋宅院，王正均家与聂能辉家住在同一进，为一个大厅的两侧，两人过往甚密。至于聂能辉是否为王正均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人，当王正均亲人向国家安全部求证时，中共情报战线长期负责人罗青长的秘书，曾意味深长地一笑，说：“王正均我们都知道，他是革命英雄。”也许随着两岸越来越多秘密档案的解密，王正均何时入党、谁是他的入党介绍人等，将清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确切的时间，当时是1946年。在这之前，王正均在国民政府福州新闻检查处做文员。当时，国民政府新闻检查处与国民政府邮电检查处合署办公，办公地点就在今天的林则徐纪念馆。在王正均堂弟王兴（原名王正兴）的记忆中，当时他们一家与堂哥住在一起，堂哥突往南京，甚至连招呼都没有打，他后来才从伯母那里知道堂哥已是国民政府国防部二厅中尉。至于是谁介绍去的，王正均的母亲也不知道。

史料记载，当时一批福州人正受共产党的指派，打入国民政府国防部。解放后曾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的吴仲禧（福州人），在他的一篇回忆录中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各战区撤销，吴石即奉调到南京任国防部史料局局长……我也于一九四九年春调到南京任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的虚职。报到前，我先到上海找到地下党联系人王绍鏊（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财政部副部长），接着见到了上海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潘汉年、张唯一同志，他们听了我的汇报后，一起讨论、研究了三个晚上，指示我要设法通过吴石的关系在国防部内找一个实职，以便于更好地开展军事情报工作。”

到当年9月，吴石通知吴仲禧，已帮他运作到国民政府国防部监察局出任中将监察官。正是在这个岗位上，吴仲禧为共产党解放军收集了大量情报。吴石不但提供大量的关系，为吴仲禧收集情报，还为吴仲禧传递情报提供方便，吴仲禧有时就住在吴石家，有时吴石安排吴仲禧住在自己的秘书龙舜琴家，龙舜琴家曾一度成为中共秘密联络点。吴石实际上从1947年就开始为中共工作，他的直接领导人之一刘人寿，是潘汉年的助手，也是福州著名海军世家黄炳承家族的女婿，其多位内兄是当时中国国民党重要战舰上电讯负责人。中共在上海做情报和策反工作的林亨元，也是福州人。应当承认，当时中共充分利用福州人重乡谊的文化性格，将一批福州人安插进国民政府国防部。

而王正均突然穿上军装，且进入中国国民党军队中枢机关，在其家人看来不可思议，实际上背后正是我党在布局。王正均堂弟王兴在接受本报记者独家采访时还在说：“王正均突然高就，我全家都觉得莫明其妙，因为我们把整个家族所有沾亲带故者过滤了一遍，发现没有一个人在军界工作。”当王兴对王正均突然“高就”有所明白时，已是王正均为其所信仰的共产主义事业献出生命时。那是1950年岁末，王兴在永安地委工作，地委有一张小报叫《永安电讯》，上面刊出王正均牺牲的消息，王兴这才知道堂哥早就开始为共产党工作了。

聂曦曾经与王正均同住于宫巷，是邻居，且王正均是其亲戚聂能辉的好友，在国民政府国防部时聂曦就与王正均过往甚密。

1949年8月14日，时任福州绥靖公署中将副主任的吴石，正在办公室里料理军务，一位不速之客突至，他是国民政府总统府侍从室主任林蔚，他带着蒋介石的手谕，从台湾飞抵福州，让吴石即日携眷赴台湾，出任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8月16日凌晨，吴石离榕赴台。此时，王正均随国民政府国防部先迁广州，再迁台湾，继续在国民政府国防部二厅工作。

到台湾后，聂曦升任中校交际科科长，上任前将吴石副官一职交给了王正均。至于这是否是中共党组织的授意，2003年夏天，记者曾赴上海采访病中的刘人寿，向其求证此事，刘人寿说：“吴石赴台湾后，曾亲自或派人到香港与我联系过，许多事都请示我们，我知道他换了副官。”可以肯定的是，我党和吴石此时都非常信任王正均。

蒋介石撤退到台湾后，全力进行整肃，台湾中共地下党遭到毁灭性打击。当时，中共在台湾最高领导机关是中共台湾省工委，当时的工委书记是化名“老郑”的蔡孝乾，这是唯一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台湾人，也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委员。对解放台湾的困难估计不足，都认为解放台湾指日可待，而中共台湾地下党连一部与华东局、中共中央直接联系的电台都没有，给党的报告都是写在纸上，然后藏进牙膏内，交给跑香港至台湾轮船的地下交通员，带到香港，转交给中央。中共台湾地下党忙着做迎接解放军入台准备，却低估了地下工作的危险性。

当时，中共台湾省工委有四位领导人，书记是“老郑”蔡孝乾，另外三位分别是化名“老吴”的张梗、化名“老钱”的陈泽民、化名“老刘”的洪幼樵。“老钱”陈泽民于1949年11月被捕，“老吴”张梗于1950年元旦被捕。当时，“老郑”蔡孝乾，根据党组织的安排与一位苏州籍妙龄女子一起住在台北中山区。在台湾情治机关地毯式的搜捕中，“老郑”蔡孝乾被捕，对方从他身上搜到一张拾元面额新台币，在这张纸币上发现了两个电话号码。没几天，“老郑”蔡孝乾叛变，供出这两个电话号码的主人，一个是与之同居的计小姐，另一位是朱小姐。台湾情治机关很快确定“老郑”蔡孝乾随身带着那张妙龄女郎照片即为计小姐的留影。

朱小姐，即是中共从香港派往台湾直接与吴石接头并传递情报的红色特工朱枫，又名朱谌之。计小姐，原名马雯娟，也是中共地下党工作人员。

“老郑”蔡孝乾在1950年1月29日被捕，2月6日晚上成功潜出关押之地。三个月后，“老郑”蔡孝乾再度被捕。化名“老刘”的洪幼樵，也在从基隆准备开赴澳门、香港的“四川”号客轮上被捕。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遭到毁灭性打击，大批英雄儿女相继倒在敌人的刑场上。

话说，“老郑”蔡孝乾在暮色苍茫中潜出敌人魔掌后，台湾情治人员分析，逃走的“老郑”蔡孝乾很可能会与“计小姐”马雯娟在一起，而他们此时一定是要想方设法离开台湾，于是特别加强了对出境人员的审查。

一日，台湾情治人员在警务处已经批准出境的一大堆文件中，忽然检查到一份署名“刘桂麟”小姐的出境证，这位刘小姐的照片，与“老郑”蔡孝乾随身带着的计小姐照片一模一样。这张出境证，是以“军眷”的名义办的，申请表上填的刘桂麟为“刘永渠高参之女”，目的地是舟山定海，所填的在台湾居住地是台北杭州南路XX巷XX号。特别是在刘桂麟申请离台的材料上，还夹着一张刘桂麟出境证托办人的名片，此名片为聂曦的。于是，台湾情治人员就沿着刘永渠、聂曦、杭州南路这三个线索寻找“计小姐”马雯娟。

很快，查到台湾高参中并没有刘永渠之人，接着又查到杭州南路某巷某号是台湾电力公司招待所，吴石一家曾在此居住过，而对于聂曦，谁都知道他曾是吴石副官，深得吴石信任。

也正是因此，吴石、聂曦、陈宝仓、王正均、王济浦、方克华、江爱训、林志森、吴石夫人王碧奎等接连被捕。

王正均当时主要承担的工作：一为吴石收集相关情报；二为传递情报。从台湾“国防部”新近解密的一份档案——时任中国国民党参谋总长周至柔上报蒋介石的一份关于办结吴石案的呈签报告上看到，上面特别记载着王正均将陈宝仓中将绘制成表格的台湾驻军部署及沿海防御工事图等重要情报，交给中共情报传递人，最后这份情报辗转送到了香港的吴仲禧手上。

在台湾潜伏的日子里，王正均还做了一件事：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老郑”蔡孝乾被捕叛变，吴石得知消息，让聂曦出面约见朱枫，告诉他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并已供出朱枫，台湾情治机关随时可能对她下手，通知朱枫不能再住在女儿家，必须赶快转移。朱枫按照吴石的建议，转移到阿里山大酒店。临走前，她只来得及给女儿留下一张纸条，说自己有急事需要离开。而此时，台湾的空中、海上航线已被全部紧急封航，只有一架军用运输机将在2月4日飞往舟山群岛。吴石让王正均出面拿到了一份特别通行证，2月4日傍晚朱枫搭乘这架军用运输机飞往舟山。

中国国民党情治机关也迅速派人追到了舟山，并立即掌握朱枫在当地可能居住的地方：一是定海县城妹妹家，二是沈家门好友家，但最终一一扑空。朱枫极富地下斗争经验，她住进了沈家门私立存济医院，因为医院人员流动大，也不需要出示户口，便于掩护自己。最后，她在国民党情治当局篦梳般搜索中，于2月18日被捕。朱枫吞金未死，被押往台北受审。

在狱中，面对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王正均拒不承认犯罪，对任何问题都以“不知道”、“不懂得”相答。当时，有人曾劝他：“你仅是副官，系吴石从犯，只要认罪，只要悔过，或许能保住性命。”但王正均宁死不屈，不愿以牺牲气节而苟且偷生。他在绝笔信上写到：“我无言可诉。”他抱定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的决心。

王正均烈士绝笔手迹

《沉默的荣耀》吴石牺牲后两月，蒋介石下令，一名26岁副官王正均被杀

1950年6月10日，台北马场町的枪声响起前，王正均喊出的那句“新中国万岁”，被2023年6月新出土的刑场记录补上了。

此前，人们只知道他沉默赴死，像一张被揉皱的纸，扔进历史的碎纸机。

如今，纸团展开，字迹带血，原来他早就把话说透了，只是听的人不在现场。

很多人把王正均当成“吴石的副官”，仿佛他只是个跑腿的。

可解密档案里，他的代号是“电台”，23次加密通报，7份绝密，其中一份让舟山十二万国军连夜登船，海雾还没散，岛屿就换了主人。

蒋介石在批示上写“务必根除余孽”，笔锋戳破纸背，恨意隔着七十年都能闻到。

那行字旁边，是谷正文的签名，他亲自把电刑旋钮拧到最大，王正均的十指全碎，狱医记录写得像拆零件清单：骨折、灼伤、皮下爆裂，一共九种。

刑讯室没有回声，因为惨叫被毛巾堵回喉咙，只剩电流的滋滋声，像老式收音机在找频道，却永远找不到。

更晚公开的细节是身份。1948年福州战役，闽浙赣省委书记曾镜冰在巷弄里拍他肩膀，一句“组织批准了”，王正均就成了特别党员。

没有宣誓仪式，没有红布横幅，只有远处炮声当礼炮。

此后他随吴石赴台，揣着一颗随时会炸的雷。

雷炸了，他先死，吴石后死，两人隔着四个月，同一批子弹。

聂曦在同一支部，后来也倒在同一片沙地，血渗进去，来年野草疯长，没人知道哪一株喝过他们的血。

台湾学界这两年开始翻案，论文标题一个比一个冷静，却都绕不开“白色恐怖”四个字。

他们争论遗书真伪、情报数量、介绍人到底是谁，像一群法医围着一具骨架吵死因。

可骨架不会说话，只会保持最后的姿势：背脊挺直，十指蜷曲，像还在发报。

福州老家的纪念广场立了他的雕像，青铜色，手里没有枪，只有一只小小的无线电旋钮，游客伸手去摸，摸到一手冰凉，那温度提醒：发报机不是玩具，是吞肉的兽。

最微妙的是蒋经国日记。

他当年每天追问“王正均开口没有”，字迹从工整到潦草，最后只剩一句“仍无言”

那几页纸被时光泡得发脆，却像镜子，照出小蒋的失眠与恐惧：原来有人能用沉默喊万岁，能用骨头发报，能把名字写进空气里，枪声一响，电波反而更强。

如今，台北马场町的纪念公园把那句“新中国万岁”刻进石碑，游客拍照打卡，夕阳照上来，字像刚愈合的痂，一碰就疼。

两岸档案对不上数字，其实无所谓。23次还是32次，7份还是10份，都改不了结局：他让一座岛在撤退夜里失去方向，也让自己在黎明前失去生命。

历史有时候不需要完整拼图，只要一块带血的碎片，就能划破包装完好的叙事。

王正均留下的，正是那块碎片，锋利到足以割开“无言可诉”的包装，露出里面滚烫的四个字——新中国万岁。

面对坚贞不屈的王正均，蒋介石下达了死刑令。

吴石、朱枫、聂曦、陈宝仓四人于1950年6月10日英勇就义。8月10日，王正均慷慨赴死，年仅26岁。

1950年8月10日，王正均在临刑前镇定地写下绝笔信。

1950年岁末，福州，王正鲁哥哥王正镐的家里，突然来了一位素不相识的中年男子，他将绝笔信递到王正镐手上，说：“你弟弟已为革命牺牲了。”至于这封绝笔信是如何送出台湾的，随着王正镐的离去已无人知晓。

王正镐病逝前，将王正均的绝笔信交给王鸣琦胞妹王友雅保存。上个世纪60年代，王友雅又将此绝笔信转给王兴珍藏。

王正均的弟弟在解放战争期间病逝，卖到平潭的妹妹一直未寻找到。目前健在的只有大妹王正椿。王正椿成年后嫁给解放福州的十兵团山东黄县籍军官，上个世纪60年代，随转业到江西德安县当交通局长的丈夫赴江西定居，后又随儿子在山东济南生活。这也是国家安全部在吴石“密使一号”身份解密之后，多次来榕寻找王正均家人而不得的原因。

王正椿在知道国家批准哥哥王正均为革命烈士后，哭了整整一晚上。王正椿小女儿一家还生活在福州。

当年台湾国防部军事法庭主审吴石、朱枫、聂曦、陈宝仓等四人“共谍”一案的主审法官，终审结束了，三位主审官建议对四人判死缓刑，但最终蒋介石提笔签下“立场执行”！

1998年8月，刘咏尧在台北荣民总医院弥留之际，曾短暂醒来，要求家人将他的黄埔军校一期毕业证书和吴石案审判侧记手稿放在枕边。当护士为他擦拭额头时，发现老将军眼角挂着泪珠，嘴唇翕动着重复“判死缓刑”四个字，直至停止呼吸。

刘咏尧保存几十年的吴石案审判侧记手稿，对老将军而言，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份手稿的空白处，用铅笔写满了“悔”、“憾”、“辜”等字样，与正文的钢笔字迹形成了极为强烈的对比，那钢笔字是严酷的，衬托出的是铅笔字的愤恨与痛苦。

刘咏尧对吴石案难以释怀，不是在弥留之际才泛起的，他的孙女刘若英后来在采访中透露——爷爷晚年常对着泛黄的照片发呆，照片里，吴石将军正指着地图讲解，爷爷站在旁边记笔记。他们之间仿佛有着跨越生死的精神共鸣，爷爷的发呆，既是一种凭吊，也是对那一段历史无言的、饱含遗憾的凝视。

1950年3月，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因传递《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等核心情报被捕。蒋介石亲批“从严、速审”，并指定二级上将蒋鼎文任审判长，刘咏尧与韩德勤为审判官 。此时的刘咏尧已官至国防部次长，是黄埔一期最年轻的学生，素以“儒将”著称。

面对这起被定性为“叛乱”的铁案，刘咏尧并未急于定罪。他耗时一个多月，逐条核查保密局提供的证据链，发现吴石虽传递情报，但未直接导致军事失利，且其清廉程度令人动容，被捕时家中仅搜出10两黄金，而且一部分已寄给阵亡将士家属，远低于同期国民党高官贪腐水平。更令他感到震撼的是，吴石在酷刑下左眼失明仍坚贞不屈，审讯中只字不提组织成员，只反复强调“问心无愧”四个字。

出于良知与对军人信念的尊重，在评议此案时，刘咏尧明确提出，“吴石所为出于信念，非为私利”，主张“可杀其志，不必夺其命。”他的这一提法，后来被称为“台湾白色恐怖”下一道散发人性的微光。

1950年4月，在吴石案的初审中，刘咏尧联合蒋鼎文、韩德勤提出“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建议。在当时，刘咏尧给出了三点理由：其一，吴石曾参与淞沪会战、徐州会战等抗日战役，战功卓著；其二，其传递的情报多为战略部署，旨在减少平民伤亡，未造成即时危害；其三，保留活口，可为未来两岸和谈预留空间。

这是公开的说法，私下里，刘咏尧在审判侧记中亲笔写下了这样的话语：“今日笔下有千秋史笔，亦有人命关天，吾人宁负上意，不负天理。”

然而，由刘咏尧主导的这一判决建议却彻底触怒了蒋介石。1950年6月7日，蒋介石在呈文上批示“审判不公，蒋刘韩为罪犯说情，应即革职”，并绕过正常司法程序，直接签发了“立即执行死刑”的密令。

在蒋介石的粗暴干涉下，1950年6月10日的再审现场，彻底沦为政治表演。慑于蒋介石的“淫威”，法庭仅用十分钟便完成审讯，草草宣判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等四人死刑。据当时在场的书记员回忆，刘咏尧在宣读死刑判决时“声音颤抖，钢笔数次划破纸面”，而在吴石被押离法庭的瞬间，刘咏尧突然起身整理军帽，这个本应庄重的动作却因过于用力导致帽徽歪斜。更具象征意义的是，刘咏尧在签署死刑执行令时，特意用红笔在“立即执行”四字下方画了三道着重线——这与他在初审报告中“死缓两年”的蓝笔批注形成刺目对比。事后，刘咏尧的副官发现其办公桌上留有指甲掐出的痕迹，而他当天的日记仅写着吴石的绝笔诗“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字迹疑似被泪水晕染而难以辨认。

吴石就义后，很多人后来知道，陈诚暗中对吴石的妻儿伸出了援手，但是几乎无人知道，刘咏尧暗中也在用他的方式来救济吴石的妻儿。

1950年7月，他利用国防部次长的职权，特批吴石小儿子吴健成进入台北建国中学就读，并通过军需署以“阵亡将士遗孤”的名义每月发放150元补助——这一金额相当于当时普通公务员月薪的三分之二。更鲜为人知的是，他曾托人将吴石珍藏的《元赵文敏九歌书画册》（内藏吴石2000字遗书）辗转交给其夫人王碧奎，而画册封面的“不负家国”题字正是刘咏尧的笔迹 。王碧奎晚年在回忆录中提到，她出狱时收到一个匿名包裹，内有吴石生前未完成的《兵学辞典粹编》手稿和一张写着“善存之”的纸条，笔迹与刘咏尧的审判侧记完全一致。

陈诚对吴石妻儿施以援手，更多的是因为旧谊；刘咏尧则不同，严格地讲，他与吴石之间只是泛泛之交，吴石就义，他向其妻儿伸出援手，更多的是出于正义，以及对吴石的钦佩。



1924年5月，15岁的湖南醴陵少年刘咏尧虚报年龄考入黄埔军校一期，成为同期最小的学员。此时的吴石虽未直接就读黄埔，但作为福建北伐学生军的骨干，正活跃于护法运动前线。两人的命运在1926年北伐途中首次交汇，刘咏尧随东路军攻打福建时，结识了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师参谋长的吴石。在漳州战役的间隙，吴石手把手教刘咏尧绘制军用地图，而刘咏尧则将自己的黄埔马术训练心得倾囊相授。这种战场上的互助情谊，为两人日后的交集埋下了伏笔。

全面抗战爆发后，两人在重庆再次共事。吴石时任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负责对日情报研判；刘咏尧则任军政部人事司司长，主管军官铨叙。1939年冬季攻势期间，吴石在作战会议上提出“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策略，刘咏尧在会后主动找到他，表示“此计虽缓，却能破敌锐气”。两人随后联名向蒋介石提交《关于建立战区兵站体系的建议》，推动了战时后勤网络的完善。

更具象征意义的是1943年开罗会议筹备期间，吴石作为军事顾问团成员参与文件起草，刘咏尧则负责协调盟军将领的接待工作。在重庆黄山官邸的一次夜谈中，吴石指着军用地图对刘咏尧说：“战后若能实现孙中山先生的实业计划，我愿解甲归田，去福建种树。”这句不经意的感慨，成为两人理想主义情怀的真实写照。

但现实很残酷。

随着国共内战爆发，两人的政治立场逐渐分化。吴石在1947年逐渐转向，开始利用国防部史料局局长的职务之便，向中共传递《全国军事部署图》等核心情报；刘咏尧则升任国防部次长，负责军队整编与后勤补给。1948年辽沈战役期间，刘咏尧在南京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吴石作为参会代表，表面上汇报战情，实则将国民党军队的调动计划通过秘密渠道传给华东野战军。这种“同堂异梦”的场景，成为两人关系最具戏剧性的注脚。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前夕，刘咏尧奉命将故宫文物与黄金储备运往台湾。在上海码头，他与负责押运的吴石相遇。刘咏尧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他（吴石）穿着破旧的中山装，眼神里既有对故土的眷恋，又有赴死的决绝。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可能再也见不到了。”

除了这个难忘的身影，刘咏尧还记得，在一次机密会议上，吴石当面质问奉命调查“赤色渗透”的刘咏尧：“你我都清楚，真正的敌人不是共产党，是这个腐烂的政权！”

这样的质问，让刘咏尧的内心深受震撼，所以，当吴石案爆发后，在内心深处，他很难将吴石认定为“叛逆”，因为他能深切地体会到，吴石反国民党，不是狭隘的党派之争，而是止损爱国，是为了国家统一，不负苍生。

据说，在审理吴石案的时候，刘咏尧私下里还说过这样的话：“今日互残，明日何以面对黄河两岸的百姓！”



作为黄埔一期生，刘咏尧内心很清楚，在1950年这个异常敏感的历史时刻，公然违背蒋介石的意志，自己以及身后的家族将会付出怎样的代价？

历史的残酷有时候就残酷在这里，一句公道话就能压死一个有良知的人。

蒋介石对刘咏尧在吴石案上的态度，不仅失望，而且愤怒，以至于他开始怀疑这个黄埔一期生的忠诚。

蒋介石对刘咏尧下手极快，吴石案还未作最后的宣判，刘咏尧已被掳去实权，调任陆军中将战略顾问，就此成了冷板凳上的闲人。

办公室从国防部大楼迁至阳明山的闲置小楼后，刘咏尧每日只能通过读报了解时局，据那一时期的身边人说，他看过的报纸边边上经常写满了：“杀人者终被杀，救一人算一人”等小字。

面对黑暗政治、残酷现实，刘咏尧在做悲愤感慨的时候，大概没能意识到秋风瑟瑟之后就是残酷寒冬，继吴石案之后，他和他的家族还要承受更大的劫难。

刘咏尧二哥的儿子刘国毅是长期在香港活动的中共地下党。1950年代初，他以探亲为由申请赴台，并请求时任国民党“国防部次长”的刘咏尧提供担保。刘咏尧出于亲情为其出具保证书，协助刘国毅顺利入台并安排在国防部下属部门任职。然而，刘国毅到台后因涉嫌传递情报被台湾情报机构监控，在吴石案审判后暴露身份，于1950年代中后期被处决。

刘国毅被处决后，台湾当局以“知情不报”和“庇护匪谍”为由对刘咏尧展开调查。尽管刘咏尧声称对侄子的真实身份毫不知情，但因其在国民党内的高级职务和直接担保行为，仍被追究责任。最终，他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缓刑两年，由此，刘咏尧彻底被边缘化，被迫退出了国民党军政核心圈层。

1951年4月，刘咏尧到台湾大学做兼职教授，教授军事理论，其课程内容从过去的《国防战略》逐渐转变为《战争与和平》。台大的学生们回忆，他常在课堂上突然停顿下来，指着窗外的椰树说：“吴将军当年在南京，也爱种这样的树。”

1968年，刘咏尧因公开反对“反攻大陆”军事演习，再遭打击，从此淡出人们视野。此后二十年，他深居简出，唯一坚持的是每月前往台北市立图书馆抄写《四库全书》，尤其专注于文天祥《正气歌》的不同版本校勘，这种近乎苦行的行为，被其长子刘纬武解读为“用文字赎罪。”

1993年，84岁的刘咏尧不顾台湾当局阻挠，以“和平统一协进会名誉团长”身份访问北京。

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他罕见地谈及吴石案，说了这样的话：“审判不是司法，是政治。我们三个审判官，其实都是被告。”

当记者问他，对于吴石案，当年为何坚持死缓时，他只说了一句：“军人可以服从命令，但不能失去良心。”

这段采访录像被台湾情报部门列为“禁片”，但录音稿被其孙女刘若英收录在后来出版的家族口述史《我爷爷》中。



刘咏尧的晚年，虽然落寞，但在精神上却是有慰藉的。

他的慰藉，就是他的孙女刘若英。

刘咏尧的长子刘纬文，毕业于厦门海军官校，曾任海军舰长，随父赴台，退役后投身影视业，创办公司并撰写剧本。他与韩国华侨张树兰结婚，生下刘若英姐妹，但因感情破裂在刘若英两岁时离婚。

刘若英的父母离婚后，她便被祖父刘咏尧接到台北厦门街的将军府抚养。刘咏尧虽为黄埔一期名将，却对这个孙女展现出铁汉柔情。他常穿着旧军装，手把手教小刘若英写毛笔字，一撇一捺间融入《正气歌》的家国大义。每到周末，刘咏尧会带着孙女到淡水河畔散步，指着对岸的观音山说：“那里就是大陆，爷爷的老家在湖南醴陵，有漫山的油菜花。”这种潜移默化的故土教育，让刘若英从小就对海峡彼岸充满向往。

刘咏尧身边的副官们戏称刘若英为“将军的将军”，因为她总能让这位严肃的老人露出笑容。有一次，刘若英偷偷穿上祖父的上将制服，腰间别着木制手枪，在院子里模仿阅兵式。刘咏尧撞见后非但没有责备，反而立正行了个军礼，逗得全家哈哈大笑。这种亦师亦友的相处模式，成为刘若英童年最珍贵的记忆。

刘咏尧虽出身军旅，却十分注重文化修养。他的书房里，《孙子兵法》与《昭明文选》并列摆放，墙上挂着自书的“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受此熏陶，刘若英从小就对文学艺术产生兴趣。刘咏尧会在饭后给她朗诵《赤壁赋》，并讲解其中的军事谋略；也会带她去听昆曲，教她辨别“水磨调”的抑扬顿挫。这种跨领域的启蒙，为刘若英日后的艺术创作埋下伏笔。

1988年，刘若英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刘咏尧特意送她一套《资治通鉴》，扉页上题写：“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当刘若英决定投身演艺事业时，刘咏尧虽有些意外，但仍尊重她的选择。他对孙女说：“艺术和军事一样，都需要勇气和坚持。”这种开明态度，让刘若英在滚石唱片做助理时，始终保持对音乐的热爱。

后来，刘若英常到大陆拍戏，刘咏尧总是对孙女说："你去大陆拍戏，是身负两岸和平的重任。"

1998年，刘咏尧因肾衰竭住进台北荣民总医院。刘若英推掉所有工作，日夜守护在病床前。她发现，祖父床头总放着一个牛皮纸袋，里面装着几十套邮票，每套都标注着年份和纪念意义。原来，刘咏尧从刘若英出生起，每年都会为她收集一套邮票，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孙女了解世界。在最后的时光里，刘咏尧总是用颤抖的手指着窗外的明月，对刘若英说：“记住，我们的根在醴陵……”

祖父陷入弥留之际，祖母让刘若英给祖父唱歌，刘若英唱了祖父最喜欢听的《绿岛小夜曲》，在后来的采访中，刘若英说，听到她唱《绿岛小夜曲》，祖父的眼角流出泪来，然后就走了。

“这绿岛像一只船，在月夜里摇呀摇，情郎哟你也在我的心坎里飘呀飘。”

刘咏尧去世后，长子刘纬武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了父亲刘咏尧珍藏的吴石绝笔诗复印件以及当年为吴石求情的手稿。

这份泛黄的信笺上，“若必杀之，请先夺吾阶”的字迹，依然清晰。

刘咏尧（1909年7月10日—1998年8月22日），湖南醴陵人。中国国民党军高级将领。

刘咏尧于1924年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参加过两次东征与北伐战争，并曾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任陆军军官学校政训处政治总教官。1929年任第四路军总指挥部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第五路军总指挥部政训处主任。1930年任黄埔同学会主任秘书。1931年任军事委员会训练总监部政训处处长，创办怒潮剧社和《扫荡日报》，兼任社长，成立“力行社”南昌分社，兼任书记。后为军委会政训处副处长、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训处处长、中央大学教授、中正学校校长。1938年任湖南省抗日自卫军副总司令兼军管区副司令、湖南大学教授。1939年任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三处副主任。1941年起兼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陆军大学教授。

1943年任铨叙厅副厅长、代理厅长。1945年授陆军中将衔（有说其在台时被授予上将或二级上将军衔）。

1946年任国防部军职人事司司长兼参谋次长，“制宪”国大代表，国防部人事司司长，国防部部长办公室主任。1949年1月起先后为代理国防部长、国防部次长。去台后，历任“总统府”中将战略顾问、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中国文化协会”理事长、“中国兵学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文化界联谊会”首席顾问等。1998年病逝，享年89岁。

刘咏尧素有“儒将”之称。著有《中国国民党党史》《政治学概论》《世界各国革命史》《人事行政论丛》《人生哲学论》《经济学概论》等。

他的孙女是台湾著名歌手、演员刘若英。

刘将军与家人合影留念

晚年刘将军与孙女刘若英

吴石将军长女

吴石后代

1981年，距离吴石将军去世已经过了几十年的时间，长子吴韶成也打听到了母亲和弟弟妹妹的下落，他不远万里来到美国和家人团聚。

吴石将军的后代主要由两人共同保护：陈诚负责庇护其妻子并间接提供支持，刘咏尧将军则直接匿名资助子女并传递遗书。以下是具体细节：

陈诚将军的保护行动‌

在吴石将军1950年牺牲后，其妻子王碧奎被关押，陈诚主动介入庇护，确保她在狱中受到照顾，最终获保释出狱‌。

陈诚的表态让其他吴石旧部敢于暗中接济其子女吴学成和吴健成，但帮助有限‌。

‌刘咏尧将军的援助‌

刘咏尧匿名资助吴石子女入学，并冒险转交吴石的遗书，为后代提供关键支持‌。

他与陈诚持续数十年协助吴石后代，包括在白色恐怖时期承担风险‌。

‌吴石后代最终结局‌：

长子吴韶成在大陆成长为河南省冶金厅总经济师，女儿吴学成和儿子吴健成在多位台军高阶将领的援助下赴美定居‌。两位将军的亲身保护行动体现了他们对吴石将军在抗日战争中所做出的贡献，以及对历史的尊重与对公道的坚守‌。

朱枫 原型人物

朱枫（吴越） 剧中人物

朱枫牺牲时，女儿朱晓枫20岁，儿子朱明还不满12岁。

朱晓枫与朱明

青春华章│归家的路，她走了60年

1950年6月10日16时30分，台北马场町刑场，朱谌之身中6枪，壮烈牺牲。与她一同被害的是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国防部”高参陈宝仓，以及曾任吴石副官的上校聂曦。这起涉及国民党在台级别最高将领的“间谍案”轰动一时。其中，朱谌之（朱枫）的真实身份是中共华东局特派员。正在热播的重大主题电视剧《沉默的荣耀》，以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等烈士的真实事迹为蓝本，将这些隐蔽战线上的英雄再次推向公众视野。

朱枫的后人就生活在南京，南京作家冯亦同不但创作了《朱枫传》，还见证了朱枫烈士的骨灰在牺牲60年后被送回故乡。近日，朱枫孙女朱容瑢接受南京日报/紫金山新闻记者独家专访。让我们通过她的讲述，再次重温烈士朱枫的故事，倾听跨越时空的回响。

一别竟成永诀

朱枫，1905年11月出生在宁波镇海，自幼家境优渥，后投身抗敌救亡运动。

1948年，朱枫奉命调往香港，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9年11月25日，朱枫使用朱谌之的本名，踏上前往宝岛台湾的轮船。根据组织上的安排，她其中一个主要工作，就是联络吴石将军，并将他收集到的军事情报传回大陆。

朱枫到台湾后不辱使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两个多月内与吴石联络过七次，共传回国民党空军各大队番号、驻地、飞机种类、架数，炮兵团、战车团的数量，武器装备，各部队官兵人数，主要军事机关长官名册以及某驻防区的军事态势图等多项重要情报。

就在她完成任务即将返回之际，当时的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被捕叛变，朱枫身份也随之暴露。被捕之后，她曾在黑暗中将随身金锁片和金链条分开，又把金镯子折为两段，分四次和着热水吞入腹中，被国民党特务紧急抢救回来。在狱中，朱枫坚贞不屈，未透露组织任何秘密。

1950年6月10日16时30分，朱枫与吴石、陈宝仓、聂曦，被杀害于台北马场町刑场。

归家的路走了60年 ，朱枫牺牲时，女儿朱晓枫20岁，儿子朱明还不满12岁。

《朱枫传》作者、南京作家冯亦同生前曾接受采访。他说，临行前，朱枫曾寄给丈夫朱晓光一张照片，从照片背面的留言可以看出，朱枫是怀着极大的牺牲决心和对亲人的无限思念前往台湾的。照片中，穿着短袖的朱枫静静地坐在铺着格子桌布的茶几旁。照片背面写道：“她已深深体验着：‘真实的爱’与‘伟大的感情’，从此，将永远快乐而健康！”

她渴望回到故乡，渴望与深爱的家人相聚。祖国和人民没有忘记她。但这一等，就是60年。

1995年，冯亦同从一本党史杂志上第一次得知朱枫的传奇一生，并通过朋友联络到朱明，从而获得很多有关朱枫的第一手资料，为后来写作《朱枫传》打下基础。2001年，朱明的北大同学在山东画报社《老照片》杂志上发现了一张朱枫就义的老照片。在朱枫后人获知后，这张极具震撼力的照片，很快被传开。照片由笔名为秦风的台湾学者徐宗懋提供；画面中，朱枫被国民党士兵五花大绑，平静地面对即将来临的死亡。这时距离朱枫牺牲已时隔半个多世纪。

在这张意外发现的老照片上，朱枫还穿着那件她平时爱穿的小花旗袍，这让朱晓枫和朱明姐弟俩的心拧成了一团，同时也点燃了他们内心的希望，想在有生之年，尽力寻找到朱枫的骨灰，并迎奉她归葬故里。此后，经国家安全部协调各方努力，朱枫的遗骸于2010年12月回到大陆；2011年7月，她的名字被镌刻在家乡镇海革命烈士陵园的丰碑上。

这条归家的路，朱枫走了60年。

安放在南京的思念

2006年，冯亦同出第一版《朱枫传》时，那时还没有朱枫骨灰的下落。在朱枫骨灰安放故土之后，他完成了《朱枫传》第二版的书稿，书的结尾叫作“回家”。

这条回家的路，时时牵引着朱枫身在南京的亲人的心。1983年，他们在南京东郊荒野处寻了一个地方，烧了两件朱枫之前穿的旗袍和一些工作物件，做了一个朱枫衣冠冢。朱枫骨灰回大陆后，他们又从中分了一部分带回南京，也埋在了此处。

朱枫共育有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女儿是她和前夫所生，后改名为朱晓枫；儿子朱明则是她和第二任丈夫朱晓光所生。

朱晓枫和朱明为寻找母亲遗落在台湾的骨灰拼尽了全力。朱晓枫9岁就离开母亲，与母亲聚少离多。曾与母亲朝夕相处的三个月，成为一生非常幸福的时光。那三个月中，她们同吃、同住，闲暇时候则会去看电影、逛公园。1946年的夏天，朱枫在吴淞口送她登上前往苏北解放区的船，从此母女永别。朱明则一直记得，在香港码头告别的那一天，妈妈穿着平时常穿的黑旗袍，她抱了抱他，对他说：叫爸爸放心，妈妈用不着太久就回来了。

朱晓枫后来一直在东部战区医院工作，朱明则工作于南京55所。两位老人现都已离开人世。

蒋介石与蒋经国（剧中称建丰同志）

军统保密局局长戴苙

谷正文

晚年谷正文

行将就木的谷正文与养女

谷正文（沉默的荣耀剧中人物）

‌在电视剧《沉默的荣耀》中，叛徒蔡孝乾因贪图享乐被捕叛变，导致吴石将军、朱枫等情报小组成员牺牲。

背叛真实原因与过程

蔡孝乾（代号“老郑”）作为中共在台最高负责人，因个人贪欲暴露身份：

贪吃被捕‌：明知特务搜捕，仍冒险赴西餐厅吃牛排，被保密局特务认出并抓获。‌‌

迅速叛变‌：审讯中未受严刑，仅以美食和关押情人施压，便供出朱枫等地下党同志，其叛变出卖“东海情报小组”，致吴石、朱枫、陈宝仓等成员被捕牺牲，统一大业受挫。‌‌

‌组织瘫痪‌：台湾工委因此瓦解，1100多名地下党员全部遇害。‌‌

叛变后投靠国民党，苟活余生‌：获少将军衔，任情报局研究室副主任，但受严密监视，生活受限。‌‌

病逝台湾‌：1982年因心脏病在台北去世，终年74岁，被钉历史耻辱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