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拎包

国珍

　　母亲工作时，我还没上学，对母亲每天拎包上班没有印象。上小学后，发现母亲上班是拎包的。母亲的包是帆布做的，不小，能装不少东西。时间长了，我也看出了门道。份量重，包里肯定装着家里要洗的衣服，份量轻，是一包棉花，那是母亲要给这包棉花打成一张张棉花片，这样，做棉衣就省事了。

　　母亲在工业大学教工食堂工作，早6晚6的上下班（后来改成6点半上班），下午1——3点休息。上班前，母亲要把一家人一天的饭菜都做好，经常是4点半起床做饭。由于乘公交车两边要走的路也不短，母亲每天就拎包走30分钟到单位。

母亲的包从来都不是空的，包里装着她一天要干的活。下午休息的两个小时，母亲从没享受过。洗衣服、打棉花片、帮助同事裁剪衣服。

一次，我帮母亲把包里的东西拿出来，手指被扎了一下。翻看，原来是一把锥子，旁边是一个没纳完的鞋底。上学前，我们兄妹都是穿母亲做的鞋。

　　家里有两辆自行车。父亲心疼母亲上下班路远，决定教母亲学骑自行车。在父亲的帮助下，母亲学会了。骑了两天，母亲说，大马路上骑还是有点紧张。又过了两天，母亲推着自行车下班回家。父亲问过才知，自行车摔坏了，不能骑了。母亲说：早晨骑车在大直街，听着后面大汽车的喇叭声，心里发慌，手不稳，躲车时从车上摔了下来。起来发现，挂在车把上的包掉在了地上，包里的东西散落一地。看着不断驶过的汽车，母亲匆忙捡起能看到的东西，但遗憾地说：锥子不知滚到哪儿了，没找到。

这事过后，父亲再也不让母亲骑车上班了。母亲又恢复了拎包步行。

母亲的包换过几次不记得，但没忘的是她手里的包一直拎到到退休。

　　母亲退休的前两年，得了严重的气管炎，每天，我们几个孩子轮流在她下班时去接她，顺手接过她的拎包，陪她一起往家走。母亲的包还是沉沉的，她学会了打毛衣，包里装着没织完的毛衣裤。

母亲手里的布包陪着她走过了上班途中的每一个清晨和傍晚。我不敢也不能把母亲的拎包称作“包包”，“包包”这个词太柔软、太贵气了，它跟母亲一生的辛劳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