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民办教师生涯

许纪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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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一段始于代理、绽放在乡村校园的教坛初程。

一九七五年元月十八日，在本村学校任教的本家侄子带来一个消息：一位女教师请了产假，经大队两委会研究，决定让我做代理教师。

那一夜，我躺在床上辗转难眠。一想到第二天将踏入全新的生活环境，面对一群叫不上名字的学生，心中便泛起忐忑；可想到曾羡慕老师的工作，梦寐以求的“人民教师”身份即将成为现实时，激动又压过了不安。

第二天一早，我便到学校报到。接待我的是校长王井吉老师——他正是我小学时的启蒙老师。他告知我，将全权负责二年级一个班，兼任班主任并教授语文、数学。闲聊时我才知晓，原来我初中时的班主任鲁耕财老师和语文老师张明道早向他推荐过我，这次大队选拔，他和学校几位老师再次力荐，我才有了这个机会。

就这样，我成了一名代理教师。白天，只要学生在校，我便寸步不离教室；即便放学后只剩几名学生打扫卫生，我也会陪着他们完成才离开，生怕出半点差错。

空余时间，我总凑到老教师们身边，虚心请教管理学生和教学的经验。两个月的产假加上十多天寒假，代理期转瞬即逝。因在校这段时间里，我的工作态度、敬业精神和业务能力得到学校领导与同仁的一致认可，学校提议大队让我留任，大队也采纳了意见，我就此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民办教师。民办教师，这个今天即将消失在历史长河的称谓，那个年代里，在农村却算得上一份既体面又轻松的工作，曾惹来不少人羡慕。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全算出勤，一天记十二分工，每月还有五元津贴，既有寒暑假和周日休息，又不用受日晒雨淋、奔波劳碌之苦，在村里人眼里，更是妥妥的“文化人”。

那时的三夏大忙，是全村男女老少都要参与的“龙口夺食”。学生放忙假，教师也得下队“参战”。一九七五年忙假，我被派到梁家村，任务是带领孩子们拾麦子。虽离家仅三里多地，为方便工作，我和省宣队的两名工作人员被安排在群众家吃派饭。十天忙假我上了九天班，仅因一天下雨未去，事后还向生产队送去九斤小麦，当作九天的伙食费。后来几年忙假，我被安排到大队广播室，和值班员搭档，负责撰写三夏新闻稿——有的由广播员播出，有的送往公社《三夏简报》刊发，这样的工作一直持续到分田到户。

一九七七年，我所在的王子村学校要设立初中部，成了公社的“戴帽初中”。当时学校教师多为初中毕业，高中毕业的我被选调到初中部。一同调入的还有两名高七二级复员军人，讨论代课科目时，我本想教语文，可一位同事说他只能教语文，另一位选择数学，我便只能接手物理和化学。

其实上高中时，我化学成绩尚可，物理却一般，再加上初中阶段赶上“学工学农亦学军”，文化课基础本就薄弱。接受任务后，我只能边学边教，一有空就往荆姚初中跑，向当年的代课老师请教知识的内涵外延与教学方法。更难的是，戴帽初中连实验器材和药品都没有，遇到实验只能“空口描述”，让学生死记硬背实验结论，教学难度可想而知。

即便条件如此简陋，我们还是在七八年中考中“放了卫星”。记得那年毕业班有22名学生，校长王宗全教政治，任福州老师教数学，许宇州老师教语文，我教理化。我们四人同心协力，榨干所有可用时间抓学生学习——那届学生正月初二就开始补课，这也是我从教四十年里唯一一次正月初二还在工作，今日忆起，也不知全中国这天仍在工作的教师还能找出几个，其他时间的紧张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最终，在当年中考升学率不足30%的情况下，22名学生全部考上高中：21名通过考试，1名作为地区级体育特长生被保送。

这一成绩，至今仍是荆姚教育史上的奇迹，从未有哪所学校能接近，更别提超越。在那个重荣誉、没奖金的年代，我们四位老师的奖品是带镜框的奖状——这在当时只是单位奖状才有的规格，比一张纸的奖状金贵太多，挂在墙上，来人看见都觉得体面；还有一本塑料皮日记本。

后来的日子里，学校抓得紧，中考成绩就好些，稍一放松便下滑，再也没能重现当年的辉煌，也真正应了“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这所戴帽初中虽小，却也走出了不少优秀学生，中国当代杂文作家、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许石林，便是从这里成长起来的。

一九八三年七月，随着一学年结束，王子村学校初中部“摘帽”，回归为王子村小学。作为初中教师，我接到通知：下学期，到明德中学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