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监考官

霞光

和朋友几乎同病相怜，书呆子似的丈夫们都迷上了炒股，又都被股海淹得半死。无奈，朋友只得又出门找工，给家里挣点零花钱。丈夫也旁敲侧击了几次，提醒我也可以出门找个活干。我全充聋装瞎。

一日，朋友来电话，说有一份工可打，是英语托福考试的监考官。我一听很感兴趣。朋友接着传来了主办单位的电话号码和地址。让我自己打电话去报名。虽然过去几年找工打电话已身经百战，可这回是冒充留学生去报名呀!好在负责人很随和，甚至没有问我是什么大学，什么专业的，只笑问了一句:“这里不对外招工的，你是怎么知道电话号码的?”我说是朋友介绍的。他就没再多问，就说了条件和待遇。

星期六下午，必须去大会场参加说明会，散会后可领取报酬五千日元。正式监考的一天，早上、下午两场考试下来，再领取报酬六千三百日元。





大雨天和朋友相会在监考官说明会。她住得很远，赶到东京涉谷参加说明会不容易，主要是为了和我见见面，说说心中的郁闷。朋友说她做监考官已多年，挺轻松的，但一年只有三四回，且待遇是一年不如一年，是经济不景气的缘故吧?日本大学生也都踊跃报名参加。但考场可以选择离家近的大学。我与朋友选择了不同的大学。

监考那个星期日一早我就骑车出门了。一路找到去监考的大学，也是第一次跨进这个大学的校园。校园比想象的要脏、要陈旧，一路打听着找到监考官本部。这里的负责人是三位中年妇女，分别为一号、二号、三号负责人。而临时来担当监考官的除了我以外，都是清一色的二十岁左右的日本男女大学生。我不动声色，注意听负责人的安排和说明。

我和一男生分在一组，是304教室的监考官。我们拿着考生号码、英语听力磁带、录放机、注意事项招牌等，去教室布置考场。我们没说一句话，却配合得很默契。把考生号码放在座位上；把录放机调到最后的位置也能听清楚的音量；把注意事项招牌贴在醒目的地方。然后回到一楼的本部汇报。

考试开始前三十分钟，大家领了本考场的试卷和考生的名册去了考场。把多余的桌椅搬到教室门口，拼成一报名接待处。我俩分工接待考生，我负责对照考生本人和证件，边念考生姓名;男生则最后确认后，在名册上画圈。

考生们陆续来了，除了少数考生的证件是驾驶执照外，大部分的证件是护照。让我吃惊的是许多还是东京大学的在学学生呢!他们是想去美国深造吧!

临时来担当监考官的大学生们，认真、但有些紧张，脸上就少了笑容；倒是我这位社会人不忘给每位考生一张亲切的笑脸。



考试开始了。男生去了教室监考，我则继续坐在门外。二十分钟过去了，有迟到的考生也不准人场了。二号负责人坐在旁边考场的门外，一切静悄悄的。

干坐着，很是无聊。我终于忍不住站起来，来到二号负责人面前想问问能做些什么，不想她正在瞌睡，被我惊醒了，她问:“怎么了?”

我说:“不知做什么好?”她突然俯在我的边小声说道:“本部可能有事。刚才显得很忙的样子，你去本部帮忙吧。”

我应声下楼来到本部，一号负责人仍坐在讲台的座位上。她见了我，不解地问:“你来干什么?”我也不解地说:“二号负责人让我来帮忙的。”她从老花镜上面看着我，说:“那你就坐一会吧。”

十一点多，考试结束了。监考官们都陆续回到了本部，轮流汇报着情况、递上考卷。我却像一个多余的人，想帮忙同一组的男生，却发现他已和一女生搭档了。

下午的一场考试，我仍无所事事地坐在本部，请教过一号负责人几次，她都回答说:“你就坐着等吧。”

当监考官们又回到了本部轮流汇报着情况时，一号负责人终于朝我发命令了:“你带上垃圾袋去每个教室收垃圾吧。”我因意外而有些委屈、有些气愤、有些不解。

我先上了三楼教室收集着考生们丢下的草稿纸、饮料盒等，然后来到二楼，在走廊上遇上了三号负责人。她先惊奇地看着我，然后对我说:“顺便把每个教室的窗户也关上。”

我心中恨恨地。知道她有点“落井下石”地坏，正是日本民族劣根性的一种表现。脸上也是掩饰不住地生气，但工作还是要认真地完成。我还主动地把考生用过的桌椅摆放整齐。





拎着五分之一口袋垃圾的垃圾袋，回到了本部，一号负责人正在给每位发工资。我回到原座位，本同我搭档的男生好心地借给我一支笔，我在工资单上写上姓名和地址后交上去领工资。

我心中很不平衡，我本是来当监考官的，就因为我不会“休息”，扰了一号负责人的好梦，她居然阴险地使坏；而一号负责人也不问情由，就这样“冷处理”我，在她们身上，我第一次感到了日本民族特有的叫“阴湿”的劣根性。

一号负责人的话还在响起:“大家辛苦了!九月份还有一次考试，如果想干，可以打电话来……”

我扭身走出本部，在众多的疑问中走出大家的视线。我装不出无所谓的样子，也许是过于敏感，但我却为此一连几天不能释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