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网友AI制作的失误美女图</p> <p class="ql-block"> 翻阅古籍，发现两件赏花悦目事，却足见奢侈过分。</p><p class="ql-block"> 其一，据明·谢肇涮《五杂组》卷之十物部二记载，北宋欧阳修，做滁州太守时，命令下属种花，他要求：“我欲四时携酒去，莫教一日不花开。”我没有别的爱好，我只喜欢喝点小酒，且是那种百花盛开的时候最好，我随时要看花的，你们要尽最大的努力，将花种得好好的，各种品种都要有，四季都有，每日都开。</p><p class="ql-block"> 想不到写《醉翁亭记》的欧阳修还留有后手。两相比较，欧阳修的作派就不如疏浚西湖的苏东坡了。</p><p class="ql-block"> 其二，后蜀孟昶，非常会享乐。他宠爱的花蕊夫人，很喜欢牡丹花，于是，他让人，在成都的道路两旁，都种上牡丹花，绵延四十里。每到秋天花盛开时，四十里大道上，还要铺上锦绣，花朵和地毯两相辉映，他洋洋得意地对左右说：看我朝，多么欣欣向荣，真是锦绣之城啊！</p><p class="ql-block"> 补注：据北宋张唐英《蜀梼杌》记载，后蜀皇帝孟昶（934年—965年在位）为宠妃花蕊夫人（费氏）在成都城墙上遍种芙蓉树。每到秋季，芙蓉盛开，“四十里如锦绣”，成都因此得名“芙蓉城”，即今“蓉城”之由来。</p><p class="ql-block"> 滁州在江（长江，笔者注）北，不像南方，要做到天天都有花，又是在那个种花技术显然不够发达的宋代，还是有一定难度的。</p><p class="ql-block"> 尽管我们可以将欧阳修的要求看作是诗，是一种爱花的诗意表达，是一种表达的夸张，但是，一州的父母官，既然有这个爱好，下属一定会想方设法去满足。而要四时有花，一定会碰到天时等季节的困难，有困难就会扰民，就会增加国家财政支出。</p><p class="ql-block"> 孟昶更加过分。</p><p class="ql-block"> 房前屋后，空地空场，种点花，美化生活，没什么不好。但，四十里都种上，且铺上锦绣，张灯结彩，这是建设的必需？这是国家实力的象征？这是要搞什么国际交流大会？什么都不是，他只是在讨好一个女人，他只是在显示会享受生活。</p><p class="ql-block"> 花蕊夫人后来做了宋太祖感匡胤的俘虏后作了是一首七言绝句《述国亡诗》，创作于五代十国时期后蜀灭亡后，以辛辣讽刺斥责后蜀君臣无能，表达亡国之痛，成为千古名作。 全诗为：“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p><p class="ql-block"> 花开有盛况，花衰呢？残花败叶，满地狼藉，又要花不少力气去清理。</p><p class="ql-block"> 花朵总归要腐败的，那是自然规律，虽然借了诗歌的名义，借了锦官城的名义，总归还是让人大跌眼镜。</p> <p class="ql-block">网友AI制作的失误美女图</p> <p class="ql-block"> 根据古人提供的“大瓜”，我们不妨从几个维度来盘一盘这波“古代顶流”的“神操作”及其背后的品格逻辑。不知这波“古代顶流”的“翻车”现场和“人设”会不会让你品出点什么？</p><p class="ql-block"> 1. “诗意”扰民 vs“纯欲”奢靡</p><p class="ql-block"> 文人士子（以欧阳修为代表）是精致的“卷王”。</p><p class="ql-block"> 文人士子行为：“莫教一日不花开”。这听起来是诗，是风雅，是高级的审美追求，就问你难不难？欧阳修的人设可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的洒脱文人哦。</p><p class="ql-block"> 文人士子品格分析：文人士子的“奢侈”往往包裹着一层“文化糖衣”。他们的需求是精神性的、审美化的。这就使得其扰民行为带有一定的隐蔽性和“正当性”。下属为了满足领导的“雅好”，必然要“卷”起来，克服自然规律（在江北四季种花），这其中的人力、物力、财力消耗，最终都会转嫁到百姓和国家财政上。这是一种 “阳春白雪”式的负担，用现在的眼光看，属于 “为了KPI（花开）而不计成本的形式主义”。</p><p class="ql-block"> 帝王将相（以孟昶为代表）：直白的“土豪”。</p><p class="ql-block"> 帝王将相行为：四十里牡丹花道，还铺上锦绣。核心目的是讨好妃子（花蕊夫人），并炫耀国力（“锦绣之城”）。</p><p class="ql-block"> 帝王将相品格分析：帝王将相的奢侈是物质性的、感官化的，直接与权力和欲望挂钩。这种奢侈毫不掩饰，充满了权力的傲慢和炫耀性消费的骄奢味道。它没有文化外衣的缓冲，其扰民和浪费是赤裸裸的。孟昶的行为，堪称古代版的“为伊承包整个鱼塘”，只不过他承包的是四十里锦绣大道，是典型的 “昏君”标配。</p><p class="ql-block"> 由此得出结论一：在“过分”的程度上，孟昶式奢靡vs欧阳修式风雅。值得注意的是，欧阳修式的风雅，是一种更值得警惕的“软性腐败”，因为它容易被文化的光环所笼罩并宽宥。</p><p class="ql-block"> 2.“为己” vs “为人”</p><p class="ql-block"> 文人士子：欧阳修的“四时携酒去”，核心是为了自己的精神愉悦。这是一种向内求的、个人主义的享乐，虽然波及他人，但出发点尚有几分文人的孤高与自赏。</p><p class="ql-block"> 帝王将相：孟昶的“锦绣之城”，核心是为了向一个女人示爱和向臣民炫耀。这是一种向外的、表演性的享乐，将国家资源用于私人情感的极端表达，其品格更为低下。</p><p class="ql-block"> 3.历史的讽刺与打脸</p><p class="ql-block"> 文人士子：欧阳修在历史上留下了《醉翁亭记》这样的名篇，其“与民同乐”的形象总体上压倒了其在滁州种花可能带来的负面评价。他的“人设”基本是立得住的。</p><p class="ql-block"> 帝王将相：孟昶则被历史无情打脸。花蕊夫人的《述国亡诗》“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成了对他和他那个“锦绣王朝”最辛辣的讽刺。他用锦绣铺就的道路，最终通向的是亡国之门。他的“人设”彻底崩塌，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p> <p class="ql-block"> 终极对比：文人士子的品格瑕疵，在于其 “双标”，嘴上说着“与民同乐”，行动上却可能“与己同乐”而劳民伤财。而帝王将相（特指昏君）的品格沦丧，在于其 “无能”与 “无度” ，将国家公器完全私有化，满足一己私欲，最终导致国破家亡。</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