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伟人纪念堂时，老专家坚持坐北朝南，谷牧一句话解决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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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建筑学报》、《每日商报》、中共党史网、《北京市城市建设档案馆编：毛主席纪念堂建设资料汇编》、《中华读书报》、北京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等相关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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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的深秋，北京城笼罩在一片肃穆的氛围中。

天安门广场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默默排着长队，只为在水晶棺前最后看一眼那个改变了中国命运的伟人。

在这庄严肃穆的背后，一场关于纪念堂建筑朝向的争论正在前门饭店的设计室里悄然上演。

1976年9月14日，中国国家计委紧急组织了来自八个省市十多家单位的设计人员。

他们从全国各地赶到北京前门饭店，开始了一项史无前例的任务——为伟人设计纪念堂。

设在前门饭店的规划设计领导小组由赵鹏飞、袁镜身、沈勃等人组成，参与设计的人员阵容空前强大。

来自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北京市规划局、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的专家们与清华大学、天津大学的学者们汇聚一堂。

上海市民用建筑设计院、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广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的设计师们带来了南方的建筑智慧。

南京工学院、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辽宁省建筑设计研究院、黑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的技术人员从四面八方赶来。

就连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设计院的军队建筑专家也参与其中。

这些平时难得一见的建筑界精英们，为了同一个神圣的目标而聚在一起。

传统派专家们坚持认为纪念堂必须坐北朝南，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建筑传统，皇宫如此，庙宇如此，重要建筑都是如此。

现代派设计师们却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应该坐南朝北，与人民英雄纪念碑保持一致的朝向。

争论持续了多日，谁也说服不了谁，设计工作几乎陷入停滞。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负责纪念堂建设领导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面临一个重要的决断。

【一】史无前例的设计集结

1976年9月9日，当伟人去世的消息传遍神州大地时，整个国家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仅仅五天后的9月14日，中国国家计委就紧急启动了一项关系到国家形象的重大工程。

前门饭店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成为了中国建筑界的焦点。

这里临时设立的毛主席纪念堂规划设计领导小组，承担着前所未有的历史责任。

赵鹏飞、袁镜身、沈勃等经验丰富的建筑专家组成了领导核心，他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设计出一座既体现民族特色又符合时代要求的纪念性建筑。

来自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的专家们带来了最先进的建筑理论和技术标准；北京市规划局的规划师们对首都的城市布局了如指掌；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的设计师们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

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教授们代表着学术界的最高水准，天津大学的专家们在结构工程方面有着深厚的造诣。

南方的建筑智慧也汇聚到了这里。

上海市民用建筑设计院以其现代建筑设计理念著称，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和广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的专家们带来了岭南建筑的独特视角。

南京工学院的学者们在建筑史研究方面有着权威地位，他们对传统建筑文化的理解极为深刻。

西北、东北地区的建筑专家们也不远万里赶来。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的专家们熟悉大型公共建筑的设计，辽宁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和黑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的技术人员有着丰富的寒地建筑经验。

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设计院的军队建筑专家们，更是带来了严谨的工程作风和过硬的技术能力。

《建筑学报》后来总结道："纪念堂的设计方案，是来自八个省市的老中青设计人员共同进行的。"

"以后由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等在京单位的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组成规划设计组，继续完成了纪念堂的综合方案设计和整个工程的全部设计工作。"

这种规模的专业人员集结，在中国建筑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不同地区、不同单位、不同专业背景的专家们聚集在前门饭店，每天从早到晚进行着紧张的讨论和设计工作。

他们面临的不仅是技术挑战，更是历史责任。

设计组的工作环境异常紧张。

前门饭店的会议室里，到处是设计图纸、模型和讨论的声音。

专家们分成若干个小组，分别负责总体规划、建筑设计、结构工程、设备安装等不同专业。

每个小组都要定期汇报工作进展，整个设计过程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协同作业模式。

时间压力巨大。

按照中央的要求，纪念堂必须在1977年9月9日前建成开放，也就是说，从设计到建成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

对于如此重要的建筑工程来说，这个时间要求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是，没有人退缩，所有参与的专家都明白这项工作的历史意义。

【二】选址背后的深层考量与技术挑战

纪念堂建在哪里，这是摆在设计组面前的第一个重大问题。

这个问题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一般的选址考虑，它涉及到政治意义、文化象征、城市规划、工程技术等多个层面。

设计组的成员们最初提出过"山顶红星"的方案。

这个方案的设想是把纪念堂建在苍松翠柏的白云深处，夜晚时高高的天际有一颗永不陨落的明星熠熠闪光。

为了实现这个设想，他们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考察工作。

香山的自然环境优美，远离城市喧嚣，符合陵园的传统概念。

设计组的专家们多次登上香山，测量地形，考察地质条件，研究交通接驳的可能性。

景山作为北京城的制高点，有着独特的地理优势，从这里可以俯瞰整个紫禁城和北京城。

玉泉山的泉水清澈，环境幽静，也曾经是皇家园林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经过深入的分析和反复的讨论，设计组的成员们逐渐认识到"山顶红星"方案存在着根本性的问题。

建在山上的纪念堂，虽然环境优美，但交通不便，普通民众前来瞻仰会遇到很大困难。

更重要的是，这样的选址实际上是把伟人与人民群众分离开来，这与伟人生前的思想和作风是不符合的。

设计组的成员们逐渐形成了一个共同的认识：伟人的身躯，江河湖海容不下，三山五岳载不起，只有安卧在人民群众之中，才是最合适的。

这个认识的转变，标志着整个设计理念的根本性转换。

在研究具体选址时，也曾有人提出在故宫午门前面建设纪念堂的方案，甚至建议把午门拆掉。

这个方案的支持者认为，故宫作为历代皇宫所在地，在这里建设纪念堂具有象征意义。

但是，这个方案很快就被否决了，因为它违背了保护文物古迹的原则，而且在故宫这样的地方建设纪念堂，容易产生不当的联想。

还有人主张选址在瀛台。

瀛台位于中南海南海中的岛屿上，环境幽静，具有独特的地理条件。

但是瀛台在中南海内，那里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办公地点，在办公区域内选址建造纪念堂，无论从安全考虑还是从功能分区的角度来看，都是不合适的。

经过大量的研究和讨论，设计组通过召开座谈会、个别征求意见等方式，广泛听取各界、各阶层人士的意见和建议。

专家学者、政府官员、普通市民、海外华侨等不同群体都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经过综合分析和比较，最后基本形成一致意见：将纪念堂建在天安门广场。

天安门广场作为首都北京的心脏地带，具有无可比拟的政治象征意义。

这里是举行重大政治活动和节庆活动的场所，是全国人民心目中最神圣的地方。

把纪念堂建在这里，既体现了对伟人的最高敬意，也方便全国各地的人民前来瞻仰。

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看，天安门广场位于北京城的中轴线上，与故宫、天坛等重要古建筑形成了完整的建筑序列。

在这里建设纪念堂，可以延续和发展这条历史悠久的城市轴线，体现出历史的连续性和时代的发展。

从交通便利性来看，天安门广场周围交通四通八达，有多条公交线路和地铁线路经过，全国各地的人民都可以方便地前来瞻仰。

这一点对于一个面向全国人民开放的纪念性建筑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这个建议上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经过认真研究，表示同意这个选址方案。

1976年1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作出了"纪念堂建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南"的决定。

这个决定标志着纪念堂选址工作的最终完成，也为后续的设计和建设工作奠定了基础。

【三】建筑设计中的多重挑战与技术突破

地点选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南侧之后，新的技术挑战立即摆在设计组面前。

具体位置应该定在哪里，如何与广场上的其他建筑形成协调的关系，这些都需要进行精确的计算和精心的设计。

设计组提出了三个具体的位置方案。

第一个方案是让纪念堂紧靠人民英雄纪念碑。

这个方案的优点是可以与纪念碑形成紧密的联系，在视觉上给人以整体感。

但是深入分析后发现，这样的布局会使两个不同内容的纪念物形成一个整体，从而可能导致各自独立的政治意义被削弱。

人民英雄纪念碑纪念的是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纪念堂安放的是伟人遗体，两者的纪念对象和纪念方式都不相同，应该保持相对的独立性。

第二个方案是将纪念堂位置安排得偏南一些，建议拆除正阳门，将纪念堂建在正阳门的位置上。

这样可以让纪念堂和天安门处于南北对称的位置，人民英雄纪念碑恰似一座天平的支点，形成完美的对称布局。

从建筑美学的角度来看，这个方案确实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但是经过仔细分析，发现这个方案存在严重的问题。

首先，拆除正阳门这样的历史文物是不可接受的。

其次，这样的布局会使纪念堂受到南面交通的干扰，影响瞻仰活动的进行。

第三，正阳门位置过于靠近前门大街，周围的商业环境与纪念堂的庄严氛围不相协调。

第三个方案是让纪念堂紧靠正阳门。

这个方案的考虑是充分利用正阳门城楼的建筑氛围，形成古今建筑的对话。

但是正阳门城楼高达42米，如果纪念堂建得太近，就会产生被压倒的视觉效果，影响纪念堂本身的庄严气势。

经过反复的测算和比较，设计组最终确定了一个平衡方案：

在不拆除正阳门的前提下，将纪念堂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与正阳门的正中位置，与纪念碑和正阳门都保持200米的等距离。

这个位置恰好是原中华门的位置。

中华门在1958年被拆除，为天安门广场的扩建让路，现在在这里建设纪念堂，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历史的呼应。

确定了具体位置之后，建筑的高度控制成为另一个重要的技术问题。

纪念堂的高度必须恰如其分，既不能被正阳门的高度压倒，又不能超过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高度。

经过精确的测算和反复的调整，最终确定纪念堂的总高度为33.6米，这个高度既保证了建筑本身的庄严气势，又与广场上其他建筑形成了良好的比例关系。

关于纪念堂的建筑形式，设计组内部也经历了激烈的讨论。

当初绝大部分成员都认为，宏大的建筑才能体现伟人的伟大和崇高。

有些方案设计成宫殿式的建筑，采用传统的中国古建筑风格，黄琉璃瓦屋顶，红墙金柱，庄重威严。

有些方案采用现代建筑风格，简洁的几何造型，大面积的玻璃幕墙，体现时代特色。

只有南京工学院的杨庭宝教授提出了一个相对简洁的方案，建筑平面为正方形，长宽各105.5米。

杨庭宝是中国建筑界的权威专家，曾经参与设计了许多重要建筑，他的建筑理念一向以简洁大方著称。

他认为，纪念性建筑不应该过分追求装饰的繁复，而应该通过简洁的造型和恰当的比例来体现庄严的气质。

这种正方形建筑的设计思路，平面布局平整，造型简洁明快。

由于建筑位于广场中轴线上，正方形的对称形式可以产生稳重平衡的视觉效果。

经过反复讨论和比较，设计组最终采纳了杨庭宝教授的建议，确定了正方形的建筑平面。

建筑的具体设计方案确定后，结构工程成为另一个重大挑战。

纪念堂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按照九度抗震设防标准设计。

北京地区的地质条件比较复杂，特别是地下水位较高，对建筑基础的设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设计组邀请了全国最优秀的结构工程专家参与设计，确保建筑结构的安全可靠。

建筑的外观设计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外廊由44根福建黄色方形花岗岩明柱环抱，每根柱高17.5米，断面1.5米×1.5米。

这些花岗岩柱不仅具有结构支撑作用，更重要的是营造了庄严肃穆的建筑氛围。

明柱间装饰有广州石湾的花饰陶板，这些陶板采用传统工艺制作，图案精美，色彩协调。

建筑的屋顶设计采用了两层玻璃飞檐，檐间镶嵌着葵花浮雕。

这种设计既保持了中国传统建筑的特色，又体现了现代建筑的简洁理念。

玻璃飞檐的使用在当时是一种创新，它既减轻了建筑的重量，又增强了建筑的时代感。

【四】朝向争论的白热化与技术论证

就在建筑设计的各项技术问题逐步得到解决的时候，一个看似简单却极其重要的问题浮出水面——纪念堂应该朝哪个方向。

这个问题引发了设计组内部前所未有的激烈争论，不同观点的支持者都有自己充分的理由和坚定的立场。

传统派的专家们坚决主张纪念堂必须坐北朝南。

他们的理由基于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建筑理论。

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重要建筑，从皇宫到庙宇，从官署到民居，绝大多数都采用坐北朝南的朝向。

这种朝向不仅符合中国传统的风水理念，更重要的是体现了"面南而治"的政治文化内涵。

从建筑技术的角度来看，坐北朝南的朝向有着明显的优势。

中国大部分地区位于北半球，坐北朝南可以获得最佳的日照条件，冬季可以充分利用太阳的热量，夏季可以避免过强的阳光直射。

从通风角度来看，这种朝向也有利于形成良好的自然通风效果。

传统派专家们认为，纪念堂作为如此重要的纪念性建筑，更应该遵循这一传统。

违背了几千年的建筑传统，不仅在文化上是不合适的，在技术上也可能存在问题。

他们引用了大量的古建筑实例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从紫禁城的太和殿到天坛的祈年殿，从孔庙的大成殿到各地的关帝庙，无一例外都采用了坐北朝南的朝向。

现代派的设计师们则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

他们认为纪念堂应该坐南朝北，与人民英雄纪念碑保持一致的朝向。

他们的理由同样充分而有说服力。

首先，人民英雄纪念碑就是坐南朝北的。

人民英雄纪念碑建成于1958年，当时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和反复的论证，最终确定了坐南朝北的朝向。

纪念碑面向天安门，象征着人民英雄永远面向人民、面向国家。

纪念堂如果也采用坐南朝北的朝向，就可以与纪念碑保持一致，形成统一的建筑群体。

其次，从象征意义来看，坐南朝北的朝向可以让纪念堂面向天安门广场的中心区域，面向人民聚集的地方。

这种朝向体现了伟人与人民心连心的寓意，符合伟人生前的思想和作风。

第三，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看，天安门广场是一个完整的建筑群体，各个建筑之间应该形成协调统一的关系。

人民大会堂位于广场西侧，中国国家博物馆位于广场东侧，它们都面向广场中心。

纪念堂如果也面向广场中心，就可以与其他建筑形成呼应关系。

现代派设计师们还从现代建筑理论的角度进行了论证。

他们认为，现代建筑设计应该更多地考虑功能需求和使用者的感受，而不应该拘泥于传统的形式。

纪念堂的主要功能是供人民群众瞻仰，因此应该以人民群众的需求为出发点进行设计。

争论越来越激烈，双方各执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

传统派专家们认为现代派的观点是对传统文化的背叛，现代派设计师们则认为传统派的观点过于保守，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争论的焦点逐渐集中到一个具体的技术问题上：如果纪念堂正门朝北，当天安门广场举行群众集会时，群众面向天安门，就会背对纪念堂，这是否会让人心里感到不安？

这个问题确实需要认真考虑。

天安门广场是举行重大政治活动和节庆活动的场所，每年都有多次大规模的群众集会。

如果纪念堂的朝向与群众集会时的面向产生冲突，确实可能会产生心理上的不适感。

设计组领导成员之一的赵鹏飞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创新的解决方案。

他建议对纪念堂的庭院设计进行调整，把纪念堂庭院的东西两侧向内收缩，使两侧的广场面积扩大。

这样一来，当举行群众大会时，不仅在纪念堂的北侧会有群众聚集，在纪念堂的东西两侧和南侧也都会有群众环绕，形成四面环绕的格局。

赵鹏飞的这个设计思路非常巧妙，它不仅解决了朝向带来的心理问题，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一个深刻的象征意义：无论纪念堂朝向何方，伟人都始终在人民群众之中。

这种"群众环绕"的设计理念得到了设计组大多数成员的认可。

然而，关于朝向的根本性争论依然没有平息。

传统与现代、南朝与北向，两种观点针锋相对，似乎难以调和。设计工作因为这个争论而陷入了停滞状态，时间却在一天天地流逝。

1976年1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查纪念堂方案时，朝向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最终解决。

11月9日，纪念堂工程现场指挥部正式成立，时任北京市建委副主任的李瑞环担任指挥部党委书记兼总指挥。

与此同时，国务院专门成立了第九办公室，统筹修建纪念堂的各项工作，人们习惯性地简称其为"九办"。

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托，负责九办与纪念堂建设的领导工作。

当谷牧接受这个任务时，关于朝向的争论正进入最关键的阶段。

作为负责整个工程的领导，他必须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作出最终的决断。

当谷牧深入了解了设计过程中的种种争论后，他并没有急于表态。

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领导者，谷牧深知这个决定的重要性。

这不仅仅是一个建筑技术问题，更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形象和人民感情的重大政治问题。

11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前门饭店的会议室里再次聚集了所有的设计专家和相关负责人。

争论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各方观点依然针锋相对，没有丝毫妥协的迹象。

传统派的专家们依然坚持坐北朝南的传统做法，现代派的设计师们仍然主张坐南朝北的创新方案。

会议室里的气氛异常紧张。

时间的压力让每个人都感到焦虑，而朝向问题的悬而未决更是让整个设计工作陷入了困境。

有些专家甚至开始怀疑，这个分歧是否永远无法解决。

就在这种僵持不下的关键时刻，谷牧缓缓站了起来。

会议室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着这位负责整个工程的领导，等待着他的最终决断。

谷牧的目光扫过在座的每一个人，他的表情严肃而深思。

谷牧开口说话的那一瞬间，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有想到，这句朴实无华的话语，彻底改变了争论的走向，并成为决定纪念堂最终朝向的关键转折点......

（康讲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