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资公司的“大事”

华伦

自我厂与德国马勒公司合资的“上海马勒滤清系统有限公司”成立后，作为行政部经理（其实就是后勤组长）的我只是做一些在总经理詹戟和经理室总监杨静这两个假洋鬼子眼中的“大事”，虽比之前担任上海滤清器厂副厂长时要轻松许多，但却感到十分疲劳，不是身体上的疲劳，而是精神上的疲劳。 先来说说2003年的情人节那天代表马勒公司主动找我“谈恋爱”的杨静吧。当初为了促成合资这桩“婚姻”，她是见谁都低三下四，生怕“嫁”不出去似的，见着我就嗲嗲地“潘厂长、潘厂长”叫着，听起来骨头都会酥掉。在日本考察期间，为了求得好感，她甚至不惜放下淑女形象，穿着睡衣到我们房间讨要香烟抽，以致几个大男人都尴尬无比。“成婚”了，杨静在如愿成为合资公司的“大内总管”后，其变脸的速度令人咋舌，每天唬着一张欠她多还她少的脸，指手画脚办着一些“大事”。 大内总管的大事 不知为何，“大内总管”的一些“大事”往往是与WC在较劲。 WC的“大事”之一 一天，“大内总管”在经理办公会上提出，为了符合公司形象并尊重外国宾客的习俗，厕所的蹲位应改成座位，可公司员工大都是中国人，一年才有几个洋鬼子来呀？谁知总经理詹戟不但表示赞同，还决定把一年前刚建成的厕所全部拆掉重建，于是二十多万人民币就白白丢在厕所里了。当然，这是花公司的钱，我们行政部照办就是了，可这二十多万不也是每个员工的一部分吗？真是暴殄天物。 WC的“大事”之二 一天，女厕所传出激烈的争吵声，曹浩其让我快去看一下，当来到厕所发现陆玉兰和刘爱萍俩骂骂咧咧从厕所走出来时，心头一紧：前几年我在当王桥分厂厂长时，她俩就因打架被我处理过，现在又发生争执，不是要被假洋鬼子们看笑话了吗？她俩一见我就向我告状，原来是杨静这个“大内总管”一进厕所就要让排在她前面的陆、刘俩让给她先解决问题，她俩说工休时间只有十分钟，晚了会影响整条流水线的，杨却以“马上要开会了”为由硬想插在前头，这陆、刘也不是省油的灯，当然不会同意“大内总管”所谓的理由，于是就发生了这桩我实在没法解决的“大事”。 WC的“大事”之三 一天，因女厕所地面的积水被“大内总管”训斥一番：“老潘，你怎么搞的？女厕所地上这么多积水都不打扫干净！今天格鲁诺（马勒德国公司总裁）要来公司视察，我怎么向他交代？”原本蛮秀气的一张脸，此时变得丑陋无比，“女厕所内有水我怎么知道，我职责中也没有打扫女厕所这一条呀！更何况难道格鲁诺会视察女厕所吗？”我不能示弱“……你能不能找人打扫一下呢？”停顿一下后，她的口气缓和下来了“那你就不能随手扫一下吗？”“……”我的反唇相讥让“大内总管”无语。 WC的“大事”之四 一天，我刚从厕所出来，被匆匆进门的杨静撞了一下，她不但不道歉还来了一句“sorry”，我听成她骂我“骚卵”，正想发火，当她侧身让我过去时才意识到她是在用英文向我道歉，于是我也用英文回了一句“thanks”，说不定“大内总管”还以为在骂她“牲口”呢。 “大内总管”的厕所“大事”其实不应该摆在台面上的，是我小题大作了。那就来说说掌管公司“大事”的总经理詹戟吧，这是一个出生于河南穷乡僻壤的假洋鬼子，虽然曾留学德国，也曾在西门子、花旗银行、贝塔斯曼等大公司任职，但刻在骨子里的小农意识基因却难以消弭，他往往会盯着一些很小的事不放，有些简直令人喷饭，因此，在许多员工口中，“乡下人”就是其代名词。 乡下人的“大事” 与“乡下人”打交道的一个多月内，他让我办了几桩“大事”。 清除滤清器厂痕迹 合资公司成立后，“乡下人”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要将产品图纸、技术标准、工艺卡片、设备标签，甚至完全是在企业内部流转的领料单、出门单上原上海滤清器厂的痕迹全部清除掉，这也未免太过分了吧？重新印制或报废的费用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更何况，即使消除了这些痕迹，广大职工心目中对上海滤清器厂的感情能消除得了吗？当我提出库存信笺信封还有不少，是否可以继续在内部使用时，“乡下人”坚定地说：“不行！这是大事，不能再用！” 定制信笺信封 既然原先的信笺信封去见了马克思，那就只能重新定制了，这件“大事”自然由行政部来完成，在按信封230×120，信笺210×28·5的标准尺寸分别定制了一万只和一千刀并预付了一千元制版费后，财务总监徐健儿（也是假洋鬼子）说要总经理签字才能报销，于是找到“乡下人”，他说信笺信封虽小却是体现公司特色的大事，并拿出不知哪里的信笺信封，说以此为标准（信笺210×30、信封235×120）定制，我说制版费已付不能退了，而且按非标尺寸重新制版恐怕费用更高，“乡下人”竟然非常爽气地说：“制版费能退就退，不能退就算了，但尺寸必须要改。老潘啊，以后办事情不能有小农意识哦！”啊！我有小农意识？于是，这一千只大洋也去见了马克思。 折腾的桌椅 为了给“乡下人”配一张符合其身份的大班桌，我在索取多家家俱公司的样板后，由他自己选中了一只，因该桌子又大又重，电梯进不去，楼道又窄，于是我便叫上了鲍文龙、乔阿龙、曹浩其、吴谷龙等几个壮汉既吃力又别扭地慢慢往楼上挪，过程中大家不由自主“哎哟哎哟”地哼着，谁知“乡下人”听见后竟然拉长了脸怒吼：“喂！老潘，声音太响了，你们不能轻一点吗？”累得气喘吁吁的我们真想把桌子就地搁在楼梯转角处不管它了，但胳膊拧不过大腿，只能……哎！太憋屈了。大班椅本来就是与大班桌配套的，可“乡下人”硬说靠背太高，坐着不太舒服，家俱公司只得更换一张，这下靠背算是满意了，可他又嫌万向轮不够灵活，还要换，几番折腾后，直到家俱公司老板亲自上门换了第三张，“乡下人”才撩了一句“将就着用吧”，搞得家俱公司老板也无奈的直摇头。 吹毛求疵的标牌 办公室标牌的设计整整花费了将近一个月时间才搞定。我先是让曹浩其联系川沙的一家广告公司出了样板，“乡下人”不满意。于是我专程到福州路制作各种标牌的专业商店选择了几种式样，“乡下人”看后不是尺寸不对就是材质不行，我憋着一肚子火刚想发作，一旁的营销部郭志诚见状，把我拉到外面：“老潘，别和乡下人一般见识，我在长春一汽看到的可能适合他要求，我让他们发一个传真过来看看吧。”当传真过来后，“乡下人”又说与合资公司的形象不符，这下我真的火了：“我没本事干了，你另请高明吧！”在温耀和副总经理的协调下，“乡下人”答应以一汽长春的为模板制作后，我才完成了这件“大事”。 事后想想，“乡下人”对上述所有“大事”的挑剔，其实都是他的有意刁难，目的就是排挤像我这样的原上海滤清器厂人，于是我萌生了炒他鱿鱼的想法。 密谋“出走大事” 久而久之，公司副总经理温耀和也受不了“乡下人”各种无理的挑剔和刁难了。当汽配公司要调他去伦福德公司任职时，这背后或许就隐藏着“乡下人”要撵走他的意图。一天，温耀和诚恳地问我，如果不去伦福德而是自己成立一家滤清器公司愿不愿意与他一起创业，基于只能干“大事”的现状，我没什么可考虑的了，一起干吧！ 2004年9月2日，也就是合资公司成立还不到两个月，宁波老板汤阿三在五牛城海鲜楼宴请原上海滤清器厂的几个头面人物温耀和、康伟贤、谈建忠、吕宝均、陈少华、王佑、张全根和我，席间探讨了自己办滤清器厂的可能性，汤阿三说只要你们自己干，他一定会全力支持，除了康、谈、王三人说要考虑考虑外，其他人都蠢蠢欲动。 2004年10月16日，我51岁的生日过得有点不一般。中午，我与温耀和、吕宝均、王佑、沈馨、陈忠、张全根等一起密谋创业大举，拟由温先行筹备，等一切手续妥帖后，其余人再辞职下海。大家都认为凭我们在滤清器行业有着经营管理、技术开发、生产组织、市场营销丰富经验的七君子，加上有诸如汤阿三、陈鹤林、陆美松、薛永国、金海荣、吴锡根、黄洪民、陈耀达、陈志疆、屠洪章、王耀根这些与原上海滤清器厂有着长期合作伙伴的支持，谅决不会输给詹戟这种“乡下人”的。晚上，为了感谢对我在上海滤清器厂工作期间的支持和帮助，借“庆生”名义，我特邀温耀和、周慧娟、谈建忠、康伟贤、曹浩其、王志伟、吴谷龙、周生荣、黄炳根、严园明、周世平、吕宝均、王佑等人在梅陇镇酒店（现改为艺选安来酒店）小聚，畅聊之际，既为能和这些朋友一起共事时的温馨感到欣慰，也为即将到来的分开而有些许伤感。 2004年12月1日，正式炒“乡下人”鱿鱼的我按照邓大人指示，与温耀和、吕宝俊、周生荣一起创办“四新菲尔滤清器公司”，开启了一段摸石头下海的历程。 感慨不惑 孔老夫子云：四十而不惑。当真如此？非也！一个人往往在四十岁之后，因事业、阅历、地位、人脉有了一定基础，各种各样的“惑”便随之而来，不惑是不可能的，而且“惑”本身并没有好与坏之分，只是需看“惑”之后的结果才能知其好坏。纵观历史上一些名人，于不惑之年，在“惑”之下也不得不惑。古时，诸葛亮在三分天下的隆中对之“惑”下，终有六出祁山后的五丈原之薨；五十多年前，陈景润在哥德巴赫猜想之“惑”下，终有“1＋1”的一生清贫之梦；改革开放后，王石在“摸石头过河”和“白毛黑猫”之”惑”下，终有珠峰登顶之快；……回首1993年，正当不惑之年的我，因“惑”回到了故乡，作为芸芸众生中的一阶草民，来到上海滤清器厂的十多年间，工作顺利时的喜悦、指手画脚时的爽快，觥筹交错时的豪气，皆由”惑”所带来，而一些不如意，不也是为“惑”所致吗？过了不惑之年后的我，又一次因“惑”而决定下海，憧憬着若干年后的别墅与豪车，还有可以随心所欲的孔方兄，谁又能说这不是又一次华丽转身的起点呢？不说李嘉诚，不说比尔盖茨，也不说马云。仅说曾经打过交道的石学友和石耀飞这“两石”，前者十年前只是宁海山沟沟一家作坊企业的小老板，现在已成为宁波一家颇具规模的滤清器公司的CEO了；后者若干年前还只是张江一家生产冲压件的小企业老板，如今已俨然成为川沙地区首富。而我们几个创业者，除了我之外，都是中国滤清器行业的翘楚，更何况还有这么多年累积起来的人脉和市场资源，难道还比不过“两石”吗？ 相信自己，成功之“惑”在向我招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