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天空（71）胜不离川 败不离湾

安如磐石

历史地理学家张其昀

胜不离川 败不离湾

一一逃台后国民党的改造

1949年，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国军。国民党政权危如垒卵。

在渐江江奉化，辞职总统的国民党总裁蒋介石，架起了十八部电台指挥军队与中共作战。其实，三大战役结朿后，国府曾谋化划江而治。此时，国统区物价飞涨，人怨沸腾。前线军队一败再败，士气低落。向何处去，成为蒋介石考虑的大问题。

1925年10至11月，正值广州国民政府为彻底消灭广东省的军阀势力，决定进行第二次东征的时候。时任黄埔军校校长、东征军总指挥的蒋介石因为第二次东征来到惠州。蒋介石特意来到罗浮山拜神。蒋介石来到酥醪观，跟道长促膝长谈了一整晚，最后抽了一支签，“胜不离川，败不离台。”蒋介石想请道长具体解释一下，道长只说：“天机不可泄露。”

“胜不离川”的含义：就是说蒋介石如果胜利，应该定都四川，而非南京。抗战择定陪都重庆，当蒋介石据守四川时，才真正意识到危机，联合共产党和国际援华力量，反败为胜。而赶走日本侵略者之后，蒋介石再次回到南京首都，悍然发动内战。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对比悬殊，国民觉是占有绝对优势的，然而鬼使神差地，蒋介石一把好牌打得稀烂，最终节节败退。最终，蒋介石只能连夜逃离大陆，占据台湾，也就是另外4个字“败不离湾”。

蒋介石曾考虑大西南、海南岛、缅甸等地，但大西南兵力外强中干（胡宗南部被彭德怀牵制），海南岛受琼崖纵队牵制难以完全控制，缅甸虽面积大但“反攻大陆”无望且国际影响复杂。最终，蒋介石采纳地理学者张其昀的建议，认为台湾因地理位置易守难攻，成为最后退守之地。张其昀提到台湾历史上多次被不同政权占据（如荷兰殖民、郑成功收复、康熙统一、日本侵占后光复），具有特殊战略地位，这促使蒋介石最终选择台湾。

1949年2月10日下午，在隆隆炮声中，蒋介石父子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18时30分到达台北。蒋介石的专机驾驶员衣复恩回忆：“我们从此离开大陆，飞向台北。千山万水，不胜依依，这一飞，竟成蒋总统与这块土地的最后一别！”

“建丰同志”（蒋经国）在日记中写到：“大好河山，竞无立锥之地。”

抗成胜利后，国民党占有全园主要城市和土地，并有着美械装备的八百万军队，三年时间跨台逃往台湾。蒋介石在阳明山深刻反思，除土地没有改革，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外，主要是党员领导干部与党离心离德，贪污腐败，导致失去江山。蒋介石着手对中国国民党进行了改造。

改造运动

中国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国民党七大”，是中国国民党于台湾省会台北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1952年在台北召开的国民党“七大”，是国民党起死回生唯一关键，在国民党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一次大会，对后来的两岸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国民党党中央退守台湾后，面对台湾一片混乱的局面，国民党于1950年对党进行改造，以期东山再起。具体内容是开除不及格的党员，在“反共救国”中吸收新党员，在政治改革中提拔干部；同时加强对国民党党员反共思想理论的灌输，并通过党员归队及建立各级小组来建立深厚的群众基础。通过改造，弥漫全党上下的失败主义情绪已基本消退，对于整顿国民党的组织机构，巩固蒋氏父子的统治体系，对稳定台岛动荡不安的局势和加强国民党政对台湾的控制起了关键作用，为国民党“七大”召开打下基础。

在大陆，国民党内部非常腐败，压榨百姓已是家常便饭。蒋介石十分痛心，他说“我们多数将领精神疏懈，道德低落。”高级将领专横跋扈，任人唯亲，已和军阀差不多。“各级军官对上级命令大多阳奉阴违，甚至根本没有执行，以至于命令功用完全丧失。”而一旦打了败仗，“就彼此怨恨，互相攻讦，将自己的过失推得干干净净。”他承认：国民党军队“表现出来的贪污腐败，真是无奇不有，简直难以想象。这样的军队就不能不走向失败。”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军队的腐败其根源又在于国民党这个党的腐败“我们的力量完全流于表面形式，而实际内容却空虚到了极点。我们党和团没有基层组织，没有新生的细胞，党员和团员在群众间发挥不了作用，整个党的生存，差不多完全寄托在有形的武力上，这是我们真正的危机”。

蒋介石认为，“我们的党员不能再有败坏纲纪、蔑视组织的行径。我们不能容许过去招致大陆沦亡的一切观念行为和作风用到台湾来。”这些如果在台湾延续下去，“则党必归于毁灭，永无复兴的希望。”蒋介石下决心“对原有党员有腐化贪污的事实，反动投机的倾向，毁法乱纪自私自得者，要严惩整肃。

1950年8月5日，“中央改造委员会”正式成立，在台北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就职宣誓典礼。嗣后，由蒋介石主持举行“中央改造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央改造委员会大纲》，确立“中央改造委员会”职权和组织系统。同日，为推动和深化“党务改造”，蒋介石发表《本党今后努力的方针》，提出国民党今后“努力方针”是在“建设新国家的总目标下，排除派系观念”、“铲除官僚作风”，要求“中央改造委员会”将此作为推动“改造的重要遵循”。国民党的改造进入实施阶段。1952年10月10日至20日，在台北阳明山召开的国民党“七全大会”标志“改造”的结束，同时也是两年多“党务改造”的重要成果，是国民党在存亡续绝的危厄关头起死回生的历史转折点。对国民党蒋介石在台湾的政治统治具有重大作用：

第一，打破了由大陆延续至台的派系纷争，压制了对国民党生存发展不利的异己势力。改造中，解除了权力膨胀，树敌甚多的CC系的“党治”实权。既然蒋介石把国民党本身的失败作为大陆失败的根本原因，那么主持“党治”实权的CC系就必须对此负责，从此陈立夫、陈果夫被排斥于权力核心之外，一蹶不振，而大陆时期行政官僚势力的代表政学系，亦被瓦解。从而消除了派系争斗的局面，有利于稳定国民党统治。

第二，削弱“党国元老”们的实权，建立起党、政、军、特“制衡系统”。国民党的党、政、军、特“元老”人物在大陆时常拥兵自重，成为国民党内争权夺利的不安定因素。退台后实权被削弱，被安排在有职无权的中央评议委员会“养老送终”。同时，为防止任何人或部门权力过度膨胀，对党政系统实行“人事制衡”，相互牵制；军队系统建立“任期制”，使之难以拥兵自重；并重组“情治系统，使其可以监控党、政、军系统。这样蒋介石一手掌握了党、政、军、特系统的“层层节制统帅权”，居于不可侵犯的地位。

第三，培植安插大批亲信，蒋经国进入中央决策层。在中央改造委员会的16名委员中，有些是蒋的嫡系，有些是跟随蒋的幕僚，还有一些虽无关系，但也深得蒋的信任。在七全大会上，他们中多数被提名为中央常委，并独挡一面。同时，蒋经国也进入国民党中常会，参与决策，并在军队中掌握“政工”实权，从而奠定了蒋经国的权力基础。这样，蒋介石利用改造之机安插亲信，控制要害部门，建立起以蒋氏父子为核心的权力结构。

第四，整顿和扩展了国民党组织，革新了“党政关系”，强化了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改造”中，国民党以党籍迫使党员归队，制止党员游离于党外的现象；“改造”后又规定党员必须参加小组，其党籍才有效。以此种方式把党员约束在组织中，增加了国民党的组织力。在民众中发展党员，扩展基层组织，增强国民党在台湾的“社会基础”。还以老班底新阵容的办法，革新“党政关系”，以党、团组织、“政治小组”控制政府系统，但实质还是党权高于政权，但这时的统治方式较过去已有更大的政治迷惑性。同时，国民党还在军队中建立党组织，在青年学生中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台湾中国青年救国团”等组织，从而，加强对军队、学生的控制，以维护国民党的统治。

1952年10月在台北中山楼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国民党改造的结束，并将改造精髓贯彻到国民党的党章政纲中；确定沿用“中国国民党”的称号，在台湾省执政；提出“驱逐俄寇、消灭共匪”，“团结反共力量，联合反共团体，建立反共抗俄联合阵线”的政治主张；决定在台湾实行国民党一党专制统治和“戒严”统治体制，以台湾为“复兴基地”，准备“反攻大陆”。

意义

国民党“七大”是国民党起死回生唯一关键，在国民党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一次大会，在海峡两岸关系上虽然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但在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独"的立场上产生了积极的深远的影响。

备注： 人物介绍

张其昀（1900年9月29日-1985年8月26日），字晓峰，浙江宁波鄞[yín]县人，中国地理学家、历史学家。他著有《中国地理学研究》《中国区域志》《中华民国史纲》等。

1923年，张其昀在《史地学报》上发表了《历史地理学》一文，一举奠定了他作为一个地理学家、历史学家的学术地位。1927年，张其昀在国立中央大学地理学系任教，是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开山大师。1935年，张其昀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中央评议会聘任评议员。1936年，张其昀应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之聘，到浙江大学创办史地系，担任教授兼系主任。1941年，他组织出版《国史纲要》第一辑。1943年，张其昀应美国国务院之邀，在哈佛大学为访问教授两年。1946年，张其昀返国后，并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1954年至1958年，张其昀任中国国民党“教育部长”。1967年，他当选为中国台湾地区民意代表。1980年，被蒋经国聘为中国台湾当局领导人幕僚。1985年8月26日，张其昀病逝于台北。

张其昀曾被称为台湾的“文化之父”和“教育之父”，又因经其手完善了台湾的高等教育体系而被台湾学界誉称为“博士之父”。

罗浮山

罗浮山位于中国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是中国著名的道教名山之一，拥有众多道观，著名的包括冲虚古观、酥醪观、九天观等。

酥醪观：又称神仙古洞，其历史可追溯至秦汉时期，以其"仙气"而闻名。

编辑：石安

陝西省社科院当代陝西研究会会员、陝西省中国现代文学小说会副会长

2025年10月17日于宝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