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山铜矿的艰苦岁月（上）

山翁0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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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图片/编辑 山翁0268

　　有一种经历叫栉风沐雨。人在艰苦环境里的时候总是想方设法改变或离开，然而等真的选择了改变或离开后，那段难忘的岁月渐行渐远，逐渐成为“当年”的时候，庆幸的往往不是当时的选择，而是人生阅历中曾经有过那么一段艰难岁月的洗礼。

　　在位于胶东半岛的福山铜矿工作和生活的4年多时光，是我和我的百名同伴，人生阅历的初始阶段。1976年底，刚刚批准组建不到一年的山东省冶金矿山建设工程处的几个筹建人员，拿着省里下达的招工指标，在莱钢及其所属的矿山公司协助下，从泰安、莱芜两县招收100名工人。刚刚高中毕业，已经成为新一代农民的我，有幸成为了这100名新工人的其中之一。那时的山东省冶金矿山建设工程处，既无办公的场所、生产的车间，也没有职工宿舍、食堂等最基本的生活设施。仅在莱芜县城东边的丘陵上拿到了几十亩土地。按照批准组建山东省冶金矿山建设工程处的省冶金厅的指示，这100名新招录的工人暂时放到当时的“全国工业学大庆先进单位”福山铜矿进行培训。所谓培训其实就是分配在铜矿的采矿、掘进队跟班生产。历时10年的“文革”在1976年随着所谓“四人帮”的倒台而结束。高考尚未恢复，城市里的高中毕业生多数还要走上山下乡道路，去农村这个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农村的高中毕业生便直接过度为农民。因此，招工便成了当时城乡青年，人人想挤的独木桥。

1976年12月，我们这些通过层层把关、政审合格后拿到《录用通知书》，大多数还不到20岁的农村娃，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到各自所在公社驻地的派出所、粮管所办理有着跳出农门重要标志的户口、粮食关系迁移。按照事先通知，12月24日被录用人员到济南火车站集结，乘坐当晚由济南开往烟台的203次列车，到烟台站后由福山铜矿负责接站。由于我没接到上述通知，只按《录用通知书》上载明的12月25号到福山铜矿报到。所以出站后就背负行李一路打听，冒雪找到烟台汽车站。在汽车站等弄明白了去福山铜矿方向需要乘坐的车次和售票的窗口，上午的班车早已经开出。要等到下午2点才有一班开往福山县城的车。肚子觉饿的时候才发现衣兜里的零钱已经用完，带在身上的钱和粮票临来的时候母亲怕丢，拆开我当时我穿的棉袄里子，连同户口、粮食关系和报到用的《录用通知书》缝在了里面。幸好母亲给煮的几个鸡蛋还在包里只是太凉。忐忑中终于等来了检票上车。从烟台到福山不足20公里的路程，戴着防滑链的汽车走了3个钟头。冬日里的17点已是华灯初上。经询问汽车站工作人员后得知：到铜矿还有9公里路，当天已经没有了班车。在站内只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车站工作人员催促赶快离开，因为要下班关门了。已经分不清东西南北的我，拖着行李走出汽车站正不知所措的时候，一辆自行车停在了我身旁。骑车人是一位干部模样的中年男子，问我从哪里来要去哪里？当他弄明白我的情况后，这位干部自我介绍说是铜矿计划科（计划科职能与劳资科相同。比如好多企业都有的维修车间，当时在福山铜矿叫更新车间。诸如此类。）的科长叫孙玉敬，下午来福山县城办事正要返回铜矿恰好遇到了我。他向我详细介了去铜矿应该怎么走之后，将我所带的行李都绑在了他的自行车上带走。我踏雪走到铜矿的时候已经是深夜。当晚有一个早晨乘坐铜矿卡车先我到达的高个子，用他自己的饭菜票为我从食堂打来了一个馒头、一碗菜汤。后来知道这个高个子叫陈茂禄。

福山铜矿的前身是牙山铜矿，1958年4月创建于栖霞县牙山脚下。1964年，迁至牟平县解甲庄镇孔辛头村。1970年10月，开始在福山县王家庄建设福山铜矿区。1972年7月，达到日采、选500吨设计能力，易名为福山铜矿。先生产，后生活尽管是建国初期的口号，但建成投产仅4年的福山铜矿，各种生活设施还相当简陋。职工宿舍原本就紧张，无法一下容纳100人。因此，在宿舍建好之前我们只能住在一个几百平方米的职工大礼堂内。早上矿广播室的大喇叭开始播音就是起床时间，紧接着便是排队上厕所、排队用刺骨的冷水洗刷、排队去食堂买饭等。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广播电台有一档节目叫“每周一歌”，我们在铜矿的第一周每天听到的歌曲是《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早上就在那优美且略带悲伤的歌声中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各种排队。虽然艰苦，但对于我们这些农村娃来说是一种全新的生活。以至于40年后的今天，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脑海里依然能浮现出那些踏着积雪进进出出的身影和感觉并不久远的场景。1977年春节过后，福山铜矿依托我们这100人的队伍，又从铜矿掘进、采矿一线选调了十几名经验丰富、技术过硬的老工人，正式成立了一个名叫“建井队”的一线生产单位。建井队设立党支部是隶属福山铜矿的车间级中层。第一任队长兼书记是1958年就在牙山铜矿工作的张庆言，后来又调来一个专职书记叫杨民志。队部设一专职文书兼统计员，是从矿子弟小学调来的徐家涛。下设三个班组级的队，队长都是在铜矿赫赫有名的劳模级人物。分别是一队孙某名字不记得了，只记得他是牟平人个头不高。曾因刷新单日掘进进尺而被铜矿披红戴花给予表彰；二队赵丰收牟平人，也是个不服输的干将；三队栾玉芳福山本地人，是专门从牟平孔辛头分矿调来的队长。本人就是三队的一员，因为我在三队年龄最小，因此备受栾队长关照。今生穿的第一件毛衣就是栾夫人给织的。胶东特有的一种面食叫饽饽，我时常能在栾头那里吃到他从家里带来的这种美食。

福山铜矿根据勘探储藏总量和矿脉分布、走向，设计为两个矿段开采。一矿段的开采到八十年代初就要结束。急于上马的二矿段的建设任务别无二选的就由建井队来承担。一矿段的开采方式是由主、副两个斜井，铜矿石主要从主井用卷扬机拖拽矿车运出。井下工作人员从副井乘坐一种叫做“马克宁”的矿车上下班。不用“马克宁”的时候副井也用卷扬机运出铜矿石。二矿段有别于一矿段的是不再选择斜井而要建设竖井。井口位置确定在铜矿医院后面不远的一个馒头形小山包上。在山包上建竖井首先要整平井口周围的场地。按照设计要求和现场实际地形我们最终搬动土石达到100万立方，整出一个南北长500米、东西宽300米的场地。平整出的这个场地仅从数字上看，体现不出其中的艰辛。从1977年的初春到年底，历时大概一年的时间。除了打炮眼用风动凿岩机之外，其余工作全部是我们这100多人每天24小时不停歇，按照三、八轮流制，用最原始的手扒肩抬来完成的。刚开始的时候天气还很冷，夜里零点接班的工人要干到早上八点才下班。从不远处海面上刮来的寒风刺骨的冷，到凌晨3、4点钟的时候人困体乏却不能坐下休息，因为身上有汗水，停下来就会感冒。夏天，早上8点接班的工人要到下午4点下班，这是一天中最热的时段。山头上没有一点避光遮荫的设施，因为是平整场地要挖去大半个山头，所以连树也没有一棵。正午的阳光晒的人特别难受，每个人的皮肤都是暴了一层又一层。搬动这百万方土石我们用坏了的镐头、铁锨、铁耙子、铁簸箕等工具不计其数。到1978年国庆节的时候，在被整平的场地上竖起了用直径400毫米的钢管组装起来的几十米高的方台状井架。井架四周安装了十几台分别用直径30毫米钢缆，通过井架顶上固定的滑轮，吊着水泵、吊盘、抓岩机、通风等设备的稳车。(所谓稳车是一种能升能降的低速绞车)。井架北面建起了卷扬机房并安装上了大功率卷扬机。靠近井架的东边建设了更衣间、维修车间等简易工房。竖井掘进也已经进行到了地面以下。

新建宿舍竣工后，我们相继搬出了大礼堂。从开始的6人间平房，到后来的3人间、每层都有公用厕所、洗刷用自来水的三层楼房，居住条件得到了质的改善。职工澡堂、食堂的扩建、完善、阅览室的建成开放和每周的两场电影，让我们终于有了“国家职工”的感觉。张庆言这个1958年就参加工作的老矿工，尽管文化程度不高，却明白带队伍之要领。管理这帮远离家乡，少不更事的年轻人，传统的说教效果不会太好。即便是现在，企业里面出早操也是少之又少的奇葩事。他却在铜矿其他车间、工队都不出操的情况下，组织建井队上白天班的工人早饭前列队跑步，还亲自吹哨、喊号子。每到“五一”、“国庆”等节假日，矿上绝大多数工人都骑自行车回家。那个时候从烟台到济南每天只有一列晚上的火车，尽管从铜矿到烟台市里，已经开通了每天上、下午各一班的公共汽车，但要购买火车票必须上午就去火车站排队。往返一趟泰安或莱芜仅在路上就要4天。回不了家的我们这百人队伍，假日里成了“散兵”。不晓得张队长基于什么样的考虑，以进行阶级教育为由，申请来矿上的“解放”卡车组织我们外出参观。解放前栖霞县有个胶东闻名的大地主，外号牟二黑子。牟家几代人建设的宅邸被叫做“牟氏庄园”，去那里听讲解员诉说地主阶级残酷剥削贫下中农的罪恶；到桃村英灵山烈士陵园凭吊先烈，瞻仰抗日烈士任长伦的塑像。这两个地方的故事，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并不陌生，上中学的时候在课本上都读过。身临其境，去体验课本上读过的故事，我们参观的兴致很高、很认真。无论这位老工人出身的领导当时是什么愿望，这些活动客观上缓解了我们想家的情绪，起到了增强建井队凝聚力的作用。

那确实是一段难忘的日子。住宿条件及文化生活改善后，我们这些 “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单身一群，除了所从事的矿井建设工作非常艰苦劳累以外，工作之余的时光还是蛮清闲、愉悦的。轮到上白班的时候，晚饭后相约三、五工友到铜矿周边的小山包散步，边走边聊。偶尔停在高处观望暮色中王家庄、丁家夼两个小山村里冒出的袅袅炊烟，赏心悦目。天完全黑下来的时候，迎着铜矿鳞次栉比的灯光返回宿舍。（整个铜矿依山而建，无论从高处往下看、还是从山脚往上看，所有建筑互不遮挡，层次分明，一览无余。）每天晚饭后的这段时间宿舍楼里散发出的气息和谐而温馨。有洗衣服的、看书的、拉二胡、吹笛子的、习练书法的、趴在床上写家书的等等。那段时间，从那栋宿舍楼里寄出的家书多半是写给家乡恋人的。铜矿子弟小学有个不算太大的混凝土地面操场，每周的两场电影就在那里播放。“文革”前拍摄的许多电影，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禁放。“四人帮”被打到后，按照当时报纸上的说法是：“迎来了文艺百花齐放的春天”。遭禁放电影被解禁。《九九艳阳天》、《冰山上的来客》、《江姐》等电影都是在那个小操场看的。看过电影《江姐》之后，插曲《红梅赞》盛极一时。晚饭后的宿舍楼里，无论拉二胡的、吹笛子的还是吹口哨的都是那曲调。笛子有点功底的，当数曾在部队机关服过役的泰安人宋其星。他吹奏的《红梅赞》笛声顺畅、悠扬且能从头至尾。唱的不错的非莱芜人高鹏莫属，到井下接班的时候做爆破工的高鹏，从走下“马克宁”到巷道深处的炸药库房，边走边唱连续几遍不走样。说到唱功，不能漏掉来自泰安的张中华，中华兄人长得粗壮，来兴致的时候一段豫剧清唱，让你怎么听都不是业余级别。豫剧《朝阳沟》中的对唱，他一个人生、旦俩角色，无痕转换非常到位。“文革”的确耽误了许多年轻人的成长。学校搞串联、停课闹革命，城乡青年非工即农。若有机会参加高考，凭特长与志向选择人生道路。我们这些人的人生轨迹，肯定会有不少人不像现在的样子，而是在另一种坐标系中取值的图像。记忆中，本人与郝梓华、王传明、谷道民、尚宪武等工友都曾重置书本于床头。我同宿舍的室友倪西训，既是老乡也是兄长。性格老成稳重，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草体。休班的时候我俩时常去东厅供销社饭店小酌。有一次，我们点了两个菜，每人干了三碗散啤酒、两碗面条。十多个碗碟摆满了小圆桌。听旁边的食客悄悄说：这俩人肯定是铜矿的矿狗（儿），不然怎能这么糟！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