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读丝绸之路：触摸长安-天山廊道的千年脉搏

闻捷

　　走完大运河与长城，我将目光投向了中国人文历史的第三条璀璨脉络——丝绸之路。

2014年，“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荣登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条古老商道曾连接亚、非、欧大陆，而新疆境内的六处遗存，正是其辉煌历史的见证。其中，克孜尔尕哈烽燧、克孜尔石窟与苏巴什佛寺遗址这三处均坐落于库车（古称龟兹），这也成了我在此停留最久的缘由。

我的龟兹走读，始于龟兹博物馆。

选择博物馆作为起点，是因为它是解开龟兹文明密码的一把钥匙。在这里，你可以系统了解龟兹作为丝路重镇的历史地位、多元文化交融的轨迹，以及佛教艺术如何在此生根发芽。带着这些背景知识再去探访遗址，眼前的残垣断壁和壁画雕塑便不再是孤立的景物，而是能与千年前的历史对话，让整个文化遗产的行走更具深度与温度。

西域的风，裹挟着千年的沙尘，掠过龟兹故地的岩壁与佛塔。当我踏上“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这片世界遗产地，仿佛推开了一扇时光之门，那些关于信仰、战争与文明交融的故事，正从克孜尔石窟的壁画、苏巴什佛寺的残垣、克孜尔尕哈烽燧的土墩中，缓缓向我走来。

一、克孜尔石窟：菱形格中的佛国春秋

汽车在拜城县的戈壁滩上疾驰，远处却勒塔格山的轮廓愈发清晰。当克孜尔石窟那错落有致的洞窟群出现在山崖上时，我竟一时失语——这座开凿于公元3世纪的石窟，是中国佛教艺术的“童年模样”。

通向石窟的路，我首先被一尊黑色的鸠摩罗什雕像吸引。这位龟兹高僧曾在此开坛讲经，后来又将佛教经典译介到中原，成为丝路文化传播的关键人物。他低眉垂目的姿态，似仍在凝视着脚下这片他曾深爱的土地。

踏入洞窟，最震撼的莫过于那些菱形格壁画。在第17窟的券顶，一个个菱形格如同打开的历史册页，每一格都讲述着释迦牟尼的本生故事：有的是他化作白象降世，有的是他割肉饲鹰，线条如“屈铁盘丝”，色彩因青金石的晕染而愈发幽蓝。讲解员说，这种“一图一故事”的菱形格构图，是克孜尔石窟的独创，后来才影响了敦煌等石窟的壁画风格。

在第38窟，我见到了龟兹艺术的另一绝——凹凸晕染法。壁画中的人物脸颊有明暗过渡，仿佛带着中亚犍陀罗艺术的基因，却又在衣袂的褶皱间，融入了龟兹本地的审美。这是文明交融的生动注脚，丝路的风沙将不同地域的艺术语言，在这里熔铸成独特的龟兹风格。

但是，实话实说这里的文物，保存的很差，比起甘肃、山西的石窟差得太多了。不要抱太大希望，很多都需要“脑补”。

二、苏巴什佛寺：玄奘讲经处的梵音余响

从克孜尔石窟出发，一路向西，库车河两岸的冲积平原上，苏巴什佛寺的残垣在阳光下泛着土黄色的光。这里就是《大唐西域记》中记载的“昭怙厘大寺”，唐玄奘曾在此驻留两月，讲经说法。

站在“三藏法师玄奘讲经处”的标识牌前，我试着想象千年前的场景：僧侣们身披袈裟，在佛塔下聆听玄奘讲解佛法，库车河的流水声与诵经声交织，构成丝路佛国的盛景。如今，东寺的佛塔仍在，西寺的佛殿残基犹存，那些被风沙侵蚀的墙壁上，还能看到零星的壁画碎片和龟兹文题记，它们是昔日万僧云集的最后佐证。

最动人的是一处舍利盒残片，它被珍藏在龟兹博物馆馆里。盒身绘着乐舞图，人物身着龟兹服饰，姿态曼妙，仿佛下一秒就会旋动起来。这让我想起，苏巴什佛寺不仅是宗教圣地，更是龟兹文化的艺术殿堂，它的繁华，曾让丝路的商队、僧侣、使者都为之驻足。

西寺目前没有对外开放。

三、克孜尔尕哈烽燧：黄土堆上的丝路烽烟

离开苏巴什佛寺，向北12公里，盐水沟东岸的一座土墩闯入视野——这就是克孜尔尕哈烽燧。它始建于汉代，是中原王朝在西域设置的军事瞭望台，在唐代又被重修，默默守护着丝路的安全。

走近它，才发现这夯土建筑的精巧：层与层之间夹着树枝枝杈，如同给墙体注入了“筋骨”。残高13米的烽燧，是新疆境内现存最高的古代烽燧，顶端的凹陷处，仿佛还残留着戍卒守望的目光。

“克孜尔尕哈”在突厥语中是“红色哨卡”的意思，民间却流传着一个凄美的传说：龟兹国王为保护公主免受毒蝎侵害，建了这座高塔，可公主最终还是被苹果核里的毒蝎咬死。传说或许虚构，但烽燧的故事却无比真实——它是丝路贸易的守护者，也是民族交融的见证者，汉、唐的戍卒曾在此并肩戍边，让中原的军事智慧在西域落地生根。

站在烽燧下，夕阳将我的影子拉得很长。远处，却勒塔格山的轮廓与天际线相接，克孜尔石窟的壁画、苏巴什佛寺的梵音、烽燧的狼烟，似乎都在这一刻重叠。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本就是这样一条由信仰、战争、贸易编织而成的文明之路，而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丝路故事的鲜活注脚。

当我踏上归途，西域的风再次吹过，那些石窟、佛寺、烽燧在视野中渐渐模糊，却在我心底刻下了清晰的印记。这条丝路遗产之路，不仅是砖石与黄土的遗存，更是一部立体的文明史，它让我确信，人类对美、对信仰、对和平的追求，从未因时空的阻隔而消逝，反而在丝路的驼铃声中，愈发璀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