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昆德拉

轩雅居主人

他有一双忧郁的眼睛、他有一个深邃的灵魂、他有一种绅士的气质。

他的作品备受关注，但却从未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他同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一样，都是备受读者喜爱的作家，但都成了诺贝尔文学奖的“陪跑者”。

即便如此，只要读懂他，就很难忘记他，他就是米兰·昆德拉。

米兰·昆德拉1929年出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一位钢琴家。18岁的时候，加入了捷克共产党。之后，他画过画、搞过音乐、写过诗和剧本，还当过电影教师。30岁的时候，他写出了人生的第一篇短篇小说，从此之后，走上了小说创作的道路。

1968年，前苏联入侵捷克，昆德拉的成名小说《玩笑》忽然被列入禁书，接下来，他所有的作品一夜之间，从书店和公共图书馆全部消失，他也再也没有工作了。

昆德拉的人生，就是那个时代东欧知识分子的常态。他早早成名，但是在动乱中，却难逃政治的侵袭。1970年就被开除党籍，禁止发表任何作品，还被秘密警察监视。他的电话被窃听、出门被跟踪、信件被拆看，甚至他们夫妇想聊天，都要走出家门，才能确保自己的安全。

1975年，昆德拉夫妇选择流亡。其实，他们当时的国家政府和国安部门也希望、并助推他们离开自己的祖国。因为昆德拉的自由、平等、有序的观点影响了太多的捷克人，而且影响又是非常之广泛、作品也是备受之欢迎……所以，当时的捷克政府，除了对他们暗自监视外，碍于他们的影响力，也不好太过分、太直接了当。

鉴于重重压力，他们夫妇不得不选择“流亡”，他们决定前往法国，开启新的、自由的生活。在昆德拉被迫离开布拉格的时候，移民官递给了他一个地球仪。他慢慢地转动着，寻找想去的方向。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问那个移民官：“您还有别的地球仪吗？”

他到了法国，也不是他理想中的天堂。尽管他很受欢迎，但由于他初到法国时，不懂法语，很多作品都是找人翻译的。这其中，有不是主观故意的“误译”，也有利用他名气的“故意”解读。其实，昆德拉只想做一个本本份份的作家，他只尊重内心，不喜欢参与政治。他的这种“不选边站”的态度，在他的作品《被背叛的遗嘱》中，通过作家与自己的对话，对这一切进行了概括：“您是共产主义者吗？不！我是小说家；您是持不同政见者吗？不！我是小说家；您是左派，还是右派？不，哪个都不是，我是小说家。”在布拉格时，他拒绝成为“持不同政见者”；在巴黎，他是“不结盟人士”。

正因如此，孤独也就和他如影相随。他在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写道：“一个人，生活在异国，就像在空中行走，脚下没有任何保护。而在自己的国家，不管什么人，都有祖国这张保护网，一切都颇具人味。因为祖国，有自己的家人、朋友、同事，可以用童年熟悉的语言，毫不费力地让人理解。”可是这一切，对昆德拉来说，都显得沉甸甸的，源自于他要面对的冷酷现实。

直到2019年11月28日，昆德拉重新被授予捷克国籍，这个时候，距离他当年被放逐的时间，已经整整过了40年。这个现场没有见证人，当时，时任捷克的驻法国大使说：“过程非常简单，昆德拉接受过证件，对我说谢谢，接着，我们一起用了午餐。”

在这期间，有长达37年的时间里，昆德拉一直处于隐身状态。他拒绝在媒体露面，消失在公共视野里。只有一部一部的作品，打动全世界。许多人都在寻找他，就如本书作者——法国作家、著名记者阿丽雅娜·舍曼一样，都很难达成。

米兰·昆德拉的很多书名和他书中所引用过的话语都成了流行语。比如，“媚俗”、《笑忘录》《生活在别处》、“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或许，我们都听过，不过坦率地说，他的作品与他的性格有关，没那么通俗易懂，很小众，很“知识分子”。

比如，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主人公名叫托马斯，一位年轻、英俊的外科医生。他的人生信条就是一句德国谚语：“只能活一次，就和没活一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不确定自己究竟怎么活、追求什么才是正确的活法。作为一名外科医生，他有很多仰慕者。年轻有为、帅气多金、但婚姻却很失败。他和妻子生活不到两年就离了婚。离婚的时候，托马斯心情愉快，就像别人庆祝自己结婚时的那样，这种心态，让他发现，自己是一个喜欢自由的人。他不愿被责任捆绑，也不愿困在家里。

他和第一任妻子生了一个儿子。离婚后，儿子判给了母亲。每个月，托马斯将付三分之一的薪水给母子俩，保证每个月可以看儿子两次。但是，每次托马斯看儿子的时候，他的妻子都会爽约。如果托马斯给他们送上了奢华的礼物，看儿子才会变得更容易一些。

这让托马斯有一种被束缚的感觉。看儿子，需要拿钱和礼物来交换。而且，他和儿子的活动范围还得在妻子的监视之下。他决定，每月照付抚养费，但不再看儿子了。因为他不愿意让本该属于父亲的权利和责任被别人玷污与限制。

没过多久，托马斯就让自己从妻子、儿子和原生家庭那里完全脱了身。他干脆利落地切断了一切联系，放弃了家庭、亲情和爱情，这一切并没有让他感到伤心，反而松了口气。因为他终于推开了他身上所有沉重的负担，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他觉得自己轻盈无比。而且，为了不被任何女人所束缚，托马斯决定以后保持单身，过一种灵肉分离的生活。

他与多位女性交往。始终坚持一个原则：只有性，没有爱。这是昆德拉在这部小说中带给我们的重要思考：人的灵魂和肉体能够真正分开吗？

命运又把一个名叫特蕾莎的女孩儿送到了托马斯身边。他喜欢她，甚至还产生了没有她就活不下去的念头。这让他开始反思：这就是爱情吗？如果不是，又怎么会如此纠结？他想，我是不要“原则”地和特蕾莎在一起，还是坚持要“单身”一个人？遇到这种不知如何选择的纠结，人该怎么办呢？

昆德拉在这本书中说：“这是非常正常的。因为人无法知道自己该要什么，人只能活一次。既不能拿他跟前世相比，也不能在来世加以修正。”这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这本书非常重要的观点。“说到底，人的生命没有那么长，也只有一次，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检验哪种选择是好的，因为它不存在任何比较。”所以，托马斯自己也没有明确的答案，但他很快遵从自己的内心，去找特蕾莎同居。托马斯从一个人不受约束的“轻”，又转向了只能和特蕾莎在一起的“重”——因为两个人的原生家庭是不对等的：托马斯出身于书香门第，而特蕾莎出身于贫民家庭。但特蕾莎非常渴望知识，她像海绵吸水一样，通过各种学习，成为了一名摄影师。

托马斯和特蕾莎在一起的一段时间后，他又一次次出轨，无法保持忠诚。但与以往不一样的是——每当他想和情人约会的时候，一想到特蕾莎，他就压力重重、矛盾重重，他甚至感到羞愧无比，兴致全无……这种状态，不仅让特蕾莎感到特别痛苦，托马斯自己也陷入了一种难以名状的心理怪圈。

在情妇们眼睛里，托马斯带着对特蕾莎的爱，却和他们在一起厮混，这是一种罪恶的烙印；在特蕾莎的眼睛里，他的放浪形骸、他的不守规矩，也是一种罪恶。灵与肉能够真正的统一吗？在如何对待爱情上，书中的每一类人都持有不同的观点。

特蕾莎是完美主义者，追求爱的平等、忠诚、一对一；托马斯想要选择的是“轻”，但有些时候却做不到。所以，他总是在“轻”与“重”矛盾的拉力之间，拼命地挣扎着、自省着；而他的情人们却不守规矩、也不在乎别人的评价，更不在乎做出让别人瞠目结舌的事情。她们认为：美，就是被背叛的世界，凡是大众都认同的东西，那就是“媚俗”。

“媚俗”这个词，我们常常会听到，可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米兰昆德拉在小说里是这样解释的，他说：“媚俗，让人接连产生两滴眼泪。第一滴眼泪说：瞧，这些在草地上奔跑的孩子们，真美！第二滴眼泪说：看到孩子们在草坪上奔跑，跟全人类一起被感动，真美！”

在昆德拉看来，只有第二滴眼泪才是媚俗的。在他看来，第二滴眼泪很虚伪。如果你看着孩子们奔跑，你感动，为此掉眼泪，这非常正常；可是有没有人看着孩子们奔跑并不感动，而那些孩子们跑着跑着就会打架，但是别人都纷纷地在说好感动，那此刻你不落泪，就会被别人说成冷漠、没有人情味、没有一颗柔软的心，所以，你就掉眼泪了，积极地加入到眼泪的大军中……

这并不是真实的世界，也不是真实的想法，人们如果沉浸在这样的媚俗中，就会变得虚伪、随波逐流、缺乏自我的独立思想，甚至于更进一步，还会发展为限制他人，要求他人必须拥有一样的世界观，否则，就是个异类。

所以，“媚俗”，就是不顾一切地想要讨好，而且是要讨最大多数人好的那种态度。为了讨好，就必须确定什么是大家最想听的、什么是大家最想看的、什么才能吸引更多的关注，刷存在，这叫作“为迎合庸众服务”。所以，昆德拉就说：“为了获得最大多数人的关注，那么，大众美学就不可避免地庸俗下去，成为一种媚俗的美学。”正因如此，我们也就能看到很多现代人疯狂地努力，竭力地跟上潮流，竭力地想跟别人融为一体，想要跟别人一样，不要被孤立。

昆德拉说：“人类的博爱，往往是建立在媚俗基础上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这部小说创作的背景，其实是真实的历史事件。1968年，捷克共产党总书记杜布切克发动了一场名为“布拉格之春”的改革，受到了当时捷克人民的热烈拥护。但是前苏联却认为这个举动非常危险，容易脱离控制，就决定对捷克进行武装干涉。8月20日，苏军向捷克发起了全面进攻，仅仅用了6个小时，苏军就全面控制了整个捷克领土。这场历史的变故，对于整个欧洲的历史来说，可能只是很小的一件事，实在是很轻很轻，但是对于经历过这件事的个人来说，它又很重很重，很多人的命运也由此改变，昆德拉正是经历过这一切，然后，通过对比，才创作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当个人的命运在国家巨大的变故中沉浮，人生的意义又是什么呢？又该如何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呢？选择的时候，人们是应该选择挑着担子朝前走，还是自由轻盈地飞起来？灵与肉到底是分离，还是统一呢？人生的道路是偶然性的集合，还是必然性的驱使？是线性向前，还是无限轮回？

米兰·昆德拉在《生命的不能承受之轻》中抛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但有没有答案呢？如果我们把生命之重看作世俗传统的责任来约束，那么，生命之轻，就意味着背叛传统、逃避责任、完全自由。

这本书到底想说什么呢？书中有一段话：“最沉重的负担压迫着我们，把我们摁在地上。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就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实在。相反，当负担完全消失，人变得就会比空气还轻，就会飘起来，会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命。人，也只是一个半真的存在。他的运动也会变得自由而没有意义。”是的！很多事情轻如鸿毛，却让人难以承受，而有些事情重如泰山，但它会让你感到真实。

暮年的昆德拉，曾经想回到波西米亚安度晚年，但如《捷克时期的昆德拉》之类的恶意文章，让他们夫妇打消了这个念头，他们留在了巴黎，这里，成了他们终老余生的城市。但是他们并不欢欣——巴黎也充满了噪声、罢工、游行……可是，除了巴黎，他们还有其他选择吗？他的夫人薇卡·昆德拉曾经对记者说：“我多么想像歌德一样离世，在自己的花园里，看着大树，合上双眼。”

第一代移民，仿佛天涯游子，漂泊无根，他们失去了真正的国家，而新的国家又永远不是自己的归处。1981年，在被授予法国国籍时，昆德拉说：“法国，成为了我的书籍的祖国，我追随了我的书籍所走的道路。”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他甚至在思考：“故乡的概念会不会最终只是个神话。”

在他看来，“流亡”，是一次机遇，但却加大了他与自己同胞的距离。而人到暮年，思乡之情更加浓郁……

一个朋友回顾了米兰·昆德拉一生的经历，解释了他们的窘境：“一个需要被倾听的作家，却无法用母语发表作品，这也许是这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当年，昆德拉本人还没到法国的时候，就已经不存在了。他知道：捷克人曾经抛弃了他；诺贝尔奖忘记了他；后来，曾经对他赞誉有加的法国也离他渐行渐远……”

2019年底，本书《寻找米兰·昆德拉》的作者接到了昆德拉的妻子薇拉的电话，她说：“我们的事，让您费心啦。”就在两个人通话的时候，昆德拉接过了电话，他那舒缓、忧郁、轻柔的声音显得很深沉，宛若一首哀伤的歌流淌而出。此时，用捷克20世纪诗人维克尔·迪克的一首诗来书写他们的境遇或许还是比较贴切的吧：“祖国，在向他们说：如果你离我而去，我会安然无恙；如果你离我而去，你终将终老还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