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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梅

　　9月18日清晨，我走过华兴正街，路边的锦江剧场红色建筑很是醒目。

成都锦江剧院（成都川剧艺术中心）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华兴正街54号，是由政府出资建设的国内首家以川剧命名、以戏曲演出为主的综合性文化场所，1954年正式投用。其前身为始建于1908年的悦来茶园，改建后形成以锦江剧场为核心的成都川剧艺术中心，包含悦来茶园、川剧艺术博物馆及大型现代剧场。该剧院通过升级舞台灯光系统和引入激光效果，呈现包含川剧变脸等特色表演。

　　我从红星路二段拐出，沿蜀都大道总府路前行，高大的路牌显示成都博物馆离此地只有1.5公里，于是，我决定去参观成都博物馆。

进入天府广场路段，细读路边竖牌“蜀王蜀汉府与清代贡院旧址” ，原来这里是成都蜀王府旧址，现已改建为四川科技馆。

明代初年在成都原五代宫苑旧址修建了蜀王府，其外墙范围东至今顺城街，南至今东御街、西御街，西至今东城根街，北至今羊市街、西玉龙街。明代末年蜀王府毁于战火，清代在明蜀王府旧址的中心部位修建了贡院，俗称皇城。1968后，原皇城被拆除，在原址修建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2006年改建为四川科技馆。

　　四川科技馆门前的毛主席站立挥手的雕像伟岸庄严肃穆。毛主席身姿挺拔，衣袂随风轻扬，那扬起的手臂，仿佛带着穿透时空的力量，传递着坚定的信念与无尽的希望。

　　马路对面便是成都博物馆。

　　博物馆背后，是成都皇城清真寺。

成都皇城清真寺是四川最大的清真寺，清真寺原位于西城区永靖街，靠近原明蜀王宫，成都百姓俗称皇城，故名皇城寺。 皇城清真寺在1998年迁到目前的成都市中心天府广场西侧。

　　进入成都博物馆，首先去2号展厅参观。

　　成都平原是长江上游文明起源地。早在旧石器时代这里就有人类居住。以宝墩古城遗址为代表的史前城址群是成都早期城市文明的先声。约与夏、商、周同时期的三星堆与金沙遗址，代表了古蜀文明的发展高峰，是古蜀国的统治中心所在。战国时期，古蜀开明王朝在今成都市区建都，此后城址再无迁移。秦并巴蜀，张仪筑成都城，李冰修都江堰，成都城市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宝墩文化（距今4500-3700年）是以成都平原新津宝墩古城、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古城和紫竹古城、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古城、大邑盐店古城和高山古城等史前城址为代表的一支区域性考古学文化。宝墩等史前城址群的发现与确认，表明成都平原是长江上游的文明起源中心，对研究中华文明与古代城市的起源有重大意义。

　　成都平原史前城址分布密集，相邻城址间的直线距离20-30千米，除宝墩古城外，其余城址面积10-40万平方米不等，均分布于岷江及其支流两岸台地。

在岷江上游、雅砻江流域、大渡河流域、嘉陵江流域及长江三峡等地区，均发现有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遗存，其文化面貌虽各不相同，但却存在某些内在联系，呈现出成都平原周边逐步向平原中心聚合的发展趋势，最终催生了成都平原的文明曙光宝墩文化。

　　以广汉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三星堆文化(约当夏-商时期)与以成都金沙遗址、十二桥遗址为代表的十二桥文化(约当商-西周时期)前后承继，是古蜀王国的辉煌时期，构成了中国古代区域文明发展的独特模式。

三星堆遗址分布范围约12平方干米。城址面积约3.6平方千米，与商代王都河南郑州商城规模相当，是古蜀国的都邑所在。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玉石器、金器、陶器及海贝、象牙等，多为祭祀用器。三星堆已进入古国时代，其政权具有明显的神权特征。三星堆灿烂的青铜文化举世瞩目。

金沙遗址分布范围约5平方千米，是继三星堆之后，在成都平原建立的新的古蜀国权力中心。已发现祭祀区、宫殿区、一般居址区、作坊以及墓葬区等，出土大量金器、青铜器、玉石器、陶器、象牙等，尤以玉石器与金器最为出色。整个遗址显现出王都气象。

　　古蜀国五位蜀王。

蚕丛

蚕丛是古史传说中的第一代蜀王。常璩（qu）《华阳国志·蜀志》载：“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候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杨雄《蜀王本纪》记述，蚕丛“椎髻左衽”。蚕丛教民养蚕的故事广泛流传于川西地区，多地建有蚕神庙，塑蚕丛像，供人祭祀。

柏灌

柏灌是古史传说中的第二代蜀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记述，蚕丛之后“王曰柏灌”。杨雄《蜀王本纪》中称为“柏灌”。柏灌墓传说在温江区寿安镇。

鱼凫

鱼凫氏是古史传说中继蚕丛、柏灌之后第三代蜀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记述，“柏灌之后，次王曰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于湔”。清代《读史方舆纪要》载：“县（温江县）北十里，相传古鱼凫所都。”鱼凫王墓传说在温江区秦安镇。

杜宇

杜宇是古史传说中继蚕丛、柏灌、鱼凫之后第四代蜀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载：“后有五日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巴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杜宇在巴蜀地区被奉为“农神之主”，民间有杜宇死后“化为子鹃鸟”的传说。

开明

开明是古史传说中继蚕丛、柏灌、鱼凫、杜宇之后第五代蜀王，又称鳖灵，传说为荆（今长江中游一带）人。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记述，杜宇时“会有水灾，其相开明（鳖灵）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祥位于开明……开明位号曰丛帝。”开明传十二世，开明五世（一说九世）“自梦廓移乃徙治成都。”公前前三百一十六年，开明蜀国为秦所灭。

　　成都漆器是中国延续三千年的传统工艺，可溯源至商周时期的古蜀文明。其以天然生漆与实木为原料，独创雕花填彩、雕银丝光等核心技法，形成纹饰华美、色泽温润的艺术特征，器物涵盖生活器具与陈设品。战国至汉代是其鼎盛期，马王堆汉墓出土漆器与金沙遗址残片印证其技艺高度。

　　2000年在成都市商业街发现的船棺合葬墓，发现时尚存船棺葬具17具，其中最大的船棺长18米，是国内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的船棺葬，应属开明王族的墓地。以船形棺木为葬具，是这一时期巴蜀地区流行的葬俗。

巴蜀图语

　　船棺上的刻划符号，一种可能是太阳或上帝的抽象符号，另一种可能是一株符号化的太阳栖息的树木。根据汉晋时的文献资料，开明王朝以太阳作为王朝和王族名称，所以刻有这种符号的船棺葬可能与蜀开明氏有密切关系。

　　蜀与西南地区各民族关系密切。《华阳国志·蜀志》记述杜宇以“南中(今云、贵、川南一带)为园苑”，三星堆、金沙出土大量象牙可能来自“南中”地区。在春秋战国至汉初，这一联系更为紧密。四川凉山地区以及云南、贵州、广西，甚至远达越南北部，均发现有与蜀文化相关的遗物。

石犀

天府石犀是2012年在成都天府广场东北侧四川大剧院工地出土的秦汉时期石刻文物，长3.3米、宽1.2米、高1.7米，重约8.5吨，由整块红砂岩雕刻而成。该文物与李冰治水密切相关，《华阳国志》记载李冰曾作五头石犀镇水测量水位，其出土地点与文献中“府中”位置相符。作为我国现存体量最大的秦汉圆雕石刻，它见证了成都2300年城址未变的历史，成为都江堰水利工程塑造“天府之国”的重要实证。现为成都博物馆核心展品，并衍生出“镇水神兽希希”盲盒等文创产品，2023年相关文创销售额超3500万元。

　　天府之国，指形势险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的地方。“天府之国”是最适宜于人类生活的地方。“天府之国”之称是由于其自身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和优越的自然环境所决定的。

今存文献首见于《战国策秦策一》中，当时的“天府”是用来形容秦都咸阳所在的“关中平原”。秦灭巴蜀以后，以四川盆地为基地灭齐伐楚建立秦朝。西汉时继续开发巴蜀。巴蜀大地繁富兴盛富甲一方。巴蜀之地又称为“天府之国”。

历史上称四川为“天府”则出自诸葛亮的《隆中对》: “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

　　李君碑 东汉（公元25一220年），成都东御街出土。由碑首、碑身、碑座三部分组成。

裴君碑 东汉（公元25一220年），成都东御街出土。由碑首、碑身、碑座三部分组成。

　　陶楼 东汉（公元25一220年），成都一所汉墓出土

　　自李冰修都江堰水利工程后，两汉成都平原享有运输之便、灌溉之利、山林池泽之饶，农业兴盛，领先全国。

　　西汉成都有当时最先进的丝绸织造技术，生产的蜀锦闻名世界。扬雄《蜀都赋》载：“尔乃其人自造奇锦，紌繏䌔䋶，縿缘卢中，发文杨采，转代无穷。”

织锦工序

1.调丝 2.络纬 3.整经 4.上机

　　连杆型一勾多综提花木织机 西汉（公元前202-8年），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

出土的4件织机，分属两类：连杆型一勾多综提花木织机和滑框型一勾多综提花木织机，部分织机上还保存有纺线。史料记载，齐陶、兖豫和成是汉代纺织业发达的地区。成都天回镇老官山西汉木椁墓中出土的迄今最早的提花机模型，填补了中国乃至世界科技史和纺织史的空白，是成都西汉丝织业繁值的有力证明。

　　陶水塘 东汉（公元25一220年），成都六一一所汉墓出土

莲池渔猎画像砖 东汉（公元25一220年），绵竹新市乡出土

陶水田 东汉（公元25一220年），成都石羊场出土

　　陶仓 东汉（公元25一220年），成都六一一所汉墓出土

陶井 东汉（公元25一220年），成都六一一所汉墓出土

　　陶庖厨俑 东汉（公元25一220年），成都六一一所汉墓出土

陶飏扇俑 东汉（公元25一220年），成都青羊宫干休所出土

陶狗 东汉（公元25一220年），成都六一一所汉墓出土

陶子母鸡、陶鹅、陶牛 东汉（公元25一220年），成都六一一所汉墓出土

　　两汉至三国时期，成都城市崇丽，城内万户相连，商贸繁荣。左思《蜀都赋》载：“于是乎金城石郭，兼币中区。既丽且崇，实号成都。”

　　歌舞宴乐 车马出行

左思《蜀都赋》载：“吉日良辰，置酒高堂，以御嘉宾。”汉代画像砖石图表明当时成都人宴请宾客时热闹非凡，多有抚琴击节、歌舞伴之。

汉代成都道路纵横交错，当时的交通工具主要有招车棚车、辅车等，地位较高的官吏出行有伍伯开道、待从护侍，成都城南“车直城”是直府专营车辆生产场所。

　　六骑吏画像砖 东汉（公元25一220年），成都官家包汉墓出土

辐车画像砖 东汉（公元25一220年），成都官家包汉墓出土

车马过桥画像砖 东汉（公元25一220年），成都市郊出土

　　陶俳优俑 东汉（公元25一220年），金堂李家梁子汉墓出土

俳优佣，但称说唱俑。此俑袒降露乳，两肩高耸，阔裤赤足，左臂环绕一离鼓，右手应有鼓锤击鼓，张口睫笑，表情幽默、灰谐，动作夸张，彷佛表演正进行到精彩之处，活脱一俳优俑在说唱的形象。但优俑在四川地区东汉墓中多有出土，说明当时俳俑说唱表演颇为流行，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天府之国的富庶安逸，人们乐观向上的精神面貌

陶俳优俑 东汉（公元25一220年），成都六一一所汉墓出土

陶舞佣 东汉（公元25一220年），成都六一一所汉墓出土

吹弹俑 东汉（公元25一220年）

　　汉代成都，百工兴盛，有船、竹木器、车、漆器、铜、铁、金银器、丹砂、盐、布、丝织、皮革、生漆、皮毛等生产，尤以冶铜、冶铁、制盐、丝织、漆器最为著名，城内设有工官对手工业进行管理，产品远销各地。

　　成都是汉代著名漆器生产中心,《汉书 · 王贡两龚鲍传》引如淳注曰：“……蜀郡成都、广汉皆有工官。工官，主作漆器物者也。”秦至西汉初年，于成都城内设“东工”管理漆器生产。西汉景帝、武帝后，又设“西工”加强管理，王莽时改“蜀郡西工”为“成都郡工官”。

在四川成都、绵阳、湖南长沙马王堆、湖北江陵凤凰山等地均出土有“成市”、“成市草”等字样漆器，在贵州清镇和蒙古诺颜乌拉、朝鲜平壤(古乐浪郡)等地发现“蜀郡西工”“成都郡工官”等字样错金银扣漆器。

“成亭”漆器主要为战国至秦漆器作坊产品，“成市”漆器主要为西汉初期漆器作坊产品，有“蜀郡西工”等工官称谓的漆器应为西汉中期以后产品。

　　髹漆陶耳杯 汉（公元前202一220年），成都市郊出土

漆木盘 西汉（公元前202一8年），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

漆支踵 西汉（公元前202一8年），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

　　秦汉之际，中原文化与蜀中文化交融。西汉，郡守文翁兴学，文教之风盛行，蜀地“文章冠天下”，先后出现司马相如、扬雄、王褒和严君平等大家。

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的竹简、木牍、擂体和药材

竹简

天回镇老官山汉墓共出土医简5部，包括《脉书·上经》《脉书·下经》《治六十病和齐汤法》《刾数》《逆顺五色脉臧验精神》，分别属于“经脉医学”和“汤液医学”两种。《脉书·上经》内容以五色脉诊为核心，而“五色脉诊”正是扁鹊医学最突出的标志。

木牍

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50余枚木牍残片，木牍上有墨书文字，内容为官府文书和巫术两大类。

擂体和药材

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1件捣药擂钵、若干木材、植物残枝及种子，经鉴定，这些植物遗存有些可能被用作香料、药物和食物，如:肉桂、紫苏、大麻和栀子等。

人体经穴漆人

2012年四川省成都市老官山汉墓出土人体经穴模型

该木胎髹漆人像高14厘米，头部宽度2.6厘米，肩部宽4.2厘米，全身涂黑漆，面部五官清晰，双臂自然垂落掌心向前，双脚呈一字形并立。体表刻有红白相间经络线条（含22条红色经脉与29条白色经脉）及119个穴位点，并标注“心”、“肺”、“肾”、“盆”等器官名称，为迄今发现最完整的古代经穴人体模型。漆人与同墓出土的天回医简共同构成古代针灸学术体系，其经穴位置与现代中医学理论高度吻合，对研究先秦至汉代针灸学术发展具承上启下意义。模型制作时间介于马王堆帛书与《黄帝内经》之间，为梳理中医经络学说演变脉络提供关键物证，同时展现西汉时期漆器工艺的精湛水平。

　　道教为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创始人是东汉时期的张道陵（公元34—156年），他于公元142年在四川鹤鸣山创立了道教雏形五斗米道（天师道），标志着道教作为正式宗教的诞生，成都成为早期道教的发源地之一 。道教起源于中国古代道家思想、神仙方术和民间巫术信仰，距今已有1800余年历史。‌

　　陶仓 三国（公元220一280年），双流黄佛乡出土

　　成都平原井盐生产始于战国末期，李冰任蜀郡太守时开凿广都盐井。西汉时期，盐井数量大幅度增加，盐业的繁荣一直延续至三国时期。

秦汉时均于成都设盐官管理井盐生产。“惠王二十七年，仪与若城成都……置盐、铁、市官并长丞。”西汉时期，盐井数量大幅度增加，又在临邛(今邛崃)、蒲江、南安(今乐山)设盐官。

成都是世界上最早用天然气煮盐的地区。《华阳国志·蜀志》载：汉代临邛有火井“取井火煮之，一斛水得五斗盐。家火煮之，得无几也。

　　蜀汉（公元221年5月15日—263年），三国时期的割据政权之一。刘备于赤壁之战后收复荆州各地，而后进取西川、攻下汉中，据成都。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后世称“蜀汉”、“季汉”、“蜀”等，公元263年蜀汉为魏国所灭。蜀汉始于昭烈帝刘备，终于后主刘禅，共历二世二帝，国祚四十三年。

　　章武三年四月（公元223年），刘备薨殁于永安宫，谥号昭烈皇帝，葬于成都惠陵，建“汉昭烈庙”。成汉建国后，李雄在成都建武侯祠，相传公元6世纪前后，武侯祠与惠陵，汉昭烈庙合并重建，中唐、明初皆有维护改建，至清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固定为现有布局。武侯祠是中国唯一的一座君臣合祀的祠庙。

　　蜀汉立国，诸葛亮为相，先后辅佐刘备、刘禅父子，执掌蜀汉事务，内政上致力发展农业生产，休养生息，加强国力；对外与吴修好，联吴抗魏；对内平定南中叛乱，稳定后方，力图完成北伐统一大业。

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人称卧龙先生，徐州琅琊阳都人（今山东省沂南县），是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发明家。他的一生都与“传奇”二字互相牵绊，先有“三顾茅庐”传世至今，后有“草船借箭，火烧赤壁”引人歌颂。或许他不是《三国演义》中的主线人物，但他却是不可或缺的特别存在，因为，对很多人来说，“诸葛亮”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传奇的本义。

　　西晋后期，大批流民入蜀，后在賨人首领李特、李雄率领下，起兵反抗西晋统治，于成都建立政权一一成汉。成汉是秦汉以来少数民族以成都为中心创建的第一个割据政权，是十六国中最早建立政权的国家之一。

　　丝绸之路河南道起点为益州成都，终点为西域和漠北，因其沿线若干分道主要经过东晋南北朝时期的吐谷浑河南国，故而又被称作丝绸之路河南道。该道路兴盛于公元四至六世纪，是沟通南朝和西域间的重要通道。据不完全统计，东晋、南朝、前凉、吐谷浑、柔然、丁零、突厥、铁勒,以及西域、中亚和西亚的许多古代国家的旅行者都曾行经丝绸之路河南道。

　　历经治乱与城池扩建，隋唐时期成都城市规模不断扩大，随着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到唐朝后期，成都已发展成为全国举足轻重的经济中心。唐末五代，西蜀社会稳定，名士云集、禅林密布，成都以“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管弦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闻名天下。

隋唐五代至两宋是古代成都的叉一鼎盛时期。成都在初唐时期繁荣程度仅次于都城长安，安史之乱后，长安衰落，成都与扬州“号为天下要侈”，有“扬一益二”之誉。五代时期成都作为前蜀，后蜀部城，是当时首屈一指的繁华都市。两宋时期，成都作为战略大后方，经济文化持续发展，“繁盛与京师同。

　　隋唐时期的成都坊市林立，碧鸡坊、金马坊、富春坊等名噪一时，北市、南市、西市、新北市、新南市等分布在城内各地。

　　唐代，成都以蜀锦、蜀纸、雕版印刷及茶业享有盛名。唐末，成都是全国最主要的印刷中心之一。成都与扬州成为全国城市繁荣、经济发达的典范。卢求《成都记》序：“大凡今之推名镇为天下第一者曰扬、益，以扬为首，盖声势也，……，较其要妙，扬不足以侔(móu)其半”。

　　羊马城是古代为防守御敌在城外修筑的类似城圈的工事。《通典·兵五》载“城外四面壕内，去城十步，更立小隔城，厚六尺，高五尺，仍立女墙”，谓之羊马城。亦作“羊马垣”、“羊马墙”。

后唐明宗天成二年（公元927 年)，西川节度使孟知祥于罗城外增筑羊马城，以添武备，强化城市守御能力。

　　唐代镂空鎏金香囊是一件唐代制作工艺的黑科技，是成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它是一件直径约6.6厘米、链长15厘米的黄金制品，通体镂空透雕花鸟纹，内部采用同心圆机环与香盂结构，利用陀螺仪原理确保香料在颠簸中不洒落，展现了盛唐时期金银器工艺的巅峰水平，并衍生出多种文创产品。‌

该香囊为唐代（公元618-907年）文物，由黄金制成，外壁镂空雕刻花鸟纹饰，上下半球以活轴或合页连接，可开合。内部核心为双层同心圆机环结构，中央托有半球形香盂，盛放香料。其设计利用重力平衡原理，使香盂无论外部如何转动均保持水平，防止香料倾洒，与现代陀螺仪原理相似。‌‌

　　香囊是唐代贵族身份象征，用于随身熏香，体现丝绸之路中外文化交流（如与古希腊“常平架”技术关联）。唐代诗人元稹诗句“微风暗度香囊转”可能描述此类器物。成都博物馆藏香囊虽非考古发掘品，但与其他出土香囊（如陕西历史博物馆藏“葡萄花鸟纹银香囊”）共同印证唐代工艺水平。‌‌

隋代子城

隋代，成都人口日增，百业发达，隋文帝之子杨秀于公元592-602年“增筑南、西二隅，通广十里”，称“子城”。筑城时取土形成的摩诃池，前、后蜀时成为皇宫苑囿，至宋代仍为成都城内著名景观。

唐代罗城

西川节度使高骈于唐僖宗时扩建“罗城”，成都砖砌城墙的历史从此开始。又改郫江，开清远江(今府河)，成都城市格局从“二江珥其前”变成“两江抱城”。其后，成都大城虽数度更筑，但规模终无大改。

青羊宫

青羊宫初名“青羊肆”，三国时名“青羊观”，唐改名“玄中观”。据记载，僖宗入蜀时曾在此避难，返回长安后赐建殿堂，改“玄中观”为“青羊宫”，成为唐末五代成都最为盛大的道教宫观。至明，唐代所建殿宇毁于兵灾。现存建筑陆续重建于清康熙六年至十年（公元1667-1671年)。

南京成都

唐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次年 7 月，玄宗入蜀避难，驻跸成都一年零三个月，成都号“南京”。唐广明二年（公元881年)僖宗避黄巢之乱入蜀，驻留成都三年零五个月。成都成为唐王朝复兴大后方。

　　唐代的成都是全国著名的造纸中心，所产“大小黄白麻纸”供给朝廷，也是官府用纸的主要供应地。唐末成都已发展成为全国主要印刷中心之一，“西川刻本”盛行，有实物可考的书坊有“西川过家”、成都“卞家”、“樊赏家”等。

　　以青羊宫窑、邛（qiong）窑为代表的制瓷业在唐代得到长足发展。作为中国彩绘瓷发祥地之一，邛窑独特的高温釉下复合彩和邛三彩烧造技术，翻开了古陶瓷技术史上的崭新一页。邛窑瓷器传世甚多，自唐代起风行成都平原，五代之后更销售各地。

　　青海都兰、新疆吐鲁番等丝绸之路沿线各地出土的大量唐代蜀锦，一方面反映了蜀锦远播域外的途径与盛况，同时也说明了成都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作为当时最有名且昂贵的织锦之一，蜀锦被日本遣唐使带回了国内，有一部分珍藏于奈良正仓院和法隆寺，传承有序，非常珍贵。

　　唐代初年，益州大行台窦师纶创制了一批蜀锦纹样，因其被封为“陵阳公”，后世称这些蜀锦纹样为“陵阳公样”，“陵阳公样”的主要花式有瑞锦、对雉、斗羊、翔凤、游麟等，在传统蜀锦织造艺术基础上，融合吸收波斯、粟特等纹饰特点，穿插组合祥禽瑞兽、宝相花鸟，图案活泼而富有生气，成为丝织品中的珍品。

　　隋末唐初，中原动荡，高僧大多避乱入蜀，玄奘法师即于此时在成都受具足戒，坐夏学律。安史之乱后，名流高僧聚集成都，城内有名可考的佛寺就有43 座，成都佛教繁盛一时。

　　经义流布

唐五代时期，蜀地大德汇聚，讲经说法，渊集三藏，又因成都在南北丝绸之路的枢纽地位，融汇吸收各地佛教经义，西方净土信仰在蜀地迅速传播扩散。蜀地僧侣撰述经义，阐释新说，影响巨大，在成都完成的《佛说阎罗王授记四众预修生七往生净土经》是其中重要的成就之一。

　　佛教僧侣及信众为保存佛教典籍，传续法脉，常刻经于石，藏诸深山，称为经藏。隋末唐初，大德高僧避乱蜀地，成都佛事日趋昌盛，至晚唐五代成都逐渐为中国佛教中心之一。诸多僧人撰述经典，并留下了大量石经、经幢和摩崖造像。

宝光寺

宝光寺位于今成都新都区。据《施衣社铭并序》记载，唐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时该寺已名宝光寺，且极具规模。寺院至今仍保存了我国早期佛寺“寺塔一体、塔踞中心”的典型布局。

大慈寺

一名大圣慈寺。公元756-757年，唐玄宗避乱蜀中时赐建，并御书寺额。主持建寺者为无相禅师。极盛之时，大慈寺拥有九十六院，阁、殿、塔、厅、堂、房、廊合计8524间，为中晚唐至宋代成都府城最为显赫的佛教寺院和西南地区的文化传播中心。占地面积与建筑规模足以雄视天下。

昭觉寺

昭觉寺创建于唐朝贞观年间，初名“建元寺”，唐宣宗时赐名“昭觉”。休梦禅师曾应召为僖宗说法并主持了寺庙的扩建。昭觉寺有川西“第一禅林”之誉。至今仍被日本和东南亚一带的许多佛教寺庙视为祖庭。

　　王建和孟知祥在成都先后建立帝业，史称前蜀、后蜀。前、后蜀时期，成都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发达，时人誉为“天下之富国”。

前蜀立国

公元907年唐亡，王建据蜀称帝，定都成都，史称“前蜀”。前蜀疆域为今四川大部、陕西之南、甘肃之东南及湖北西境之地，面积位居十国第三。

王建称帝

唐末大乱，王建掌握蜀中实权。公元891年，王建入据成都，占领西川。公元897年，兼并东川(今四川三台)。公元902年，据有山南西道(今陕西汉中一带)。公元903年受封蜀王。公元907年，王建在成都称帝建国。立国之初为政虚心纳谏、选贤用能、整顿吏治、劝课农商，继承唐代典章制度，蜀地社会稳定，经济文化繁荣。公元925年为后唐所灭。

永陵

永陵是前蜀（公元907-925年）开国皇帝王建（公元847-918年）的陵墓，位于成都市区，是中国现存最大、墓室建于地面的地上陵墓。

后蜀立国

公元934年，因后唐政局发生变化，孟知祥称帝自立，史称“后蜀”。后蜀疆域较前蜀略小，面积位居十国第四。后蜀广政十三年（950年），孟昶于羊马城头遍植芙蓉，“每到深秋，四十里如锦，高下相照”，成都自此留下“蓉城”、“芙蓉城”美名。

和陵

和陵是后蜀（公元934-965年）开国皇帝孟知祥（公元874-934年）与福庆长公主（约公元872-932年）的夫妇合葬墓，位于成都市北郊约7公里的磨盘山南麓。

　　唐末五代时期，成都远离兵戈，社会安定，经济文化稳步发展，吸引大批学者文人、百业工匠入蜀，为成都文学艺术和科技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加之与异域文化的碰撞交流，文化艺术更是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唐代成都文华风流，俊逸辈出，文学艺术成就达到崭新的高度。卢照邻、陈子昂、李白悉出蜀地，杜甫、岑参、薛涛流寓于此，王勃、孟浩然、高适、郑谷、李商隐等都曾游历西蜀，留下诸多壮丽诗篇、锦绣文章。

李白与成都

李白（公元701-762年），字太白，世人称“诗仙”。他在蜀中生活至25岁，后“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在蜀中的二十余年，是李白青春勃发、对其一生影响深远的时期，《登散花楼》、《上皇西巡南京歌》等诗作抒发了诗人对成都的热爱，还有《蜀道难》《将尽酒》等诗篇。

草堂留后世

杜甫（公元712-770年），字子美，任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工部。“安史之乱”后于759年经天水同谷入蜀，在成都西郊浣花溪畔筑庐而居。杜甫在成都居住了四年，留下两百四十余首诗作，其中包括《蜀相》、《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春夜喜雨》等名篇。

万里桥边女校书

薛涛（约公元768-832年），字洪度。安史之乱后随父迁居成都。薛涛姿容美艳，生性敏慧，洞晓音律，多才艺，声名倾动一时，西川节度使韦皋曾为她申请作“校书郎”。她创制的桃红色“薛涛笺”是深受唐五代文人喜爱的文房佳品。

锦城丝管

五代时，成都地区歌乐宴饮之风深植朝野，“村落闾巷之间，弦管歌声，合筵社会，昼夜相接”，后人称成都为“音乐名都会”。

　　永陵出土的二十四伎乐石刻和赵廷隐墓出土的大批彩绘伎乐俑是五代成都宴乐之风盛行的体现，前者是一支完整的宫廷乐队，后者则是贵族的家养乐队，反映了汉式乐器的传承和发展、唐代以来雅乐的不断繁盛以及汉乐与西域舞乐的融合。

　　瓶花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多与佛教艺术关联。至宋代，鲜花插瓶逐渐日常化和大众化。两宋成都花市繁盛，也带动了瓶花艺术的发展。海棠、牡丹、芙蓉、梅花是宋代成都平原最常见的花卉品种，其中又以天彭牡丹和海棠最有名，是享誉全国的花卉名品。

　　两宋时期，成都经济发展迅速，物质财富丰盛，游乐之风盛行，“游赏之盛，甲于西蜀。”居民生活丰富多彩，颇具特色。

　　宋代饮茶风气极盛，伴随着城市文化的发展，饮茶之事已经从百姓的生产、生活诸事中演化出了较为独特的茶文化，并在宋代文人刻意追逐意蕴的烹煮与饮用方式、环境、器具中，形成了饮茶的时尚与习俗。

煎茶

煎茶又称为煮茶，在唐代最为流行，尤其风行于文人、僧道之间。蜀中煎茶常放姜、盐，是较为独特的煎茶之法，至宋代逐渐演变为文人的雅好。

点茶

点茶之法始于唐代，至宋代成为时尚。其法是将茶叶末放在茶碗里，注入少量沸水调成糊状，然后再注入沸水，或者直接向茶碗中注入沸水，同时用茶筅(xiǎn) 搅动，茶末上浮形成粥面。

　　两宋时期，成都香事盛行。海上香料运输的兴起，更使得大量外国香料传入中国，香事逐渐融入祭祀、宴饮、祛疾等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蜀人以榅桲切去顶，剜去心，纳檀香、沉香末，并麝少许。覆所切之顶，线缚蒸烂。取出候冷，研如泥。入脑子少许，和匀，作小饼烧之，香味不减龙涎。

　　两宋时期，人们的发式饰物多沿唐制，服装的基本形式承自唐代，但在具体的纹饰、色彩等方面拭去了隋唐以来繁缛的细节，更多地趋向质朴、自然的风范，以儒雅为尚。

头饰

宋代妇女发式多承晚唐五代遗风，亦以高髻为尚，以金、银、珠、翠制成各种花鸟凤蝶形状的簪、钗、梳、篦，插在发上，作为装饰。陆游《入蜀记》记载南宋之时，四川的未嫁女子梳“同心髻，高二尺，插银钗至六只，后插大象牙梳，如手大”。

梳洗理容

两宋女子对于服饰仪容十分重视，理容是其每日的必修课。她们的梳妆台上首饰丰富多样，有粉盒、胭脂盒、油缸、妆盘等一整套妆具，并配以铜镜整理仪容。其中，金银首饰多为冠梳、钗簪、耳环、钏镯、戒指、帔坠等。

　　五代至两宋的成都，“俗尚嬉游，家多宴乐”，民间多“酒肆夜不扃”。每逢岁时节庆，官府也会将游乐与宴饮紧密结合，举办盛大宴会。

　　入宋之后，蜀中文教持续发展，“三苏”、魏了翁、陆游、田况、吕陶等众多本地及宦游、流寓的文人在成都留下了千古美文。“蜀学”鼎盛，西蜀治史名家辈出，“唐后史学莫隆于蜀”。

“蜀多文士”、“蜀人多能文”是宋代君臣对蜀士的普遍认识，宋代成都及其周边地区也涌现出一批卓有造诣的文学之士。此外，来成都宦游的诸多文人对成都地区文学的发展也有很大贡献。

“三苏”

“三苏”指北宋散文家苏洵及其子苏轼、苏辙，四川眉山人。宋仁宗嘉祐初年，苏氏父子三人因欧阳修的赏识和推誉，在东京（今河南开封）名噪一时，士大夫争相传诵其文，一时学者竞相仿效。“三苏”在唐宋八大家中占有三席。

三苏祠位于四川省眉山市，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的故居，明代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改宅为祠，祭祀三苏。清代宰相张鹏翮撰大门联赞三苏：“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

陆游

陆游（公元1125-1210年），字务观，号放翁，南宋著名诗人。宋孝宗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入蜀，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出蜀，在川九年历任夔州通判、蜀州通判等职，并创作了大量诗词。《剑南诗稿》是其纪念蜀中、南郑生活的诗歌总集。

魏了翁

魏了翁(公元1178-1237年)，字华父，是宋代继朱熹之后的著名理学家，也是成都地区继扬雄之后又一位大思想家，在中国学术史和成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在四川大力传播理学，促使“蜀人尽知义理之学”，为理学由民间社会思潮向官方统治哲学迈进作出了重大贡献。

蒲江鹤山书院是四川最著名的书院之一。嘉定二年（公元1209年）魏了翁创办鹤山书院（时称白鹤书院），设“尊经阁”，书十万卷，规模宏富，为宋代各书院之首，在四川及中国书院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两宋时期，蜀中史学有了很大发展，是古代四川史学发展的高峰。作为政治文化中心，成都地区的史学发展也很快，涌现出大批名家名著。此外，成都地区还出现大量地方志的编写。

　　宋代成都印刷业依然十分发达，有官刻、私刻之分。刻书的兴盛不仅体现宋代成都造纸业的繁荣和印刷技术的高超，更促进了文化的普及和发展。

　　两宋时期，成都人烟辐辏，城内大小市集密布，繁荣空前。“带二江之流，为一都之会，四民州处，万商成渊”。

万商成渊的商业城市

宋代成都坊市间商贸繁盛，东市和大东市、西市、南市和新南市、北市和新北市等是按方位形成的固定市场，米市、炭市、麻市、鱼市等则是因货品种类形成的固定集市。

十二月市

成都府十二月中，皆有市：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

花市

宋代成都花市更盛于唐，月月皆有，以“二月花市”最有名，在青羊宫至玉局观沿锦江一带举行。

药市

成都药市一年要举行三次，分别是二月八日、三月九日的“观街药市”和九月九日“玉局观药市”，以重阳节“玉局观药市”最为著名。

蚕市

成都蚕市历史悠久，至宋代最为繁盛，多在正月至三月举行，包含从祈求蚕事兴旺到纪念、贸易、娱乐等多项活动，备受官府重视。宋代，蚕市地点逐渐增多，扩展至大慈寺、圣寿寺、学射山等十余处，货物种类丰富，上至珍纤之玩，下至农桑具、日用品及花木果草药什物，应有尽有。

　　铜琮 宋（公元960-1279年），彭州市天府大道出土，彭州市博物馆藏

　　宋代成都城的街坊保持了唐五代时期里坊棋盘式布局。随着商品贸易发展，坊市界限打破，城内店铺林立，百货汇集，高车大马，络绎不绝，宴饮遨游，弦索笙歌，一派繁华景象。

　　北宋皇祐五年(1053年)至南宋乾道年间(1165-1173年)，程戡、范成大等多次对成都罗城、子城进行较大规模培修。南宋嘉定时期(1208-1224年)也对城墙进行了维修。

　　绍兴十三年（公元1143年)，成都知府张焘整治街面。至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城内主要街道多为砖砌，“周道如砥”、“始命甓(pì)之”，街道首次用砖铺砌。

　　两宋时期，四川年产茶叶约占全国总量的五到六成，其中成都地区茶厂主要分布在蜀州、邛州、彭州，所产茶叶“内以给公上，外以羁诸戎，国之所资，民恃为命”，用于茶马贸易的茶几乎全部来自四川。

茶马贸易

茶马贸易是由宋政府组织、在四川地区进行的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汉茶换藏马的贸易。宋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在成都设“都大提举茶马司”，并于雅州、秦州等地置榷茶和买马司。官营茶马贸易外，还有民间私营茶马贸易。

松茂古道

宋代，政府在四川黎州、雅州设立茶马互市场所，专门供应藏区茶叶。由于当时所易之马主要产自青海一带，大量川茶从川西邛崃、名山、雅安和乐山等地经成都、灌县、松州，过甘南，输入青海东南部，然后分运至西藏、青海各地。松茂古道便是川茶运往这些地区的主要交通道路。

“交子”诞生地

北宋初，为适应大宗商品贸易需要，成都民间出现“交子铺户”。景德年间，益州知府授权民间发行交子，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置“益州交子务”，次年发行交子，世界上最早由官方发行的纸币出现。

铁钱、铜钱和纸币关系

四川自汉代就有铜、铁钱并行制度。北宋平蜀后“听仍用铁钱，……禁铜钱入两川。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始开其禁，……时铜已竭”，“物价滋长，铁钱弥贱”，由于铁钱过重，交易不便，民间开始“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以交子为代表的纸币开始出现并在川广为使用。

交子、会子与钱引

交子、会子、钱引是宋代的纸币。北宋初，成都民间出现经营现金保管业务的“交子铺户”。宋景德年间，益州知府授权民间发行交子。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官府置“益州交子务”，发行官交子，后渐推行各路。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交子贬值，诏诸路改行“钱引”代替交子。南宋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设立“行在会子务”，“会子”作为官方发行纸币出现。交子、会子、钱引的出现使我国在南宋就全面进入了纸币流通的时代。成都交子的出现比欧洲纸币早六百多年。

　　陶牵马俑 北宋（公元960-1127年)，双流永福五大队四队出土

　　南宋宝庆三年（公元1227年），宋蒙战争开始，成都平原由此陷入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战乱。终元一代，成都城始终处于劫难后的重建与恢复中。

　　1286 年，元政府设四川行中书省，治成都府，“四川省”之称始于此时。

　　宋蒙战争时期，余玠督四川，“筑青居、大获、钓鱼、云顶、天生凡十余城”以御蒙军。金堂云顶城被称为“川(蜀)中八柱”之一，在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淳祐元年(1241年)，余玠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四川总领，兼夔州路转运使。从淳佑三年到四年（么元1243-1244年），余玠与蒙古军大小36战，战果显著。后又率军北攻兴元府（今陕西汉中），还击退进扰成都、嘉定（今四川乐山）的蒙古军。

在余玠帅蜀的十年中，共建立或加固了 83 处山城，最险要的八座被蒙古人称为“川中八柱”，分别为金堂云顶山城、合川钓鱼城、南充青居城、万州天生城、苍溪大获城、奉节白帝城、通江得汉城、剑阁苦竹寨。

　　云顶山扼东西川之要冲，为成都东北之门户。历代攻取蜀地者，多经金堂峡以进，而守土者则莫不屯兵云顶以为成都拱卫。宋蒙战争时，南宋军民在云顶山城戍守15年。云顶山瓮城门洞卷拱顶上，镌刻的“皇宋淳祐己酉仲秋吉日帅守姚世安改建”的题记，仍十分清晰。

　　明太祖改革四川军政机构，组织外省移民填川，进行城市重建，使成都从元末明初的动乱中很快恢复和发展起来。

封藩制下的明代成都

平定大夏政权后，明太祖朱元璋在成都推行三司制度和封藩制度，以加强对四川的控制和管理。明代成都作为四川省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呈现出政治稳定，社会安宁，经济文化持续发展的态势。

　　朱椿是朱元璋第十一子，于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受封为王，即蜀献王。蜀王作为一支重要的宗室“龙脉”，是明朝掌控西南地区的代表。

　　建藩封王与明朝一直相始终。亲王是宗室爵位中最高一级，世袭罔替，封号用古国名或古地名，薨谥一字。亲王分镇地方，地位尊崇。

　　蜀王共十世十三代，凡二百六十七年。也们崇儒重道，热心公益，“以礼教守西陲”，在四川发挥着安邦惠民的积极作用。

　　蜀王府位于成都城中心，因其参照京师皇宫规制营建，后世俗称“皇城”。

蜀王府示意模型

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明太祖下令在成都为蜀王营建府邸，历时八年建成。蜀王府有两重城垣，外为萧墙，内为宫墙。萧墙的东垣在今顺城太街，西垣在今东城根街，南垣在今东御街、西御街，北垣在今西玉龙街、辛市街。宫墙的东垣在今东华门街，西垣在今西华门街，雨垣在今人民东路、人民西路，北垣在今东御河沿街、西御河沿街，蜀王府位居城内正中，坐北朝南，端直方正，一改过去成都城市主轴北偏东约30度的形态，其格局一直影响至今。

　　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 年），张献忠从长江中游攻入四川，于成都称帝，国号“大西”，改元“大顺”。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 年），张献忠弃城北上，曾令屠城焚市，于是“成都一空，悉成焦土”。

江口沉银

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张献忠欲顺江运银至湖广，但遭原明参将杨展截击，载银舟船沉入江底。2017年，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经水下考古共出水金银册、银锭等文物约3万件，证实该遗址为张献忠沉银的中心区域，也表明“江口沉银”的民间传说真实存在。

张献忠败亡

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清朝任命肃亲王豪格领兵征讨大西。张献忠于西充凤凰山中箭身亡，其是非功过留待后人评说。

　　明清更迭之际，长期战乱使成都地区十室九空，土地抛荒。清朝平定四川后，实行移民填川政策，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天府之国又很快崛起。

　　2000多年来，少城历经无数社会风云变幻，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形成如今窄巷子四合院格局的时代清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准噶尔部窜扰西藏。清朝廷派三千官兵平息后，选留千余兵丁永留成都并在当时比较残破的少城基础上修筑了满城——不过成都的老百姓习惯了称这片城池为少城，所以那个时候的宽窄巷子就属于清朝八旗军队及家属住的新少城。少城的中轴线是南北向的长顺上街，而宽窄巷子则是当时42条兵丁胡同中的两条。

宽巷子在清朝宣统年间的名字叫兴仁胡同。据说这里所驻的是镶红旗的清军，宽巷子中一位懂蒙语的满族人介绍，胡同是蒙语的音译，关于胡同的起源，有一种说法是指蒙古人在草原上扎起的蒙古包之间的通道。而到了民国年间，在中国一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风气下，清朝的叫法“兴仁胡同”改名为“宽巷子”。 如今的宽巷子是老成都生活的再现，您在这条巷子中游览，能走进老成都生活体验馆，感受成都的风土人情和几乎要失传了的一些老成都的民俗生活场景。

　　宽巷子是成都遗留下来的较成规模的清朝古街道，与大慈寺、文殊院并称为成都三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街区。宽巷子与窄巷子是成都这个古老又年轻的城市往昔的缩影，一个记忆深处的符号。

　　后续下集继续我的成都博物馆参观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