昙花一现的攸乐城 —古六大茶山新探之（3）

美友51214237

　　□国防战士

自从茶叶从普通的饮品变成一种特殊的商品，一种绝对的财富，古六大茶山不再有景陇金殿王朝盛世之下的那种“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富庶与繁荣。寂静的山谷，曾经的净土，忽然多了些金钱的烦恼、权势的争斗。

滇西南最大的流官政权普洱府成立了，原属车里宣慰司管辖的包括古六大茶山在内的澜沧江以东的思茅、普腾（普文）、勐腊、勐捧、勐乌、整董共六个版纳划归普洱府直接管理。但是古六大茶山，因茶叶而硝烟四起、残酷搏杀、血流成河、哀鸿遍野的战事，似乎一直没有间断。

普洱府在取得上述六个版纳的管辖权后，在攸乐山设立同知，驻扎清兵五百人，还派遣了两名官员负责征收六大茶山的盐茶税及澜沧江对岸车里宣慰司的税赋，同时大兴土木，建造了一座规模不小的攸乐城。此外，在思茅设立由流官控制的官办茶叶总店，垄断茶叶贸易。初步实现了鄂尔泰“翦除夷官，清查田土，增赋税，靖地方”的治边战略。

　　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上午，我的基诺族朋友张云带我爬上基诺山的司土老寨，去寻找攸乐城，除了一段野草覆盖的壕沟外，一片残砖碎瓦都找不见了。最初，这个同知是设在橄榄坝的，因澜沧江边炎热难耐，内地来的清军官兵无法忍受，才搬到了攸乐山。

　　基诺族博物馆外的粉花酸扁豆开得正艳，馆内有一个按原来攸乐城模样复原的模型，可以看出当年同知的衙门、兵营、茶庄和练兵场的模样。

　　这个同知是什么呢？这是一个相当于今天旅级单位的军政合一的政府派出机构，管理的地盘大，权力也很大。又有人说，它是一个介于知府和知县之间的机构，相当于今天的副州市级机构。

　　澜沧江以东的六个版纳就这样悄声无息地被改土归流了。

　　普洱府成立，攸乐同知开始行使澜沧江东岸的管理权。居住在在澜沧江西岸石鸣山上景帕钪（宣慰街）的车里宣慰司刀金宝已病入膏肓，卧床不起，宣慰府上下都被一种阴郁的气氛笼罩着。老祖宗传承下来的基业，如今只剩下一半，将来怎么去面对那些浴血奋战、开疆拓土的列祖列宗啊！ 对一个西南少数民族的统治者而言，无论是谁，只要掌握了六大茶山的控制权，就等于有了统治的话语权。

　　如今，不要说六大茶山，就连江东六个版纳都被划出去了，勐泐王国还叫王国吗？

　　普洱府成立两个月后的一个晚上，刀金宝一命呜呼，享年36岁，属于典型的英年早逝。谁也不知道他临死前说了什么，他会怎样跟先祖王叭真解释勐泐王国这件事。

　　刀金宝去世后，年仅10岁的胞弟刀绍文承袭宣慰一职。刀绍文年幼无力执政，由其叔父代为司职五年。


　　关于改土归流的历史功过，史学家们都认为，有利有弊不能简单褒贬，主要观点如下：

　　其一，鄂尔泰推行改土归流强化了中央集权统治，消除了地方割据，促使西南边疆真正地归顺朝廷，为稳定西南边疆起到了积极作用。

　　其二，通过改土归流，清查田土，增加了中央朝廷的田税贡赋。达到了“翦除夷官，清查田土，以增赋税，以靖地方事”的目的。
　　鄂尔泰推行了古六大茶山及周边改土归流，但作为封建王朝官员，他缺少必要的政治格局，并未顾及民族平等、轻徭薄赋、改善民生等因素。加之流官们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野蛮血腥方式，对土著夷民横征暴敛、强取豪夺，官商勾结，对茶农层层盘剥，导致被改土归流的地方民怨沸腾，最终埋下动乱隐患。

　　普洱府成立之后，清政府并未按“土流并存”的原则，安排原车里宣慰司中的任何大臣或官员进入普洱府任职，这让普洱府的统治不接地气，难以让百姓心服口服。

　　鄂尔泰忽视了少数民族首领在百姓中的号召力和凝聚力，也忽视了各版纳土司之间、土司与宣慰府之间因联姻之类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改土归流推进困难的一个关键因素。

　　对古六大茶山的残酷横征暴敛，六大茶山广大土官百姓积怨成怒，犹如懒火地上的干柴枯草，遇一星火种，便烈焰翻腾。

　　普洱府成立不到三年，六大茶山便爆发了动乱。

　　雍正十年（1732年），普洱镇总兵李天鹰率领一队官兵进入茶山搜刮，强行征集官粮和军饷。官兵们在茶山四处搜掠。他们刚满载而归地走下山脚，普洱府知府佟世荫紧接着又带领一众人马进山搜刮，要求刀兴国通知当地民众再次缴纳税粮。

　　刀兴国原是管理六顺、普腾（普文）的傣族土司，因他曾在改土归流时协助清军平乱有功，便被任命为管理六大茶山的土千户一职。

　　作为傣族头人，刀兴国深谙茶山民情，熟知当地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状况。他对茶山人民的艰难生活怀有深切同情，不愿过度盘剥夷民或施加繁重的赋税。

　　刀兴国反复对佟世荫解释说，粮食刚刚被李大人带人收走了，茶山贫困如洗，百姓无粮可缴，若再强征，恐激起民变。

　　然而满脑子“强压威逼，方使民众臣服纳税”的佟世荫哪里听得进去刀兴国的解释，他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姿态，不但对刀兴国恶语相加，还命随从对其进行拳打脚（关于佟世荫进茶山催粮，辱骂殴打当地土官的过程，《普洱府志》有详细记载）。

　　百姓食不果腹，身无毫银，就算把我打死也拿不出钱上交赋税呀！受尽欺凌的刀兴国忍无可忍，双目圆瞪，一把脱下普洱府颁发的官服、官帽，愤然甩在地上，愤怒地吼道：“反正都活不成了，要这些东西有何用，我与百姓一道拼死算了！”

　　刀兴国振臂一呼，茶山各寨群情激愤，纷纷持刀执矛响应。傣、哈尼、布朗、彝等族民众揭竿而起，焚毁官仓，驱逐差役，起义的烈火迅速蔓延，六大茶山、思茅、普洱、镇沅、元江、他郎、哀牢山、无量山等区域的各少数民族百姓纷纷响应。 短短几天，起义队伍迅速壮大至万人。攸乐山百姓也起兵围攻流官政权攸乐同知，放火焚烧攸乐城；橄榄坝的李阿先也率众攻打驻守橄榄坝的清军。

　　起义大军一路北上，一度攻下思茅城、普洱府，新上任的云贵总督高其倬慌忙调集重兵镇压，战火烧至澜沧江畔。
起义军凭借山势险峻殊死抵抗，然终因器械落后、粮草不济，渐渐陷入困境。清军步步紧逼，炮火轰塌山寨栅栏，义军大部战死，刀兴国被俘。

　　战事持续了两年多，当地夷民死伤上万，清军也损失了数千人。面对战火给古六大茶山造成的灾难，云贵总督高其倬不得不下令惩办了数名欺压百姓、为非作歹的流官，并将普洱府知府佟世荫投入大牢。
雍正十一年（1733年），刀兴国被俘斩首，茶山起义风波逐渐平息。到这年年底，高其倬调离云南，由满族人尹继善接任云贵总督。

　　刀兴国的头颅被悬于城门示众，风雨吹打，血迹斑斑，却始终未有一人敢近前收殓。民间私传，夜半常有虎啸山林，乡人谓之“刀公显灵”，护佑茶山不受苛政侵扰。

　　此后数十年，清廷对边地治理稍加收敛，赋税较前宽缓，然茶民生计已凋敝不堪。直至乾隆初年，茶市渐复。


　　尹继善上任后，将注意力集中到矛盾突出、动乱不安的古六大茶山以及思茅、普洱一带。

　　他通过调查发现，思茅官办总茶店才是引发茶山动乱的根源：茶农交茶路途遥远，官办总茶店的官员却轻戥重利，短斤少两，压级压价，千方百计盘剥茶农。鉴于思茅官办总茶店存在的种种弊端，尹继善下令关闭了思茅官办总茶店，改为执“茶引”（茶叶经营执照）买卖茶叶。随后，他向雍正皇帝上疏，制定云南茶法，以法律形式规范云南茶叶的管理。

　　当地民族的起义使茶山动荡不安，也让云贵总督尹继善看清楚了改土归流存在的弊端和不完善之处。流官不熟悉当地风土民情，甚至语言都无法沟通，更何况内地官兵水土不服，难克瘴疫困扰，土人对土官的管理更为顺从。

　　因此，尹继善决定调整鄂尔泰当初的改土归流规划，将设在攸乐茶山的流官政权——攸乐同知，撤至思茅，改称思茅同知，并将六大茶山的治安防卫、茶业税赋等事务交由倚邦土千总和易武土把总负责。

　　这一举措实际上推行了一种土流兼治的政策和管理方法，这种政策和管理方法一直延续至清朝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