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上丰碑，心上山河

秋天

一一写在地质功勋丰碑揭幕前夕

　　黄石国家矿山公园的晨光，暖暖地洒在新落成的地质功勋丰碑上。丰碑高四米六，宽四十米，像被时光精心打磨过的竹简，静静肃立在草木之间。2025年，恰逢中南地勘609队七十华诞，队里职工倡议立碑铭志、以彰功勋。是年九月，经各方戮力同心，终告建成这座花岗岩浮雕纪念碑。指尖轻触石面，能摸到细微纹路，那不是自然的肌理，更像无数个脚印叠合的痕迹——从半个多世纪前的山野，一直延伸到此刻的晨光中。

　　1952年5月1日，中央地质部组建“四二九”地质勘探队，对大冶铁矿进行地质勘探，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支大型地质勘探队。当时，铁山矿区被日本侵略者破坏严重，留下的资料错漏百出，勘探工作困难重重 。“四二九”地质勘探队第一步，是重测矿区地形图，钻探、取样，探明已知矿体的矿质和储量，对尖林山进行物探，确定尖林山潜伏矿体的远景评价；第二步，在尖林山进行钻探和典型的岩矿光片研究工作；第三步，掘进四条检查坑道，刻槽取样，采取选矿试样，充实开采技术指标的资料。1954年3月，“四二九”地质勘探队完成勘探任务，提交勘探报告，探明大冶铁矿铁矿石储量为1亿零300多万吨，金属铜为60.2万吨，为中央决定重建大冶铁矿提供了重要依据。

　　20世纪60年代，中南609队曾参与大冶铁矿的勘探会战工作，为大冶铁矿的资源勘查提供了重要支持；同时在鄂东地区开展地质勘查，在大冶铁矿所在的铁山地区进行钻探等作业。当时条件艰苦、设备落后，全靠人工肩拉人扛搬运设备。到70年代中期，609队以其雄厚的综合实力、一流的钻探水平和卓著的找矿成果而闻名。此外，609队成立的“三八”机台，也曾在铁山矿区进行人造金刚石钻进工艺试验，刷新了冶金系统金刚石钻进的纪录。

　　石碑静默，却似有脚步声从时光那头传来。是地质勘探者的胶鞋，踩过鄂东南的崇山峻岭，沾着晨露与黄泥；是帆布背包里的罗盘与地质锤，碰撞出清脆声响，那是他们与大地对话的暗号。我仿佛看见他们弓着腰，在陡峭的山坡上画地质剖面图，铅笔头在图纸上疾走，汗水顺着额角滴在岩石上，瞬间被正午的太阳蒸干；又看见暮色里，他们围着篝火煮干粮，火光映着地图上密密麻麻的标记，话题从岩层走向聊到家里的孩子，声音里有疲惫，却藏着掩不住的亮——那是找到矿脉时，眼睛里才会有的光。

　　大冶铁矿的重建，是一部沉甸甸的史诗，而这些勘探者，是最早在扉页上落笔的人。他们不是聚光灯下的英雄，没有惊天动地的宣言，只凭着一双脚、一双眼，把“跋山涉水”四个字走成了日常，把“餐风饮露”过成了习惯。或许某块岩石上，还留着他们当年敲下的痕迹；或许某条山路上，还印着他们反复丈量的脚印。那些被野草覆盖的勘探路线，那些写满数据的工作笔记，最终都化作了矿山崛起的基石——他们的汗马功劳，不在奖状上，而在铁矿轰鸣的机器里，在城市发展的年轮中。

　　在这些勘探人中,有一个叫孙成章的，十九岁未满便从风景秀丽的江苏水乡来到这里，当上了光荣的地质勘探工，长年以山间的晨露和暮色为伴，一干数十年，每年的先进模范名单，他的名字从未缺席。一次抬钻机，他因拼尽全力而受伤，落下病痛。心疼他的女儿说他不知道松松劲。孙成章立刻收起笑意，语气格外认真：“那怎么行，松劲的瞬间最危险，万一机器歪了，身边的同志就要受伤。”老人把青春以至整个人生，都献给了热爱的勘探事业。

　　石碑的一端，“地质功勋丰碑”六个鲜红大字，在阳光下跳着光。红得热烈，却不张扬，像勘探者们的性子——做的多，说的少，连纪念自己，都是一群老人悄悄发起、自愿捐款筹建的。在瞻仰丰碑的人群里，我见到地质丰碑浮雕墙总策划、总设计的史炳奇老人。老人胸佩红花，神采奕奕，格外的高兴。多少个日夜，他那双布满皱纹的手，一遍遍摩挲设计图，一次次跑去协调施工；只凭着“不能忘了老伙计”的念想，把一丝一缕的心愿都融进石碑里。

人群里，少了许多熟悉的身影，他们没能等到石碑立起来的这天，就永远留在了他们深爱的山河里。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当风掠过石碑，我分明听见他们的声音，和当年在山间的谈笑一样清晰；当游人驻足凝视，他们风尘仆仆的身影，便会从时光里走出来，站在石碑旁，静静看着自己守护的矿山，如今生机盎然。

　　这座碑，从来不是冰冷的石头。它是地质人的心结，是后辈的念想，是“为国找矿”的精神具象。它立在黄石国家矿山公园的土地上，更立在每一个记得他们的人心里：记得他们用脚步丈量山河的执着，记得他们用青春换矿脉的赤诚，记得他们把名字藏在功勋背后，却把精神留给了岁月。

风柔柔吹过，仿佛在与石碑轻轻“对话”，更像勘探者们当年的低语。阳光落在鲜红的字迹上，暖得像他们掌心的温度。原来最不朽的纪念，从不是刻在石上的名字，而是融进山河的精神——只要有人记得，他们就永远不会离开，永远在山间，永远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