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文书智慧

　　我的母亲是最平凡的一位母亲，却有着最不平凡的品格。

一九六四年农历三月，未满十七岁的母亲从王洼村园树队嫁给了同村王洼队的文焕杰——我的父亲。第二年腊月二十，离春节还有十天，哥哥降生了。那时母亲才十八岁半。添丁本是大喜，又逢年关将至，本该双喜临门。可那个年代，家里本就缺吃少穿，大哥的到来让这个家更加捉襟见肘。

大哥出生前，爸爸和大伯俩分家了。分得一孔窑，半袋粮食，还有瘫痪在床的奶奶需要照料。看着刷糊糊都熬不了几顿的黄米。母亲甚至都没有时间去发愁，她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养活嗷嗷待哺孩子和生病的婆婆。

借粮成了唯一的出路。在物资丰沛的时候借东西尚要看人脸色，在那个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年代，难度可想而知。但是母亲每次都能借到。首先是善良的邻居出于同情心，从口中挤出粮食接济。二来，母亲平日总是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别人。母亲常说：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她借人家一升黑面粉，还一升白面粉，借平平一升，还时总要堆得冒尖。她把“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句话，用行动诠释得淋漓尽致。

白天在生产队劳作，夜晚就在煤油灯下做针线。既要给自家人缝补，还要帮那些帮过我们的人做活计还情。母亲把所有的愁苦都化作力气，用那双勤快的手，硬是把我们这个家撑了起来。

　　可比起缺吃少穿的日子，更艰难的是接连失去三个孩子的痛。

一九七四年六月，六岁的大姐突发疾病。父亲和伯父抱着她往医院赶，路还没走完一半，大姐就没了气息。第二年四月，四岁半的二姐也突然夭折。屋漏偏逢连夜雨，一九七六年初，出生不足月的弟弟也没能留住。

这一连串的打击，像刀子一次次捅进母亲的心窝。她的天塌了，整日以泪洗面，最后连眼泪都流干了，眼睛也看不清东西。从那以后，才二十七八岁的母亲就花了眼，穿针引线都要人帮忙。那是她人生最好的年华，却成了最暗的时光。

可母亲的伟大在于，她没有沉溺在悲痛中不能自拔。她把所有的苦楚都埋进心底，交给时间去化解，自己继续往前走。这个伤口从未真正愈合，至今提起，年近八旬的母亲仍会泪流满面。她的坚韧和达观，不过是她选择面对生活的方式。

二零一七年五月，母亲突发急症，疼得浑身发抖。我们赶到时，她脸色惨白，冷汗已经把床单浸出一个人形。吓得正在上高三的女儿痛哭起来。可自始至终，她没哼过一声。事后我问她为什么不叫出声来，她说：“我本来就病得厉害，再哼哼唧唧，不是让你们更慌吗？”即便在最痛苦的时候，她心里装着的还是我们。

　　记忆中，家里最初只有两孔窑洞，一件老柜和一张老方桌，一个条凳，几个小板凳。母亲总是把桌櫈擦得锃亮，炕上铺得平平展展，被子叠得方方正正，就像艺术品。即便是农忙季节，家里收拾得和平常一样干净。我们的衣服虽旧，却总是干干净净——那是母亲深夜等我们睡熟后，一针一线补、一件一件洗出来的。

后来家里相继盖了对口房，添了家具。母亲像爱护孩子一样爱惜这些，那是父亲给她的勋章，她把它们收拾得一尘不染。

有两件事让我终身难忘。

那是我还很小，父母得吵不可开交。这时，有人来串门。本以为是非常尴尬的局面，没有想到母亲像是没事人一样，让坐、倒茶、聊天，整个接待过程中都是笑脸相迎。后来母亲说：“吵架是两个人的事，我不能把不良情绪带给外人，更不应该影响他人。”

还有一次，父亲和队长争执，明明是队长仗势欺人。第二天队长来时，母亲据理力争后，却留他吃饭。饭桌上，两人一笑泯恩仇。母亲说：“有理不打上门客。他能来，就是服软了。要是再逞强，就多了个仇人，以后的路就多了道坎。”

母亲的“一口饭理论”更让我们受益终身。家里来客，不管什么时候，是谁，母亲总要让人吃饭。即便对方说吃过了，她也要盛一碗。她说：“嘴上说吃过，是怕我们不够。正是饭点，从远路来，肯定没吃。错过这顿，可能要饿半天。我们每人少吃一勺就够了，不过是多双筷子的事。”即便我们吃过了，她也要重新生火，让人吃口热乎的。

那时不像现在处处有饭馆，母亲的这口饭，不知温暖过多少人的路途。

这就是我的母亲。她的所作所为看似平常，却如春雨润物，无声地滋养着我们的心灵，塑造着我们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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