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夜的狂风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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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夜的狂风暴雨

当1958年的秋风卷着燥热扑向镬底潭时，我们这群从甪直来的车坊初中新生的心，真有些沉到镬底潭底一般凉凉的了。

可一个多月前却不是这样的。为着车坊的教育事业，我们奔赴陌生的镇子，胸腔里满是撞得发烫的激动与兴奋——激动是终于告别孩童时光，要圆盼了又盼的中学梦了；兴奋是因为就要离开父母，像挣脱缰绳的小马驹，能甩开膀子过一回自由自在的独立日子。

初来的日子里，连镇上的风都裹着新鲜感。可日子一长，这点新鲜就像被晒干的露水，剩不下多少了。车坊镇小得像掌心里的纹路，一条东西向的小街，慢悠悠走几分钟就到头。没有电灯，夜晚只剩煤油灯的昏黄；没有电影院的光影，没有篮球场的喧闹，更没有图书馆的墨香，连半点能松快心情的文体活动都寻不见。我们的日子，就困在宿舍、食堂、教室这三点连起的线上，走不出这方狭小的天地，单调得能数清墙缝里的灰尘。特别是夜幕降临之后，更是寂寞难耐，只能够蜷缩在宿舍里，或聊天，或发呆。

说起那“宿舍”，也算不上正经住处——原是家豆腐店的大房子，两厢隔成女宿舍，中间大厅便是男宿舍。女同学们出入，总得穿过男生的地界；男同学们却半步也不能往女宿舍那边挪，像有条看不见的线拦着。每到夜深人静，女宿舍里细碎的窃窃私语声会飘过来，男宿舍这边的呓语与鼾声，想来也能传到她们耳中。先前的新鲜早被磨没了，想家的念头却像河水里的草，一点点漫上来，缠得人心头发紧。尤其是国庆节回了趟家，沾了家里的暖意再返校，那股乡愁就更重了，压得人夜里总睁着眼睛想爹娘。

那天傍晚，天阴得像泼了墨，风刮得树梢呜呜响。我和金正明散步回来，一进宿舍就愣了——往日里满是说笑的屋子，竟静得让人喘不过气，连空气都像冻住了，沉甸甸地压在心头。我俩摸不清缘由，也不敢出声打破这寂静，轻手轻脚地爬上床。就在这时，女宿舍那边传来了哭声，呜呜咽咽的，像被捂住了似的，不甚真切，却像在凝固的天空上撕开了一道小裂缝。我轻轻问了句：“怎么了？这是为什么呀？”

谁知道这一声问，竟像点着了导火索。那道刚撕开的裂缝“忽啦啦”地炸开了，哭声从两厢房涌出来，直奔着男宿舍而来。男同学们像是被激醒了似的，瞬间迸发出哭声应和——有的一边哭一边喊“爹” 喊“娘”，有的扯着嗓子喊“我要回家”，二三十个半大的孩子，挤在昏黄的油灯下，哭得撕心裂肺、天昏地暗。哭声中，本就昏黄的灯光越发显得惨淡无比。那股子悲戚劲儿，真应了“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光景。

一看情况不妙，我和金正明急忙去找来了老师。

从没见过二三十人哭作一团的场景，张根宝老师急得发了火，嗓门一提：“回去！都给我回去！不想读书了是不是？车坊中学不缺你们这几个！”这一吼带着股恨铁不成钢的硬气，像阵疾风扫过，原本汹涌的哭声竟真的慢慢低了下去，只剩几个同学还在抽抽搭搭地抹眼泪。

这时，蒋昌华老师从门外走进来 。他没急着说话，先走到桌边，把那盏晃悠悠的煤油灯往屋子中间挪了挪，昏黄的光一下子铺得更开了些，映亮了他脸上的笑。“哭啥呀？”他开口时声音软软的，带着点乡音的暖意，“你们看，这灯影里藏着好东西呢。”说着，他背对着我们站到灯前，双手在胸前一扣，拇指翘起来，其余四指并拢往下垂——墙上瞬间跳出一只圆滚滚的兔子，耳朵还随着他手指的轻动微微晃着。有个刚才还在抹眼泪的同学，眼睛一下子亮了，忘了抽噎。蒋老师又把手指换了个姿势，掌心相对，指尖分开，再慢慢往上抬，墙上的影子竟变成了一只展翅的鸽子，翅膀一扑一扑的，像要从墙面上飞出来似的。

　　

“是鸭子！蒋老师，那是鸭子！”有人忍不住喊出声，刚才的悲伤早被抛到了脑后。蒋老师也不纠正，顺着话头晃了晃手：“对，是赶去河边找食的鸭子，你们听，是不是还能听见水响？”他一边说，一边用脚尖轻轻蹭了蹭地面，模仿出水波荡漾的声音。宿舍里的气氛渐渐松快起来，先前压抑的空气像被捅破了个洞，漏进了些暖意，连油灯芯跳动的声音，都显得轻快了许多。

蒋老师停下动作，转身拍了拍我们的肩膀：“想家是好事，说明心里装着爹娘。但咱们现在在这儿，同学是亲人，学校同样是我们的家。等明早起来，天一亮，啥都好了。”他说话时，指尖还沾着点灯油的温度，落在肩膀上，暖得人心头发颤。

　　

第二天， 老师没提昨晚的事，同学们也像约好了似的，谁都不碰那个话题，仿佛那夜的狂风暴雨，只是一场醒了就忘记的梦。

有人说眼泪是抚慰人心的良药，我认为风雨过后彩虹必会到来。乡愁跟着眼泪流走后，我们这群半大的少男少女，好像忽然就长大了。体育课上扭伤了手，咬着牙没哼一声；从床上摔下来，撞掉了门牙，也只是苦笑着爬起来；月底回家，背着大包小包走十几里路，脚底板磨出了泡，心里却是满满的红军长征似的豪迈——我们终于把心放进了车坊中学这个大集体，把这里当成了另一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