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光复80周年纪念：20世纪初中叶台湾民众的深沉祖国心声与奔赴抗日战场

羊羔书话

杨仁飞

中外均有祖国的概念。希腊罗马时代的执政官索福克勒斯就用πατρίδα来指俄狄浦斯所远离的那个“祖国”，是“作为整体的家庭、村庄等聚合共同体，包括各种族群(ethnos)在内”，具体实在的、有血有肉的、有特定家族祭祀的那块土地，同时也是埋藏祖先骸骨、安葬先人灵魂的地方。魏源《圣武记》就说，祖国就是“祖先以来所居之地”。因此简单来说，祖国是祖先开辟的生存之地，人们崇拜、爱惜和捍卫这片生生不息世代相传的土地。祖国还是一种文化传承、历史继续、心理上有归属的概念。从历史长河的尺度来进行观察，发现从来没有民众会真心将侵略者、殖民宗主国视为“祖国”；发现从来没有一个政党可以借虚无主义建构出来一个空中楼阁的“祖国”，来蒙骗民众从而能获得长久的统治与执政。民进党执政当局的“文化台独”与赖清德的“祖国论”显然是与台湾民众长久以来心中的“祖国”背道而驰的。

一、许南英许地山父子的“祖国论”：“相期祖国焕辉光”

许南英、许地山父子，是闽台爱国知识分子，在他们的诗文里直接、间接提到“九州、神州与祖国”的诗词、文章不少，现将他们两位直接论及“祖国”的内容摘录出来。从这些诗文中，可以看到他们内心的祖国就是“中国”，而且他们以实际行动践行与祖国共呼吸同命运的使命担当。

1、许南英的祖国诗词

在徐闻任知县时许南英曾经写道：“欧铅亚椠日输将，学界从今亟改良。后起青年勤淬厉，前途黄种卜灵长。孤寒有士皆分席，慷慨何人肯解囊？合为诸生开望眼，相期祖国焕辉光！”清末进士出身的许南英思想开明，期许徐闻的学子们、青年们，作为黄种子孙，要开阔眼界，将来为国争光。在阳江出任地方官时，许南英有感于全台会馆失火而写下“故土遗黎祖国来，伤心会馆纪‘全台’”的一首诗。

自1895年参与抗日失败逃离台湾的许南英直到1912年之后才第一次返回台南家乡，而此时他曾经精心打造的窥园之家已经被日本人占领、拆解，即使面对台南绅商学界在台南公馆的欢迎会，许南英提到自己是“侧身依祖国，倦眼望神州”，心里装着台湾，装着祖国。可见，这种祖国认同情感比许多同时代的台湾知识分子来得浓郁、直接。在“台南”唱酬筵燕之际，许南英依然坚守民族气节，誓不成为日本臣民，即使继续过着贫寒与颠簸流离的艰难生活：“转悔来何暮，终应去不留！侧身依祖国，倦眼望神州。断发从吴俗，焚心抱杞忧！处堂成燕雀，生世等蜉蝣；有酒宜同乐，无官且自由。伊谁新世界，认我旧林丘？黑海能飞渡，黄河任倒流；无才日衰老，天地若为愁！”

许南英为了谋生曾两次到新加坡、印尼。他心系故土祖国，在槟榔屿（如今马来西亚槟城）写道：“山中潭水绉文波，蛮妇巫人聚隔河：撞布当春收吉贝，机丝永夜擘波罗。侧闻棕种沦亡久，尤赖荷人庇覆多。祖国八荒何处所？告哀为尔作新歌！”离开台南的许南英，一方面感叹自己成为天涯沦落人，但是他还是在故乡揭阳、落籍地漳州，找回了家的温暖。

许南英、丘逢甲、施士洁对是有家乡台湾有浓烈情感的，如许南英“题画梅，赠汪杏泉（时新登甲榜回籍）”中写道：“ 一枝又占故园春，犹是天公雨露仁；剩有延平祠入梦，已无花下咏花人！。庚子（光绪二十六年、一九○○）”。一首“别台湾（《如梦令》）”是诗人许南英对故乡台南被日军占领、被割让的刻骨铭心之痛：“望见故乡云树，鹿耳、鲲身如故；城郭已全非，彼族大难相与！归去、归去，哭别先人庐墓！”

1917年末，许南英客死印尼棉兰并最终埋葬在异国他乡，他曾寄希望许地山“程门立雪”，大展鸿图，然而神州祖国、台南故乡永远抛在了身后。

2、许地山

许南英这种台湾故乡、祖国情结深深影响了许地山。许地山在他的文章中，也多次直接提到“祖国”：

“因为历史有助于我们清理思想，借鉴历史经验检查过去，指导现实。正可以帮助我们对中国深受帝国主义侵略，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底痛苦经验，也对祖国某些方面落后底原因有所了解，从事实对比中吸取教训，提高认识，激发起爱国热情，反对封建反对帝国主义，努力为祖国建设出力。读历史不是可以变得聪明起来，不是可以明智吗？”

许地山在其遗作《我底童年》写道：“台湾底割让，迫着我全家在1895年离开乡里。妪在我幼年时常对我说当时出走的情形，我现在只记得几件有点意思底。一件是她要在安平上船以前，到关帝庙去求签，问问台湾要到几时才归中国。签诗回答她底大意说，中国像一株枯杨，要等到它底根上再发新芽底时候才有希望。深信着台湾若不归还中国，她定是不能再见到家门底。……父亲没与我们同走，他带着国防兵在山里……守安平”。

1930年3、4月间，《新东方》主编宋斐如翻译日共创建者山川均论文《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台湾》（《刊载于《新东方》第3、4期，以及由东方问题研究会编辑、北平新亚洲书局出版的单印本《日本统治下的台湾》，内容相同）。这篇宋斐如译文使用了笔名“蕉农”，而许地山以台湾人身份为译文写序，并提出“中国血系底台湾人”观念。他写道：“我们不要忘记汉族底子孙有一部分已做了别族底奴隶，做了所谓被征服的劣等民族，……这一部分中底最大部分便是台湾人！羞耻和悲愤应当时常存在住在中国底任何国民底心里。……日本底台湾殖民政策，简单地说就是发展日本人在台湾底势力和利益，和排挤中国血系底台湾人，使他们不能在台湾生活下去。”在这里，“中国血系底台湾人”，回答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问题。许地山强调，身处日本殖民统治下之台湾人民有一个共同特质——中国血系，意指台湾与祖国不可分割的血脉联系。宋斐如1930年在译者的序言中写道，“特蒙先人世为华官而自己在幼年逃出日本虎口的许先生，用旧台湾人的满腔热血的口气，为这本小册子作序，字字血滴，句句生声，译者除以十二分的诚意感谢许先生外，并希望读者在未读本文之先，须仔细的吟味许先生这篇的深意”。

许地山还有其他作品也提到“祖国”，如小说《商人妇》：“我被她这一问，心里的疑团结得更大，就回答说：“我要回厦门去。你曾到过我们那里么？为什么能说我们的话？”“呀！我想你瞧我的装束像印度妇女，所以猜疑我不是唐山（华侨叫祖国作唐山）人。我实在告诉你，我家就在鸿渐。”在《缀网劳蛛》集里写到，“史先生摇头说：“……我现在正要告诉你，若是要到法庭去的话，我可以帮你的忙。这里不像我们祖国，公庭上没有女人说话的地位。况且他的买卖起先都是你拿资本出来，要离异时，照法律，最少总得把财产分一半给你……像这样的男子，不要他也罢了。”

许地山不仅是一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领导者，早已参加基督教青年会的他，于1922年前后主编了《北京台湾青年会月刊特别号》，提倡“新台湾主义”，号召读者参与他们组成的“新台湾社”。之后加入许乃昌（1923年许乃昌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等组织的台湾抗日组织。1931年“九一八”日军侵略东北以来，许地山无法坐在书斋里安心读书做研究，而是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与中华文化界抗敌协会，参与营救冯友兰、瞿秋白等共产党人。他在北平、上海、香港领导文化界的抗日运动，与4万万中华儿女一道，投身民族解放事业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最后倒在1941年8月的香港。

二、台湾抗日志士与团体的集体心声：与祖国同命运、同奋斗

如果1894年台湾民众为日本占据台湾而痛心疾首、痛苦挣扎呻吟的话，那么1911年辛亥革命、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给台湾民众送云了黑暗中等待黎明到来的新希望。

1925孙中山去世后，不少台湾知识分子发出内心的“祖国”呐喊，这种爱国主义的行动自觉与祖国认同自觉，日渐汇成强大的洪流。

（一）台籍青年继续孙中山祖国未竟事业的心声

甲午战争、推翻帝制创建共和，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使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远播到海内外。孙中山先生曾经掷地有声地指出：“中国如不能收复台湾，即无法立于大地之上”。当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去世的噩耗传到在大陆的台湾青年、在台湾的中国人耳中时，台湾民众以全新的祖国情感来抒发他们的哀伤：《台湾民报》发表由蒋渭水执笔的社论《哭望天涯吊伟人》来追悼孙中山先生，社论写道：“梦吗？真吗？3月13日的电报又说中山先生死！可是这次似乎真的死了！想此刻四万万的国民正在哀悼痛苦罢！西望中原，我们也禁不住泪泉怒涌了！一封电报就能叫我们如此哀恸！这都为了什么？”

在内地举行盛世浩大的祭典中，一副来自北平台湾青年的挽联，被永久地记录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画卷中：“三百万台湾刚醒同胞微先生何人领导，四十年祖国未竟事业我辈其谁分担”，这副“祖国未竟事业”的挽联，据查可能是由台湾学子洪炎秋写成，道出了开始觉醒的台湾同胞，已自觉地与祖国独立、进步的事业与命运休戚与共、同频共振。

在台湾举行的追悼孙中山的大会上，原拟宣读北大学子张我军所作的吊词，却被日本殖民统治者禁止。但其吊词中有这样感人的一段：“唉！大星一坠，东亚的天地忽然暗淡无光了！我们所敬爱的大伟人呀！你在三月十二日上午九时三十分这时刻已和我们永别了么？四万万的国民此刻为了你的死日哭丧了脸了。消息传来我岛人五内俱崩，如失了魂魄一样，西望中原禁不住泪落滔滔了”，号召“中国的同胞哟！你们要坚守这位已不在了的导师的遗训：革命还未成功，同志尚须努力哪！”

1925年4月，在杭州举行的孙中山先生逝世公祭仪式上，当时有一些台湾青年不敢以台湾人的名义敬献挽联，谢雪红（后为台盟首任主席）提出：“我们隐瞒自己是台湾人，正中了日本帝国主义离间政策的毒计，我们应该公开表明自己是台湾人，让大陆同胞知道台湾人是爱祖国的，大多数台湾人是善良的”。

三、台湾抗日、反日团体的声明：台湾民族解放运动与祖国抗日胜利、民主革命密不可分

两岸人的祖国认同是双向的。1925年在厦门的“中国台湾同志会”就指出，“台湾人不是日本人。台湾人亦是中国人的同胞，亦是厦门人，亦是汉民族！”1926年12月台籍革命者张深切等在广州成立“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主张“将希望寄托于支那民族革命的发展，以打倒台湾的日本帝国主义，完成民族革命为目标”。1927年该会筹给“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而当时广东革命政府鼓励台湾同胞“多多的来到祖国”。张深切呼吁“来投到祖国的革命党——中国国民党旗帜之下，共同奋斗，以打倒帝国主义而实现弱小民族解放的鹄的。”同时期创刊的《台湾青年》强调：“台湾民族运动是中华民族的最光辉灿烂的革命运动”“不仅台湾革命传统袭自祖国，当下的台湾革命者仍然是属于中华民族义勇军”。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938年9月18日，原台湾民众党秘书长谢南光（中共党员）等联合了在华南的“台湾民众党”“台湾反战同盟”“台湾光复团”及“台湾众友会”等团体，组成了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之共同纲领草案》宣告“台湾革命乃中国革命的一环，中国抗战成功之日，即台湾各民族争得自由解放之时”“必须发动台湾各民族参加中国抗战”。随后发表的《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宣言》再次强调“台湾的解放运动和祖国的民主革命是具有不可分离的关系”“台湾现在已经不能离开祖国的反日反帝运动而求得解放。”1941年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刊印的《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台湾人民大多数是中国人民，中国人民首先逃不掉援助台湾的责任”“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只有加强团结，只有积极参加祖国的抗战，获得彻底的胜利，才能将日寇驱逐出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民众积极参与祖国的抗战，勠力同心打败日本侵略者。1945年10月25日台湾正式回到祖国怀抱，这是20世纪上半叶以来两岸中国人的共同心声与一致目标。每一份深沉的爱与不惧生命的投身抗日事业，这才有了1945年抗战的全面胜利与台湾重回祖国的光复。

三、20世纪台湾先进知识分子革命者强烈祖国认同对当下的启示

通过初步梳理20世纪台湾知识分子、革命者个人诗文中的“祖国”名称使用频率、使用场域，到台湾革命团体对外正式提出保卫祖国、收复台湾的声明与口号，反映了台湾民众思想觉悟有很大的提升，即已从朴素的祖宗之地、祖宗之国怀念，跃升到思考中国前途、命运休戚与共的自觉上；心中的祖国不仅是文化与传统意义的传统中华，而是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建立平等民主的新国家，是两岸人民的共同家园。

这种自觉，是许南英、汪春源、丘逢甲、施士洁等传统知识分子坚定反抗日本殖民统治、拒认日本为自己的国家，拒入日籍的自觉，他们宁可流连失所，家园被占、财产被没收也拒不向殖民侵略者、卖国者投降的不屈意志的展现。

这种觉醒，是1911年以来林祖密、、许地山、宋斐如、谢南光、翁泽生、张月澄、许乃昌、张我军、丘念台、林冈等新一代台湾有志青年他们投身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参加抗日活动的行动自觉。在长达30多年的岁月中孜孜以求奋斗、奉献历程中，他们无悔地与祖国站在一起，为抗战战争的胜利与台湾的光复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无论是炮火纷飞的战场，还是与法西斯暗中较量的谍报战线上，有一大批的台湾青年默默前行，他们用歌声、用笔墨、用血肉之躯，践行了祖国与台湾命运一体的诺言。在这里让我们莫忘了1945年台湾光复时一首“台湾光复纪念歌”里的其中歌词：“不能忘，常思量，不能忘，常思亮。国家恩慧情分深长，不能忘。有钱难买真情意，有钱难买真爹娘。今朝重见天和地，八年血战不能忘。”

他们这种精神与思想自觉，是两岸中国人应该效仿学习与行动的榜样，台湾民众更应该大声地说出：台湾人热爱的祖国就是中国！

（本文已分上下两篇在华夏经纬网络版发表，这也是笔者对台湾光复的一份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