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印机伴我一路走来

绵羊

<p class="ql-block">油印机伴我一路走来</p><p class="ql-block">​​</p><p class="ql-block">杨惠卿​</p><p class="ql-block">国庆中秋 “两节” 期间,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电视剧《阵地》,让抗战岁月里办报人用油印机赶印宣传品的镜头在屏幕上流转。那些在昏暗灯光下转动的滚筒、飘散的油墨香,瞬间唤醒了我与油印机相伴的漫长记忆 —— 那台沉默的机器,曾镌刻下我半生的成长轨迹。​</p><p class="ql-block">油印机于今人或许只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但在上世纪,它是穿透信息阻隔的 “喉舌”。从公社的春耕通知到县里的红头文件,除了套红的标题经铅印印制,正文全靠油印机一笔一划 “复刻” 出来。即便后来有了打字机,蜡纸打字后仍需油印机才能让文字抵达千家万户,它就像那时的 “移动打印机”,维系着基层社会的信息脉络。​</p><p class="ql-block">我的油印机情缘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乡村夜晚。三叔杨维洲在村里创办了《东榆林战报》,这份八开的油印小报,一边刊载中央文件精神与毛主席最新指示,一边记录着村里 “农业学大寨” 的鲜活动态 —— 谁家的玉米亩产创新高,哪个生产队提前完成积肥任务,都在版面上清晰呈现。每天收工后,三叔总在小油灯下支起方木桌,先将蜡纸铺在钢板上,握着铁笔刻写,笔尖划过蜡纸的 “沙沙” 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我常坐在一旁屏息凝望,看他时而换用不同力度刻出宋体、黑体的美术字,时而用简笔画勾勒出田间劳作的场景。​</p><p class="ql-block">“刻蜡板要‘稳、准、匀’,太轻不透墨,太重会戳破纸。” 三叔偶尔会停下手中的活,手把手教我握笔的姿势,还示范如何将油墨均匀抹在滚筒上,“推的时候要用力一致,这样印出来的字才清晰,能多印几十份。” 在他的指点下,我渐渐学会了校对稿件、修补蜡纸漏洞,成了他的得力帮手。那些带着墨香的小报被分发到各生产队时,村民们围读的热闹模样,让我第一次懂得油印机的力量。​</p><p class="ql-block">高中毕业后,我以支部教员的身份到大夫庄公社工作,油印机成了理论宣传的 “利器”。为了让基层党员读懂政策,我把枯燥的理论条文拆解成通俗问答,刻在蜡纸上印成辅导资料,几十份小报顺着田埂传遍各个生产大队。部队复员分配到雁北水泥厂后,我在党委办公室创办了八开油印小报《奋斗》,每周一期从不间断。那时车间里鲜有报纸,我便深入厂区采访:老工人钻研技术的窍门、青年突击队抢工期的事迹、食堂改善伙食的消息,都成了版面上的鲜活内容。有时为了赶印报纸,我学着前辈的方法,往油墨里掺点豆油调稀,在灯下忙到深夜,第二天看着工人们围在公告栏前读报的身影,所有疲惫都化作了满足。​</p><p class="ql-block">随着水泥厂渐渐没落,那台陪伴我多年的油印机也被锁进了仓库,再未启用。如今几十年过去,电视剧里的镜头却让记忆瞬间苏醒:三叔刻蜡板时专注的侧脸映在油灯下,教我推滚筒时掌心的温度,还有《奋斗》小报上工人们圈点的痕迹,都随着油墨的气息渗入了生命肌理。​</p><p class="ql-block">《礼记》有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油印机的退场,本就是时代迭代的必然。它曾像三叔办的《东榆林战报》那样,以吱呀的滚筒声传递信念、凝聚人心;如今被更快更好的印刷技术取代,恰是技术进步的见证。但那墨香四溢的蜡纸味、铁笔划过钢板的声响,早已成为我生命中不可磨灭的精神底色 —— 它不仅记录着一段岁月,更沉淀着一代人的执着与热忱。</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