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橙子的记忆一一怀念我的大伯母

彭院宝

一个橙子的记忆

我有四位伯母，大伯母叫廖唐秀，是个裹脚的老式小女人。她似乎总在忙碌，身影不是嵌在厨房的灶火前，便是隐没于屋后那片蓊郁的菜地里。而那片菜地的灵魂，便是那棵橙子树。

我至今不知它是何年何月，由谁种下。自我有记忆起，它便已是一副庞然大物的模样，巍巍然矗立在那儿。树高足有十五六米，巨大的树冠舒展开来，荫蔽了近乎三十米见方的土地，像一把墨绿色的、厚实无比的巨伞。那是我童年时代关于“巨大”与“丰茂”最直观的认知。

这棵树的神奇，在于它近乎神迹的慷慨。每年初冬，是它最风光的时节。沉甸甸的橙子挂满枝头，金灿灿的，压弯了枝条。大人说，那年景好时，能结上五千多个果子。那不只是数字，是一种视觉的震撼。果实又大又圆，皮色金黄中透着一抹红晕，光看着，嘴里仿佛就已泛起了清甜。摘下一个，徒手是难以剥开的，需用刀子划开那层富有韧性的厚皮，刹那间，清冽的芳香便迸发出来，汁水丰沛得能溅到脸上。掰一瓣放入口中，那股纯粹的甘甜立刻征服了所有的味蕾，没有一丝酸涩，只有阳光与土地酝酿出的最醇厚的味道。

而大伯母，便是这棵神树的守护者与布施者。橙子熟了，她便挎着一只竹篮，一家一家地送。从村头到村尾，几乎每家都能分到几个这“树王”的果实。她话不多，总是笑眯眯的，把橙子塞到人家手里，轻声说：“尝尝，今年的也甜。”那时我们这群孩子，总能得到优待，可以围在树下，吃个肚儿圆。那橙子的滋味，便是整个冬天最温暖的甜梦。

后来，时代的洪流将我卷离了家乡。我上山下乡，去了遥远而陌生的地方。离家前的那个冬天，橙子依旧丰硕。临行时，大伯母拉着我的手，往我的行囊里塞了几个最大的橙子，只说了一句：“外面苦，想家了，就吃一个。”

就是从那一年起，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在大伯母那里默默地立下了。

第一个离家的春节，我风尘仆仆地赶回。团圆饭喧闹过后，大伯母悄悄走到我身边，扯了扯我的衣袖，眼神里有一种孩子般的神秘与期待。我跟着她走进她那间总是昏暗的卧房，她颤巍巍地从床底下摸出一个东西，那是一个用旧报纸精心包着的、硕大的橙子。

“给你留的，”她脸上的皱纹舒展开，像秋日的菊花，“他们都吃过了，就剩你的了。”

我愣住了。那时已是初春，离橙子采摘的季节过去了两三个月。这枚橙子被她珍藏至今，表皮已然有些干瘪发皱，失去了昔日金灿灿的光泽，像老人手上的皮肤。

“快，尝尝，看坏了没有。”她催促着，眼神灼灼。

我小心翼翼地剥开那已经变得软韧的果皮。出乎意料，里面的果肉依然饱满，只是失了些许水分，甜味却仿佛被浓缩了，变得格外厚重与醇浓。我掰下一瓣，放进嘴里，然后大口大口地，几乎是吞咽着将它吃完。

“甜，大伯母，真甜！”我鼓着腮帮子，用力地说。

她什么也没再说，只是心满意足地、深深地看着我，然后拿起那空空的果皮，默默地转身走了出去。那一刻，我望着她微驼的、瘦小的背影，喉咙被那股异常的甜与某种酸涩堵住，发不出任何声音。

此后，年年如此。无论我是在乡下顶着烈日劳作，还是在大学的图书馆里埋首书卷，每当春节回家，总有一个历经风霜而略显沧桑的橙子，在大伯母的床底下，静静地等着我。它仿佛是一个信物，一份无需言说的牵挂，固执地为我保留着一份属于故土、属于童年的甜。看着我吃掉它，成了大伯母一年一度必须完成的、庄严的仪式。她用这种最朴素的方式，告诉那个越走越远的我：这里永远有你的一份。

这份沉默的、固执的温情，一直持续到那棵橙树倒下。

为了盖新房子，老屋后的菜地被征用了。那棵陪伴了几代人、馈赠了无数甘甜的巨树，终究逃不过被砍伐的命运。我听说，砍树的那天，很多人都去看了，不少人掉了泪。大伯母没有去，她只是坐在自己的屋里，一整天都没有出来。

那一年春节，我照例回家。一切仿佛如旧，只是空气中，再也闻不到那清冷的橙香了。吃过年夜饭，我下意识地等待着。大伯母蹒跚着走过来，坐下，双手空空。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第一次有了种不知所措的黯然，她张了张嘴，最终只喃喃了一句：

“今年……没有橙子给你吃了。”

我握住她枯瘦的手，想说点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知道，随着那棵树倒下的，不只是一棵植物，还有一个时代，一种生活方式，和一份看得见、摸得着的牵挂。

如今，大伯母也走了。那个为我留存了整个冬天的橙子的人，永远地离开了。

大伯母走时九十三岁，算是喜丧了。望着她的遗像，忽然明白，那棵橙树其实从未被真正砍伐。它被大伯母亲手移植了——移植到了我的心里。它的根，扎在我记忆的沃土中；它的枝叶，在我生命的天空里亭亭如盖。而大伯母，就是那位永远的、沉默的守护者。

那浓缩了整个冬天滋味的橙子，那份甜，将在我心中，留存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