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你诵）随笔：尊重生命自主权

于潭(闫驱)

　 人活在世上，没有属于自己的绝对自主权，即便是生命本身，依旧被法律和道德约束着。人不能自己决定生，也不能自己决定死。无论宗教，还是法律都认为自杀是对法律和道德的叛逆。法律要维护自己的尊严，自杀行为表明死者不屑于法律。道德要追求完美，自杀行为表明死者对道德的叛逆。没有谁愿意承认生命有自主权，而生命自主权才是人唯一的绝对权力。

亲身经历父母生命的最后时刻。患晚期骨髓癌的母亲被推进ICO病房已经多日。清晨，她突然大口地喘息，眼睛瞪得大大的。在医生提议下马上使用呼吸机。呼吸机上口有鸡蛋大小，后面是一节宽宽的尾翼，被深深地插进母亲喉咙里。母亲的口腔被撑开到极限，喉咙不停地抖动。

泪水顺着母亲的眼角流出来，一簇簇地摊在枕边。已经二十几天滴水未进的她靠静脉营养液维系生命，所有感情都是由眼泪表达，而这次的眼泪流得最多最久。

此时的母亲难受，痛苦又只能用眼泪告诉孩子们。我似乎听到母亲的大喊声：拔掉呼吸机，让我去死。她想维护自己的生命自主权。但是，在法律和道德面前，她的生命自主权被剥夺。

人的死亡也有一个符合法律和道德标准的过程。呼吸机是过程中最后的通行证。只有经过它，抢救才算完整。至此医院对于病人家属，病人家属对于亲朋挚友都有了法律和道德的交代。

一周后母亲走了，不仅带着对生活的眷恋，还带着失去生命自主权的无奈和身体的痛苦。时至今日每每想起此事，我都对剥夺生命自主权的相关法律，和社会虚伪的传统道德观感到愤慨。

不治之症之所以称为不治之症，就是因为它不治。人死不可怕，可怕的是生死路上的治疗过程。患直肠癌的父亲在三年里，做过两次大手术。最后一次手术是他离世前三个月。当医生把手术去除的一大团血淋淋的病灶捧到手术室门口，我看后不寒而栗。父亲的下腹已经被掏空。

清醒后，他颤微微地自言自语：“你们不该再让我受罪。”

不该再让我受罪。这句话我一直铭记。父亲比母亲幸运，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彰显了自主权。三个月以后，父亲被安顿在关怀医院，平静地走了。

2015年，媒体新闻有则来自四川某市的消息：一个小伙子拔去因车祸而生命垂危母亲的呼吸机。母亲走了，小伙子面临故意杀人的指证。

记者文字轻佻地评价事发原因：家人担当不起昂贵的医药费。说实话，这种新闻评价十分中国特色，一定还有很多原因在里面，只是都被挡在法律和道德的门口。

我的生命我做主。在生命的最后决不重复母亲的老路。假若不再有正常的生活质量时，请让我有尊严地死去。为此，把自己的意愿写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