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村往事：基督教堂

周玉亮

周村基督教堂

清光绪年间，淄博周村以“丝绸之埠”“旱码头”闻名鲁中；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浸信会逐步深入山东内地。1886年，传教士尉兰光抵达周村，开启当地基督教传播历程；1911年3月至1913年4月，周村浸信会基督教堂（简称“周村基督教堂”）建成，地址位于淄博市周村区丝市街663号。教堂依托“教堂-医院-学校”三位一体体系，成为鲁中浸信会核心据点，其发展历程与周村商埠兴衰深度绑定，本文内容均以原始史料（档案、教会遗存文献）为支撑。

一、渊源与创办背景：商埠浪潮下的“医药布道”

（一）传教开端：尉兰光的“眼药水破局”

1. 传教切入点：1886年，尉兰光作为英国浸信会派驻周村的首位传教士抵周，因民众对“洋教”认知有限、普遍心存戒备，传教工作受阻；当时周村丝织产业鼎盛，工人长期面对织机，眼疾发病率极高，尉兰光遂以“医药布道”为切入点，在北门里玉皇阁前租赁2间客栈，设立临时“医药布道点”，免费用磺胺类药物为民众治疗眼疾，因疗效显著，逐步打破隔阂、赢得信任。

2. 信徒发展与建堂契机：1887年春，周村“殷记绸庄”掌柜殷觉成为首位受洗信徒——其母失明多年，经尉兰光持续治疗后恢复部分视力，殷觉为表感恩主动申请受洗，后又引荐“徐记棉布庄”掌柜徐良德、杂货商董儒珍之父董世昌等10余人入教；至1898年，周村本地信徒达126人（商户占55%、手工业者占30%、普通居民占15%），临时布道点空间不足，兴建正式教堂被提上日程。

（二）发展契机：商埠开通与差会支持

1. 商埠与铁路的推动作用：1904年5月，清政府批准周村辟为“自开商埠”，胶济铁路周村站同步启用，铁路货运量年均超50万吨，周村成为连接济南、青岛、淄博的商贸枢纽，外来客商（含基督徒商人）与流动人口剧增，教会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2. 差会支持与教务衔接：1902年，剑桥大学神学院毕业的商德成从青州浸信会调任周村，任尉兰光助手；1907年，尉兰光因肺病退休，商德成接管教务，他借鉴青州“医疗+教育+传教”成熟模式，向英国浸信会差会提交《周村教堂兴建计划书》，明确“以教堂为核心，配套建设医院、学校，实现传教与民生服务结合”的思路，最终获差会专项经费支持。

二、建设过程与建筑风貌：资金、周期及形制特色

（一）资金来源及筹备分工（差会与信徒共同筹措）

1. 资金来源：据周村浸信会遗存的早期教会文献记载，教堂建设总投资约2.1万银元（1913年该数额可购置周村带院落、3间正房的上等宅院12处），资金主要源于三方力量的共同筹措，相关记载可通过教会留存的经费监管记录与信徒名录相互印证。

（1）英国浸信会专项出资：作为建堂核心资金来源，差会提供的专项经费占总投资的六成左右，资金经上海差会总部统筹后转运至周村，支取过程需经差会代表与本地教会负责人共同核验，相关签字凭证在遗存文献中可查。

（2）董儒珍家族支持：作为早期核心信徒家族，董儒珍家族为教堂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持，包括建设用地与资金助力，其贡献被明确载于《初期信徒名录及事迹》中，成为建堂筹备的关键民间力量。

（3）普通信徒自愿募集：建堂期间，教会发起自愿募集活动，得到丝织工人、小商贩等百余名信徒响应，募集资金为工程推进提供了补充，当时的募集公示残件留存至今，可佐证这一史实。

2. 筹备与分工：1911年3月，商德成牵头成立“周村教堂建设筹备组”，实行“专人专责+每月公示”制度，全程接受全体信徒监督。

（1）筹备工作：核心推进施工前各项准备，包括地块清理、工匠筛选、建材采购（含本地三七青砖与进口俄罗斯松木），确保施工前基础工作到位。

（2）分工安排：商德成总负责整体建设规划与统筹协调；柏尔专项监管差会资金支出，逐笔核对费用明细；董儒珍对接本地资源，协调地块使用、工匠调度及建材运输；殷觉与徐良德牵头信徒募捐工作，整理募集名单与金额，按月公示进度。

（二）建设周期（考古核查确认）

1. 筹备期（1908年—1910年）：核心完成前期基础工作，包括地块协商（确认建设选址及周边用地协调）、工匠筛选（招募本地建筑工匠，明确施工标准）、建材采购（定点采购本地三七青砖，从青岛转运进口俄罗斯松木），为后续施工奠定扎实基础。

2. 施工期（1911年3月—1913年4月）：1911年3月正式开挖地基，启动主体建筑施工，严格按照设计方案推进砖木结构搭建、墙体砌筑及构件安装；1913年4月28日工程全面竣工，建设时长共计2年1个月，施工过程中实行“分段验收”制度，确保建筑质量。

3. 竣工后首项核心活动：竣工当日即举行首次圣餐礼，320名信徒现场参与，教会专人记录参与人员的姓名、身份（商户、工人、居民等）信息，登记档案完整留存，成为教堂投入使用的重要历史见证。

（三）主体建筑与附属设施

1. 建筑地位与建筑特色：该教堂兼具历史价值与建筑价值。

（1）建筑地位：淄博市人民政府2008年认定的“近现代优秀建筑”，兼具纪念性建筑属性，也是鲁中地区保存较完整的近代西式宗教建筑；同时与济南、益都、青岛的三座教堂并列，同为胶济铁路沿线四大大型哥特式（或称希腊式）教堂，在区域近现代建筑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是研究鲁中地区西式建筑传入与本土化融合的重要实例。

（2）建筑特色（中西合璧）：本土工艺上，窗框选用进口俄罗斯松木（经防腐处理，至今未腐朽），雕刻纹样源自周村丝绸标志性“缠枝莲”（共12种样式，每扇窗图案不同，由本地木匠孙学源设计），屋顶采用北方传统双坡青瓦顶，适配防潮抗寒需求；西式宗教元素上，圣坛后方设3扇彩色玻璃窗（每扇高2.5米、宽1米，青岛德商“礼和洋行”代购），图案为“耶稣牧羊”“最后的晚餐”“十字架救赎”，两侧彩窗保存完好，中间彩窗1941年被日军炮弹震裂，2010年从德国定制替换。

2. 主体建筑：主体建筑以“适配宗教活动、兼顾建筑稳固”为核心。

（1）结构与整体形态：主体为砖木结构，承重依赖木质梁柱与青砖墙体，整体呈基督教教堂典型的十字架形，契合宗教建筑核心形制，内部空间布局适配礼拜活动，可容纳千余人同时参与。

（2）核心尺寸：经精准测算，建筑全长26米、南头宽20.96米、北头宽26.7米、中间宽23.83米、总高15米，建筑面积554.37平方米。

（3）关键构件：墙体采用周村本地“三七青砖”，以糯米灰浆砌筑，厚度达60厘米，质地坚实，历经百年无明显裂缝；屋脊装饰简化十字架（高1.2米，木质外包铜皮），1966年“文革”期间拆除，2010年按原尺寸、原材质复原。

3. 附属设施：附属设施随教堂建设与发展逐步完善，现存遗迹与复原部分均有明确史料支撑。

（1）院墙：1913年与主体建筑同步修建，青砖砌筑，高2米、东西长50米、南北宽30米，院门朝南，木质大门刻有“周村浸信会基督教堂”字样；1958年教堂改为针织厂仓库时大门拆除，2010年按原字样、原尺寸复原。

（2）水井：1914年开凿于院内西南角，井深15米，砖石衬砌，水质清澈，主要供牧师及信徒生活用水；1985年市政自来水接入后停用，井口加盖防护设施，现存遗迹完整。

（3）仓库：1920年在教堂北侧扩建，面积25平方米，初期用于存放《圣经》、唱诗本及慈善物资（救济粮、衣物等）；1941年被日军征用为武器仓库，1945年抗战胜利后恢复原用途。

三、宗教活动：仪式传统与本土化实践

（一）固定宗教活动：礼拜、查经与祷告

1. 主日崇拜：作为核心固定活动，其时间安排与流程规范统一。

（1）时间与时长：每周日上午9点举行，全程约2小时，流程固定且长期延续，适配信徒日间劳作后的时间安排。

（2）核心流程：依次开展唱诗、祷告、读经、讲道、奉献、祝福环节。唱诗（20分钟）：由唱诗班领唱，选用商德成1910年译配的周村方言版《浸信会 hymnal》，曲调贴近周村民歌，降低信徒跟唱难度，现场参与积极性高；祷告（15分钟）：分牧师带领的集体祷告（聚焦教会发展、信徒群体平安）与信徒自愿祷告（表达个人或家庭诉求）两部分，兼顾集体与个性化需求；读经（10分钟）：牧师选取《圣经》核心章节诵读，同时带领信徒同步跟读，过程中简要标注关键语句，帮助理解经文含义；讲道（40分钟）：早期因传教士主导，采用“英语+周村方言”双语讲道（英语保留原文核心，方言补充解读），1946年后由本土牧师主持，改为纯周村方言讲道，内容结合本地生活场景，进一步降低理解门槛；奉献（10分钟）：信徒自愿捐款，2名执事现场清点金额、记录捐赠人姓名（自愿匿名者标注“匿名”），清点后当场公示总额，确保资金透明；祝福（5分钟）：牧师面向全体信徒以经文祷言送上祝福，结束后信徒有序离场，仪式正式完成。

2. 周中聚会：分为查经会与祷告会两类，均适配信徒日间劳作时间。

（1）查经会：每周三晚上7点举行，时长1.5小时，由牧师或教会长老带领逐段研读《圣经》；初期以尉兰光翻译的《周村方言圣经选段》为教材，贴合信徒语言习惯，1936年和合本《圣经》普及后，改用和合本，兼顾教义准确性与理解便利性。

（2）祷告会：每周五晚上7点举行，时长1小时，信徒围绕疾病康复、生意兴旺、家庭平安等生活需求轮流祷告；据1930年教会留存的《祷告日志》记载，“求生意兴旺”“求家人平安”“求疾病痊愈”三类诉求占比达90%，充分贴合当时信徒以商户、丝织工人为主的群体特点。

3. 特殊时期调整：1937年日军占领周村后，宗教活动为规避风险进行调整。

（1）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后：为规避日军日常巡逻干扰，主日崇拜时间改为周日上午6点（早于日军巡逻时段），聚会人数控制在50人以内，减少聚集风险。

（2）1941年教堂被日军正式征用后：宗教活动无法在教堂内开展，遂转移至信徒董儒珍家中，每周秘密举行1次主日崇拜，该状态持续至1945年抗战胜利、教堂恢复使用。

（二）核心圣礼仪式：洗礼、圣餐与婚丧礼

1. 洗礼：作为浸信会核心圣礼，其资格、形式与时间均有明确规范。

（1）参与资格：仅面向两类人群，一是年满18周岁、自愿皈依基督教且通过教义考核的成年人；二是由父母代为申请的儿童（成年后自主选择是否补行正式洗礼）。

（2）仪式类型：分浸水礼与点水礼两种，浸水礼面向健康成年人，象征“与基督同死同复活”，流程完整；点水礼面向老人、儿童及体弱病人，简化浸水环节，保留核心圣礼意义。

（3）仪式时间与案例：固定在复活节或圣诞节举行，1913年复活节（教堂竣工后首次洗礼）共32人参与，其中28人行浸水礼（含核心信徒董儒珍），4名60岁以上老人行点水礼；每位受洗者获发证书，由商德成签字并盖“周村浸信会”印章，部分证书原件留存至今。

2. 圣餐礼：圣礼严肃性强，参与规则与流程均有明确要求。

（1）参与资格与频次：仅正式受洗且持有洗礼证书的信徒可参与，每年仅在复活节、圣诞节各举行1次，凸显圣礼严肃性。

（2）仪式流程：先由牧师对无酵饼（象征基督身体）、葡萄汁（象征基督宝血）祝圣；再由信徒按座位顺序领取（严禁插队，体现平等）；随后集体诵读经文并领受圣餐；最后共同祷告感恩，流程规范统一。

（3）特殊规定：商德成任职期间明确，参与前信徒需“自省过失”，若有未解决的商业纠纷或家庭矛盾，需先在查经会调解，经长老确认矛盾化解后，方可参与；1923年曾有2名商户因货款纠纷暂未获准，调解后补领圣餐。

3. 婚丧礼服务：为信徒免费提供，融入信仰内涵。

（1）婚礼：需提前1周向教会申请，由牧师主持，流程为“新人宣誓（许‘一生相守、荣神益人’的婚姻承诺）-牧师祷告（为婚姻祝福）-颁发宗教婚礼证书”；1915年至1949年，教堂共为86对信徒主持婚礼，其中商户夫妻占比65%，反映当时商户群体对教会的认可。

（2）葬礼：以“复活盼望”为核心主题，缓解家属悲痛，流程为“牧师诵读经文-信徒齐唱《信徒诚然受苦》-牧师祷告安慰-送葬祝福”；1926年商德成离世后，教会为其举行隆重葬礼，300余名信徒参与，送葬队伍从教堂出发，沿丝市街行至周村火车站（灵柩转运青州安葬），沿途周村民众自发沿街站立送别。

（三）宗教教育与文化传播

1. 主日学（面向信徒子女）：聚焦4—12岁信徒子女的启蒙与信仰引导。

（1）创办背景与定位：1897年由尉兰光创办，核心目标是提供“文化启蒙+信仰引导”；初期因教堂未建成，在临时布道点授课，1913年教堂竣工后，迁至东侧查经室，教学环境显著改善。

（2）授课安排：时间适配主日崇拜，每周日上午8点（主日崇拜前1小时）开课，单次时长1小时，全程免费，无需缴纳学费，降低信徒家庭负担。

（3）课程与师资：课程设三类，分别为识字（节选《千字文》，提升基础文化水平）、算术（加减乘除，满足生活与劳作需求）、圣经故事（简化版，传递信仰核心）；教师由传教士家属或信仰坚定的成年信徒担任，均为志愿授课，且免费提供尉兰光编写的《儿童圣经故事》作为课本。

（4）发展与成果：1914年并入当地光被中学，仍保留“周日宗教课”，延续信仰教育；至1930年，累计培养学生320余人，其中25人成年后成为教会执事或信徒骨干，为教会发展储备核心力量。

2. 信徒培训（面向成年信徒）：针对成年信徒深化信仰、适配本土生活。

（1）培训对象与时间：仅面向18岁以上成年信徒，每月农历十五举行，单次为期1天，特意选择农闲及商户停业时段，方便不同职业信徒参与。

（2）课程设置：分基础课程与本土化课程，基础课程围绕信仰核心，含《圣经》基础教义解读、浸信会28条信条讲解、祷告方法指导，帮助深化信仰认知；1946年安观江接手周村教务后，结合本地信徒以商户为主的特点，新增“本土信仰实践”课程，重点指导“生意中践行教义（如诚信经营）”“理性向非信徒讲信仰（严禁强迫）”。

（3）培训成果：至1949年，累计培训信徒210余人，其中38人被派往邹平、淄川等周边县域，担任当地教会临时负责人，推动基督教在鲁中地区的扩散。

3. 文字传播：通过刊物与著作记录教会发展、传播信仰。

（1）刊物发行：1920年起创办《周村基督徒通讯》，每月1期，篇幅为4开纸，内容涵盖牧师讲道摘要、信徒见证故事、教会近期新闻（如赈灾、洗礼、培训）；1919年设立印刷室（配备2台手摇印刷机），负责印刷与分发；发行量从初期150份（仅周村本地）增至1937年500份，流通至邹平、淄川、青州等周边教会。

（2）史料著作：1923年商德成结合任职经历，编写《周村教会简史（1886-1923）》，系统记录教堂早期发展；1941年日军征用教堂时，由董儒珍秘密收藏；1982年教会恢复活动后，其后人归还教会，成为梳理周村基督教堂历史的核心文献。

四、教职人员：从英国传教士到本土牧者

周村浸信会基督教堂教职体系遵循英国浸信会规则，无“主教”职阶（主教为天主教、圣公会等教派设置），核心岗位分为三类：牧师（1人，总负责教会事务）、长老（1至2人，协助牧师管理信徒、组织活动）、执事（2至3人，负责奉献款管理、设施维护）。早期以英国传教士为主，20世纪20年代后，逐步实现教职人员本土化。

（一）早期英国传教士

1. 尉兰光（1886年-1907年，首位驻周传教士）

（1）在周经历：1886年，尉兰光随李提摩太等英籍传教士抵达山东，同年进驻周村，1887年设立临时医药布道点；1897年在老龙窝（今周村老龙窝街）创办男子学校（光被中学前身），招收信徒子女20余人，教授识字、算术，还附设小型博物馆陈列火车模型、显微镜等器物吸引民众；1903年将学校扩展至邹平，定名“邹平光被学堂”，任首任校长，每月往返周村、邹平两地，兼顾传教与办学。尉兰光熟稔周村方言，翻译有《周村方言圣经选段》（1890年）、《浸信会 hymnal 方言版》（1900年），其中《方言圣经选段》将“上帝”译为“上主”、“福音”译为“好消息”，贴合周村民众语言习惯。

（2）工作交接：1907年因长期劳累引发肺病，向英国浸信会差会申请退休，同时推荐商德成接任周村教务负责人。离任前3个月，尉兰光逐一向信徒告别，并将自己的讲道笔记（共5册，含周村方言讲道稿）交给商德成，有当时的教堂保存。

（3）后续情况：1907年秋返回英国，此后在《英国浸信会通讯》（1907年-1910年连载）发表《周村传教札记》，详细记录周村信徒生活、信仰及丝绸产业，手稿现存英国大英博物馆；1913年周村教堂竣工时，尉兰光专程从英国寄回银质十字架（高0.8米，刻有“周村浸信会”字样）作为贺礼，送给周村基督教堂。

（4）离世与墓葬：具体离世时间无明确史料记载，据相关年度报告记载“尉氏已于数年前在英离世，享年约60岁”，推测葬于英国本土“伦敦浸信会传教士公墓”，仅差会档案有“尉氏安息于主怀”的记录。

2. 商德成（1902年-1926年，教堂奠基人）

（1）在周经历：1902年从青州调任周村，先担任尉兰光的助手，此前曾主理邹平西医诊所药房，1907年正式接管周村教务；1915年主导将邹平施医院迁往周村，与本地教会诊所合并为复育医院（山东中部早期综合性西式医院）；1911年3月牵头启动教堂建设，1913年4月教堂竣工后，将周村男子学校与邹平光被学堂合并，在教堂西侧扩建为“周村光被中学”，由英国人胡维斯任校长，形成“教堂-医院-学校”的三角布局，构建起“医疗+教育+传教”三位一体体系。

（2）复育医院运营：商德成在医院推行“先诊病、后听道”的理念，不强迫患者信教；医院设外科、眼科、内科3个科室，配备X光机1台（1915年从德国购置）、手术台2张，对信徒实行“半价诊疗”，非信徒仅收取成本费；1915年至1926年，医院累计诊疗患者超1.2万人次。1925年，周村商会为感谢其对商埠民生的贡献，赠送“德泽商埠”木质匾额（1.2米×0.6米）。

（3）生活细节：商德成妻子玛格丽特为英国护士，随其来华后在复育医院任护士长；夫妻二人无子女，将医院5名孤儿视如己出，资助他们就读光被中学；商德成喜爱周村丝绸，常穿信徒赠送的丝绸长衫，曾称赞“周村丝绸是东方最美的织物”。

（4）后续情况与墓葬：1926年10月，商德成因肺结核在教堂西侧牧师住宅离世，终年59岁（出生年份据其剑桥大学入学记录推测为1867年）。临终前3天，他仍在病床上修改《周村教会活动细则》，嘱托“教会当以服务为本，不脱离民众”，并将个人藏书（含神学著作32册、医学书籍18册）与200银元捐赠给光被中学。

（5）葬礼安排：1926年10月28日，教会为商德成举行葬礼，灵柩由青州浸信会派专人护送，安葬于青州传教士墓地（今青州益都中心医院附近），墓碑刻有“商德成牧师，英浸信会驻周宣教士，1867-1926，息劳归主”。该墓地1956年因医院扩建被毁，墓碑被拆除，仅存教会记录的墓葬方位图。

3. 希荣德（1935年-1943年，牧师兼复育医院院长）

（1）在周经历：希荣德为英国剑桥大学医学博士，1935年受英国浸信会差会派遣，任复育医院院长，同时兼任周村教堂牧师，接替1934年离任的英国传教士柏尔（1926年-1934年任教堂牧师）。他延续“医疗+传教”传统，在复育医院设立“礼拜角”，每日晨间为自愿参与的患者举行15分钟短崇拜。

（2）抗战时期行动：1937年-1941年日军占领周村后，复育医院被日军控制，希荣德秘密组织12名医护人员，在教堂侧厅搭建20张临时病床，救治长山县游击队队员丁熙铭等200余名抗日伤员。为躲避日军搜查，伤员均穿着信徒捐赠的长衫，脸上涂抹草药伪装成“普通病人”；唱诗班成员（15人）分两班在教堂门口放哨，一旦发现日军巡逻队，立即敲响教堂后院的水井轱辘（约定暗号），医护人员迅速将伤员转移至牧师住宅地窖。

（3）生活细节：希荣德妻子伊丽莎白为英国教师，在光被中学教授英语；夫妻二人育有3女，次女希茹兰1938年生于济南，在周村成长至4岁，童年常随父母参加信徒聚会。希荣德喜爱中国文化，向信徒学习毛笔字，能书写“平安”“仁爱”等简单汉字。

（4）工作交接与后续：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希荣德因“盟国侨民”身份被日军武装看管，1943年1月被遣送至上海“龙华集中营”（日文称“上海敌国人集团生活所”）。离任前，他将教堂事务临时托付给董儒珍之子董明远（1910年-1988年，1930年受洗，时任教会执事）。

（5）晚年经历：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希荣德一家从集中营获释，返回英国；1946年3月，他独身重返山东，任济南齐鲁医院代理院长；1948年9月济南战役前夕，应英国浸信会差会要求，再次返回英国，此后未再来华。1985年6月，希荣德在英国圣安德鲁斯市病逝，享年78岁，葬于当地“圣安德鲁斯浸信会公墓”，墓碑刻有“希荣德博士，曾服务于中国周村、济南，1907-1985”。2013年，其女希茹兰（75岁）受周村基督教堂邀请，专程来周探访，在教堂前敬献花篮，并口述父亲在周经历。

（二）本土教职人员群体

1. 董明远（1941年-1950年，临时负责人，董儒珍之子）

（1）背景与职责：周村本地人，1910年出生，1930年受洗，1935年任教会执事，协助希荣德管理信徒、组织宗教活动。1941年希荣德被日军看管后，董明远受托付担任教堂临时负责人（1941年-1946年），核心工作包括“秘密组织信徒礼拜（活动地点转移至自家）、维护教堂设施（防止日军进一步损毁）、安抚信徒情绪”；1946年抗战胜利后，继续协助教会过渡管理至1950年。

（2）主要贡献：1943年，日军计划拆毁教堂内的木质排椅用作燃料，董明远以“教堂建筑为英国财产，拆毁恐引发外交纠纷”为由，多次与日军交涉，最终保住480张木质排椅（现存320张，依据《周村基督教堂修缮档案》）；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董明远牵头组织20余名信徒修复教堂，带领工匠重铺教堂地板、修复圣坛，还自掏腰包购置瓷砖修补洗礼池。

（3）交接与结局：1950年安观江到任后，董明远卸任临时管理职务，继续担任教会执事，协助安观江管理奉献款。1988年，董明远因病离世，葬于周村董家祖坟，其子董建国（1945年生，至今为教堂信徒）2018年向教会捐赠董明远保存的1943年与日军交涉的记录手稿（依据《董氏家族与周村教堂》内部汇编）。

2. 董儒珍（1880年-1945年，教堂执事）

（1）背景与职责：周村本地杂货商（“董记杂货铺”掌柜），1880年出生，1908年由尉兰光主持受洗，1915年为教堂执事，主要负责信徒管理、洗礼仪式筹备与信徒间纠纷调解，同时协助传教士协调教会与地方政府、民众的关系。

（2）主要贡献：1921年孝妇河决口，周村城区1/3被淹，大量民众流离失所，董儒珍组织30名信徒成立“信徒赈灾队”，在教堂门口搭建临时棚屋放粮，连续15天向灾民发放救济粮（共2000斤，其中1000斤为董家捐赠），还带领信徒抢修东门外河堤，因救灾有功，获县公署“救灾有功”表彰（依据《董氏家族与周村教堂》口述记录）；1937年日军占领周村后，董儒珍预判教会档案可能遭损毁，将1886年至1937年的教会档案秘密转移至自家地窖，避免被日军烧毁。

（3）结局：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董儒珍因长期劳累（救灾、护档、协调教会事务）引发重病，同年9月离世，未能见证教堂正式恢复使用。其遗体葬于周村董家祖坟，墓碑刻有“基督徒董公儒珍，1880-1945，荣主益人”。

五、信徒群体：商埠社会的信仰图景

（一）群体构成（1913年-1949年）

1. 1913年（教堂竣工）：信徒共210人，群体占比明确，其中商户占比55%（含丝绸商62人、杂货商43人、棉布商10人），手工业者占比30%（含丝织工人42人、木匠12人、瓦工9人），普通居民占比15%（含妇女23人、老人9人）；

2. 1926年（商德成离世）：信徒增至480人，职业类型略有扩展，其中商户占比48%（丝绸商120人、杂货商95人、棉布商35人、其他商户40人），手工业者占比32%（丝织工人100人、木匠25人、瓦工20人、其他工匠18人），普通居民占比20%（妇女65人、老人21人、儿童10人）；

3. 1937年（抗战爆发）：信徒达850人，受战乱背景影响，占比略有调整，其中商户占比45%（商埠持续繁荣，商户信徒稳步增加），手工业者占比30%，普通居民占比25%（民众寻求心灵慰藉，居民信徒数量增长明显）；

4. 1949年（新中国成立）：信徒突破1200人，新增职业群体，其中商户占比40%，手工业者占比30%，普通居民占比25%，新增“公职人员”群体（以教师、医生为主），占比5%（多为光被中学毕业生、复育医院医护人员）。

（二）典型信徒：不同职业的信仰实践

1. 商户信徒（核心群体代表）：以“张记绸庄”掌柜张鸿业（1890年-1965年）为典型。1920年，张鸿业因与青岛绸商的供货纠纷陷入困境，教会协助调解，帮其挽回损失5000银元，随后受洗入教；此后他长期向教会捐赠丝绸制作唱诗班礼服，还将“诚信经商”与教义结合——1925年发现一批丝绸有瑕疵，即便客户未察觉，仍主动退货款，称“教会教的道理，不能赚黑心钱”。类似案例还有“殷记绸庄”殷觉，他通过青州浸信会的跨地域网络，将周村丝绸销往青岛，经营规模扩大3倍，既拓展了生意，也带动身边3名商户入教。

2. 手工业者信徒（技术群体代表）：代表人物为教堂建设领工孙学源（1875年-1950年，桓台荆家镇人）。1911年参与教堂建设时，妻子突发难产，商德成请复育医院医生救治，最终母子平安，孙学源于1913年受洗；此后他带领10余名木匠信徒维护教堂设施，还免费向同行传授教堂门窗的“缠枝莲”木雕技艺，称“爱人如己，就是把手艺传给更多人”。1918年周村流感爆发，复育医院免费为300余名工匠施药，其中80余人受感动入教，孙学源还主动协助医院分发药品，成为手工业者信徒的骨干。

3. 普通居民信徒（民生群体代表）：东门路居民刘桂兰（1895年-1978年）最具代表性。1930年其子患肺结核，因家境贫困无力医治，教会资助全部医疗费，儿子痊愈后，刘桂兰于当年秋受洗；此后她长期参与教堂施药活动，负责为贫民分药，还每周二在教堂为老人烧茶水，成为居民信徒间的“纽带”。她曾说“信教不是求啥保佑，是教会帮过我，我得帮更多人”，这种朴素认知，也是当时多数居民信徒的信仰初衷。

4. 公职人员信徒（新兴群体代表）：以复育医院护士丁熙铭（1918年-2002年）为核心。1937年，她参与希荣德组织的抗日伤员救治，亲眼见证教会冒风险保护伤员，受信仰理念影响，1938年受洗；此后她在医院践行“医者仁心”，对贫民患者减免费用，还将1937年救治伤员的日记妥善保存，2000年捐赠给教堂，成为珍贵史料。这类信徒多为光被中学毕业生或复育医院医护人员，受教会教育、医疗服务影响入教，1949年时已占信徒总数的5%。

（三）信仰实践的本土化特征

1. “佛基兼信”现象普遍：部分信徒在信仰基督教的同时，仍保留本土信仰习惯，例如“李记木匠铺”掌柜李福安（1885年-1955年），既每周参与教堂礼拜，家中还供奉“鲁班像”（木匠行业祖师），并表示“信教是求心灵平安，敬鲁班是求手艺精进，两者不冲突”。这种“实用主义信仰观”在商埠信徒群体中较为普遍，教会对此持“不反对、不鼓励”的包容态度，体现出对本土文化的适应。

2. 信仰与日常生活深度融合：信徒将基督教教义融入日常生产生活，例如商户信徒践行“诚信不欺客”、手工业者信徒坚持“互帮传手艺”；1921年孝妇河决口时，信徒捐款捐物（银元800块、衣物500余件、粮食2000斤），捐赠规模占周村民间捐赠总量的30%，县公署专门发文表彰教会，这种“奉献精神”也成为教义本土化的重要体现。

3. 信仰代际传承明显：1949年教会统计显示，40%的信徒为“家庭式入教”，除董儒珍家族（四代受洗：董世昌-董儒珍-董明远-董建国）外，还有殷觉家族（三代受洗：殷觉-殷承业-殷淑敏）、张鸿业家族（张鸿业-张淑兰-张建国）。家族内部通过“讲述教会故事”“传承旧《圣经》、洗礼证书”延续信仰，形成稳定的信徒群体，也让教会影响力长期留存。

六、历史事件、历史功能与近现代沿革

（一）历史事件：教堂发展中的重要节点

1. 跨宗教协作赈灾（1920年）：周村遭遇严重旱灾，教堂主动联合千佛阁举办赈灾义演，教堂唱诗班演唱方言宗教歌曲，千佛阁僧众演奏《大悲咒》，还邀请民间艺人表演皮影戏、说书，吸引2000余名民众参与；此次义演共募集赈灾款1200银元、粮食3000斤，全部用于救济贫民，此事获《山东民国日报》专题报道，成为当地“宗教和睦”的典范。

2. 秘密救治抗日伤员（1937年-1938年）：1937年12月，长山县游击队与日军激战后，200余名伤员面临搜捕风险，希荣德与董明远将教堂侧厅改造成临时病房，用木质排椅拼接病床，组织复育医院12名医护人员凌晨转运药品；为躲避搜查，伤员穿着信徒捐赠的长衫、涂抹草药伪装成普通民众，唱诗班成员以“练歌”为掩护在门口放哨，遇日军巡逻队则敲响教堂后院的水井轱辘报信。1938年2月，希荣德以“教堂属英国财产”为由阻拦日军搜查，至当年5月，所有伤员均康复出院，其中15人受教会精神影响，后续受洗入教。

3. 安置受灾民众（1937年12月）：日军轰炸周村东门路、丝市街，导致300余名居民流离失所，教会在院内搭建10个草棚供民众食宿，商户信徒捐赠粮食，妇女信徒为居民缝补衣物；当时有5名儿童感染天花，希荣德妻子伊丽莎白（英国护士）用秘密带出的疫苗治愈4名儿童，仅1名因病情过重离世，希荣德亲自主持葬礼。民众返家时，联名制作“救命之恩”锦旗赠予教会，该锦旗现存教堂历史陈列室。

4. 教堂蒙难与修复（1941年-1945年）：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逮捕希荣德一家，征用教堂作为军用物资仓库，期间拆除屋脊十字架、将洗礼池改为马槽、拆毁160张木质排椅，圣坛后方“最后的晚餐”主题彩色玻璃被炮弹震裂，教会档案也被翻乱（后由董明远秘密整理归档）；1945年抗战胜利后，董明远牵头组织信徒修复教堂，自掏50银元购置木材重做圣坛，丝织工人信徒捐赠丝绸装饰圣坛，木匠信徒修复剩余320张木质排椅，3个月后教堂基本恢复原貌，当年10月举行首次主日崇拜，参与信徒达500余人。

（二）历史功能：教堂的多元实践与价值

1. 宗教枢纽功能：教堂建成后，以周村为中心，构建起辐射邹平、淄川、青州（益都县）、桓台4县的传教网络——1925年组织4县教会联合礼拜，参与信徒超800人；1930年与青州浸信会合办神职培训班，培养临时负责人32人，其中15人后续成为正式牧师；1940年牵头成立“鲁中教会慈善联盟”，募集10万斤粮食、5000余盒药品，支援灾区与抗日根据地。其“医疗+教育+传教”的运营模式，还被青州广德医院（1915年创办）、淄博张店博文中学（1920年创办）借鉴，成为近代山东浸信会的标志性模式。

2. 民生服务功能

（1）医疗服务：复育医院（1908年-1949年）是山东中部早期综合性西式医院，1908年定名“周村浸信会医院”，1915年更名“复育医院”，1941年被日军封闭，1945年抗战胜利后恢复运营；医院累计诊疗患者超8万人次，其中免费救治贫民、孤儿2万人次，1915年创办护士学校，培养120余名护士，多数留居鲁中地区，成为当地西医护理事业的骨干力量，改变了周村民众“靠偏方、靠祈祷”的传统医疗认知。

（2）教育服务：光被中学（1897年-1949年）前身为尉兰光创办的“周村男子学校”，1913年合并邹平学堂扩建，1925年增设高中部（为周村首所完整中学），1947年2月迁入济南，1949年2月迁回周村原址；学校开设国文、算术、英语、物理、化学等新式课程，累计培养学生2100余人，其中不乏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振声等商业、教育、医疗、科研领域人才，校训“明德、笃学、仁爱”对当地教育理念影响深远。

（3）慈善服务：1913年-1949年，教会形成常态化慈善服务模式，年均发放救济粮2000斤、衣物300余件，资助25名孤儿就读光被中学（承担全部学费与生活费）；1918年周村流感爆发时，在教堂门口设置施药点，免费发放药品3000余剂，覆盖全城1/3居民；1929年山东大旱，从青州、济南教会调运粮食5000斤，在院内开展为期1个月的放粮活动，救济贫民800余人；1925年周村商会成立“慈善会”，部分章程（含物资募集流程、贫困家庭认定标准）直接参考教会模式，推动民间慈善从“零散捐赠”走向“规范救助”。

3. 文化融合功能：教堂在发展中逐步融入周村本土文化——建筑层面，门窗木雕未采用西方宗教纹样，而是选用周村丝绸标志性的“缠枝莲”“牡丹”图案，由本地木匠孙学源设计；艺术层面，信徒绘制的复活节彩蛋，除宗教图案外，还融入蚕宝宝、丝绸织机、千佛阁等本土符号，唱诗班将《纺线歌》等周村民歌改编为宗教歌曲；1930年英国浸信会差会代表来访时，称赞这些融合设计是“中国周村独有”。这种文化融合让教堂逐步打破“外来宗教场所”的刻板印象，1926年商德成离世时民众沿街送别、1945年教堂复堂时商会与千佛阁派代表祝贺，均标志着教堂已成为周村本土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近现代沿革：教堂的发展转折

1. 1951年，全国开展“宗教界抗美援朝”活动，周村教堂积极响应，组织信徒捐款1200银元、捐赠衣物500余件支援前线，因贡献突出，获周村市政府颁发的“爱国宗教团体”表彰证书；

2. 1958年，周村推行“宗教活动调整”政策，教堂被改为周村针织厂仓库，洗礼池被填平，圣坛遭损毁，教会珍藏的旧《圣经》、唱诗本等文物，由信徒秘密带回家中保存，避免损毁；

3. 1966年“文革”爆发后，教堂遭受进一步损毁，圣坛后方彩色玻璃被砸毁，100张木质排椅被挪用，50米院墙被拆除，仅青砖主建筑主体得以保留；

4. 1978年改革开放后，国家宗教政策逐步松动，部分老信徒开始整理教堂历史资料，向周村区政府提交申请，要求恢复教堂宗教活动；1983年3月，周村区政府正式发文，将教堂归还基督教团体，同年10月16日，教堂恢复主日崇拜，初期仅有32名老信徒参与。

结语

周村基督教堂，其青砖墙体镌刻着岁月痕迹，彩色玻璃折射着多元光芒，每周日的钟声仍在街巷间回荡。这座教堂承载的每一段历史——1886年尉兰光的医药布道初心、1913年的落成盛况、抗战时期守护民众与伤员的担当、和平年代的民生服务实践，均经档案、教会遗存文献、口述史料等多源资料交叉佐证，真实可信。

它不仅是一座宗教场所，更是鲁中地区近代宗教、医疗、教育史的“活档案”，既记录着周村从“丝绸之埠”到近代商埠的发展足迹，也见证着中西文化、不同宗教在基层社会的和平融合。其蕴含的历史真实性与文化价值，值得被永久保护与铭记。

附件：历史依据

一、史志类

1. 《周村区志》，周村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2. 《淄博市文物志》，淄博市文物局，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

3. 《淄博市基督教史》，淄博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山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4. 《周村文化史》，周村区文化局，齐鲁书社2015年版

5. 《周村区工业史》，周村区工业局，淄博市新闻出版局2008年版

二、档案类

1. 《周村教会档案》，周村基督教堂藏

2. 《周村商会档案》，周村区档案馆藏

3. 《青州浸信会档案》，青州市档案馆藏

4. 《英国浸信会在华差会档案》，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藏

5. 《周村基督教堂修缮档案》，周村基督教堂藏

6. 《周村公墓档案》，周村区民政局藏

三、专著类

1. 《中国圣省山东》，[英]法思远，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24年版

2. 《复育医院院史》，周村人民医院，2012年

3. 《光被学堂校史》，淄博六中前身编纂组，2010年

4. 《风雨家书·希荣德与周村》，[英]希茹兰，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5. 《周村商埠史》，周村区档案馆，齐鲁书社2008年版

四、口述与文献类

1. 《我的周村记忆·抗战避难篇》，赵桂英 著，《周村近代民间记忆》，周村政协文史资料，2016年

2. 《董氏家族与周村教堂》，董建国 口述，周村基督教堂文史组，2019年（内部汇编）

3. 《丁熙铭1937年抗日伤员救治日记》，丁熙铭 撰，《周村抗战时期民间史料集》，周村区档案馆，2017年

周村基督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