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山村的穷孩子

大森林

闽东的山雾总裹着湿冷。1954年冬，陈庆国在古邑县大江镇坵山村的老厝里落地时，接生婆擦着他沾着胎脂的小脸笑：“这娃攥着拳来的，有劲儿，哭声大，肯定将来大有出息。”

一、泥土里的墨香

坵山村的晨雾还未散尽，六岁的庆国已蹲在门槛边看父亲扶犁。爷爷咳嗽着劈柴，奶奶喂着猪崽，母亲在菜畦里弯腰种菜，六个孩子的哭闹声混着灶膛里的噼啪响——这是十口之家的日常。

“庆国，去把灶里的柴退了。”母亲擦把汗喊他。他蹲下拿着火钳，灰末扑簌簌落进灶前坑，那是今早要煮的红薯粥。家里穷得像晒谷场的裂缝，每年青黄不接时，父亲总蹲在门槛抽旱烟，烟锅子敲得石墩咚咚响：“娃多，供不起啊。”

1966年，庆国小学毕业。父亲把他的书包往墙角一扔：“你是长子，跟我下田。”奶奶颤巍巍挪过来，枯瘦的手攥住儿子衣角：“孩儿啊，娃识几个字是福分。我没文化，吃了多少哑巴亏？庆国要是能念书……”她抹了把泪，“说不定能给咱家争口气。”

父亲的旱烟在暮色里明灭。最终，他把书包擦净，塞进庆国怀里：“初中去，要是跟不上，腊月就回来。”

古邑二中的教室里，庆国咬着铅笔头。作业本是从同学处借的，纸页边角卷着，他用浆糊粘好。寒暑假挑着米粮走三十里山路回家，肩头磨出泡，却把奖状贴在堂屋最显眼处——那是全班第三的成绩单。

二、泥土里的脚印

1973年高中毕业，高考停摆。庆国背着铺盖卷回村那天，老樟树下的石磨还沾着母亲晨起的露水。他成了家里第三个劳动力，第一桩任务是种番薯、刨番薯米、摘柿子、晒柿丸。

初冬的霜白得刺眼，凌晨四点的坵山村像浸在冰窖里。庆国裹着补丁棉袄，挖番薯十几担，他的手指冻得像胡萝卜，手指都磨破血都流出来了。母亲摸黑送姜茶，见庆国手指裂开的血口，心疼得直抹泪：“要不……跟你爹说？”他摇头：“我多干点，家里就少欠点债。”

那年起，陈家后厅里的番薯堆成了小山，年底生产队分红结账时，父亲捏着账本笑出了声：“一家十口人今年终于没欠款喽！”庆国蹲在门槛剥田埂豆，听父亲跟人唠嗑：“我家老大，有文化，肯下力，将来准有出息。”

三、泥土里的星光

1973年春，大队长拍着庆国肩膀：“小陈，我选你当村里的会计兼记工员，因庆国工作认真负责，不久党支部书记推荐庆国当秘书、团支部书记。能写会算，村里正缺这样的人手。”他成了村委会秘书，白天跟着干部量田分地，夜里在煤油灯下记台账。共青团员的红袖章别在袖口，他带着青年突击队修水渠，试种紫红英。泥点子溅满裤腿，却把“农业学大寨”的标语刷得鲜红亮眼。

1980年，古邑县县委提拔陈庆国当任大江公社管委会副主任。适逢责任田改革的风刮进闽东，庆国揣着笔记本走遍各村，听老农讲“包产到户”的顾虑，记下“按劳计酬”的土办法。他在田埂上跟社员商量：“试半年，要是减产，我背锅。”秋收时，试点村的稻谷亩产量比往年增了一倍，庆国在总结会上红着眼眶说：“是党的政策给咱们甜头。1984年9月考入党校《党政管理》大专班脱产两年学习。他像块海绵，拼命吸收着政策理论和党政管理的各项知识。

1985年深冬，党校的各科期末考试进入最紧的关头。陈庆国把铺盖搬到了自习室，搪瓷缸里的白开水凉了又续，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满了各种复习提纲和各科作业。指腹被钢笔磨出的茧子，又添了新的压痕。窗外的北风卷着雪籽砸在玻璃上，他搓了搓冻僵的手，想着考完试就往家赶，给父亲带两斤县城新买的旱烟和母亲的一双棉手套，再跟母亲说说学校里的事。

夜里十一点，传达室的大爷突然敲开自习室的门，声音带着喘：“陈庆国，你家来电话，急事！”他心里“咯噔”一下，笔杆“啪”地掉在地上，草稿纸上的字迹被慌慌张张的脚印蹭得模糊。

抓起电话的瞬间，母亲的哭声像冰锥扎进耳朵，断断续续的话语裹着寒风，每一个字都重得砸在心上：“庆国……你爹他……快不行了……就等你……见最后一面……”

“爹”这个字卡在喉咙里，他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半点声音。听筒里母亲的呜咽声、家里弟妹们的哭叫声，还有自己粗重的喘息声混在一起，把自习室里的灯光都衬得发暗。他想起前个月回家看望枯瘦父亲，咳嗽声虽重，却脸上还能带着微笑，怎么才一个月，就成了这样？

他没顾上收拾桌上的书本，没跟老师同学道别，揣着兜里仅有的几块钱，到搬运站找了辆拖拉机赶回老家。雪粒子打在脸上，疼得发麻，他却感觉不到冷——心里的热，正顺着那通电话里的哭声，一点点往下沉，沉到冰窖里。

拖拉机在雪路上颠簸，外面的群山黑沉沉的，像蹲在路边的巨人。他坐在副驾驶座上，怀里紧紧抱着给父亲买的旱烟和妈妈的一双棉手套。脑海里翻来覆去都是父亲的模样：蹲在门槛上抽旱烟时，烟锅子忽明忽暗的光；看见庆国的奖状时，眼角笑出的皱纹；送庆国去读初中时，把书包塞进他怀里的那双充满那双老茧的手……那些画面越清晰，心口的疼就越厉害，眼泪滴在裤腿上，晕开一大片深色的印子，很快又被寒气冻得发硬。

凌晨三点，拖拉机终于到了村里。庆国急忙往村赶，雪地里的脚印深一个浅一个，鞋帮灌满了雪，化成水，冻得脚指头发疼。远远看见老厝门口敝开着，他的心猛地一揪……。

推开门的瞬间，屋里的哭声涌了过来。他看见父亲躺在床上，曾经能扛起百斤粮食的脊梁，如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颧骨高高凸起，嘴唇干裂得渗着血。母亲跪在床边，握着父亲的手，眼泪滴在父亲的袖口上。

“爹……”他扑父亲的胸前，声音哽咽得不成样。

父亲的眼睛费力地睁开一条缝，浑浊的目光在他脸上转了转，突然像是攒起了全身的力气，枯瘦的手慢慢抬起来，攥住了他的手腕。那双手曾经那么有力，能扶犁、能劈柴，此刻却轻得像片叶子，可攥着庆国的劲儿，却紧得让庆国心疼。

“庆国……回来就好……”父亲的声音细得像游丝，每说一个字都要喘口气，“我就知道……你能成……”

庆国双手紧紧抓住父亲手，眼泪止不住地流，打湿了父亲的袖口。他想说“爹你会好起来的”，想说“我退学，回来帮你”，可话到嘴边，却只剩断断续续的呜咽。庆国知道，父亲等孩子回来，不是要听这些安慰的话，只是想再看看孩子，看看这个让他骄傲了一辈子的孩子。

父亲的目光游移墙上，那里挂着庆国小学时得的“三好学生”奖状，纸边已经泛黄，却被母亲仔细地用浆糊裱着。他的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最终却只是轻轻吐出两个字：“值了……”

话音刚落，父亲攥着他的手猛地松了，眼睛永远地闭上了。

屋里的哭声骤然变大，窗外的雪还在下，落在老厝的屋顶上，落在村外的老樟树上，也落在庆国的心上，一层一层，把那点仅存的暖意，都盖得严严实实。他抱着父亲渐渐变冷的手，却没来得及跟父亲说一句“我懂你的辛苦”；准备了一肚子的话，却再也没机会听父亲回应一声。

那天的雪，下得特别大，仿佛要把整个坵山村都裹进白色大被里。而庆国生命里那束来自父亲的光，就在那个清晨，随着雪落，悄悄暗了下去。

四、泥腿里的书记

1988年底，中共古邑县委任命陈庆国担任卓凤乡党委书记。

上任第三天，陈庆国带着通讯员阿强走了十八里山路，到了最偏远的后槽村。村长老周蹲在自家门槛上抽烟，烟杆里的烟丝快烧完了，才慢悠悠开口：“陈书记，这穷山坳子石头比土多，能种啥？咱祖祖辈辈种马玲薯、番薯，也就混个温饱。”

陈庆国蹲下来，扒开石缝里的野草，指尖捻起一点黑土：“老周叔，我查过县志，卓凤乡这脉山的海拔、土壤，最适合种高山茶叶。”陈书记掏出笔记本，上面记着县农业局专家的叮嘱：“茶苗期要防虫害，深排水沟；采茶季要组织妇女队，既不耽误季节，又能多挣份收入。”

后槽村的茶园，是陈书记带着村民一锄头一锄头刨出来的。春寒未褪时，他裹着破棉袄蹲在地里，手把手教村民茶苗压枝技术，指尖冻得发紫也没停下；夏夜蚊虫多，他打着手电筒守在茶园边，生怕野猪闯进地里糟蹋茶苗；秋茶开采时，他又骑着自行车跑了二十多里路，联系县茶厂来收鲜叶，自己蹲在磅秤边，盯着指针一动也不敢动，生怕茶农吃亏。

有天，茶农秀婶抹着眼泪来找他：“陈书记，我家那口子嫌种茶苦，说要出去打工，这茶园刚有起色，可不能撂下啊！”陈庆国跟着秀婶走了十里山路，在山神庙里找到了躲着的汉子。他没劝人，反而掏出计算器：“你当我是来劝你的？我是来给你算笔账——去年你种马玲薯、番薯，亩产三百斤，卖了四十块；今年种茶，鲜叶一斤两毛，一亩能收一千斤，就是二百块！缺技术我请县里的师傅来教，缺销路我去跑茶厂，你还有啥好怕的？”汉子看着计算器上的数字，红着眼眶回了家。

后来，后槽村的茶园成了县示范园，漫山遍野的茶树在春风里吐着嫩芽。秀婶提着一篮新炒的茶叶来谢他：“庆国书记，多亏了你，我家大娃能念高中了，学费终于有着落了！”那五年，卓凤乡通了电，通了水、修了机耕路，八个贫困村摘下了贫困帽。陈庆国的胶鞋磨破了几双，三十七本笔记本记满了村民的难处和盼头，每一页都浸着泥土的芬芳。

五、招商引资的主任

1993年，陈庆国调任县外经委主任。办公室搬进了县政府的办公大楼，可他总怀念乡下沾满泥土的胶鞋，想念村民们带着烟火气的唠叨。那年春天，陈主任听说台湾有家食用菌加工企业想来古邑县办外资企业，立刻带着招商团赶往福州，包里还装着古邑县的白木耳和香菇样品。

“古邑的白木耳、香菇品质是顶尖的，可没有深加工，物美价廉，好东西只能屯在家里。”在双方的洽谈中，陈主任充满信心承诺：“我县有八十个村有食用菌种植基础，有三十万劳动力，只要你们来，我们给优惠政策、给土地，创建优良营商环境！”

董经理却皱着眉，语气带着疑虑：“陈主任，我们不是没和农民合作过，就怕签了订单，到时候农民见利忘义，不交货怎么办？”陈庆国没辩解，当晚就赶回县城，即时向领导汇报，不厌其烦多次召开会议，深入菇农家里宣传解释让部分菇农户取消疑虑。

坐在菇农的炕头上拉家常：“咱种菇半辈子，不就图个好收入？企业来了，收购价有保底，还能教咱新的种植技术，以后菇不愁卖，这好事上哪儿找去？”他的话像春雨，浇透了菇农们的心里。

后来，那家台资企业真的来了，在城关建了食用菌加工园，流水线日夜运转，白木耳、香菇经过加工，变成了远销外地的礼盒。五百户菇农跟着增收，家家户户的院子里都晾着香菇，空气中飘着浓郁的菇香。陈庆国的公文包里，总装着几包菇农送的样品，见人就掏出来：“这不是普通的蘑菇，是咱古田人的盼头，是咱老百姓的致富路！”

六、深山里的局长

1999年，陈庆国调任县林业局局长。上任第三个月，古邑县遭遇了百年不遇的雪灾，漫山遍野的毛竹被积雪压弯，有的甚至拦腰折断，山上的笋棚全塌了，笋农们看着自家的笋田，急得直掉眼泪。

陈庆国裹着军大衣往山里赶，吉普车陷在雪窝里，车轮打滑怎么也出不来。他干脆跳下车，带着林业站的职工徒步进山，裤脚沾满了雪，走几步就结一层冰碴，手套磨破了洞，手指冻得握不住铁锹，他就哈口气搓搓手，接着干。给被积雪压弯的毛竹打撑，清理竹枝上的积雪，帮笋农抢收没压坏的冬笋，他的身影在风雪里穿梭，像一棵倔强的青松。

“陈局，歇会儿吧！您都干了三个小时了，再冻下去会生病的！”年轻技术员小吴冻得直跺脚，劝他停下来。陈庆国抹了把脸上的雪水，睫毛上结着白霜，却笑着说：“你看这竹子，现在被雪压弯了腰，等雪化了，照样能往上长。咱们多扛一天，乡亲们的损失就少一分，这点苦算啥？”

那场雪灾，古邑的竹林减产了三成，却没有一个笋农饿肚子。后来省里来验收，望着漫山遍野新抽的竹笋，嫩绿的笋尖顶着雪粒，老局长拍着他的背感慨：“庆国啊，你这哪是当局长？是把根扎进山里了，把心放在了乡亲们身上！”

青山绿水满玉田

陈庆国带着全局干部职工，利用星期日扛着锄头上古邑县城后门山（现称古邑公园），用了一个月时间把一条长达三公里废水渠建城森林防火带并绿化造林。在此基础上建议县委、县政府发动机关干部利用植树造林日上山植树造林，这一建议得到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发动全县机关干部利用植树造林日把整个后门山全种上树木，由林业局聘请三名护林员巡回守护。二十年后，这里绿树成荫，成为城关唯一保护最好森林公园，如今居民在那里休闲散步、文化娱乐好去处一一那就是古邑公园。

盘活资产见成效

县木材公司由于体制改革濒临倒闭，庆国局长多次召开班子会议研究，派班子成员到外单位取经制订方案，即时向县政府专题汇报并取得支持，及时果断把两座旧厂房拍买资金全部用来安置100多名职工，为职工补缴了社保、医保，解决职工们后顾之忧。现在每个职工每月都能领到3000至4000多元不等的退休金。

护林防火出英雄　　

2001年冬，大申乡突发山火。庆国带着三十多名干部第一时间冲进火场，气温降至零下六度，风助火势，冻土被烈火燃烧，踩在火埸上像滑冰一样，浓烟呛得人睁不开眼，灼热的气浪烤得皮肤发疼。大家手挽手扑火，铁锹拍打的声音、树枝燃烧的噼啪声混在一起，谁也没注意到头顶摇摇欲坠的吊落枯树。

突然，一声沉闷的巨响炸开——是树干断裂的声音。庆国回头时，只看见局支部副书记老余踉跄着倒下，枯树沉重地压在他身上，那件刚发的防火服瞬间被火焰烧出洞，渗出血来，染红了身下的焦土。

“老余！老余！”庆国扑过去，手指抠着焦土把人拉出来，由于山高坡抖，是能用树枝做单架，十几个干部轮流跪在地上抬往二十多里的乡卫生院，由于烧伤面积大，流血过多，没能抢救过来，老余的手指缝里夹着半块没吃完的、用来垫肚子的半块馒头——那是早上出发前，食堂阿姨塞给他的。

老余被追认为烈士的那天，在政府礼堂的报告席上，庆国局长含泪脱稿向一千多名干部报告余副书记救火先进事迹。后来有人说，那天庆国局长在余副书记追悼会后，一个人在政府礼堂外的台阶上坐了很久、很久……

七、调和民心的局长

2004年，陈庆国任司法局长。他的办公室里，墙上挂满了锦旗，“公正调解”“为民解忧”“心系百姓”，每一面锦旗背后，都藏着一个化解矛盾的故事。最让他挂心的，是城郊村张家和王家的宅基地纠纷——两家为了半米院墙，闹了三年，从口角之争到差点动刀，村干部调解了十几次，都没解开这个疙瘩。

陈庆国带着调解员蹲在村委会，先听张家说委屈：“我爷爷那辈就在这盖房，这墙是我太奶奶亲手砌的，现在他王家凭啥要占我半米地？”再听王家哭诉求情：“我男人在外打工摔断了腿，家里就指着这点地盖房，好给儿子娶媳妇，这半米地要是让了，房子就没法盖了！”

他没急着下结论，而是翻出了三十年前的老地契，纸张已经泛黄，字迹却依然清晰。又请来村里的老族长，坐在两家中间，语气温和却有分量：“老话说‘远亲不如近邻’，抬头不见低头见，闹僵了日子都不好过。张家让半米地，给王家留条盖房的路；王家出五百块钱，帮张家把院墙修得更结实，往后互相帮衬着，日子不就宽了？”

调解那天，张家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大肠锅边糊，王家提了两斤刚煮好的鸡蛋，两家的男主人握着对方的手，眼眶都红了。陈庆国看着这一幕，忽然想起当年在卓凤乡调解山林纠纷的场景——原来最难的不是讲法律条文，是让两颗硬邦邦的心软下来，是让邻里之间的温情重新回来。

八、暗夜守灯的书记

20011年，陈庆国调任政法委副书记。从那以后，古邑的夜晚多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他常带着综治办的人夜巡，老城区巷子深，路灯昏暗，他就提议装“平安灯”，一盏盏路灯亮起来，照亮了居民回家的路；学校周边有流氓混混游荡，他就联合派出所设“护学岗”，每天上下学时段，民警和志愿者守在学校门口，护着孩子们的安全；留守老人容易被诈骗，他就带着志愿者挨家挨户讲反诈，把诈骗的套路编成顺口溜，念给老人们听。

有天深夜，他在菜市场巡逻，忽然听见争吵声。走近一看，是个摆摊的老太太和收保护费的小混混，小混混攥着老太太的秤杆，凶神恶煞地要收钱。陈庆国快步上前，亮出工作证，声音沉稳有力：“同志，收保护费是违法行为，你知道这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几条吗？”小混混看着他严肃的神情，又瞥见远处赶来的民警，悻悻地松了手，灰溜溜地走了。老太太攥着他的手，激动得声音都发颤：“同志，有你在，我们晚上睡觉都踏实！”

九、京华寄思当保姆

2014年12月庆国光荣退休提着行李箱踏上京华之路为女儿带外甥。

北京的冬天比古邑干冷，庆国站在女儿家的阳台，望着楼下车水马龙，看着身边活泼可爱的外甥优优，联想着来京帮女儿带娃的重任……

“爸！”女儿小芸端来热牛奶说：“优优就爱跟阿公亲。”庆国嗯了一声，目光扫过客厅的落地窗。夜里他失眠了，听见外甥在隔壁房间的梦呓，想起自己带女儿时的模样——那时候哪有奶粉尿不湿？他用粗布做尿垫，半夜起来烧热水冲米糊，煤油灯熏得眼睛发酸。

清晨五点半，庆国准时起床，他却轻手轻脚摸进厨房。古邑人爱吃线面，庆国拿出从老家带来的线面，按老家煮法，线面里放两个煎的土鸡蛋。优优揉着眼睛坐上餐桌，舔着嘴角的汤味：“阿公做的面，比学校幼儿园的好吃！”小芸笑：“爸，您这是把坵山村的灶台搬到北京了。”

带娃的日子琐碎却温暖。庆国每天蹬自行车接送优优去幼儿园，车筐里总塞着优优爱吃的米糕。路上遇到卖烤红薯的，庆国站着闻半天香，想起古邑街头那个裹着棉袄的老头，总给庆国留最大的番薯。

“阿公，这是什么树？”优优指着小区里的银杏树。庆国仰头：“像咱坵山村口老樟树，树更粗，能藏下十个娃掏鸟窝。”他从口袋摸出颗水果糖塞给优优：“等过年回老家，带你去看真正的樟树。”

有天夜里，优优发烧，庆国裹着外套背起孩子就往楼下跑，出租车司机问去哪家医院，他说得飞快：“最近的儿科！”守在输液室时，他攥着优优的小手，忽然想起自己当乡党委书记那年，女儿高烧四十度，他骑车十多里去乡卫生医院，路上摔进沟里，膝盖肿得像馒头。如今角色换了，他成了那个整夜不敢合眼的阿公。

日子慢慢磨出默契。庆国会用手机视频给老伙计们看优优弹琴跳舞，会把幼儿园发的手工剪纸折成古邑的纸船，会在中秋夜教优优念“月娘月光光，照见我家乡”。小芸说：“爸，您比全职保姆还用心。”庆国点着头说：“我是金牌保姆！”

2020年中秋节，庆国带着优优回坵山村。村口的大樟树更粗了，树下几个老头叼着旱烟打盹。优优蹦跳着扑向人群：“太爷爷！太爷爷！”庆国站在老井边，井水映出他和优优的影子——一个白发苍苍，一个虎头虎脑男子汉。

风掠过树梢，传来若有若无的童谣声。那是他用古邑话教优优的：“月又圆，饼又圆，杀猪杀鸭过大年……”。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觉驻京七年一返而过。2021年秋天，陈庆国拖着行李箱站在北京南站，踏上了返乡之路，回到故乡，见到了故乡如此变化，心情无比兴奋，思绪万千……。

有一天，北京优优打来电话说：“阿公，我考上了外国学校”。庆国接起电话笑着说：“祝贺你出国深造学习”抬头望见窗外的桂花树的花香更浓……。

十、人间归途是故乡

如今，庆国参加了歌友会、茶友会，与一些机关退休干部在一起聊天喝茶、旅游、做公益事业，关心国家大事，享受晚年幸福生活。古邑的山还是那座山，水还是那方水，桂花树的花年复一年开的更香，翠屏湖的水年复一年映着更蓝。庆国的根，早已和这片土地长在一起一一他在这里出生、成长，奋斗、归乡，把一生的热血与汗水。都酿成了古邑大地上的丰饶与温暖。

陈庆国时不时回到老家，背靠村口的那棵古樟树，凉风吹过，望着前面不远的老宅，脑中不断闪过北京中山公园银杏树、县政府的办公大楼、乡镇村干部会议场面、天刚蒙蒙亮还是在这棵老樟树下父母送庆国去西山培训时叮咛的情景，一幕、一幕，闪过，闪过……。

（故事中的人物、情节纯属虚构）

作者：大森林、喜爷

2025-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