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昌孔庙有一块奇特的石碑

郑心侨（山寨导演）

文昌孔庙有一块奇特的石碑　　郑心侨　　许多年前，我在撰写长篇章回小说《喋血升谷坡》时，为了丰富故事的内容，虚构了文昌父老乡亲祭孔大典时日本鬼子到场捧场的情节，但动笔时却一片空白，于是，我特地探访文昌孔庙，看看能否产生创作的灵感。果然，收获是很多的，至少对大成门、圣殿的描写心中有数了，但感到似乎还缺些什么？　　当我步下状元桥往回走的时候，突然发现剑壁右边有一块石碑，这引起我的好奇，我急不可待走过去看看，石碑高1.6米，宽70公分，厚8公分，石料为灰色的鱼肝石，原来是驻文海军指挥官村田氏立的石碑。碑文是用隶体字雕刻的，全文没有标点符号，“捐修文庙序”几个大字非常醒目，与碑文内容的字体一样大，全文如下：“吾县文庙自逊清光绪六年重修后迄今六十三载，年久失修，庙宇倾圯，邑人忧之。今春友邦日本驻文海军指挥官村田氏目击庙观丕变，倡议重修，遂由县治维会主其事，召集县属各界代表会议，成立修茸文庙委员会，发薄募捐，兴工修茸以隆圣道。是举也，深得中日人士之赞同，慷慨解囊，群资毕集，不数月而鸠工，今日庙宇重新辉煌犹昔，是亦我东方王道之发扬云耳。”落款日期为中华民国三十一年（19 42年）。而今，这块石碑己被移至北边拱门处的红墙处，旁边有一棵松树日夜陪伴它。　　站在石碑前，读罢碑文，我思绪万千，浮想联翩，驻文海军指挥官村田是什么人物？他为什么要倡议修茸孔庙？而以邑人某某名（名字糊涂不清）敬序，不知此名是否村田氏的别名。从碑文内容来看，通篇为村田氏歌功颂德，宣传日本的王道乐土。我查阅了许多资料，也在网上搜索，结果一无所获，没有任何文字记载。但我还是将石碑的内容写进书中。果然，一些朋友从谢忠播讲的《喋血升谷坡》中，听到孔庙有这么一块日本鬼子立的石碑后，还专程到孔庙进行考证是否真的存在。　　近日，我又专程到文昌孔庙探看那块日本鬼子立的石碑，它静静地背靠红墙，几十年的风雨剥蚀，它似乎没有什么变化，很少人去关注它，更没有人站在它的身后拍照留念。是因为憎恨日本鬼子，厌恶日本鬼子？还是什么原因，不得而知。那一刻，我的心中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既有对侵略者伪善的愤怒，也有对历史沧桑的叹息，甚至还有一丝对文化力量穿越战火的感慨。据说，当时日本鬼子的飞机轰炸文城时，曾经试图轰炸孔庙，但炸弹投偏了，炸了孔庙旁边的一间民房。后来日本鬼子为什么又倡仪对孔庙进行修茸并捐款呢？我认为，一是出自一种敬重。1937年，日本鬼子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在中华大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然而，日本鬼子打到山东曲阜后，不仅没有让士兵去破坏曲阜的“三孔”，反而让士兵将曲阜的“三孔”保护起来。侵略文昌的日本鬼子对文昌孔庙也是如此，只是没有派兵保护罢了。二是非善心大发。日本鬼子这样做目的是笼络人心，进行文化侵略。　　这么多年来，文昌有关部门不将其搬走？还将它作为历史文物保护了起来，成为文昌孔庙的一个无法忘却的痛点。我认为，文昌有关部门的做法是对的，这不是在表扬日本鬼子的义举，而是在揭露日本鬼子的假仁义，碑上刻有宣扬其所谓“王道乐土”的理念是多么恶毒。这块石碑的意义，最终由解读它的人来決定。当以清醒、理智且富有历史责任感的态度去审视它时，它就从一个可能的“争议点”，转变为了强大的历史教育资源。它时刻提醒我们：文化的崇高不应被侵略所利用，民间的善良不应被战争所践踏，真正的友好必须建立在正视历史、平等相待的基础之上。若是在没有战火硝烟的年代，立这块石碑，那是中日文化交流的见证。可是，在日寇铁蹄践踏海南的背景下，这块石碑便是日本侵略海南的见证，是那段屈辱历史的实物证据，反映了日本侵略者妄图从文化等多方面对占领区进行控制和奴化的丑恶行径。如今，这块石碑的作用是在时刻提醒着人们铭记历史、勿忘国耻。　　我去过很多地方，看过各地的很多古石碑，也游览参观过桂林的石碑林，但都比不过我对文昌孔庙这块日本鬼子立的石碑所涌出的这份感慨，所留下的这份思考。文昌人与日本人交往早有渊源，清末民初，东渡日本谋生的文昌人就更多了，具体多少人没有人去统计过。在日本打拼并取得成功的文昌人的传奇故事甚少听到，只知道1883年出生于文昌头苑横山村的赵士槐，是最早东渡日本军事院校学习的文昌人，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追随者。赵士槐也是张云逸大将参加辛亥革命的引路人。文昌举人潘存是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晚清人物，官至四品，他和明朝的海瑞、清朝的张岳崧、是明清两代海南人中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书法家，名播东瀛。1880年，日本书法家中林梧竹闻讯，渡海来华，向潘存学习汉魏六朝笔法。　　至今在潘存曾孙潘先科的家中，还保留着潘存的真迹。在潘存的书法集里有潘存上百幅书法，据了解目前现存两本，其中一本在日本，一本在潘先科的家中。据潘先科介绍，几年前，曾经有日本学者专门找他看其曾祖父的书法真迹，之后，从日本给他邮寄了许多有关潘存书法研究的著作。孔庙里那块村田氏立的石碑，仿佛将潘存时代那种纯粹的文化交流拦腰斩断，扭曲成了侵略的工具。川口五郎于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受聘至中国海南文昌蓬莱的群益学堂担任自然科学教师，成为中日教育交流的先驱者之一。他由清末文昌名贤黄远谟远赴日本聘请，旨在推动当地新式教育发展，但不幸于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因病去世，安葬于文昌蓬莱小学后方的山坡上。这座墓地，不同于寻常的民族观念和历史情感，却意外地赢得了当地民众的敬意与缅怀。它所承载的历史片段，实际上见证了一段跨越时空的文化交流与交融，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1988年由川口五郎的孙子青木玲二从日本远道而来对川口五郎的墓园进行重修，不仅修缮了祖父的墓地，还向蓬莱学校捐赠了一批体育设施。位于会文镇琼文中学校园里的日军营房，由侵华日军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建造，为三层砖石水泥混合结构，占地364平方米。它是侵琼日军犯下惨无人道罪行的见证。传说，当年驻扎在日军营房里的中佐高桥友直，相中了一位慰安妇，继而“独占”。日军投降后，高桥友直返回日本。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以造访宾客的身份重返故地，在营房、慰安所（当时己平为夷地）转悠。据说还向接待他的陈文国校长打听他曾”独占””的那位“慰安妇”的下落，后来又再一次探访故地。这个白发苍苍的“不速之客”，千里迢迢一访再访故地，其动机耐人寻味，可能是纤悔，可能是对青春岁月的追忆，也可能是寻求内心的解脱。　　无独有偶，我曾听过这样一个传说，1945年6月的一天，正在山坡上饲牛的一位伯爹，突然听到从坡坎圮传来一阵痛苦的呻吟声，他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个日本兵，这个日本兵是升谷坡机场据点的监工，下村扫荡返回据点途中遭到游击队伏击，腿部挨了一枪。伯爹见他可怜兮兮的样子，逐生同情之心，冒着风险将那个受伤的日本兵带回家，将他藏在自家的土河里，无微不至的的照料。两个月后，那个日本兵的伤口也好了，这时恰逢日军投降，那个日本兵便随投降的日军回到了日本老家。也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个曾经的日本兵，带着家人专程来潭牛打听伯爹的下落，但伯爹早己去世。他不忘伯爹的救命之恩，出资帮助伯爹的儿子修理了破旧的房屋，还让伯爹的两个男孙赴日本读书。此事是真是假，没有考证过。个体的善良无法抵消战争的罪恶，但正因有这微光，才让我们在铭记黑暗时，不曾失去对人性最后的信心。而孔庙里村田氏立的石碑，有没有日本人拜谒过？也许有，也许无。无法考证，也没有必要去考证。　　西斜的太阳是炽热的，而斑驳的石碑却是凉凉的，当我将手从平滑的碑面上移开，一个问题猛地攥住了我的心：这个叫村田氏的日军指挥官，在下令立碑的瞬间，究竟在想什么？他还有后代吗？如果有，他的后代会像川口五郎的后人前来孔庙观瞻这块石碑吗？　　拨开松树叶的遮档，我凝视着这块石碑，心潮澎湃，感慨万千。村田氏修缮孔庙的行为，是试图将血腥的军事占领包装成“继承和发扬东方道”的文化事业，这是一种更深层、更具欺骗性的精神奴役。石碑的存在，正是这种“软刀子”策略的实物证据。如同地质层中的一块特殊岩层，它不美好，甚至充满毒性，但它的存在标记了那段屈辱的岁月，毁掉它，反而可能使历史记忆变得模糊。　　文昌的历史记忆是双重的：既有和平时期　　友好交流的温暖记忆，也有战争时期被侵略的惨痛痕迹。这两者的并存，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和平与战争的巨大反差，更能看清军国主义才是破坏友好交流的元凶。　　今天，当我们站在重新修葺、书声琅琅的文昌孔庙，看着这块沉默的石碑，它在提醒我们，真正的’王道'不是武力的征服和文化的奴役，而是自强不息带来的和平与尊严。这份来自历史的警示，正是我们走向未来的底气，因为明天永远是美好的。 临街的孔庙大门 孔宙内景 拱门 奇特的石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