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归记之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

天人和

离开南昌，直奔海昏侯博物馆，这是南昌之行不可或缺的景点——所谓“北有兵马俑，南有海昏侯”，其在中国考古学上的位置，至少在当今还是位列清冠。

以汉阙为原型设计的园区入口，很有气势。时值周末，景区偌大的停车场，已是空位难寻，勉强可停在通道内侧。

　　2021年10月18日，海昏侯墓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2023年12月15日，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首次面向公众开放。

2024年5月8日，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荣升国家一级博物馆。

总建筑面积39250平方米，其中地上两层，建筑面积31465平方米，地下一层，建筑面积7785平方米。

展览包括基本陈列《金色海昏》《书香海昏》和《丹漆海昏》展览，通过展示的出土文物，了解海昏侯刘贺荣耀与悲剧交织的一生。

刘贺（公元前92年-公元前59年），汉武帝刘彻之孙、昌邑王刘髆之子。

西汉元平元年（前74年），在位13年的汉昭帝刘弗陵驾崩，年仅二十一岁，因其无子嗣，昌邑王刘贺因为是汉武帝第五子刘髆的独子，便被权臣霍光扶上帝位，成了西汉第九位皇帝。

刘贺即位仅27天，便被霍光以刘贺乱朝纲，废除帝位，刘贺臣属二百余人被霍光悉数斩杀，昌邑王国也被废除，降为山阳郡。

元康三年（前63年），汉宣帝封刘贺为海昏侯，同年四月刘贺前往豫章郡海昏县（今江西南昌）就国。

作为废帝，汉宣帝一直忌惮刘贺，派专人去刘贺封国探查，亦警告刘贺要谨慎守法，后因事有消减三千户食邑。

刘贺曾亲自写下奏疏“帝陛下臣贺昧死再拜谨使陪臣行家丞事仆臣饶”“妾待昧死再拜上书太后陛下”，以“秋请”、“朝献”、“酬金”等，意在进京朝贺，以讨好汉宣帝，但直到去世都未能再入长安。

刘贺作为皇族，却不能参加宗庙祭祀，丧失基本宗室礼遇，沦为仅能享有封国租税的列侯，享年仅33岁。刘贺死后不久，其儿子也相继去世，豫章太守便上书《除国奏》，海昏侯国被下令废除。

刘贺的一生历经王、帝、庶民、侯四种身份的转换，被朝堂政治裹挟，既享尽奢华，却郁不得志，一生风雨飘摇，郁郁而终。

2011年3月，海昏侯墓被发现，经过专家十年多的修复，于2023年12月15日终于面向公众开放。

据统计，出土了青铜器3 000余件(套)、漆木竹器约3 000件、陶瓷器约500件、玉器500余件(套)。

出土的青铜器主要有炊器、食器、乐器、兵器、车马器、印、铜镜等日用器具。

漆木竹器主要有耳杯、盘、奁、笥、樽、盒、几案、托盘、床榻、仪仗架、围棋盘等日用器具。

陶瓷器主要是陶罐、青瓷罐、青瓷壶、漆皮陶壶等日用器皿。

玉器主要是玉印、玉环、韘形佩、带钩、剑饰、玉饰、琥珀、玛瑙、绿松石等日常佩饰。

此外，如实用器物不够，还有伎乐木俑、彩车、模型乐车等陪葬明器补充。

据《汉书·武五子传》记载，刘贺有“妻十六人，子二十二人，其十一人男，十一人女”，但留下名字的只有三四人。

刘贺的长子刘充国、次子刘奉亲，是依次继承海昏侯位的人选。但两人均在其父死后不久，相继去世，遂被除国。

史称“海昏侯贺死，上当为后者子充国；充国死，复上弟奉亲；奉亲复死，是天绝之也。”

　　海昏侯国遗址“紫金城”。

城址有双重墙体的城墙遗存，其南北长约 2062 米，东西宽约 1934 米，总长约 7516 米，围合总面积约 3.6 平方公里。

鄱阳湖在古代被称为海，昏指黄昏，日落在西边，又引申出“西”，故称之。

根据遗址大面积红土夯筑的码头痕迹，推断紫金城城址的水路系统非常发达，当时或主要以水路交通为主，划船出行居多。

晋书记载，东晋元帝大兴元年公元318年12月，庐陵，豫章，武昌，西陵地震涌水出山崩。

这些因素恐怕是海昏侯墓逃过摸金校尉的主因之一。

　　网图文摘。

金色区域是紫金城，红色梯形是海昏侯刘贺墓园——位于城外西南角墎墩山，其他圈出的位置是历代海昏侯墓葬区及贵族和平民墓地。

紫金城分为内城与外城。外城整体像个缺了东南一角的方形，由城垣、护城河及相关台地组成，推测为百姓生活居住区。

内城位于外城东城墙内侧，由东西两座小城组成，面积约 14万平方米，发现大量高等级的建筑基址，推测为宫殿区。经过初步考古勘探，城址内目前发现有夯土基础、河道、道路、房址、窑址、枯井、灶址、灰坑、文化层堆积、踩踏面、砖瓦堆积、砖块范围、石块范围、墓葬、活土坑等遗迹现象560余处。

从墓园东北门阙及所在西南方位，海昏侯墓园和长安城未央宫，在平面布局形态上有高度的共通性。

　　网图文摘——刘贺墓园平面分布示意图。墓园呈梯形，面积约4.6万平方米。

墓园内部布局以刘贺墓（M1）和夫人墓（M2）为中心，另有7座祔葬墓（M3-M9）、1座车马坑（K1）、3口水井（J1-J3），以及多处高等级礼制建筑基址和祭祀设施，还有道路系统和排水设施，是中国迄今发现的保存最好、功能布局最清晰、结构最完整、拥有最完备祭祀体系、内涵最丰富的西汉列侯墓园。

它的袝葬墓和主墓均匀分布在墓园内，这是发现的第一个如此布局的西汉列侯墓园实例。

这里历史上曾经发生大地震，鄱阳湖边的刘贺家族墓区也一度沉入水中，从此默默沉寂两千年。

网图文摘

刘贺墓与夫人墓是同茔异穴的夫妻合葬墓，占据着墓园最高的位置——墎墩山顶，遵循多数西汉帝王陵“帝西后东”的规制，刘贺墓在西，夫人墓在东。两墓共用一个面积约4000平方米的礼制祭祀高台建筑，由东西厢房、寝和祠堂构成。

车马坑约80平方米，埋葬彩绘安车5辆，马20匹，以及4500余件精美的车马饰件。这是目前发现的长江以南地区唯一的真车马陪葬坑。

　　沙盘模型，还原了城池轮廓和地势情况，城墙四面均有城门（包括水门），城内外水系联通，交通网络水陆并存。

筒瓦和瓦当。

筒瓦为半圆筒形，古代铺设屋顶时，先铺板瓦，再用筒瓦覆盖在两列板瓦连接处，用来阻挡雨水渗透。

圆形的是瓦当，用来遮挡在筒瓦前端，保护筒瓦和檐头。

瓦当图案以中心四瓣花叶的“十”字，形成如卷草一般的八出太阳花，寓意普照八方。

　　“大刘记印”的私章。

大刘，是刘贺被废黜帝位后，成为平民百姓时的自称。

　　“刘贺”螭纽玉印，为和田白玉，局部有浅褐色沁，螭纽，为汉代常见的“方寸之印”。

印文“刘贺”二字为阴刻篆书，左右等分，分割匀适，方朴端重。该印为揭示墓主身份是刘贺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

对于这枚私印上的纽，也有不同说法，其中认为是鸮纽的，主要是想印证，刘贺内心有一种桀骜不驯的潜意识，导致其最终的不幸结局。

在整个墓葬发掘过程中，虽然之前有“大刘记印”以及一些器物有“昌邑”年号铭文，但墓主人究竟是谁，一直是谜。

直到内棺打开后，发现了这枚署名“刘贺”的印章，大墓主人身份才被确认---毕竟大墓发掘出土了巨量的财富，特别是前所未有的多达百公斤以上的黄金，还有数以千计的儒学简牍，谁也不敢相信，这会是那位史书上名声非常不好的浪荡废帝！

　　封泥，也是古代重要的身份证据。

　　战国玉组配——玉珩和玉舞人。

　　熊形石嵌饰。

精美的汉代石雕，浅灰岩质，代表着汉代高超的玉石工艺水平，熊的形态憨态可掬，雕刻线条流畅，细节处理到位，体现了当时工匠的精湛技艺。

抚胸招手的姿势，自然生动，或是某种神话动物的艺术表现。

　　耳杯，最早广泛使用于战国时代。一般作为一种礼器，在祭祀、典礼与外交活动上使用。

也是汉代人常用的饮食器具，因其两耳形状类似鸟的双翼，故又有“羽觞杯”之称。

还出土了一些汉代漆器耳杯，其继承了楚式传统，漆耳杯多以红黑为主色调，是汉人丰富饮食文化的生动例证。

网图文摘——龙凤韘形佩。

俗称鸡心佩，起于秦，盛行于汉代，多作椭圆形，上端出尖，中有一圆孔，近似于鸡心的形状，作为一种饰品，它一般佩戴在腰间。

　　品种繁多的玉饰品。

　　出土于刘贺墓内棺的青铜镜，具有典型战国时期楚式镜的风格，放在一个很精致的漆奁内，又置于刘贺墓内棺，应该是刘贺最喜爱之物。

透雕有四组龙纹，每组由两条龙构成，它们沿着钮座叶间的延长线两两对称，共构成一组龙形图案。

西汉“见日之光，天下大明”透光镜由青铜铸造而成，其背面中心有凸起的纽和纽座，四周搭配形式丰富的图案和纹饰， 是精美的青铜器工艺品，兼具实用功能与装饰功能。

透光镜这一稀世珍宝早已蜚声中外，有“魔力之镜”的美誉，其神奇之处就在于，当强光照射在镜 面上时，镜背的图案和铭文将会清晰地投影在墙 壁，仿佛光线透过了铜镜。

　　网图文摘——西汉清白连弧纹铜镜

该镜为双圈铭文铜镜，内圈有铭文8字：“见日之光，相忘长象（似作‘长毋相忘’）”。外圈有铭文32字：“絜清而白事君，怨污之弇（？）明，玄锡之流泽，疎而日忘美人，外承可兑（悦），霝（灵）願（愿）永思绝□”。

从末句的“永思绝？”推测此镜或是海昏侯夫人送给丈夫的“悼亡镜”。

透光镜由青铜铸造而成，其背面中心有凸起的纽和纽座，四周搭配形式丰富的图案和纹饰， 是精美的青铜器工艺品，兼具实用功能与装饰功能。

透光镜，有“魔力之镜”的美誉，其神奇之处就在于，当强光照射在镜 面上时，镜背的图案和铭文将会清晰地投影在墙 壁，仿佛光线透过了铜镜。

　　墓葬出土青铜器5000余件（套），器类大致包括容器、乐器、兵器、杂器、度量衡器、车马器和明器7大类。

　　青铜雁鱼釭灯，高54厘米 长33厘米。

外形呈雁回首衔鱼伫立状，由雁衔鱼管、雁体、灯盘、灯罩组合而成。

鱼身及雁颈、雁体中空相通。当灯火点燃，烟雾通过鱼和雁颈导入雁体内，被其中贮存的清水吸收消纳，达到环保无污染效果。

两片弧形灯罩可左右转动，既能挡风，又可调节灯光亮度。

此灯将科技、审美融于一体，兼具实用与艺术双重功能，是一件极具环保功能的实用器具，被誉为“中国古代环保照明灯”。

　　商周凤鸟纹青铜提梁卣，短颈、垂腹，有隆盖，提梁，底座，有四字铭文，即“子畯父乙”。

“子畯”，是人名，大约是一位从事管理奴隶耕种的官员，“父”，是指祭祀已故的父亲；“乙”，是指安排在乙日的祭祀。

西周时期贵族们每天都要祭祀祖先，并依排列次序而祭。“父乙”就是排列在一旬中第二天祭祀父亲的。

而商代时“父乙”是商武丁王对生父小乙的称呼，或商文丁王对生父武乙的称呼。

从器型、纹饰以及文字上综合判断，这件青铜提梁卣应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之物，距刘贺当海昏侯时已有1000余年之久。

以上两种释义，也是器物所属不同时期的解答。

铜釭灯。

此灯结构繁复，由器座、托盘、侧面灯罩、顶部灯罩和弧形烟管组成。

器座为球形腹鼎，兽蹄足，肩部两侧有弧形向上的出烟管。此灯利用虹吸原理，灯腹装水，烟通过烟管到达腹中溶于水，防止了燃油灯对室内造成污染，更利于照明之用。

“李姬家定”铭文，推测是刘贺祖母李夫人使用之器。

这位李夫人，可是历史著名的汉武帝爱妃。

西汉宫廷乐师李延年以《佳人曲》“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让汉武帝感叹，平阳公主就举荐了妙丽善舞的李延年之妹进宫侍奉汉武帝，因其容貌姣好、能歌善舞而深受宠幸，后为武帝刘彻生一子，是为昌邑哀王。

不久李夫人病逝，汉武帝极度哀伤，

按皇后的礼仪将李夫人安葬于茂陵西侧，并命画师将她的容貌画下来挂在甘泉宫。后来，封李夫人的兄长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封海西侯，李延年被封为协律都尉。不仅如此，汉武帝“又自为作赋，以伤悼夫人”，即“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悼亡赋”———《李夫人赋》。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如此痴情李夫人，也是殊为难得真性情之流露。

　　“昌邑”铭文青铜豆形灯，是海昏侯父子任昌邑王时的用器。

　　“南昌”铭文青铜豆形灯，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有关南昌的实物史料。

　　青铜连枝灯，又称树形灯，其造型取材于扶桑神话。

出土于主椁室西室南部，与博山炉配套使用，蕴含汉代盛行的“升仙”思想。

连枝灯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至汉代极为流行。

博山炉，通高14.5厘米，炉口径9.5厘米，托盘底径12.5厘米，比例协调，线条流畅。

相传，汉武帝嗜好熏香，信奉道教，听道家说东方海上有仙山名曰“博山”。武帝即遣人模拟制作了造型特殊的香炉——博山炉。

当燃香烟雾从炉盖上设计的镂孔中缓缓升起，如云雾缭绕的仙境般迷人。

此鼎出土于东藏椁厨具库南侧，敛口，鼓腹，圆底，三蹄足，双附耳，鼎身上刻有铭文15字：“昌邑籍田 铜鼎 容十斗 重卌八斤 第二”。

昌邑王共有两代，第一代是刘髆，在位11年；第二代是刘贺，在位13年。这件青铜鼎似应在汉武帝时期由刘髆命人铸造，汉宣帝时期由刘贺从山阳郡带到海昏侯国。

　　铜滴漏，是古代一种极为重要的计时器具。

海昏侯1号主墓的酒具库内出土了一把计时用的铜漏壶。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第六把滴漏报时铜漏壶，也是在江西首次发现。

　　青铜温鼎，上容器、下炉腔，出土时有板栗等残留，碳盘有碳迹。

　　鎏金镶玉龙首四足青铜匜。

该器呈圆形，前有流，龙首状，四兽足粗壮扁平，器身鎏金并镶嵌玉石，由底座、青铜盆及盖三部分组成，造型独特，铸造精美。匜，古代洗手注水用具。

　　染炉是炊器与盛食器的复合之器，西汉中晚期贵族常用。上面耳杯盛食物，中间镂空炉身置炭，下面长方形浅盘承灰。用炭火温热耳杯中调料，将肉食染味后食用。

染炉设计，符合汉代人分餐而食之制，宴饮时一人一套，随吃随“染”。

　　青铜钫，酒器，即方壶。

战国末年改称钫，多为素面，流行于战国末期至汉代。

　　鋗，是古代的一种平底盆形有环的小锅，一般属于食器或水器。此件青铜鋗敞口，有流，双耳缺环，器底略圆，腹部有凸弦纹。

鋗身上刻有16字铭文：“昌邑食官 鋗 容十斗 重卅斤 昌邑二年造”。

诸侯王国的架构，“宫室百官同制京师”，而且也有自己的纪年，他们制作的青铜器或漆器铭文一般使用本国纪年。但有规定，只有王国可用自己的纪年，侯国不得僭越。

食官则是专门掌管王室膳食以及祭祀之享的命官。

　　青铜蒸馏器，高132cm，自下而上分为三部分，分别是青铜釜、拥有内外腔的青铜甑和豆形器盖组成的天锅。

根据残留物色谱分析， 汉代已掌握 35°白酒提纯技术。

　　这个器具出土后，一直让专家们困惑其为何物，综合其出土位置、残留物信息及器物结构，初步判断它应该是汉代青铜蒸馏器，从15年到去年底，才经过实验结果确认了。

文摘:

“2024年12月，江西汉代考古暨海昏侯刘贺墓出土青铜蒸馏器考古实验专家论证会在南昌举行。与会专家现场观摩了海昏侯刘贺墓出土蒸馏器复制品考古实验，并听取蒸馏器考古发掘等情况，两次实验成果不仅成功复刻海昏侯同款20度、25度的蒸馏酒，还明确了蒸馏器各部分结构的功能，最终确定海昏侯刘贺墓出土了一套具有蒸馏功能的器具。”

其整体高132cm。其中天锅（不是盖）高21cm，直径53cm；筒形器高63.5cm，内径39.5cm，外径54cm；釜高43.5cm，口径25cm。

图右下的“盖”是旧数据，现在应为“天锅”。

而此前，日本人一直说蒸馏酒历史比中国早，这次刘贺墓出土的蒸馏壶则彻底地改写了历史，打脸小日子。

青铜缶。

刘贺墓还出土20多件青铜鼎，其中主椁室10件，大部分为生活实用器。

专家对西汉铜器的再认识，即依据容量大小，依次为:四升为鋗、十升为盘、廿升为盆，鋞的功用也可能为保温的食器，锺为体量较大的壶类铜器的专名。

容器还有簋、釜、甗、染炉、鋞、樽、壶、鐎、瓿、罍、勺、鋗、折腹盘、匜、龙首盒、桶形器、笥、卣和尊缶20种。

其中簋、瓿、罍在汉代罕见，龙首盒、桶形器、笥系首次发现，甗、染炉、鐎、鋞、是汉代新流行的样式，卣、蟠虺纹壶和尊缶则是周代留传下来的古物，是西汉中后期古董收藏风气的体现。

　　《论语》有“席不正，不坐”之说。为避免席子卷起，需在四角置镇。

汉代席镇多为人形（图下左）、动物形。刘贺墓动物形席镇有鹿（图下右）、雁、鱼、凫、龟、虎等多种造型，既实用又美观。

上图是青铜瑞兽席镇，一组4件，形制及大小相同。 构思巧妙，造型奇特，极具匠心，为汉代青铜镇之佳品。

　　乐器有錞于、纽钟、甬钟、钲、镯和铃6种，其中镯系首次出土，构成最完备的青铜军乐器组合。

文摘。

刘贺墓中的西汉铜器，在时代上可以被分为四组，分别为周代铜器、昌邑王时期铜器、刘贺被废黜归昌邑国的铜器和刘贺为海昏侯时期的铜器。

第一组是周代铜器，包括铜卣、铜缶和铜壶；

第二组是昌邑王时期的铜器，以昌邑二年所造铜器为代表，主要是昌邑王刘贺以及可能的刘髆的铜器，也就是刘贺为昌邑王时和所继承的“故王家财物皆与贺”的铜器，包括鋗、盆、盘、灯，绝对年代是昌邑二年（公元前96年或前84年）至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也包括刘髆、刘贺两代昌邑王在二年以外其他时期制造的铜器；

第三组是刘贺被废黜后归昌邑国后铸造的铜器，器类包括鼎、锺、甬钟、灯，绝对年代是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至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

第四组是刘贺受封海昏侯至卒于侯国时期的铜器，包括铜印和铜灯等，绝对年代是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至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

当然，刘贺墓的铜器不仅可以从年代上分为四组，其在归属上也可以分组。从已有铭文材料看，至少包括刘髆、刘贺、李姬家、南昌县这四类。

　　出土的铜乐器编钟包括钮钟14件、甬钟10件、铃2件。

青铜编钟——中国古代汉族大型打击乐器，兴起于西周，盛于春秋战国直至秦汉。

按照《周礼》中的礼乐制度，“四堵(架)为帝，三堵(架)为王”，海昏侯出土两堵编钟，一堵编磬，没有僭越王礼。

汉代编钟形状从先秦瘦高发展到矮胖，内外形制的变化，主要是提升了音乐的性能。

　　文摘，编钟排序的错位，可能是在下葬时先将编钮钟从钟架上取下，再重新悬挂上去时挂错的。

14件通高也是从275毫米到139毫米逐次递减，钟内腔舞部和钮部交接的位置铸有“二”到“十四”这样的数字，而最小的一件通高120毫米，形制与以上13件类似但不见鎏金纹饰，也不见内腔铸数字，可能因最大的一件损坏而临时补铸的。

　　这套铁质编磬，是中国首次发现。

其中大小不同的扁圆钟，按照音调高低的次序排列，悬挂在一个巨大钟架上，用丁字形的木锤和长形的棒分别敲打铜钟，能发出不同的乐音，因为每个钟的音调不同，按照音谱敲打，可以演奏出美妙的乐曲。在木架上悬挂一组音调高低不同的铜钟，由古代侍女用小木槌敲打奏乐。

　　出土兵器有戈、矛、剑、剑首、剑格、铩格、珌、弩柎饰和盾鼻9种。

汉代的三石弩的有效射程约为189米，四石弩约为252米。

汉武帝时开始设置强弩都尉这一官职，当时的强弩都尉路博德曾领兵修筑居延塞，屯兵于此，主要就是对付匈奴。

匈奴最忌惮的汉兵的强弩杀器，当时汉兵能“以一敌三”，强弩是助战之神器。到东汉时，耿恭在疏勒城以千兵抵挡匈奴数万人马长达三年，神弓强弩，功不可没。

　　其中5件圆茎剑，属于典型的东周楚式剑。

　　刘贺墓出土玉剑饰多达94件。

青铜器中，以各式车马器为大宗，每类又包括多种不同器形，构成了种类齐备的随葬青铜器群。

车马器有盖斗饰、盖弓帽、杠箍、承弓器、轭首、軥、轙、衡末饰、䡇饰、车軎、车辖、笠毂、轸饰、三叉形器、当卢、马珂、方策、节约、辔饰、镳、马衔、泡和环23种，都是西汉诸侯王墓常见的器型。

现代人除了专家，几乎没人可以释读车马器的构成部件，我也只是照抄记录以备查询。

当卢，是马鼻的装饰与护具，通常为铜鎏金或错金银，纹样华贵。出土的80多件当卢，许多已经蚀化，这两件相对完好。

　　当卢图解。

其装饰极显奢华，多采用错金银的装饰技法，上面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四神以及鸾鸟开屏、羽人升仙、双龙交尾等题材。

出土的车马器具中有些不是中原的东西，这件绘有大角羊图案的羱羊银马珂，就有可能是来自匈奴等西域的物件。

　　品种繁多的马具部件。

　　还原场景——奢华的贵族生活。

西汉时期，皇室诸侯乃至士族富家，除了寝食用具的天差地别，就是吃饭的风俗也有所不同。

皇室四餐，诸侯三餐。平常百姓家一日一餐或两餐——“朝食”（早餐）与“慵食”（晚餐）。

　　西汉时期的主食，基本是粟、麦、稻三种，外加一种苽。

枚乘《七发》罗列天下美食，其中即有“楚苗之食，安胡之饭，抟之不解，一啜而散。”

楚苗指的是楚苗山上的水稻，雕胡指的是茭白的种子，古人呼之为苽、雕蓬或雕胡等。

　　《汉书》记载刘贺“疾痿，行动不便”，平时的养生食品和药物也有不少。

经鉴定分析，类似虫草的药物，确认是中药地黄炮制品，适用于刘贺痿疾病症，这也是迄今为止发现年代最早的中药炮制品实物。

海昏侯墓出土的数千枚竹简木牍中

有不少属于“方技”类医方和“医工”漆盘等，说明汉书记载无误。

　　网图文摘，这组医针出土于刘贺墓

内棺贴金漆木盒内的玉管中，受埋藏环境影响发现时已断为多截，锈蚀严重。

专家以针状物残件为样本进行检测分析，发现其为锻造的炒钢制品，截面直径仅为0.3~0.5毫米，炒钢是将生铁放入高炉中并不断搅拌，利用空气中的氧把生铁中所含的碳消耗掉从而得到钢。

据同墓出土的“九针具一”签牌，可确认此针为传世医经文献中“九针”的一种

，是非常明确的医用器具，也说明刘贺可能不止一种疾患。

这套五枚银针，是迄今发现的我国最早钢制医用毫针，也是西汉时期钢铁冶金史和中国古代医学史上的重要实物证据。这表明，至迟于西汉时期，炒钢技术已应用于中医针灸针的制作，材料学的进步推动了中医针刺工具的演进与针灸医学的发展。

　　刘贺墓葬出土的金器，是最让人惊叹的。

　　总计有478件共重120公斤，饼形金共有385枚，每枚重量为汉制一斤，即约250克，纯度达99%。

饼形金是当时主流的黄金货币形制，墓中出土的饼形金，是刘贺打算献给汉宣帝的酎金。酎金制度始于汉文帝，为了防止诸侯王、列侯蓄积过大的财富，中央朝廷向他们征收酎金，同时充实中央朝廷财富。

诸侯所献的酎金数量以其受封的食邑计算，如果分量或成色不足，就有消减诸侯国属地的风险，如王削县、侯免国等。

饼形金每枚约250克，纯度极高，经检测达99%，甚为罕见，是汉代黄金冶炼技术的实物见证。

部分饼形金上刻画有文字、符号。

　　网图。

有的金饼有不可释读如“V”形符号，而上面还有浅刻的文字或者图案……

刘贺墓出土麟趾金25件，含金量约为98.9%。重量多在240克~250克。

麟趾金仿瑞兽麒麟之足所铸，状如靴子。均用花丝镶嵌等细金工艺精制，部分带“上”“中”“下”字样。

麟趾金始造于汉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是汉武帝为神化“天马”“白麟”和“黄金”三样祥瑞事件而铸造的黄金纪念币，是对白麟趾瓣形状的模仿，用于对诸侯王的赏赐。

褭蹏金和麟趾金都属于汉武帝时铸造的黄金纪念币，用于对诸侯王的赏赐，目前仅见于刘贺墓、刘贺长子刘充国墓、河北定州八角廊40号汉墓。

　　褭蹏金48件，有大号、小号两种，大号褭蹏金有17枚，含金量约为99%，重量多为240-250克；小号褭蹏金有31枚，含金量约为98.6%，重量多为28-38克。

其俗名“马蹄金” ，各带“上”“中”“下”字样，也是祥瑞特制金器，主要被帝王用来赏赐那些效忠于皇室、有军功的大臣。

亦有学者认为褭蹏金是汉武帝企求升仙活动的物证，为升仙之足，是升仙象征物。

目前学界关于这批褭蹏金、麟趾金的名称、内涵、来源尚存争议，而刘贺墓的褭蹏金和麟趾金，可能是继承自其父亲刘髆。

对刘贺巨额财产来源，主流观点认为有三方面：

一是刘贺生前积蓄的铜钱及黄金，这是钱财来源的主体；二是刘贺继承父辈留下来的黄金和铜钱，这是钱财来源的第二部分；三是刘贺死后所得的赙赠钱财，这是相对占比例较少的一部分。

金钣，矩形，素面，共出土20件，尺寸大小略有差异，以纯度极高的黄金铸造，乃汉墓考古史上首次发现。或认为它是天子祭祀过程中用于书刻“祷辞”的“金牒”“金策”或“金简”，或认为是海昏侯国的储备黄金。

　　历史上的汉代是公认的多金时代，

据统计，西汉赏赐黄金逾百万斤。但进入东汉，黄金突然消失，文献中赏赐少见。对此，也有不少史学界的议论。

不过，从这张表中所列举的几代帝王对功臣的大额赏赐，也可见西汉帝王的确是“挥金如土”。

　　上图是刘贺身下垫琉璃席，主体部分由32排、每排12枚，共384枚玻璃片组成。每一片琉璃片之间都由金缕串联。还有包边以贴金、彩绘，并镶嵌云母片与一些玉制饰件作为装饰，还等距地串联了柿蒂纹的青铜饰件。整个琉璃席长约1.8米，宽为0.65米，墓主人刘贺的身高约在1.75米左右。

下图左是琉璃席上的百枚金饼，前所未有的等距离摆放铺设，或是一种新的葬式。

下图右是刘贺身体上覆盖的玉器。其中刘贺九窍中用两件老物件作为替代品非常独特，其中玉琀浅雕纹饰和文字“欢”，由战国吊坠改成，而肛塞为战国挂饰。这种以战国印章代替玉琀，战国挂饰代替玉塞，实属罕见，为南昌西汉海昏侯墓的考古新发现。

在古代，人们认为用玉器堵住死者九窍，可阻断魂魄和肉体分离，玉肛塞还能防止人体内“精气”溢出。

而刘贺儿子刘充国，与父亲刘贺一样，遗骸下也铺有用金丝连接的琉璃席。

根据仪器检测，琉璃席铅、钡含量很高，证明其质地为铅钡玻璃，透出橘红色。根据采样分析，推断在长安一带制作，为西汉时期琉璃席制作地点、矿料来源提供了重要线索。由于这两张席制作工艺相同、铅料来源一致，有学者推断这两张席皆来自西汉中央政府的赙赠，为研究西汉列侯墓葬具来源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数据支撑。

另外，刘充国下葬时，其右手握有一个小号马蹄金，强光照射时，内嵌的琉璃泛出嫩绿色；其左手则握着一柄玉剑彘，雕刻有灵动的猛虎，呈捕猎状。玉剑彘意喻德才兼备，马蹄金象征财富，二者在手的搭配十分罕见。

　　网图文摘。

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甲片堆积物初步整理完成，历经两年的精心整理研究，考古队员们从其中整理出约七千余片甲片。初步复原研究成果令人惊叹，这并非普通的鱼鳞甲，而是由铁漆、铜漆、皮漆复合材质精心编缀而成，其中最小甲片宽仅1厘米，厚0.2厘米左右。这种独特的复合材质构造在已出土的汉代铠甲中前所未见，它无疑是汉代冶铁技术与制甲工艺高度发达的有力见证。

专家认为，上述复合形制的铠甲是汉代考古中首次发现，代表着汉代制甲工艺的最高水平。

铁漆、铜漆、皮漆的复合运用，既充分发挥了铁与铜的坚固性，又借助皮革的柔韧性弥补了金属材质易折损的缺陷，同时漆的使用还起到了防锈蚀、美观装饰等多重作用。

　　刘贺墓钱库发现海量“五铢钱”，成串码放，高度达1.8米，总数约200万枚，重达10多吨。

有专家认为，这些五铢钱是当时的皇帝“赙赠”的，即赠送财物以助治丧。

也有认为，五铢钱可能是刘贺准备的献费。献费是王国、侯国、郡国给皇帝的货币奉献，具有臣属向君主贡献的性质。按规定，刘贺墓中这批随葬的五铢钱大概相当于三年应缴的献费。

墓中出土的“海昏侯家钱五千”封泥匣，当中封泥印有“昌邑令印”字样，表明相当一部分五铢钱是从原昌邑王国带入海昏侯国的。

五铢钱，其外圆内方，是我国钱币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货币，也是用重量作为货币单位的钱币。

“五铢”钱最初铸于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汉代五铢钱以贯为计量单位，一贯为一千枚五铢钱。

西汉武帝时期开启了汉五铢钱的先河。一直到东汉末年为止，上下四百年内，五铢钱一统天下。

出土杂器有镇、灯、博山炉、熏炉、镜、漏壶、杵臼、撮箕、印、带钩、筒、刷柄、哨、虎、羊、野猪、骆驼、五铢钱、削、簪、算、合页、钩、配件等24种，其中博山炉、漏、灯、铭文镜和五铢钱是汉代新出现的器种。

刘贺墓是汉墓出土铜镇、铜灯、铜博山炉和五铢钱最多的一处。

　　出土的青铜度量衡器共12件（套），包括斛、斗、小量、累和环权5种，是迄今西汉墓葬出土青铜度量衡器数量最多、品种最全的一次，龠、撮、圭等小量具是汉代新出现的器种，成套出土，为研究西汉度量衡制度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图上左为青铜量，是古代社会计量农产品多少的主要器具。

该器平底圆筒形，器物上部两侧分别有一圆柱状提手，便于拿放，器表有“昌邑”铭文。

其余三图皆是青铜权，即砝码，是与天平配合使用的称重工具。砝码重量从3.5克到245.8克不等，约合汉制五铢、一两、二两、四两、半斤、一斤（上图右），推测为称量黄金、贵重药材、进口香料等贵重物品所用。

刘充国的墓里，有一组玩具明器。精美的青铜羊、青铜野猪和青铜虎，形态逼真。

其中，青铜虎眼部镶嵌玛瑙，老虎呈现匍匐状，蓄势待发。虎爪下有轮，虎颈下有孔可穿绳牵引。

有人以此认为，刘充国可能未成年。

但从刘充国出土的玉具剑、带钩，是古代成年男子的基本配备，而龟钮印章，不是常人可拥有的物件，更不是一个孩子所用的东西。汉代丞相、列侯、将军等所用的名章印纽都是龟纽，低级官吏不得用龟纽名章，这说明一个孩子应该不能拥有这种待遇。

玉具剑并不是临战的兵器，而是代表贵族身份的宝物。一柄完整的玉具剑由4个玉饰物组成，它们分别是剑首、剑格、剑璏、剑珌。

　　海昏侯墓中发现了大量制作精巧、色彩鲜艳、花纹优美、装饰精致的漆器。汉代漆器在战国时期的基础上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

主要出土于主椁室东寝、西堂，包括彩绘、扣银、贴金、嵌金银、嵌玉、嵌宝石在内的各种工艺漆器，漆器的纹路有龙纹、云气纹、龙凤纹、动物走兽纹、螭龙纹等，品类有樽、卮、杯、盘等饮食、饮酒器皿，有奁、盒等用具，有几、案、屏风等家具。

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 馆员 刘荣晖介绍：“刘贺墓漆木器在制作工艺、装饰方式上远超同期高等级墓葬出土物，是出土纻器、釦器和贴金嵌铜镶宝石器等高档漆器数量最集中、保存最好的墓葬。“”

“海昏漆器是目前唯一标注了漆器价值的出土物。像漆盾里面就有关于漆盾价值的铭文‘直五百五十三’，说明这个漆盾的出厂价可能是五百五十三钱。”

釦银贴金动物纹漆笥，高8厘米，长19.5厘米。

化妆盒分为委角式器身和盝顶式盖两部分

委角：将一些方正形态器物的四边尖角抹去，向内凹缩，形成内凹圆弧状拐角

盝顶：中国古代传统建筑的一种屋顶样式，四边为坡顶，顶部为平顶。

其先制作夹纻胎，再于胎体上髹漆，最后一圈用釦银工艺即用白银将边沿封固。

中国是世界漆器工艺发祥地，七千年漆器史，源远流长。漆器自新石器时代遗址现身，溯经虞舜夏禹，渐兴殷商西周，繁盛战国两汉。汉代是中国漆器发展的鼎盛时期，被誉为“漆器时代”。

　　带铭文的“昌邑九年”漆器。据《汉书·武五子传》记载，刘贺有“妻十六人，子二十二人，其十一人男，十一人女”；并提及刘充国是刘贺的嗣子，能继承海昏侯的爵位，即“海昏侯贺死，上当为后者子充国；充国死，复上弟奉亲；奉亲复死，是天绝之也。”

刘贺死后，海昏国先是把刘贺长子刘充国上报为嗣子，继承侯位，但是刘充国还没来得及继位就去世。后又上报次子刘奉亲为嗣子，刘奉亲也很快生病去世。这一切都发生在刘贺下葬之前。

于是，就在他去世的同一年（公元前59年），海昏侯国便被除国了。

　　环首书刀。

其功能类似现代橡皮擦，可通过削刮等方式，修改汉代竹简上写错的字迹。

据说， 这把书刀与韘形佩刘贺私印，由一颗透明的水晶串珠串联，一起挂在刘贺遗骸腰部。

　　网图——青铜削。

削，可作为书刀使用。汉代的书写材料主要是简牍，并配备削用以修改简牍上的笔误。

颜师古对《汉书·礼乐志》作注：“削者，谓有所删去，以刀削简牍也。”

　　孔子像漆衣镜，由镜匣、镜座、青铜镜三部分组成，是中国考古史上首次发现由铜、漆板构成面板的衣镜。

根据伴随出土的《衣镜赋》漆板的文字记载及衣镜背板上有孔子及其弟子的画像和传记，故被定名为“孔子衣镜”,这也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孔子形像。

这件器物出土于刘贺墓主椁室西室，体现了汉代“崇儒”的文化风尚，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历史文化转折的印证。

　　镜体为光洁的矩形铜板，而镜背则采用木质，外覆红漆，并以墨汁书写了1850个字，详细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这在漆器史上是罕见的。

　　刘贺墓主椁室文书档案库发现有5200余枚简牍，囊括了《六艺略》的内容——《诗经》《礼记》类、祠祝礼仪类、《论语》《春秋》经传及《孝经》类。

特别是500 余枚《论语》竹简，简背的注解，推测是他亲笔所书。

尤其是《资治通鉴》记载，当霍光要罢免他帝位，他当庭与霍光对诘，在朝堂之上熟稔地引《孝经》“闻天子有争臣七人，虽亡道不失天下” 。 可见，刘贺可能并不是史书上的那么不堪。

诚如吕思勉先生云：“史所言昌邑王罪状，皆不足信。”

出土的古籍经典，如《论语》、《礼记》、《孝经》和《易》，几乎清一色的都是儒家经典，还有孔子画像屏风、萧瑟编钟和乐谱等艺术器具，展现出与史书记载完全不同的刘贺：他饱读诗书，精通音律，对儒家经典有着深入研究。

　　文摘。

有学者研究出土的简牍文书，发现刘贺在位期间确实频繁下达诏令，但这些诏令多数都关乎民生大计。

如他试图调整盐铁专营政策，减轻百姓负担；下令重修水利，疏通河道；甚至打算重新审视边疆政策，与匈奴议和；主张减少驻军开支，加强民间贸易。

这些政策反映出他对国家治理的思考，这些举措可能触动了当权者的利益，被霍光集团枉称为"荒唐事"，成为废黜他的口实。

近代史学家吕思勉和廖伯源的研究指出，刘贺的悲剧源于政治斗争，而非个人品行。

　　墓中出土的奏章副本、印章等，证实了刘贺被废后仍享有较高待遇，但也被严密监控，汉宣帝曾下诏“不宜得奉宗庙朝聘之礼"，这对作为皇族的刘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也或许是他早逝之因吧。

因此，留下慨口传说:“城东十三里江边名慨口，昌邑王每乘流东望， 辄愤慨而还，故曰慨口。”——《豫章记》

刘贺的短命，除了连续的打击，多年的愤懑以外，还有自身体质的隐患。

2023年，社科院考古所对海昏侯刘贺骸骨进行全基因组测序，发现其携带 COL2A1基因突变 ，该突变导致先天性脊柱裂与视力障碍 ，与《汉书》"贺体羸弱，行需拄杖"的记载完全吻合。

　　简牍内容涉及刘贺向汉宣帝和上官太后进奏的文书，如请求、报告、请安等，自称为“南藩”，显示对皇室的忠诚，强调自己的王室身份。

凡上书的奏词极为谦卑，如“昧死再拜上书”等，反映了刘贺远离朝堂的无奈与不甘。

这些文书，对于理解汉代奏议制度、官书格式以及政治礼仪具有重要研究价值，也证明了刘贺，仍试图通过官书渠道，保持与中央的联系，以争取自身权利，稳固应有的地位。

　　网图。

《汉书·武五子传》：“废贺归故国，赐汤沐邑二千户，故王家财产皆与贺……国除，为山阳郡”。

刘贺被罢黜后，汉宣帝虽然即位成功，但是一直“心内忌贺”，派遣地方官吏秘密监视刘贺及其家属。

史载：“宣帝初即位，废王贺在昌邑，上心惮之，徙敞为山阳太守。”至西汉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宣帝又派遣使者赐山阳太守张敞玺书：“制诏山阳太守：其谨备盗贼，察往来过客。毋下所赐书！”意在秘密监察刘贺的一举一动，随时向宣帝汇报。

后来因张敞上书汇报刘贺没有不轨举动，宣帝乃放下心来，相信刘贺没有威胁了。于是，次年即西汉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宣帝封刘贺为海昏侯，徙居南方豫章郡海昏县。

刘贺就国后，扬州刺史柯也秘密监视刘贺的一举一动。后来得到刘贺与故太守卒史孙万世私下交往，觊觎再封王豫章之事，遂上报朝廷。得到消息的宣帝，责令太守逮捕孙万世等查验属实，与孙万世谈论敏感政治话题，触及汉宣帝底线——汉宣帝即对刘贺给予“削户三千”的处罚。

此后，海昏侯刘贺食邑户数仅剩下1000，食邑的削减意味着经济收入的大幅减少，他的生活水平、在当地的影响力都有所下降，内心再受重挫。

两年后，即郁郁而终。

《汉书 ·武五子传》记载，“海昏侯贺死 ，上当为后者子充国；充国死，复上弟奉亲；奉亲复死，是天绝之也”。

图中海昏侯国除诏书木牍上的文字 ："数水旱 多（）害国 前上当为后者大鸿胪 初上子充国 充国疾死 复上子奉亲 奉亲复疾死，是天绝之也 传曰'义主于仁 而制仁者 义也。'故……"

海昏侯刘贺死到“除国”只间隔不到四十天，其二子在短时间内相继去世，豫章太守廖在给朝廷奏议中提到“数水旱，多灾害”，即气候环境恶劣，导致海昏国接连丧失继承人，廖认为“天绝之”，故上书建议除国。随后，汉宣帝批示，海昏侯国被废除。

汉宣帝死后，其子元帝继位，初元三年（前46年），再次封刘贺的儿子刘代宗为海昏侯，是为海昏釐侯，刘代宗传位给儿子海昏原侯刘保世，刘保世传位给儿子刘会邑，末代海昏侯刘会邑因王莽篡汉而终结。

　　车马坑南北长17.7米、东西宽4.24米、距地表深2.5米。

车马坑发现5辆木质彩绘车，是实用高等级安车，马车经过拆卸，被拆卸下的车马器装入彩绘髹漆木箱内放置在椁底板上。而陪葬20马匹，骨架已腐朽殆尽，仅存痕迹。

西汉王侯出行的车驾主要有安车和轺车，安车为座乘、轺车为立乘。乘坐4匹马的车是汉代王侯出行的最高等级，5辆车20匹马，正好是4匹马一辆车，这也说明墓主人身份之高贵。

　　整个墓穴出土金银器、青铜器、铁器、玉器、漆木器、陶器等文物一万余件（套），其种类之多、数量之大、品质之精，为西汉王侯墓考古所仅见。

整个墓室结构复杂，超过二十个库室相互连通，与我曾经参观的广州南越王墓相似。

　　还原的车马仪仗。

　　刘贺的短暂生涯，经历了国史上唯一“由王而帝、由帝而民、由民而侯”的传奇人生。

史书上言之凿凿的顽劣废帝，与墓葬品反映的那个物质和精神都极为丰富的人，完全是天壤之别，后人应该相信谁？

诚如吕思勉所言“”

　　文摘。

海昏侯墓还有不少耐人寻味之处:

一是它的车马陪葬坑符合列侯葬制，但5辆真车马的规模又是王侯出行的最高等级，应是昌邑王的配置，远超一般用偶车马陪葬的列侯；

二是它的封土高度并没有僭越，但是形状却又不是常见的圆形或椭圆，而是与西汉帝陵的覆斗形相同；

三是它的墓室结构完全符合列侯身份，却又明显带有诸侯王陵的影子，和“黄肠题凑”布局相似；

四是它的随葬物品，不仅数量多，而且品质高，有着鲜明的王陵特点，尤其是黄金之多，超出迄今所见任何一座西汉王陵。

所以，虽然刘贺墓是一座典型的列侯墓，刘贺墓园也是一座要素完备的列侯墓园，但同时它又具有许多特殊性，在某些方面超出了一般列侯墓的规格，似乎在引导世人去拨开历史的迷雾，探寻被岁月掩埋的真相。

　　参观结束，我有一种感觉:

刘贺死前或许有交代，即用黄金宣示皇族尊严和对朝廷的忠耿，借儒家经典证明自己博学、用收藏古鼎玉器，展现自己的高洁情趣。

这些都是他内心深处，对于失去的权力地位的渴望与无奈的呐喊！

历史是成功者的自恋，是失败者的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