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记忆（节选）万润南

水泽江南

1984年四通公司总经理万润南

童 年 记 忆（节选）

出生——

江苏宜兴有两样东西闻名于世，一是紫砂壶；二是善卷洞。紫砂壶告诉你什么叫古朴大方、工艺极品；善卷洞则向你展示山中有洞、洞中有河、雾气缭绕、奇石玲珑的人间仙境。善卷洞边上有个张渚镇。农历丙戌年十月初五，我就出生在那个小镇。母亲说，我出生的时候是自己踢破羊水，双脚先出，两手抱着脑袋，顺顺畅畅来到这个世界。

我五岁就上学了，念的是半年级。在宜兴新芳桥黄玕村外婆家，上的是离村一里地的英驻小学，我读完小学二年级，就到上海父母身边去读三年级了。外婆家所在的黄玕村很小，也就是十来户人家。前村朝南，有一条前塘河，村后是后塘河。村子就夹在两条河的中间。村东头是一座土地庙，村西头是一个土墩，长满了一人高的茅草。茅草丛中间辟出了一条路，这是我们上学的必经之路。沿前塘河有一排民房，大部分村民住在这里。隔了村中央的一片宽阔的“场”，靠后塘河有一栋全村仅有的楼房，那就是我外婆家。楼房和后塘河之间是菜园，菜园的东边是一大片竹林。

外公——

外公生于1904年，属蛇，那时候他也就五十岁左右。我在乡下念书的那几年，外公的生活过得悠闲而潇洒。在我记忆当中，外公很少下农田，除了偶尔出面主持村里的公众事务，日常活动主要是上街、饮茶、喝酒、看戏，顺便替家里买些油盐酱醋。上街，就是到新芳桥去赶集。从外婆家往南走七里地，就是乡政府所在地新芳桥——一个相当繁华的小镇。镇上有茶馆、酒楼、戏院、百货店、中药铺，药铺的字号叫“向德生”。外公会带我上街，这是我最开心的日子。沿街的小吃：入口即化的酥糖、豆沙馅麻球、馄饨摊……只要路过，我就赖着不走，外公总会依我。还有各种玩具：两根竹管叠起来，安上一个机关，摇起来啪啪响的机关枪；各种面具，我记得有过一个齐天大圣孙悟空的，我们老家管面具叫“鬼脸壳子”；我还有过一只匣子上镶着两条金龙、木质剑身漆得银光闪闪，拔出来是双柄宝剑。戴上“鬼脸壳子”，舞着双剑，从村东头舞到村西头，我当年在外婆家还着实风光过一番。我还跟着外公看戏。经常上演的是滩黄（锡剧）和绍兴戏（越剧）。滩黄戏多是帝王将相；绍兴戏则多才子佳人。外公很惊讶我居然也看得懂。一位长胡子、红脸膛、舞着大刀的武将出场，我就告诉外公：“这是关公！”一位师爷模样的布衣出场，在关公袒露的右臂上比划一番，关公则端坐不动，专心看着左手托着的兵书。我就说：“这是华佗！”至于他们咿咿呀呀地唱的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懂。在回家的路上，我告诉外公，关公和华佗，都是我从小人书上看来的。于是，外公就开始给我讲三国、讲水浒。还教我念诗，什么“床前明月光”，什么“独钓寒江雪”。外公是我最早的启蒙老师。外公经常说：金山、银山，只有子孙出息才是靠山。外婆家土改时评定的阶级成分是中农，原因是我外公有三兄弟，分了家，每家名下的地并不多。生活能过得相对舒适，享的是子女的福。外公的五个孩子当中，我母亲是老大。父亲在上海银行工作，工资不算低。把我们寄养在外婆家，每个月都要寄相当的生活费。我有一个姨在香港。姨父、姨妈虽然只是普通打工仔，但不时从香港寄回来的那些食品和衣物，都足以让我们乡下人惊艳。我还记得小时候大姨回来探过亲，不说那些带回来的琳琅满目，光是随身用的那一卷粉红色、带着香水味、细腻、柔软的卫生纸，就让我至今都印象深刻。“这么漂亮的东西居然用来擦屁股！”为此我忿忿不平了许多天。虽然实际生活水准要比村上的地主、富农好得多，但外婆家在村里一点都不招嫉，而且非常受尊重。究其原因，是我外婆很会做人。我母亲经常说：一个家哪，要一个馒头搭块糕。意思是说，两口子之间，一个松，另一个就得紧；一个甩手，另一个就得操心；一个悠闲，另一个就得辛劳。在外婆家，既然甩手悠闲的是外公，那操心辛劳的就只能是外婆了。我至今还记得一件小事：深夜，瓢泼大雨，天井里的排水沟堵上了，积水已是一片汪洋，再不疏通，雨水就要漫到堂屋来了。外公晚上照例喝了点小酒，也照睡不误。操心的外婆喊了声：“老头子啊！”老头子鼾声如雷；外婆便推一下外公，外公翻了个身，继续鼾声如雷。外婆叹口气，自己爬起来，戴上竹笠、批上蓑衣，冒着大雨，疏通排水口。这一干，就是小半夜。外婆全身湿透回到房里，大雨依然瓢泼，但落在天井里悦耳但却让人担心的叮咚声，已转为急促的噼啪声。外公那里，依然是如雷的鼾声。外公少不了受数落，但从来不回嘴，坐在那里，静静地听、憨憨地笑。等外婆说够了，外公起身搭上长篮，请示一下需购置的项目，转身又上街了，继续他的潇洒。 家里的大事、小事，都是外婆操心。不仅是家事，村里的事，也归我外婆操心。东家娶妻了、西家生子了；这家没米了、那家缺柴了，外婆都要帮着张罗。凡有上门告贷的，外婆一般都有求必应。每年秋天，外婆家咸菜都要腌几大缸，我寻思全家怎么也吃不了这么多呀。开春了，外婆就打发我们去做散财童子，挨家挨户去送，虽然只是一碗咸菜，但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可是雪中送炭啊。村里最穷的，是两家外来户。一家是打渔佬；一家是刨烟佬。打渔佬叫王二小，原来安家在船上；刨烟佬姓韦，则是靠自己的手艺带着全家盲流的那种。共产党领导他们翻了身，给他们分了地，在村上安了家。安一个家，什么都得从头来，谈何容易。给他们最多关心和帮助的，是外婆。刨烟佬在土地庙的西厢房安家，村里人担心会不会冒犯了神灵，都来找我外公商量。外公沉吟了一下，然后说：“没关系的，因为毛泽东的星宿大，压得住的。”外公一言九鼎，老韦家安心住了，村里人不担心了。我也刻骨铭心地记住了一句话：“毛泽东的星宿大”。

外婆——

我们这个年龄的人，都看过《沙家浜》。里面有两个人物，一个是沙奶奶，一个是阿庆嫂。把这两个人物形象叠加起来，就是我心目中外婆的形象。阿庆嫂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外婆家的八仙桌，摆的是流水席，招待的是乡、村干部。一到晌午时分，一队人马，摇摇摆摆过来了。后面还跟着一个：帽子往左边斜，脖子朝右边歪，挎着一杆汉阳造，那是民兵队长顺根伢。村干部领着乡领导到田头转转，渴了、饿了，就转到外婆家了。外婆忙着烧水、做饭、递烟、摆点心。一个个吃饱了、喝足了、一抹嘴、拍拍屁股就走了。在他们吃吃喝喝的时候，顺根伢会让我摆弄他那杆从来就没有子弹的汉阳造。我把枪栓拉开、合上、扣扳机，一遍又一遍，感觉好极了。穷亲戚来了，外婆的招待更热情。除了好吃好喝，还安排住下来。记得三年困难时期，在楼上打地铺的，满满的有一排人。对流浪来村里安家的刨烟佬，外婆给与更多的关怀和帮助。人们常说：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刨烟佬的儿子叫韦金龙，女儿就叫韦金凤。金龙和我同岁，长得孔武有力。外婆待他，如同自己的亲外孙，好东西有我一份，也有金龙一份。出门时，外婆会把我们拉在一起，嘱咐我们：“大家是好朋友，要互相照应。”我明白，外婆是用心良苦，怕外面有人欺负我，帮我找了个保镖。 为了表示尊重，村里人都跟着我管外婆叫外婆。两口子吵架了，找外婆评理去！家里有难题了，找外婆商量去！外婆经常说：富不骄横、穷不失志。总是把别人看得很大，把自己看得很小。外公敦厚、外婆睿智，我认为他们配合得珠联璧合，外婆却说，外公和她生肖相克。外婆小外公一岁，属马。外婆总说外公和她是蛇盘马脚：相克。其实，相克才能相生。老俩口相濡以沫，一起活过了跨世纪。2001年，外公以97岁高龄离世。三个月后，外婆就平静地走了，在睡梦中，安详得像在熟睡。也许，没有蛇盘脚了，外婆觉得不习惯了吧。外婆年轻时身体并不好，因为操劳，脸黄肌瘦，早就是一头白发，白得一尘不染。晚年时，两鬓反而长出黑发，皮肤白里透红、如同婴儿。传说中的“返老还童”，还真有其事。直到最后一天，外婆脑子都极为清楚。看到村上她那一辈都走光了，下一辈也走得差不多了。外婆说：“唉，活得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只有看透了人生，才能有如此的智慧，才会有如此的洒脱。

父亲——

父亲，通常都是男孩子心目中的英雄。当我在外婆家的时候，乡下就有许多关于我父亲的传说。从大人们零零星星的交谈中，我印象深刻的有两条：一是本事大，二是信用好。 本事大，是说我父亲会两只手同时拨两架算盘。父亲在银行工作，算盘打得好，这不稀奇。能左右开弓，而且又快又准，就让人们叹为观止了。信用好，说的是父亲曾受人之托，保管过一笔县银行的巨款。当时米价飞涨，我母亲有经济头脑，建议用这笔款买米保值。我父亲却是专业头脑，认为没有得到授权，断断不可。归还这笔款项时，钱币的号码、顺序，捆钞票的线绳，都丝毫未动，一时被传为佳话。家庭一般有两类：严父慈母型或严母慈父型。我们家是前一类。我们小时候看到的父亲，一脸的严肃，话很少。印象深刻的，是父亲的整洁和敬业。外公的生活习惯随便到近乎凑合，父亲却是另一个极端：整洁到近乎讲究：头发永远油亮得纹丝不乱；料子上衣永远干净得体；裤线永远笔直；三接头皮鞋永远锃亮得一尘不染。父亲随身使用的东西：公文包、钱包、笔记本、钢笔、小剪子、小梳子，样样都精致，而且摆放有序。别人动用一下，事后父亲肯定有所察觉。他会眉头一皱，咕哝一句：“谁又乱动啦？”这时候，通常是我母亲出来承担责任：“是我啦！”父亲不仅自身整洁，而且要求环境的整洁。每天早上，我一睁眼，看到的场景永远是父亲拿着一块抹布，在那里擦东擦西。不仅要窗明几净，就是角角落落，也容不得一点灰尘。受外公和父亲的双重影响，我的生活习惯凑合起来直追外公，整洁起来也就够得上我父亲的一半水准。父亲非常敬业。如果全世界要评选十个模范公务员，我认为父亲应当榜上有名。他从来不请假，甚至不休假。提前上班，延后下班，就是星期天，也要去上半天班，这一切都是自觉自愿。我父亲当时在一家私人企业，只有老板，没有上司。老板不来上班，委托我父亲主管单位的财务、总务、外务、杂务。父亲把这一切管理得条清理晰、井然有序。老板委托的工作，父亲处理得往往比老板预期的更圆满。父亲的单位是属于锦江饭店周边的建筑群。那一片都是非常高档的商店。周末父亲加班的时候，会带我们到那里去。布置得精致高雅的橱窗，常常使我流连忘返。不同于外婆家小桥流水、茂林修竹，这里是美轮美奂、欧陆风情。就审美趣味而言，完全是两个极端。儿时在无意中所经历的不同文化的震撼和潜移默化，使我的一生都受益匪浅。

母亲——

一个家、一个单位、一个团体，都需要一个核心，也会自然形成一个核心。我们家的核心，是我母亲。母亲比父亲小三岁。十八岁嫁给我父亲。他们的结婚照，放大了，足足有14吋，一直挂在外婆家的堂屋里。照片上的母亲留着刘海，明眸皓齿、鼻梁笔挺、浅浅的酒窝，略带青涩，漂亮得风和日丽。母亲十九岁生我姐姐，二十一岁生我，以后都是隔两岁一个。我七岁到上海念三年级时，母亲也就二十八岁，已经是五个孩子的妈妈，但依然是青春年华、光彩照人。母亲继承了外婆长相和为人，不仅是继承，还发扬光大。母亲比外婆更海派，也更随和。无论走到哪里，人缘极佳。虽然母亲只是家庭妇女，却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不仅关心，还要参与。从乡下到上海，身边总是围着一批穷朋友、小朋友。全村的人管我外婆叫“外婆”，却管我母亲叫“大姐姐”。好像在辈分上有点乱。母亲如何善待他人，母亲常出头为民请命，用现代的流行语，叫做为弱势群体代言。晚年时母亲还宝刀不老，居住小区的物业费收得很贵，却管理不善，居民公推“万奶奶”做代表，去和物业公司交涉。他们在电话里告诉我这件事，我听了哈哈大笑，说我母亲：你八十岁的老太太，还领头聚众闹事？李玉说：妈妈可惜念书少，要是再多念点书，可是一个不得了的领袖人才。母亲文化程度也就是高小，却读了许多书。家务之余，常常是手不释卷。那时候，我除了看自己的《格林童话》《民间故事》，也开始偷偷看母亲塞在枕头边的书。我记得有张恨水的《啼笑因缘》、苏青的《结婚十年》、巴金的《雾雨电》。读这些书，我在似懂非懂之余，也记住了一些细节。例如苏青的书里有一章“三颗樱桃”，主人公从一株结了三颗樱桃的果枝上摘下了一颗，隐喻自己退出了一场三角竞争。我觉得那意境、那比喻，真美！不是说一只馒头搭块糕吗？如果说父亲是糕，那母亲就是馒头。父亲内向；母亲外向。父亲是一丝不苟的刻板；母亲是顺其自然的随和。父亲是高山流水，鲜有知己；母亲是海纳百川，广结善缘。父亲是专才；母亲是通才。父亲让我们有所畏而不敢；母亲使我们有所恃而不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