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宋：如我说见》：在时代规定性中成就自我

瓜头

元丰二年（1079年）的“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不可逆转的分水岭。43岁的他因诗作被指“讥切时政”而入狱，在生死边缘挣扎后贬谪黄州，自此完成了从“政治苏轼”到“文化苏轼”的蜕变。他自嘲“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却在政治理想破碎处开启了文化生命的新生。

要理解苏轼的命运转折，必须穿透帝制中国的权力本质。赵冬梅教授提出的“抽象皇帝”与“具体皇帝”概念，揭示了这一制度的核心困境。“抽象皇帝”是儒家理想中代表王朝长远利益与统治合法性的符号化君主；而“具体皇帝”则是受个人意志、派系利益等隐秘动机驱动的血肉之躯。宋神宗推动王安石变法的深层动机，就包含了为父亲英宗“正名”的心理。这种“具体皇帝”的私人意志，与“抽象皇帝”所需的统治原则形成尖锐冲突。苏轼的悲剧在于，他既不愿依附新党的法家路线，也不盲从旧党的保守倾向，最终成为权力博弈的牺牲品。

在政治理想受挫后，苏轼展现了“在时代规定性中做最好的自己”的生存智慧。在黄州，他于东坡开荒种地，自号“东坡居士”，写下“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千古名句；在惠州，他将漂泊过成“不辞长作岭南人”的豁达；在儋州，他教民打井、办学堂，把蛮荒之地变成精神家园。这种转向并非消极退隐，而是对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创造性诠释。

苏轼兄弟的政治人格，堪称宋代士大夫“独立自由”的典范。面对党争，苏轼提出“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的智慧——政治生态需要“和而不同”，而非强求一律。这种理念体现在他对政敌的客观评价中：既承认王安石的“大气力”，又刻意忽略其变法功业；对恩师司马光，也清醒指出其“短于才智”的局限。在“站队高于是非”的北宋政坛，这种“始终不随”的立场注定步履维艰，却也成就了他的精神超越。

赵冬梅对古今“真实观”的辨析同样发人深省。古人追求的“真”需兼顾“善”与“美”，这种“真实观”在文学中表现为“赋比兴”的隐喻传统：苏轼以“赢得儿童语音好”暗讽青苗法扰民，正是用“美”的笔法承载“善”的批判。而现代“真实观”以客观发生为标准，却也面临是否需兼顾道德的追问。赵冬梅的答案颇具启发性：“在不捏造、不美化、不掩盖的前提下，选择性表达符合道德的真善美”。

苏轼的人生昭示了永恒命题：每个人都活在“代际规定性”中，时代的上限与下限或许不可突破，但心境的选择永远自由。当向外进取的道路被阻断，他转而向内开垦精神疆域，最终成就“中国文化史上最可爱的人格”。这种智慧对今天仍有深刻启示：王朝更迭终成过眼云烟，但个体在权力夹缝中坚守的独立、在逆境中创造的价值，却能穿越时空，成为文明的基因。

读懂苏轼，便读懂了传统中国士大夫的生存艺术——也照见了我们如何在自己的时代，做“不系之舟”上的掌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