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纪实）

活着【王功伟】

美篇昵称:活着【王功伟】

美篇号:59317287

图:致谢网络

文:王功伟



我们的头，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多功能“摄像机”:以眼为镜、以耳为音，拍下的影像皆为高清；录下的声音皆为原声。自出生后有了自主意识开始，便将目光所至的一切音影自动“记录”下来储存于大脑，当某天你需要某个片段时，便用意念开启记录去寻找，这个过程就是“回忆”。

有的人总会忘记一些经历过的事，这种现象表明他的记忆功能不健全；有的人记忆功能十分健全，但对于一些特殊经历却没有记录，实质是刻意“选择性删除”；有的人完全失忆，那是因为大脑“记忆库”遭受到物理性打击而损毁，或是因年老记忆功能老化坏死所致；而我的“主动”记忆功能十全十美，从一岁以后所经历过的一切至今都在，例如身边亲人们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等细节丝毫不漏；但有个致命缺陷:“灌输性”记忆功能不太健全，而且暗藏自主选择功能，所以不敢自夸。

今日原本想“回放”上小学时学习汉语拼音的那段记录，方便于写作之需，尽管这件事已经反复尝试了无数次均未如愿，但仍抱有一丝侥幸心理。不曾想，想要的没有搜索到，无意间倒是发现了那时候一些不可思议，但却真实发生过的片段，于是将它们倒腾出来，乘寒露时节的舒适阳光当众晒它一晒。

——题记



今晚失眠事出有因:我突然想起自己明明上过小学，为什么不识汉语拼音？便开始从记忆里寻找真相。

翻开上学第一天起到小学毕业的记忆，所有经历历历在目，并没有丢失任何一个片段或细节，也未因时过五十年而霉烂变质模糊了，反而新鲜清晰得犹如昨日日常零碎。

记忆中的七十年代初，全公社唯有一所小学（并未开设初中，直到我小学快毕业时才开设），全校只有俩位老师:语文老师、体育老师、音乐老师兼校长的，五十余岁的刘福江先生；数学老师兼教导主任的，四十余岁的张福锦女士（他们都来自县城）。直到我五年级时才增加了一位周姓女知青做代课老师，也到那时候我们才发现之前刘校长教我们的革命歌曲都是方言且跑了调的，和广播里听到的虽大致相同但又富有地方特色；也是那时候才知道什么是“普通话”，因为周老师讲的话和广播里的一模一样。

学校总共有两幢低矮的土砖瓦房，一幢两间、一幢三间共五间教室，分处操场两侧。

那时候我并未留意，一到五年级共五个班却只有俩位老师，同时上课时，老师是如何分身的？到现在想起，似乎也成了一个老谜。

翻过这一篇，记忆中仍无学过汉语拼音的印象。我并非记忆力差，相反，记忆力超强。

我仍记得冬季如期而至，某日大白天的，天色慢慢暗了下来，云层由薄到厚、由黑近墨时，风裹着雨、雨夹着雪，瞬时间将万物凉了个透；夜间缩在被窝里蒙着头也能听见屋外风在呼嚎，早晨起来推开房门一看:大雪已将山川以及大地上的所有物全数包裹严实，数日后连小河都被冷死；莫不是偶见三两“雪人儿”在挪动、雪堆中早晚飘忽出几缕柔弱的青烟，世间似无生机。

即便如此，生活仍要继续，学还得要上。

我爱在上学路上故意踩踏水坑面上的冰层，一脚下去，那破冰的声音听着很刺激也很有成就感，但有几次由于兴奋过度忘乎所以而收脚慢了些、“马失前蹄”而导致双脚瞬间陷入水坑将草鞋湿透（我爷爷给我编的草鞋，鞋底钉有防滑铁钉，用棕树瓤包脚当袜）。干脆将草鞋脱掉藏于路边雪中赤脚上学，起初还能感觉到脚踩在雪上的僵痛，不一会儿就感觉不到脚的存在了，哪怕脚掌被划伤刺破也无痛感。母亲最终还是知道了我的“所作所为”，举全家之财力，给我买了人生中第一双半高帮水靴。



学校里，每天都能见到一些单衣赤脚的同学，课间也不出只有窗框没有窗玻璃而通风效果特别好的教室，就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身不由己地抖啊抖；操场上同学门打着雪仗，十六七岁的女同学们（那时候有部分女孩子十岁以后才上学）几乎每天都会学大人们，把我们的刘校长当作“反✘✘”来斗争，一通狂轰滥炸后再将其活捉，并像杀年猪般将他按在水泥浇筑的乒乓桌上，往他背心里塞雪团。我缩着脖子卷着瘦弱的身子，抄着两手躲在旁边独自看热闹，每见一团雪球塞入刘校长背心时我都会替他打个寒颤。每次能救他的还是那上课的“锣声”，而敲响锣的是实在看不下去的张老师。锣声一响，那群女同学瞬间齐刷刷放开他作鸟兽散。我很同情刘校长，也想不通她们为什么要那样欺负他？事后也不见他生气？

虽然深处大山，条件异常艰苦，也可见一些父母眼界，他们自身没有文化，但深知知识的重要，所以要把子女送去上学；一些同学哪怕家境贫困到一年四季赤脚，冬天双脚冻僵冻伤也不放弃，他们深知知识能改变命运。

儿时的我没有用知识改变命运的远大理想，但大姐要为我去想，她要把用知识改变命运的理想强加于我头上。所以，她远比我自己更重视我的学习。

大姐判定我数学太差，严重偏科。但我不认可:“乘法口诀”那么复杂高深的数学难题都被我攻破，五十年过去都未忘记，而且还敢在儿子上小学时辅导他，可见我的数学天赋还是相当高的。尽管三年级起天天都背着算盘去学校学珠算，课堂上背珠算口诀时人小声大；珠算练习时把那算盘珠子拨弄得噼里啪啦比谁都有节奏感，但最终只学会了九以内的个位数加减法。张老师为了“推脱责任”“出卖”了我，大姐就找我讲道理，我不敢把责任推给张老师，怕她报复我，就给大姐说完全是算盘的问题，大姐说为什么她用就没有问题？我说问题出在我家这副算盘是“女算盘”，如果是“男算盘……”不等我把道理讲透彻，大姐便耍赖改“文斗”为“武斗”，一把抓过我按在她膝盖上……！那顿揍啊，现在还感觉屁股麻辣麻辣的。



可是，记忆里还是没有丁点儿学过汉语拼音的印象。

我仍记得，我最喜欢的那个林姓小女生坐在我右后方第四排靠窗位置，我坐在第一排左靠窗位置。上课时我总是利用老师目光转向其他同学的保贵时机向她望去，等老师的目光快要扫视到我所在方位时，快速转头死死地盯着他，以致于老师经常夸我听课认真，惹得深知真相的同桌莫代兵同学几次想实名举报我，他的动机倒不是忌妒我，是因为我坐左侧他坐右侧，随时档住我眼睛右巡视线，我便会顺手把他头拨弄到一边，久而久之便使他对我积下了一肚子怨气。话说运气好时，也会巧遇她的回眸，就那瞬息间的碰触，足够让我开心一整天。只是想不明白，为什么老师如此不解本少年的“风情”？非要把我俩分隔那么远？为什么不让她做我同桌？直到多年后看到一个叫“咫尺天涯”的词才形容了我那时的悲伤情绪。假如那时和她同桌，或许就不会耽误了学习，因为转头看她占用了我听课的大部分时间，而另一小部分时间则是在思考我和她的未来……（我甚至有些怀疑汉语拼音就是在那个时段教的）。话说，自己的脖子从此落下个向右看特别顺畅，向左看特别僵硬的老毛病。巧的是后来命运针对我脖子的特点，把我安排进部队，而在部队里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向右看齐。”还真应了那句:“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名言。

我和她自然是没有后来的。小学混完后，我体验了几天初中部的新教室便永远离开了学校，她继续上初中。我深知从此以后，由于我们学历悬殊太大，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便主动抛弃了我自己。尽管这一切她并不知道。

我仍记得，同班有一对叫林军、林旗的双胞胎兄弟，是她同一个生产队且同宗族的堂哥，我被他们两兄弟长期霸凌。精神上的霸凌来源于我的父亲是“反✘✘分子”，所以，被他两兄弟长期有意带头起哄，发动同学们高喊:“打倒反✘✘分子！”那时候我不理解何为“反✘✘？”更不清楚父亲究竟反了谁又革了谁的命？我只知道父亲绝对不是怀人。至今记忆犹新的一次是:他两兄弟说我是某位女士的亲戚，依据是我的姓名（王功伟）和她姓名谐音，所以在我“反✘✘罪行”后又加了条“特务”罪状。那天，我终于忍无可忍，愤怒到一双瘦如鸡爪的小手紧握成拳头，指甲陷入肉里而不觉，狠狠地一拳砸在石灰墙上，最终稚嫩的拳头还是硬不过墙，顿时血肉模糊，是那个林姓女生勇敢地站出来用她的手绢为我包扎，这才是我真正喜欢她的真相。当时，无论怎样愤怒心里也明白:拳头不能砸向那对双胞胎兄弟，因为我深知后果。我仍记得，唯一一次和他两兄弟肉搏是和我大叔联手（母亲养父的侄儿，长我一岁），那次的肉搏虽然双方战成平手，但我付出了帽檐被对方扯掉的惨重代价！因为一但失去帽檐，那顶帽子就等于失去了灵魂，试想:戴顶没有帽檐的帽子会显得有多难看？除失了美观更像个“小地主”，因此还有可能再给我扣上一顶“地主”出生的“帽子”！而这一切，我都没有告诉亲人们，我不想让他们为我担心。



我仍记得，学校的操场从我第一天上学起，时不时要被公社占用，用于召开“批某批孔”和“地富反坏批斗大会”，全体师生和全公社社员都必须参加。

批斗大会正式开始前，公社武装部长通过高音喇叭嚎叫:“把反✘✘分子押上台来！”就见人群后面背着枪的民兵两人一组，一左一右将五花大绑的，胸前挂着罪名和自己姓名牌子的几名“反✘✘分子”，像抓小鸡般提着冲向主席台，再将他们分别提上早已准备好的木桌，还要将头按下，迫使腰身弯成九十度。除几名“反✘✘分子”之外，还有数名地主、富农、坏分子上台站在他们两侧，尽管未捆绑，但腰也必须弯成九十度接受陪斗。一干人等到位后，批斗大会正式开始，首先呼喊“祝福”口号，尽管那口号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但还是必须喊！第二个口号就是“打倒反✘✘分子某某某……！”直到把该打倒的人姓名喊完。这个口号倒是完全能实现，不要说“打倒”，即便是打死都是非常容易实现的。第二项议程是各阶层代表先后上台，对“反✘✘分子”所犯下的“罪状”进行控诉，控诉完后还得再带头呼喊一遍口号。我亲眼所见有两名“反✘✘分子”经受不了“九十度态度”的考验，大会还没有进行到一半就先后从桌上一头栽下而生死不明。几乎每场批斗大会都会出现这种状况，又都会在一片“还敢装死”的咒骂声中死活不论，被人踩在地上继续批斗。后来，我见过还活着的那些“反✘✘分子”赤膊时，双臂的紫黑色绳索勒痕终生未消，但我更清楚他们难以痊愈的心灵创伤同样会伴随他们一生，灵魂也一直都在对天喊冤叫屈！好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这一切才因为一位老人的再次“出山”而终结！

我实在找不到学过汉语拼音的那段记忆了，所以只能得出以下两种猜测:

语文老师是乘我逃学之机教的汉语拼音。据我所知，全校就我和大叔不会，因为我俩逃学都是不离不弃，从不落单的。以逃学的时间量推测，老师是完全可以利用我俩游山玩水，捕鸟摸鱼时偷偷教会同学们汉语拼音的。

我曾遭群殴时被推倒，头部遭过撞击，学习汉语拼音的那段记忆可能因失忆丢失了。这也是几十年来自己顽固地不学汉语拼音的根本原因，因为我一直在等待那段记忆的恢复。

以上两种可能，我更偏信第二种。

所以，从今往后不再去纠结，只需等待，等待那曾丢失的东西是否会失而复得？即便是永远失去也无所谓了，毕竟，自己虽然不识汉语拼音但也识得不少汉字，甚至还能组合成句、凑合成文。

而记忆中那些难忘的屈辱和悲惨的场景，我是坚决不希望再次重现人间的！

但我很清楚:那些因脑子被驴踢过而容易狂热，品性因被恶魔吻过而难以改造的施虐者只是老去而非消亡，他们仍然披着人皮散落在人间各个领域，对同类一如既往不怀好意而虎视眈眈，一但不如他意就会窜出来咬人。

所以，会不会汉语拼音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比起丢失的拼音记忆，更该警惕的是那些可能重现的恶意，手中准备一根“打狗棍”防身倒是很有必要。

今日乘儿子在家，便将此文给他看，我在旁观察他的表情变化:从头到尾波澜不惊。知子莫若父，在我意料之中。

“皮鞭”没有抽在自己肌肤之上怎会体味到痛感？这很正常。“说教，”于未经现实毒打过的人而言，仅仅只是听闻一个真实的、感人的、与己无关的故事而已。

于己而言，当初大姐的谆谆教诲不也如此吗？当有一天经历过了才幡然醒悟时，已把自己弄得头破血流、遍体鳞伤。

好在为时不晚，还有机会。

反复从逆境中站起来的我，终究还是逆袭了，包括我们一家都“翻身”了。

那些曾经欺凌过我们的人们闻见“强壮”了的我时，那副紧张的样子让我觉得很好笑，我知道他们担心遭受“以怨报怨”的打击，其实正好相反，我们一家逆袭后，反而对他们“以怨报德”。对他们的帮扶，并非有意以另一种方式“报复”，更不是刻意装“圣母”，而是觉得，这世间天灾诚然可怕，但只是短暂的，造成的灾害还可以重建修缮；真正可怕的是因人祸而将人性扭曲变异、把真情肆虐得千疮百孔。这种灾难是一两代人难以校正修复的，总是需要有人去修修补补。而深受“人祸”祸害过的我们，去做这种事更加适合、更有效果。即便是改变不了多少，至少可以为自己的子孙后代树立个榜样。我大姐在这方面比我做得好！

但那些人中，少不了“坏”到骨子里的人，甚至还会遗传给下一代，再大的“善”都是不可能感化、扶正他们的。所以，当防还得要防，以免他们哪天又发疯，乘你不备狠狠咬你一口，到那时才想起农夫是怎么死的时，已经晚了。

——后记

作者王功伟

二0二五年九月



附

五龄候大哥精评

《记忆》以寻找“汉语拼音”为引线，牵出一段裹挟着苦涩与温情的岁月长卷，文字如老茶般醇厚，余味绵长。

作者将大脑比作“摄像机”，以近乎执拗的细致，回放七十年代大山深处的求学片段： 土砖教室的寒风、赤脚踩雪的刺痛、刘校长被塞雪团的无奈、林姓女生手绢的温度…… 这些碎片拼凑出物质匮乏年代的真实肌理，苦难中透着孩童的天真，也藏着人性的复杂——有霸凌的冰冷，亦有援手的温暖。

“寻不到拼音”的悬念贯穿始终，却在文末释然：比起丢失的知识，那些关于屈辱与善意的记忆更值得铭记。

从儿时的隐忍到成年后的“以德报怨”，作者在时光流转中完成了对过往的和解，也道破深刻的生命哲学： 苦难会留下印记，但选择以何种姿态面对，才真正定义了人生。

字里行间，既有对个体命运的叩问，也有对时代的回望，记忆的镜头下，每个细节都带着温度，让五十年前的风雪与今日的阳光，在文字里温柔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