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家朱宪民：摄影的价值和功能是记录社会的变迁

摄者郭亚龙

　　编者按：本文转载于《港深珠澳摄影报》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大家拍的照片还受"文革"的影响，使用固定的模式，多数摆拍，摄影主要是为政治宣传服务的一种工具，那时的照片就当时的样板戏一样，不允许也不可能有更多的变化。 DU 由于长时间在这种模式化的图片环境中，许多人接受不了皮映现实生活的照片，我曾发表在香港画报上的"黄河人"还受至有关部门的批评，说是丑化国人的象。但是经过了时间和人们认知的变化，这组照片慢慢地被人认可、接受，而且越来越多的摄影家开始把镜头对准普通人的生活。

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摄影作品中沙龙照片并不多，全国影展是当时中国最大规模、最权威的摄影比赛，我连续三年在全国影展中有作品入选。那时候全国影展评选照片的标准比较强调政治性，我拍的《"十大"喜讯到车间》等时政性较强的照片就入选了国际影展。

1979年陈复礼在中国美术馆办了一个展览，大概同时期办展览的还有钱万里，他们的摄影作品在当时的中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甚至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认为是典范、楷模。

　　可能因为当时的中国杂志也少，能看到的国外摄影作品更少，所以，在中国摄影界封闭的那一段时间，看到的都是一种面孔和式样的摄影作品，突然之间看到了甜美的、与以往不一样的作品，…就非常喜欢，好多人都去美术馆排着长看展览。经过了长时间的心灵和精神的压抑之后，人们对于美的向往是非常强烈的，沙龙正好满足了人们的这一愿望，所以在当时空前火爆。

这些展览将中国人对于摄影的标准又转变到另一个极端上去了。摄影界受到这些沙龙摄影作品的影响，就开始转向追求唯美的表现，中国摄影界到现在受到沙龙的影响依然较大。沙龙摄影之所以在当时的中国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也是因为人们很长时间对于美的需求都是被压抑着，所在甜美的形象出现的时候，人们的现就分外强烈。那时候我已经开始拍纪实了。

其实，"文革"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影响是非常大的，在那十年中，人们的文化生活非常少，摄影更是只发挥了其一方面的功用。新中国成立以后一段时间，中国的摄影没有经历过百花齐放的发展时期，伴随着"文革"的结束，人们对于美的需求非常迫切，而就在这个时候，港台地区的沙龙摄影作品不断进入内地，由于人们在一段时间里审美方面的匮乏，所以此时的沙龙摄影在中国就有了成长沃土。

最能打动我的是质朴的乡情和浓重的乡音。

我的家就在黄河边上，小的时候生活很苦，17岁离开家之前没穿过袜子，没见过火车、汽车、电灯，也不知道除枣以外还有其他的水果。1978年重返阔别19年的中原故乡，将镜头对准眼 前的黄河中原人，自己的父老乡亲，可以说是一种对童年生活的回望。

发现最能打动自己的是质朴的乡情、浓重的乡音。但是农村的贫困在我重返故时依然如故，我在感慨这些人的生活没有改变的同时，也想用我的镜头告诉其他人这里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还要展示他们的勤劳和善良。

因为这是我童年记忆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他们勤劳但是他们仍旧贫穷。贫穷的生活状况不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可是他们身上的质朴和善良却应该让人更多地了解。《黄河中原人》就是在我的老家周围拍摄的，这些都是我最熟悉的。

我觉得在创作的时候也应该把自己的心态摆正。自己就是一个普通的百姓，不是高高在上的大摄影家！怎么去面对你的被摄者是重要的，我要表达的是这些人的欢快愉悦、质朴善良，而不是他们的贫穷愚昧。

最早接触到摄影，是我17岁离开家乡闯关东到了辽宁抚顺，在一家照相馆中当学徒的时候。后来我考入吉林省戏曲艺术专科学校学习舞台摄影。当时因为学校没有老师，就把我送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去学习，也就是说我在吉林省戏曲艺术专科学校的学习时光都是在长影度过的。这段学习时间让我终身受益，毕业分配就到了吉林画报社工作。1978年中国摄影家协会重新改组，我被从吉林借调到北京工作。

虽然我到了北京，在大城市中生活，但是我经常会想起家乡的父老乡亲和童年生活的场景，所以，我把镜头对准黄河人家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现在回顾当时拍的"黄河人"，我也有一些遗憾。当时拍的照片没有能够突出时代特点，而只是从个人的角度来表达对人的生活状态的一种关心和关注，但人的生活环境和境遇状况都是要放在大的时代背景中被审视的，而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些。现在我再拍照片，就会注意增加信息量，突出时代的特点，因为纪实摄影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记录客观存在，而对于这些作品的观看和考证则是需要时代背景的。

作为纪实摄影者，我经常告诫自己摄影艺术本身存在的价值不同于其他艺术门类，摄影的价值和功能是记录社会的变迁，把即将消失的场面真实地记录下来。一幅好的摄影艺术作品，需具备真实、自然、生动的特点，这样作品才具有生命力和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