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昆明

孙锦耀

近两年在云贵地区兴起一种旅居的生活方式。由于北京的天气湿热难熬，我们联系了享玩旅居（云南）传媒有限公司，也参加了在昆明饭店包三歺的旅居生活，住了一个月。这样旅居有四个优点：一是避开了湿热的桑拿天；二是给自己放假休息一个月；三是有时间可以深度地了解昆明的历史文化；四是经济上比较实惠，每天每人不到150元。

昆明我到过近十次，都因工作关系，总是匆匆而过，对昆明没有更多的了解。只有近两年才静下心，有机会较为深入了解昆明。

我自己把元朝以前定为“早期的昆明”，那时候还没有“昆明”这个地名。大约30000年前，在昆明市呈贡县一带就有“昆明人”聚居洞穴，处于氏族公社的原始阶段。到新石器时代，滇池周边的大墩子遗址出土了打磨的骨镯，直径8cm,高3cm，用切割了14片骨片打磨而成。这是昆明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典型器物之一，表明当时人类在满足基本温饱之后，开始追求精神上的享受。

在昆明南部李家山出土的鳮形陶壶是新石器晚期最具有代表性的陶器，夹砂灰陶质地，背部和尾部装饰有划纹、漩涡纹，增加了器物形象美感。造形打昂首翹座的蹲伏母鸡，背部开口为壶口，尾部成壶柄。鸡形陶壶是农耕文明的象征，证明在几千年前古滇人己经是稳定的农耕生活，并普遍饲养家禽。

楚顷襄王时期（公元前298-前263），楚將庄矫率軍到达滇池地区，因归路被秦国所断，遂留在滇池地区，于公元前278年，建了古滇国，自己成了滇王，都城在现昆明市晋宁区。古滇国以海贝壳为货币，用青铜器来贮存海贝壳。由于古滇国存在的时间只有170年左右，因此没有自己的文字。但古滇国的青铜文化闻名于世，习惯把各种重要社会事件，通过雕塑、纹饰等更为形象的方式，用青铜器记录下来，因此贮贝器也成为我国的一种“无字史书”。

在云南省博物馆的三个镇馆之宝中，有两项与古滇国贮贝器有关，而且都是1955年出土于昆明晋宁（古滇国都邑）石寨山的西汉时期古滇国青铜器，均为禁止出国展览的文物。一项是西汉时期古滇国文物“杀人祭鼓铜贮贝器”，贮贝器高30-38cm，盖径31cm,器壁有狩猎和划船纹饰，在贮贝器盖上铸立着32人以及豬、犬等动物。生动地雕铸出古滇人祭祀活动场面和集市场景，为世人提供了研究古滇国最真实的“史料”。

另一项是西汉时期的古滇国文物“战争场面貯贝器盖”。真实地记录了装备精良的古滇族軍队击溃了当地土著昆明族軍队的交战场面。为我们了解古滇国的战争形态、社会组织、民族关系提供了极其宝贵的一手资料。

公元前109年，汉武帝灭了南越后发兵滇国，滇王降汉。汉武帝将古滇国改成益州郡，在现昆明晋宁地区设滇池县，现昆明城为谷昌县，均隶属益州郡管辖，这是在昆明地区建立政权建制的开端。汉武帝设益州郡后，采取“郡国并行”的策略，赐金印“滇王之印”（下图右）于滇王，保留滇王称号。滇王之印采用蛇钮设计，篆书白文，官阶规格在诸候王和外臣之间。反映了汉朝对边疆政权“以夷制夷”的特殊政策。这是中央政权对云南地区实行的治理和管辖的标志。

2020年在昆明晋宁河泊所出土的“滇国相印”封泥（下图左），封泥为边长2.3cm的方形泥块，篆刻着“滇国相印”四字。封泥是传送政府文书的保密手段。“滇相”是中央政府派驻益州的官员，辅助实施的地方行政管理。封泥的出土再次证明云滇地区己正式纳入汉朝的行政体系。

三百多年后，公元223年，三国蜀汉建兴元年，刘备病死，益州郡的汉族豪强和少数民族在南中发生叛乱。据《万历通志》记载，公元224年，诸葛亮为了平叛，曾在现昆明市中心的真庆观所在的位置进行屯兵训练，当时地名曾经叫“汉营”。真庆观内还现存当时驻軍所挖的三眼古井，分别是老君殿院内的八卦井、雷神殿院的香油井和火神殿院的诸葛井。225年诸葛亮取得南中平叛的胜利。这足以说明昆明地区己经纳入中华版图。

在隋末唐初时期，作为彝族先民在云南洱海地区有六个小国，俗称为六诏。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在唐玄宗的支持下，南诏王皮逻阁兼并了其它五诏，统一了洱海地区，并加封南绍王为云南王，正式建立南诏国。南诏虽然依附于唐朝，但不久很快反目为敌，公元751、754年唐朝发动了两次征讨南诏的“天宝战争”，结果唐朝兵败而归，南诏国控制了滇池地区。唐代南诏永泰元年（765），南诏王阁罗凤命长子凤伽异在昆明地区筑拓东城，成为昆明建城之始。考古最终证实，拓东城建在现昆明的金马碧鸡广场到东方广场一带，意为“开拓东境”。昆明作为南诏政权东部的战略要地，成为南诏国的“东都”，至今在昆市还有一条横贯东西的拓东路。公元830年拓东城改名鄯阐城后，佛教在南诏得到极大的尊崇和发展，成为南诏的国教。在南诏劝丰佑时期（824-859年）有大寺八百，小寺三千。位于拓东城东寺街的常乐寺、惠光寺就是由南诏王劝丰佑下令建筑的寺庙，是拓东城当时最重要佛寺。两寺各有一塔，现俗称东、西寺塔。1856年因争夺楚雄石羊银矿，在回族和清政府之间的暴力兵燹中两寺被毁，仅剩东、西两塔，成为昆明市仅有的南诏国历史遗存。西寺塔（下图）的塔砖刻有年代是“天啟十年（849）正月二十三日”，即为唐代大中三年，可以说明两塔建筑年代。东、西寺塔相距约400米，由王族䝉氏嵯巅和大匠尉迟恭韬监造。明弘治十二年（1499）和清道光十三年（1833）昆明遭受两次地震，西寺塔曾因地震塔身开裂，塔剎受损，但基本上保持了南诏时期原建。而东寺塔在1833年的地震中，因地基不坚而倾塌，于清光绪八年（1882）按原样东移数百步重建。这佛光孪影的两塔，成为昆明市现存近1200年历史的最古老建筑。

东、西两塔均采用中原传统佛教流行的十三层密檐方型砖塔，塔内有梯可逐层攀登。体现了中原文化对南诏的深刻影响。东寺塔高40.57米，塔基环有月台和雕花栏杆，塔形与大理崇圣三塔的主塔千寻塔相似，属典型的南诏式佛塔。西寺塔高35.54米，外观与长安小雁塔相近，比常乐寺略为古朴。两塔造型的共同特点，从第九层开始外形急速收分，出檐断面呈圆孤状，最后形成小翘角，塔身轮廓呈优美的流线型。双塔建成后，成为拓东城的亮丽景观，，元代《云南志略》作者李京这样描写，“天际孤城烟外暗，云间双塔日边明”。

两塔塔顶皆有铜制塔刹，四角各有迦楼罗铜像一尊，其原型是云南省博物馆馆藏的镇馆之宝，称为大鵬金翅鳥，是宋代大理国时期佛教文物，1978年出土于大理崇圣寺千寻塔塔顶。该文物通体鎏金，呈昂首展翅欲飞状，头饰羽冠，尾羽呈火焰状镶嵌5颗水晶珠，立于莲座之上。大鹏金翅鳥是佛教中的护法神和镇水之神的象征。

现在连接东、西寺塔是一条步行文化街，中间有一座“近日楼”，始建于明代洪武十四年（1381），原是位于南屏街的昆明南城门，云南布政司镇守公沐英给楼取名“丽正门”。城楼东西宽约60米长，北长约40米，高近20米，高大壮丽，气势雄伟。在当时给人的感觉是“举头红日正，回首白云低”，清康熙年间云贵总督范承勋就将楼改成“近日楼”。上世纪50年代，昆明市拓建东西干道东风路时，近日楼被拆除。2002年在原址南移900米的东、西寺塔中间，重建近日楼，恢复“老昆明”步行街的面貌。

官渡是昆明东南的历史文化古镇，在西汉汉武帝时期，官渡隶属益州郡谷昌县管辖，是滇池东北岸的交通要冲，因螺壳堆积如山，被称为“蜗洞”。早在唐南诏时期，滇池就成为王族贵人们游览的钟爱之地。在1180-1190年的宋代大理国时期，驻守鄯阐主将高生世，经常乘船前往蝸洞游览，过往官员从首都大理前往东都鄯阐城，也必须走水路横渡滇池，到达的船只也都停靠蝸洞，转陆路去鄯阐城。高生世便將“蜗洞”改名为“官渡”，划归自己管辖，设立官渡县治，着手兴建城池。因此官渡古镇汇聚了唐、宋、元、明、清时期的“五山”、“六寺”、“七阁”、“八庙”和各历史时期的文化。

官渡古镇历史最悠久的是土主庙，在《云南通志》中记载，土主庙“䝉氏城滇时建，滇人奉为土神”。始建于公元756年前后的南诏时期，己有1200年历史。虽然现在的建筑是清光绪十四年（1888）重建，但供奉的是南诏时期民间信仰本土化的摩诃迦罗大黑天神。大黑天神原本是印度婆罗门教的三大神之一，后又被佛教吸收成佛教密宗体系的护法神，衍生出“土主信仰”，改造成道教祖师。官渡土主庙的摩诃迦罗大黑天神塑像为三头六臂九眼，青面獠牙，骑乘白牛，在云南的地位非常特殊，信仰从八世纪初就开始流行，日益发展，1982年文物普查时发现，在滇池周边共有一百三十二座供奉大黑天神的土主庙，其信仰千载以来，长盛不衰。

现存土主庙为清光绪十四年重修，坐东朝西，由山门、下殿、耳殿和配殿组成，占地面积2470平面万米。大殿为单檐歇山顶，面阔五间17.2米，进深15.7米，前廊后厦。大殿主奉大黑天神塑像，侧供佛教“八大明王”。耳殿和配殿都是道教的神仙殿，如主君殿、岳王殿、财神殿和地藏殿等，成为云南地区藏传佛教、汉学佛教和本土道教的多种民族宗教兼容并蓄的融合之地，在昆明的古建筑群中占有独特的地位，现在是道士驻庙的道观。。

官渡法定寺始建于南绍阁罗凤年间，是与土主庙同期建于公元756年前后，它们共同信仰大黑天神。随后，土主庙一直奉行“土主信仰”，成为道观。而法定寺在大理国时期，权臣高智升在1063年因镇压杨允贤起义有功，被大理国国王段恩廉晋爵鄯阐候，权倾朝野，成为控制现昆明及周边地区的大领主，开始在官渡筑城郭、置府弟、建佛寺，其中就包括把法定寺扩建成佛教密宗的传播和人才培养中心，成为藏传佛教传入昆明地区的重要节点。到了明清时期，法定寺成为佛教禅宗的寺庙。现建筑是清光绪十七年（1891）重建，但仍然保持了宋代遗风。

法定寺在佛教中意为“佛法裁定”，表明不仅仅是宻宗修行的场所，还承担调解宗教纠纷、“仲裁僧众事务”的职能，具有宗教司法的权威，因此在佛教中的地位较高。山门匾额是由殷宗祥题写的黑底金字“法定寺”。

法定寺有几处昆明本土历史文化的看点，鲜为人知。首先是它的山门是坐西朝东开的，有多种原因。一是追崇佛陀证悟的方向，东方是光明和智慧的象征；二是延续了南诏时期密宗寺庙遵循特定方位的象征意义，形成的独特建筑格局，古镇内寺庙，包括土主庙均为坐西朝东；三是法定寺坐落在螺峰山上，也受地形的影响。

其次是天王殿。进了山门就是泮池泮桥，越过桥就到天王殿。法定寺天王殿以前是不供奉的弥勒佛。现在供奉的弥勒佛是2007年出土的石雕像（下图）。石像身材修长挺拔，身披璎珞、头戴高冠的形象，这是弥勒的菩萨像，又称天冠弥勒，是五代之前弥勒佛的形象。现在袒胸露肚的大肚弥勒形象是出现在五代（公元907年左右）之后。其原形是浙江奉化僧人契此，因身材肥胖，背袋行乞，予言灵验，法号布袋和尚，是弥勒佛中国本土形象。

第三是大雄宝殿东侧的十王殿，供奉的十殿阎罗，是佛教密宗的神像，融合了佛教生死观与道教因果观念。十王殿与佛教大雄宝殿一墙之隔，成为佛教寺院的核心配殿，这种建筑布局是受到南诏密宗的影啊，是与正统汉传佛教之间存在差异。也是佛教在滇中地区本土化进程中，意为通过佛教生死轮回，融入了道教善恶报应思想，达到规范社会伦理秩序的目的，成为官渡古镇宗教多元化共存的典型。

元朝䝉哥汗和忽必烈为灭南宋，带兵迂迴到云南。1253年底攻破大理国首都羊苴咩城（即大理城），大理国国王段兴智东逃于鄯阐（即昆明），1254年在鄯阐府昆泽（今宜良县），被元将兀良合台擒获，大理国就此灭亡。元宪宗四年（1254）在鄯阐城设立“昆明千户所”，首次以“昆明”命名行政机构。至元十一年（1274）,赛典赤.赡思丁任云南省平章政事，执掌第一任云南行政长官，将原大理国改为云南行省，设省会中庆路（即昆明市）治所，将云南行政中心迁到昆明，并置昆明县，一直延续至今有749年的历史。

赛典赤“以兴学育才为先”，兴儒办学，创建了云南第一座孔庙。他要用儒家思想文化来修好“边疆与内地、行省与中央、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裂纹”，使原割据地区最终成为中国版图一个密不可分的省份。1274年赛典赤在昆明五华山，建了云南第一个孔庙，即昆明文庙，该庙共53间，开啟了云南庙学风气，每期招收150名学生，体现了孔子“有教无数”的办学思想。原址在元末毁于战火，直至明初黔国王沐英主政云南，重建昆明文庙，并为“云南学府”。明末，昆明文庙再次毁于战乱，清康熙二十九年在人民中路北侧重建，保留了棂星门、泮池、大成殿。

赛典赤当政期间兴修水利，治理河川，到元至十五年（1278），昆明城郊进行历史上规模最大、最完整、最科学、至今仍在发揮作用的系统水利工程。滇池的水位下降了，解除周边的水患，露出了大片良田，同时也保住了许多珍贵的历史建筑。作为昆明官渡区“六寺之首”的妙湛寺，就得益于滇池的水利治理。始建于元代至元年间的妙湛寺，曾因被水淹而倒塌。1325年迁于古镇中央重建。寺内建筑布局紧凑、宏伟，最吸引人眼球的是大雄宝殿两侧的盘龙柱，精湛生动，与曲阜大成殿龙柱有点异曲同工的相象。妙湛寺没有山门，替代的是雕龙石拱泮桥。这种寺庙前的泮池、泮桥的设计，寓意是灵气聚集，能使信徒从凡尘迈向神圣空间。

官渡妙湛寺双塔始建于元泰定四年（1327）,在清道光十三年（1833）的地震中，西塔遭损毁，于2003年重建,塔高17.5米。东塔完好存世，高13.6米，台基也长5.5米，是元代原建，有700年的历史。两塔东西相距15米，为十三层密檐实心砖塔。作为妙湛寺建筑群的双塔，与南侧金刚塔成三塔鼎立，这是显示了藏传佛教和汉地佛教建筑的完美融合和藏汉文化交流的典型，也是官渡古镇的标志性建筑和历史的见证。

赛典赤担任首任云南“平章政事”，主政云南六年，在昆明修筑水库，整治河道，组办屯田上万亩，兴儒办学，于1279年在任上病逝。元世祖忽必烈“思赛典赤之功，迢云南省臣尽守赛典赤成规”，追赠赛典赤“上柱国、咸阳王”荣誉。为纪念赛典赤的功德，当时的昆明人取“忠于君而爱于民”中“忠爱”二字建了牌坊。现忠爱坊为四墩三门，飞擔斗拱，琉璃屋面。但其命运多舛，历史上屡建屡毁，自康熙以来共重建了六次。无论怎样，赛典赤最大的功献是第一个臻定了昆明城市的名字，并作为云南的省会，结束了云南长期作为外族的独立政权的历史，是开创昆明城的先驱，成为有750年的历史名城。犹如清云贵总督鄂尔泰所说，“至今滇人思之”，为云南各族人民所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