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城烟云——幽幽梦境·桂林（之二）

谢善骁

画山壁下右行里许是黄布滩，漓江因岸边黄色山壁倒影，好似一匹染过的黄布一样，黄布滩因此而得名。滩两旁有七座山峰，宛如七位浴水而出相依而立的少女，人称“七仙下凡”。黄布滩与不远处的朱壁滩之间，河宽流缓，水平如镜，每当晴日当空，山影入水，十分清晰，只见水映山青，山浮水秀。山水连成一体，水天溶为一色，简直分不清哪是青山，哪是倒影。船行江上，倒影微漾，青山依然，这就是经常进入摄影佳作的名景——“山顶行舟”。清代诗人袁枚在《由桂林溯漓江至兴安》诗中写道：
江到兴安水最清，青山簇簇水中生。
分明看见青山顶，船在青山顶上行。
到了兴坪古镇，群山合抱，碧水似带，山水景色依旧，诚如叶剑英元帅所赞：
春风漓水客舟轻，夹岸奇峰列送迎。
马跃华山人睇镜，果然佳胜在兴坪。
然而从这里开始，画面翻到了新的一页——“情满漓江”。兴坪古镇之后，风情比风景更引人注目，目睹穿梭不停的点点渔舟，才真正感受到了漓江的民俗人情。特别到了鲤鱼山彼岸的渔村，更能品尝漓江鲜鱼之美，观看鱼鹰捕鱼之趣。
在鲤鱼山后的水洛村以下，一改漓江画卷那种自然的山水风采，而代之以一派田园风光和水乡风情：漓江两岸变成了青葱翠绿的土岭、竹梢低垂的凤尾竹、古色古香的壮家木楼和黑瓦白墙的小屋。清代诗人钟琳在《漓江杂咏》中写道：
　　白云深处几声鸡，多少人家傍石栖。
　　随意托篷舒远眺，一山一水一诗题。
漓江游使我想起在我家乡绍兴的城河游,两条美丽的河各具秀色和神韵。不过漓江及其两岸是自然的，原汁原味的，漓江山水是令人陶醉的景；而城河的周围却是人文的，人建人造的，城河风光是供人欣赏的景，古人说的“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的画面已不复存在了。游了漓江，尤为家乡天造风景之殇而惋惜，叹息。
漓江游又使我想起了另一条河，洛杉矶迪斯尼乐园中环绕“小小世界”的“玩具河”——严格地说，那是一条不足以称之为河的河。“小小世界”是迪斯尼乐园中的精彩游乐场所之一，我也三游于斯，每次都不亦乐乎。如此引人入胜的“小小世界”，却是沙漠上构筑的人工杰作，现代科技的典型产物，表现了美国的风格。没有大自然的恩赐，只能煞费苦心地去营造景观，而中国的很多城乡，却都有了这样的惠顾，为什么还忍心下手摧残破坏呢！

　　是山城呵，是水城，

都在青山绿水中……

（贺敬之·《桂林山水歌》）

从漓江大桥回首遥望，可见一峰亭亭玉立于漓江边上，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莲花，它周围的群山像片片荷叶衬托，称为碧莲峰。

碧莲峰原名鉴山，因其北侧有一处崖壁光滑如鉴（镜）而得名，明代广西布政使洪珠在鉴山崖壁上题写了“碧莲峰”三字，人们便把鉴山称为碧莲峰了。山麓的临江处现建有鉴山楼，登楼远眺，阳朔的佳山秀水尽收眼底。鉴山楼南有迎江阁，建于半山上，依山面江，分上下两层。上层八面开窗，每窗一景，有“碧莲翠竹”、“双峰镇江”、“古榕藏猫”、“东岭朝霞”、“飞凤朝阳”、“雄鸡报晓”、“白沙渔火”、“南岸古道”八景，犹如八幅图画，故名“画窗”。在山上古诗文题刻中，最有名的是刻于碧莲峰风景道南端石壁上的草书“带”字石刻，系清朝阳朔代理知县王元仁所书。其结构奇妙，笔意含蓄，乍看为一草书“带”字，细推敲则可见字中藏字，字里含诗。云：“一带山河，举世无双，少年努力，万古流芳”，寓意深刻，手法奇妙，历来令人赞叹。

碧莲峰是阳朔山水的精粹之一，而一座阳朔县城，又何尝不是一座放大了的碧莲峰呢！登峰四望，县城被十几座苍翠的山峰环绕，如层层碧莲花瓣；城中高低错落的民居楼宇、田家村舍正是镶嵌其中的莲蕊。曾任阳朔县令的唐人沈彬在《碧莲峰》诗中赞道：

陶潜彭泽五株柳，潘岳河阳一县花。

两处争如阳朔好，碧莲峰里住人家。

当年晋代彭泽县令的陶潜，居于胜地庐山脚下，还在居室门前种了五株柳树，人称“五柳先生”。当过河阳县令的晋代人潘越，上任伊始，令全县男女老少每人种三棵桃树，成活则赏，不种则罚。三年过后，河阳境内艳桃盛开，繁花似锦。然而沈彬认为，这两个胜境又怎能同阳朔媲美呢？又如明人廖学古在另一首《碧莲峰》诗中所赞：

碧光万道绕城通，拥出碧莲接太空。

一色翠屏开宝障，人家尽在画图中。

被徐霞客赞为“碧莲玉笋世界”的阳朔，位于桂林之南65公里处，为桂林市所辖之一县。阳朔境内四周山峰山山有景，景自天成。千百座挺拔俊秀的奇峰，十余条蜿蜒于万山丛中的河流，山水交相辉映，绘制了一幅世界上罕见的山水长卷。而且峰峰有洞，洞与洞连成了错综复杂的艺术长廊；洞洞幽美，一个个乳石遍布、晶莹剔透的奇洞，形成了一个个扑朔迷离的天然迷宫。

桂林山水世争夸，阳朔奇峰又一家。

我坐扁舟随意看，果然千朵碧莲花。

这是清人刘名眷在过阳朔时写的一首《过阳朔舟中作》。由于境内的碧莲峰、西郎山、阳朔公园、书童山、榕荫古渡、月亮山、福利风光、遇龙桥等许多著名景点，使阳朔赢得了“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之誉。

漓江下游的风景线上，有一座独具魅力的山，孤峰耸立，平地拔起，独立于江滨，人称书童山。“书童”之名源于其西面半山腰处的一块巨石，石高丈余，宛似一个宽衣阔袖的古装男童，正手捧一本天书，孜孜不倦地阅读。这个朝朝暮暮、岁岁年年聚精会神地苦读圣贤书的“书童”，成为父母教子成才的天然楷模。

阳朔出过不少刻苦求读而终于金榜题名的“书童”，唐大中四年（850年）进士曹邺是其中一个。曹邺出生于阳朔，少年贫寒，应考十年，九次落第。他居于山上岩洞发愤攻读，历劫而不磨，终中进士，为桂林开科第一人，以其锲而不舍精神印证了“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的道理。阳朔人为纪念这位唐代诗坛的才子，把其早年独居苦读之山命名为“解元峰”。

解元峰下游有一沙洲，形如一只逆流而上、奋力拼搏的金鳌。古称状元及第为“独占鳌头”，据说曹邺未第之前，曾在此作诗一首，借物抒情：江域隔水是东洲，浑似金鳌水上浮；万顷颓波分泻去，一洲千古砥中流。

古今相续的阳朔城，今天又成为一处东西文化交汇之地，而城中西街就成了一条融古今中外于一炉的名街。西街位于县城中心，全长517米，是一条古老的旧式石板街。排列在西街两旁的是参差不齐的小青瓦、坡屋面、白粉墙的骑楼，加之小桥流水，榕荫桂树，处处透出岭南建筑特有的古朴典雅。而一间接一间错落有致的咖啡屋、字画店、酒吧、网吧、工艺品店，使小街在流光溢彩中散发出古镇繁华与欢快的气息。西街的店面大多用原木装饰，墙壁和招牌亦多画上意趣横生的油画，色彩斑斓，活泼动人。
　　随着旅游业的兴起，西街日益显示出它的神奇魅力。西街的魅力在于它只是一条普通无奇、朴实无华的步行街。在这条街上既没有珠光宝气的珍珠玛瑙，满街堆陈的只是手工绘制、艺人雕琢的民间工艺品，也没有山珍海味的满汉全席和金盏银樽的宫廷御膳，招待远来宾客的只有价廉物美的阳朔本地菜。西街的魅力还在于它是一个无拘无束、宽松惬意的休憩地。在这里没有内外有别的限制和尊卑不同的等级，不管是小摊大店，只要找个座位坐下，就满可以有滋有味地独自酌酒品茶，或与几个朋友旁若无人地边吃边聊到深夜。中国式的怡然自得和欧美式的潇洒舒适完美地融合，成功地创作了一幅色彩斑斓的西街夜景图。
　　从古朴而繁华的阳朔西街，令人想起传统而时尚的拉萨八角街。西街与八角街都堪称时代的一种情调，一种习俗，这种情调的主题是宽松，而这种习俗的特征则是宽容。浓聚在这里的只有“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悠然，“梦里不知身是客”的眷恋，“隔篱呼取尽余杯”的随意，“丰年留客足鸡豚”的真诚。每当夜幕降临，一群群被阳朔山水玩得兴高采烈且又筋疲力尽的中外游人涌进西街，难道还有谁能不被这里宽松的情调所感染，不在这宽容的文化气氛中沉醉的吗？

　　对此江山人自豪，

使我青春永不老！

（贺敬之·《桂林山水歌》）

在中国近、现代风云中，南大门广州成了反侵略、反封建的前哨。时势造英雄，一批世之砥柱和国之栋梁的伟人——林则徐、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等，先后在这里登上历史舞台。除林则徐外，其余三人都在与广东山水相连的广西留下了足迹，广西成为他们养精蓄锐、重整旗鼓、整装待发的可靠基地。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两位家境贫寒的村塾教师洪秀全和冯云山，从广东长途跋涉来到广西。他们深入到苦难深重的农民群众中，宣传革命，组织拜上帝会。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洪秀全再到广西，在这里组成了太平军的领导核心。3年后，拜上帝会在广西金田村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并首先在广西境内与清军展开激战。

清咸丰二年（1852）四月初，太平军2万多人由永安突围北上,围攻桂林。攻城达1月之久，终因桂林城高壕深，加之清军从湖南各地前来增援, 桂林未破。太平军为了进军湖广，扫荡江南，扩大革命影响，决定撤围挥师北上。太平军虽然走了，但是他们在广西和在桂林的近代史上谱写了可歌可泣的一页。

洪秀全和他的义军未能进入桂林，然而维新改革思想却随着康有为二进桂林而捷足先登于斯。康有为原在广州万木草堂开馆讲学,提倡新学而招致毁谤，难以为继，恰逢桂林人龙泽厚由四川回桂，路过广州，力邀康有为到桂林讲学，以延揽维新人才。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冬，康有为应邀来到桂林，叠彩山景风阁住宿、讲学40天。他以《春秋公羊传》、《荀子·非十二子》为讲学内容，撰了《桂学答问》一书。光绪二十三年（1897）初康有为再次到桂林，在叠彩山景风阁居住、讲学达半年之久。此时的康有为因在京“公车上书”、倡新学而名声大噪，地方绅士周璜、唐景崧、岑春煊等均与他有来往，并共同发起组织圣学会,创办《广仁报》,设立广仁学堂,力主维新,对广西影响极大。

1921年10月，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兼陆海军大元帅的身份，从广州乘坐军舰启程来到桂林，当时孙中山正领导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他看到北洋军阀内部矛盾正处于尖锐之时，决定以桂林王城为北伐军的大本营，由桂林出师，取道湖南北上，征讨北洋军阀，以求“成戡乱之功，完护法之愿”，“谋国家的统一”。孙中山在桂林王城住了将近半年时间，以王城为大本营进行了一系列的革命活动，为中国民主革命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也为桂林王城增添了光彩。桂林人民十分怀念这位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的革命精神，于1924年在王城独秀峰下建立了中山公园，并在园中树起中山铜像。后来在孙中山逝世一周年时，桂林人民又为他作了纪念歌，表示对他永恒的追念：

东风怒卷漓潮鸣，革命尚未成。

孙先生，孙先生。弃我国民又一春，

——先烈何处寻？

精神万古犹长存，主义更光明。

孙先生，孙先生，继起于今大有人，

——足慰在天灵！

近、现代伟人的活动深深影响着桂林，使桂林人得以直接接受新思想的熏陶。因此，当面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关键时刻，桂林的志士仁人敢于拍案而起，振臂高呼，以一切手段特别是文化手段力挽狂澜、拯救民族危机。李征凤、赵世恪、赵世杰、李芬华、廖骏、谢铁民、罗均成等一批优秀青年，以及马君武、白鹏飞、梁漱溟一批名流学者在桂林的涌现，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20世纪30年代，是广西新桂系崛起的年代，出现了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这样的政治、军事人物。他们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政治观点，并开展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四大建设，教育家雷沛鸿则提出了“建设西江文明，复兴中华文明”的观点。这些思想和活动，打破了广西人包括桂林人狭隘的地域观念，桂林文化积极向主流文化靠拢。当时的广西有模范省之誉，广西文化第一次具有影响全国的能力。在此期间，桂林进步力量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引进了一批具有社会影响的进步学者，如杨东药、朱笃一、薛暮桥、陈望道、夏征农、杨潮、马哲民、邓初民、沈起子等。他们以广西师专为据点，积极宣传、传播进步思想文化，在桂林营造了一种进步的文化氛围，为抗日文化城的兴起打下了思想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正式在桂林设立，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做了大量有效的工作。在1938年10月至1944 年4月的6年中，随着平津、沪宁、武汉、广州先后沦陷为敌占区，这些地区文化人纷纷向大后方撤退，许多人选择了桂林，使桂林一时群贤毕至、文人荟萃。这批文化人组成了一支强大的队伍，积极推动抗战文化运动，将桂林文化推进到前所未有的高峰，桂林也因而得到了“文化城”的称誉，并由此全面完成了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桂林文化在抗战文化中的演进，正是以桂林文化融入抗战文化从而获得迅速发展为结果的，正所谓国家不幸桂林幸。
桂林抗战文化，与以往桂林的文化高峰不同，是一次文化的诸门类包括文学、教育、科学研究的全面跃进，而且成绩斐然。来自五湖四海的文化人聚集桂林，在爱国主义这一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旗帜下，迅速地建立起各种组织；而有影响的文化供应社、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等文化出版机构，也都纷纷落户桂林。在这一时期，桂林举行了多次声势浩大、振奋人心的抗战救国文化活动。其中如千人抗战歌曲大合唱，万人火炬歌咏大游行，由欧阳予倩、田汉、张家瑶、熊佛西、瞿白音、李文钊等发起、持续3个多月的“西南剧展”，由李济深亲自主持、龙积之、李任仁、柳亚子等人参与的“国旗献金大游行”等，在桂林乃至中国抗战文化史上谱写了壮丽辉煌的篇章。桂林文化城一度成为当时国统区抗战文化最主要、最活跃、最有成效的中心阵地。
在抗日救亡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主题面前，桂林山水文化悄然隐退，文化领域的各门类，都无条件地服从于为抗战服务的主题。波澜壮阔的桂林抗战文化，是桂林文化从封闭走向开放的一次尝试，是桂林地方文化与主流文化、国际文化的一次大融合。桂林文化从此由内向型旧传统文化转变为开放的外向型文化，尽管时间不长，但已将桂林人的文化意识带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这就是桂林抗战文化赋予桂林文化的终极意义。它深深地影响着桂林的文化气质，使得桂林最终能够成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
爱国心，心连桂林山，桂林的山变得更秀丽；爱国情，情满漓江水，漓江的水显得愈绚烂。
于是，我的耳边又响起了贺敬之那充满激情的赞歌：
——意满怀呵，情满胸，
恰似漓江春水浓！

　　呵！汗雨挥洒彩笔画，
　　桂林山水——满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