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中革“7·23训令”对红六军团西征再研究

老顽童的怪想

立足中革军委“7·23训令”的红六军团西征研究

研究红军长征，不能忽视红六军团西征——作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先遣队，其西征比中央红军早两个多月，为中央红军长征探路作出杰出贡献。而研究红六军团西征，离不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给红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以下简称“训令”）。训令是红六军团西征的刚性执行依据，既是研究该历史事件的核心文献，也是甄别相关争议问题的关键依据。

一、红六军团成立与西征的历史背景

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开辟出以瑞金为核心的中央苏区。1930年2月下旬，湘赣边特委处理袁、王部队后，井冈山军事根据地丧失，以永新为中心的湘赣根据地随之崛起并快速发展[1]。

1931年7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撤销赣西南、湘东南特委，成立湘赣省。8月1日，中共湘赣临时省委在永新成立；10月，中共湘赣省第一次党代会与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莲花县花塘村召开，正式成立中共湘赣省委与省苏维埃政府。

（一）红六军团的成立

湘赣苏区是中央苏区西翼屏障，也是连接中央苏区与湘鄂西根据地的纽带，亟需革命武装守护。1933年6月13日，湘赣省军区遵中革军委指示，在永新县沙市成立红六军团，下辖第十六、十七、十八3个师：原红八军改为红十七师（师长萧克，政委蔡会文兼），湘鄂赣苏区红十八军改为红十八师（师长严图阁，政委徐洪，从万载调至沙市集中），红十六师因战事未到沙市集结。初期红六军团未设军团领导机构，由红十七师首长代管。

红六军团受中革军委与湘赣省军区双重领导，主要任务为：保卫湘赣苏区；发展苏维埃运动与游击战争；牵制蒋介石中央军及湘赣国民党军，破坏其补给、阻挠碉堡修筑。

（二）第五次反“围剿”的困境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兵力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红六军团承担保卫湘赣苏区、配合中央红军反“围剿”的任务。1933年8月至1934年7月，红六军团历经梅花山、潞田、沙市等大小战斗逾百次，虽有效牵制敌军，但在金华山、松山战斗中，因敌军采取堡垒主义、我军固守防御，部队消耗极大[2][3]。最终湘赣苏区被分割，中心永新城等地失守，反“围剿”陷入最困难阶段。

1934年5月底，湘赣省党政机关转移至牛田：省委驻双源村吉昌兴木行（任弼时住双源村悟道草舍），省苏维埃政府驻岭上村善居堂，湘赣省军区驻岭上村三声堂，军区供给部、红色总医院、红军学校也分别驻岭上村相关建筑。7月4日，红六军团进驻牛田，萧克、王震住牛田街上生茂号货栈，全军分散驻扎于永新牛田、龙河、霞溪及泰和津洞、碧江洲等方圆30余里的村庄[4]。

二、中革军委“7·23训令”的出台及内容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因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及李德、博古错误指挥失败。1934年1月下旬起，蒋介石令“围剿”部队三路进攻，将乐、泰宁、广昌相继失守[5]，“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最后断绝，只剩长征一条路”[6]。

中央红军被压缩至闽赣边境瑞金、石城一带，党中央与中革军委一面令红军主力坚守中央苏区，一面计划战略转移。1934年5月下旬，瑞金会议决定红军突围转移、开辟新根据地，经共产国际同意后，相继命令红七军团北上、红六军团西征——既为中央红军探路，也为调动敌军减轻中央苏区压力。

7月23日深夜，任弼时收到中革军委绝密电报，即“7·23训令”。训令共九部分，开篇明确“中央书记处及军委决定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转移至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创建新苏区；湘赣军区所属独立部队及游击队须留原地开展游击战争”[7]，并阐明四点决策理由。第二至第八部分分别明确西征目的与态度、组织建设与人员分配、医院与军械物资调配、行动路线与计划及保密要求，第九部分强调准备工作与完成时限。

三、红六军团西征历程

湘赣省委、省军区接训令后立即执行，按内容、目的与性质，将西征分为准备、突围、探路引敌、与红二军团汇合建根据地四个阶段。永新、遂川、桂东寨前圩、印江木黄镇等标志性地点，见证了红六军团的艰苦征程，承载着西征精神。

（一）西征准备

遵照训令第四部分“主要准备办法”，红六军团开展四项核心工作：

1. 组织建设：在永新牛田组建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任弼时为党代表，萧克、王震为委员），正式成立军团领导机构（萧克任军团长兼十七师师长，王震任军团政委兼十七师政委，李达任参谋长等）；重组湘赣省委、省苏政府、省军区（陈洪时任省委书记，谭余保任省委副书记兼省苏主席，彭辉明任军区司令员），留原地坚持斗争；明确人员与物资分配，部分随军团西征、部分留苏区。

2. 思想动员：7月下旬，任弼时在牛田主持军团政治工作会议，作《争取新的决战胜利，消灭湖南敌人，创造新的根据地》动员报告，落实训令“最高度动员”要求。

3. 兵力扩充：按训令“8月10日前充实十七、十八师至9000人、步枪3500枝，8月中旬军区5个独立团各扩至2个营”[8]的要求，永新地方党政军动员2000余名青年、500余支枪补充红军，组建红十八师第五十四团；抽调王恩茂、张平化等250名地方干部组建地方工作团（王恩茂任团长），红军学校学生编为干部队补充军团。最终红六军团扩至9758人，编为2个师6个团（四十九团至五十四团）。

4. 物资筹备：落实训令“秘密储存两周粮食”“保障军械”要求[8]，供给部依托地方筹粮14万斤（战士自备干粮20斤），筹集中西药品，赶制弹药、修理枪械，备齐雨具、草鞋。

这些准备提前半个月完成，为西征奠定人力、物力基础[10]，离不开当地群众的全力支持。

（二）突破封锁

训令第六部分规定“六军团从黄坳、上下七一带转移至桂东地域”[11]，军政委员会分析后认为该路线易暴露，决定主力先南移再西突，分两步突围：

1. 永新至遂川：1934年8月初，国民党军企图南北合围，军政委员会建议提前行动并获批准。红六军团以“声东击西”迷惑敌军——独立第一、二、三团在北游击钳制，独立第五团佯装主力在牛田、津洞活动（部分作东渡赣江态势），主力秘密从永新、泰和驻地转移至遂川横石、新江口隐蔽。8月5日，十七师四十九团攻占遂川衙前，建立翼侧阵地[12]。

2. 遂川至桂东：8月7日15时，红六军团在独立第四团接应下，从横石、新江口出发，当晚占遂川藻林、突破三道封锁线；9日占左安、突破最后一道封锁线；11日抵达湖南桂东寨前圩，成功跳出国民党军包围圈[12]。

（三）探路与转战

8月12日，红六军团在寨前圩河滩召开连以上干部大会，任弼时宣布军团领导机构，誓师西征。随后部队转战湘桂黔川，牵制敌军：经资兴、郴县等地，8月23日抵湘西南零陵；入广西北部后，9月11日进湘南城步，19日入贵州锦屏。

转战中，红六军团历经三次惨烈遭遇战，尤以10月初石阡甘溪战斗损失最重——因敌情不明，遭湘桂黔军24个团包围，军团被分割，五十二团全员牺牲，十八师师长龙云被俘就义。突围后，红六军团于10月24日抵达黔东印江县木黄，与前来接应的红三军会师。

（四）会师与建根据地

10月26日，红六军团与红三军在四川酉阳南腰界召开会师庆祝大会，红三军经中央批准恢复红二军团番号，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统一指挥两军团。10月28日，两军团向湘西进攻，11月7日占永顺县城，16日在龙家寨歼敌2个旅大部，26日成立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任弼时任书记）与革命委员会（贺龙任主席）。12月，部队南下歼敌近2个团，后控制永顺、大庸、桑植等县城及周边地区，1935年1月初步建成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从桑植出发长征；1936年7月在甘孜与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10月21日胜利抵达陕北。

关键词：红六军团 西征 训令 精神 现实问题

摘要：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缅怀作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先遣队的红六军团西征，全面研究红六军团的成立及西征的历史背景，西征历程和精神。真正缅怀、致敬和传承红六军团西征精神，首先是实事求是的尊重历史，无愧红六军团将士，以及为西征作出大力支持和无私奉献的人民。维护党史的可信度和严肃性，公正性和权威性，因此在中革“7·23训令”框架下对红六军团西征进行再研究，求真务实，不亵渎历史，史论有据地辩红六军团的始发地，界定永新牛田、遂川横石、湖南桂东寨前圩这几个标志性地址的功能地位。

研究红军长征，不能忽视红六军团西征——作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先遣队，其西征比中央红军早两个多月，为中央红军长征探路作出杰出贡献。而研究红六军团西征，离不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给红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以下简称“训令”）。训令是红六军团西征的刚性执行依据，既是研究该历史事件的核心文献，也是甄别相关争议问题的关键依据。

红六军团成立与西征的历史背景

1929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主力为打破国民党的“进剿”，向赣南、闽西进军，开辟新的根据地，发展成以瑞金为核心的中央苏区。“1930年2月下旬，湘赣边特委借用武力解决了袁、王部队，导致井冈山军事根据地丧失，以永新为中心的湘赣根据地开始崛起，迅猛发展。”¹

1931年7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撤销赣西南特委和湘东南特委，成立湘赣省。8月1日，中共湘赣临时省委在永新成立；10月，中共湘赣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和湘赣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莲花县花塘村召开，正式成立了中共湘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

一、红六军团的成立。湘赣苏区作为与中央苏区一江之隔的西翼，连接中央苏区和湘鄂西根据地的纽带，离不开革命武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以下简称中革军委）指示湘赣省军区成立武装部队。湘赣省军区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精神，于1933年6月13日在永新县沙市成立了红六军团，红六军团下辖十六、十七、十八3个师。原红八军改为红十七师，师长萧克，政委蔡会文（兼）；湘鄂赣苏区的红十八军改为红十八师，师长严图阁，政委徐洪，从万载调至沙市集中；红十六师因战事需要，没有到沙市集中。当初红六军团没有建立军团领导机构，指定红十七师首长代管。

红六军团受中革军委和湘赣省军区双重领导，任务是保卫湘赣苏区；发展苏维埃运动及游击战争；吸引蒋介石的中央军和湘赣两省的国民党军，破坏国民党军的补给，阻挠其修筑碉堡等。

二、第五次反“围剿”。1933年9月，蒋介石调动100万国民党军，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红六军团担负着保卫中央苏区的西翼湘赣苏区的任务，密切配合中央红军进行反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从1933年8月到1934年7月的一年时间里，经过大小战斗逾百次，其中主要有梅花山战斗、潞田战斗、红十七师北上行动、沙市战斗、田里战斗、金华山战斗、松山战斗等，打击和牵制了敌人，较有力地配合了中央主力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但是，金华山、松山战斗，敌人采取堡垒主义，向我军实施三面进攻。而我军则单纯防御，碉堡对碉堡，与敌人拼消耗”，²使红六军团“五、六两个月部队消耗很多”³。湘赣苏区被分割，苏区中心永新城等地被占领。反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战争已进入最困难阶段。

“湘赣省党政机关1934年5月底转移到牛田后，省委驻双源村吉昌兴木行，任弼时住双源村悟道草舍，省苏维埃政府驻岭上村善居堂，湘赣省军区驻岭上村三声堂，省军区供给部驻岭上村何家祠，省军区红色总医院驻岭上村尹氏宗祠（承庆堂），红军学校驻岭上村香翁祠。7月4日，红六军团进到牛田村，萧克、王震住牛田街上生茂号货栈，全军团分别驻扎在永新的牛田、龙河、霞溪，泰和的津洞、碧江洲，方圆30余里的村庄里。”⁴

中革军委7.23训令的出台及其内容

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因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加上李德、博古的错误指挥而失败。“1934年1月下旬，蒋介石下令‘围剿’部队分三路向中央苏区发动全面进攻。3月7日，福建将乐县失陷；3月19日，泰宁被敌占领；4月28日，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失守。”⁵再想“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⁶。

中央红军被国民党军包围压缩在闽赣边境的瑞金、石城一带，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一方面要求红军主力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央苏区来求得战役上的大胜利。一方面打算退出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1934年5月下旬，在瑞金召开会议，讨论决定红军从中央苏区突围转移，开辟新的根据地，并电告共产国际。得到共产国际同意后，相继命令红七军团北上和红六军团西征，既为中央红军的长征探路，也为调动敌人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

7月23日深夜，机要科长送给任弼时一封中革军委电台发来的绝密电报：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给红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训令内容共分九大部分，开头就是“中央书记处及军委决定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及创造新的苏区。同时，除了六军团外，湘赣军区所属诸独立部队及保卫苏区游击队，应无例外的留在现苏区及其周围行动进行广大的游击战争。”⁷并接着阐明这一决定的四点理由。

二之八部分是关于西征的目的和应有态度；组织建设与人员分配；医院与军械等物资的分配与准备；行动路线、地区与计划，以及为保密规定了传达范围。第九部分着重强调准备工作及完成时间。

红六军团西征历程

湘赣省委、省军区接到训令后立即执行，全过程依据内容、目的和性质的不同分为四个阶段：准备、突围、探路引敌、与红二军团汇合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江西的永新、遂川，湖南桂东的寨前圩（镇），贵州印江县木黄镇是红六军团西征不同阶段的标志性地址，见证和铭记着红六军团艰苦卓绝的西征历程，蕴含红六军团的西征精神。

一、准备。遵照训令第四部分的“主要的准备办法”及内容要求，分别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1、组织建设。遵照训令在永新牛田组建了以任弼时为党代表，萧克、王震为委员的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领导红六军团西征；正式成立红六军团领导机构，萧克任军团长兼十七师师长，王震任军团政委兼十七师政委，李达为军团参谋长，张子意为军团政治部主任，龙云为十八师师长，甘泗淇为十八师政委，谭家述为十八师参谋长，方礼明为政治部主任。重组湘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等领导机关，陈洪时（后叛变）任省委书记，谭余保任省委副书记、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彭辉明任省军区司令员。留在湘赣革命根据地领导边界军民坚持斗争，不使红六军团西征后中央苏区的西翼湘赣苏区空虚。省机关人员、军区医院、军械等物资分配，一部分随红六军团西征，一部分留在湘赣苏区。

2、依据训令做好“最高度的动员工作”，任弼时7月下旬在牛田主持召开军团政治工作会议，作了《争取新的决战胜利，消灭湖南敌人，创造新的根据地》的动员报告。

3、落实训令关于“在八月十日前应充实十七、十八两师到九千人，步枪到三千五百枝。军区部队中五个独立团，应于八月半每团都充实到两个营的组织要求”⁸。配齐各级正副职干部，积极发展军事力量，7月下旬，以永新县为主的地方党政军组织动员青壮年参加红军，挑选出2000余名青年和500余支枪补充给红六军团，组建了红十八师第五十四团，并进行了行军、侦察、警戒等方面的培训。为在“开辟新区建立新政权，派出干部担任地方主要领导，并迅速发动和带领当地群众进行革命；负责筹集粮食、药品、弹药、布匹等”⁹。抽调了王恩茂、张平化等250名优秀地方干部组建地方工作团，随红六军团行动，团长为王恩茂。红军学校的学生组成干部队补充进红六军团。至此，红六军团总人数增加到9758人，编为2个师，6个团，序号从四十九团之五十四团。

4、加紧落实训令第四部分第2款的秘密储存两周粮食及第5款的关于军械之要求。红六军团供给部依靠地方党政组织和人民群众，就地秘密筹集粮食（大米）14万斤；每个战士准备干粮20斤，自备雨具和草鞋；筹集了不少西药和中草药；赶造了不少子弹、手榴弹，修理枪械，筹备军用物资。

这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为红六军团西征奠定了人力、物力和财力。“在中央训令下达后的一周内，完成繁重的准备工作，比中央规定的时间提前了半个月，使突围行动在时间上争得了主动。”¹⁰在当时的情况下能提前完成西征的兵力和物资准备，离不开当地人民的全力支持和无私奉献。

 　 二、突围。训令第六部分第1款规定：“六军团由黄坳、上下七一带的敌人工事守备的薄弱部队，或其以南转移到现独四团行动的桂东地域”¹¹。军政委员会结合当时国民党的“围剿”兵力部署研究，认为训令规定的突围方向沿途山高路窄，不便运动，容易过早地暴露自己的行动意图，而遭到国民党驻宁冈第十五师的堵截和驻永新第十六师、六十二师的追击，因此确定主力先秘密向南移动，然后再向西冲破国民党军的包围。突围分两步走，第一步采用声东击西计谋从永新秘密转移到遂川；第二步从遂川突破国民党对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包围圈，转移到湖南桂东。

1、永新到遂川。八月初，发现国民党军队频繁调动，南昌行营又令驻南康的粤军向北与西路军联络出击，企图南北合围红六军团。为赶在敌人部署未完成前突出重围，军政委员会一面向中革军委建议提前到八月上旬行动，一面做好从永新牛田及泰和津洞一带秘密出发准备。“中央批准后，六军团采用声东击西策略，令湘赣军区独立第一、二、三团在北面游击钳制敌人，独立第五团佯装主力继续在牛田、津洞一带活动，一部渗入赣江沿岸的万安一带作东渡赣江的态势，迷惑敌人。主力秘密地从永新的牛田、龙河、霞溪和泰和的津洞、碧江洲出发，推进到遂川县的横石、新江口一带隐蔽待命。八月五日，主力第十七师第四十九团攻占遂川县的衙前，建立突围的翼侧阵地”¹²。

2、遂川到桂东寨前圩。8月7日下午三时，以任弼时为主的军政委员会率领全军，在独立第四团的接应和掩护下，秘密而神速地从横石和新江口出动，当晚占遂川县的藻林，歼灭守敌，突破了衙前至横石，遂川至黄坳、至七岭的三道封锁线。这时国民党军如梦方醒，湘军尾追，粤敌北上，企图包围六军团于湘赣交界的桂东、上犹和遂川之间。红六军团日夜前行，9日占左安，又突破了寒口至广东桥这道最后封锁线。11日，红六军团到达湖南省桂东的寨前圩。至此，红六军团胜利跳出了国民党军对湘赣苏区的包围圈。

　　三、探路引敌。为了明确突围目的和任务，做好面对探路引敌的艰巨性的思想准备，8月12日上午，在寨前圩的河滩上召开了连以上干部庆祝突围成功和西征誓师大会。根据中革军委指示，任弼时在会上正式宣布了红六军团领导机构。

接着跋山涉水转战湘桂黔川，历尽千辛万苦探路引敌，经资兴、郴县、桂阳、新田等县，23日到达湘西南零陵；再经嘉禾县进入广西北部，9月11日进入湘南城步县境。9月19日进入贵州省锦屏县境。转战其间经历了三次损失惨重的遭遇战。

10月初，红六军团在石阡甘溪的遭遇战损失惨重，由于不明敌情，疏于戒备，遭到湘、桂、黔军24个团的包围。红六军团与桂军廖磊第十九师发生遭遇战，经过浴血奋战，军团主力向石阡、镇远边境转移，红六军团被分割成三块。突围途中，五十二团陷入敌军包围，五十二团英勇顽强战至全部牺牲，红十八师师长龙云被俘，后就义于长沙。

突出重围的红六军团几经转战，在10月24日到达黔东印江县木黄，与前来接应的红三军胜利会师。

　　四、与红二军团一起开辟新根据地。与红三军会师后，10月26日在四川酉阳县南腰界召开了庆祝两军会师大会。红三军经中央批准恢复红二军团番号，并决定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统一指挥红二、六军团的行动。为了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创建新的根据地，两军团于10月28日在湘西地区向国民党发起进攻。11月7日，攻占永顺县城，16日在永顺龙家寨地区歼国民党军2个旅的大部，击溃1个旅加1个团。26日成立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和革命委员会，任弼时任省委书记，贺龙任省委副书记和省革委会主席。12月7日主力南下，16日在桃源县城以北的运动中歼国民党军近2个团；后进入湘西，控制了永顺、大庸、桑植3座县城及其大部分地区，以及龙山、保靖、桃源等县的部分地区，建立政权和开展游击工作，至1935年1月，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初步建成。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主力从湖南桑植地区出发进行长征。1936年7月，红六军团在甘孜地区与红二军团、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并于1936年10月21日胜利到达陕北。

红六军团西征的意义与价值

“我们一定要牢记革命先辈为中国革命事业付出的鲜血和生命，牢记新中国来之不易。创业难，守业更难。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要很好学习了解党史、新中国史，守住党领导人民创立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世世代代传承下去。”¹³ 缅怀和致敬红六军团西征，挖掘其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传承弘扬西征精神，旨在明晰打江山的艰难，珍惜守护来之不易的江山，使社会主义事业千秋万代传承延续。红六军团西征过程艰苦卓绝，成果丰功伟绩，历史地位功标青史，时代价值光耀千秋。其精神作为长征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具深厚历史意义，更含深刻现实价值，贯穿西征全程，蕴含于每个阶段与细节之中。

一、长征先遣队：拉开战略转移序幕。

红六军团西征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先声，拉开了战略大转移的序幕。1934年7月23日，红六军团接到党中央和中革军委西征训令，相较于中央红军长征早两个多月，至1936年10月红二方面军抵达陕北，成为红军长征中出发早、历时久的部队。这一行动在中国共产党党史军史上“事小功大”，为红军生存发展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

1934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因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及李德、博古错误指挥陷入绝境，国民党军包围圈持续收紧，中央红军面临全军覆灭危机。5月中央书记处决定主力撤离苏区，6月获共产国际同意后，战略转移提上日程。此前红七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探路失败，更凸显战略转移的艰巨性。在此背景下，红六军团承担起中央红军转移先遣队的重任。

任弼时在寨前圩誓师大会上明确指出：“我们的战略转移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到敌人后方去打乱敌人的战略部署，就像孙悟空钻到铁扇公主肚子里，揪住它的心脏。这样，就可彻底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保证中央红军胜利转移。”¹⁴ 这一论述精准揭示了西征的根本目的——由湘赣苏区先期突围，深入湖南调动敌人、摸清情况、探辟路线，在湘中开辟新根据地，为中央红军突围提供立足之地。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9700余人从遂川出发，突破湘赣粤三省敌军四道封锁线，于8月12日在寨前圩正式成立领导机关，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公开誓师西征，以实际行动践行先遣使命。

二、绝对忠诚：局部服从全局的大局担当。

三湾改编奠定的“党指挥枪”军魂，在红六军团西征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彰显出对党的绝对忠诚与局部服从全局的大局观。这种根植于坚定信仰的信念，是部队历经千辛万苦仍能凝聚不散、攻坚克难的核心力量。

红六军团的西征任务充满未知与凶险。中央训令明确要求其“破坏湘敌逐渐紧缩湘赣苏区的计划及辅助中央苏区之作战”“确立与红二军团的可靠联系”，这意味着部队必须脱离熟悉的根据地，深入敌占区孤军奋战的绝境。红六军团将士以大局为重，不顾自身安危，一路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在激烈战斗中仍持续为中央红军传递情报，用行动诠释使命担当。

寨前圩誓师公开行动更凸显其高风亮节。部队主动从秘密突围转为公开行动，高调公布领导机构，意在吸引敌军注意力，牵制围剿中央苏区的兵力，为中央红军争取准备时间。这种“舍小我为大我”的抉择，“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大无畏精神，成为对党忠诚的生动注脚。

转战途中，红六军团始终严守党的纪律，重大决策必请示中央。1934年10月，部队在石阡、余庆、施秉间遭湘桂黔军24个团包围，经数次遭遇战后被截成三段，“人员、弹药、精力消耗甚大”，且“贵州山地，悬崖绝壁，人烟稀少，给养困难，大兵团行动十分困难”¹⁵。任弼时、萧克、王震联名请示分兵转移，在未获军委批准后，坚决执行中央指令，仅在原路线基础上调整转移方向。这种严守纪律、服从全局的意识，确保了战略意图的贯彻，也成为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源泉。

三、人民至上：军民鱼水情的生动实践。

红六军团自成立起便将人民利益视为最高利益，始终践行人民至上的为人民服务思想，与群众形成“血浓于水”的军民鱼水情，这既是西征胜利的重要保障，更彰显了革命军队的本质属性。

湘赣苏区群众的无私支持为西征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共产党永新党史》记载，红六军团从成立到西征，军力、财力、物力均获永新人民大力支援。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永新实行总动员，全力保障军费与军粮供应。这种拥护与爱戴，使部队在中央训令下达后一周内便完成繁重准备工作，较规定时间提前半个月，为突围争取了主动。在当时的残酷环境中，短期内完成物资储备，正是军民同心的有力证明。

西征途中，红六军团始终坚守爱民宗旨，严格执行群众纪律。进入苗、侗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后，任弼时严令部队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入民宅、不犯群众一草一木，尊重民族风俗习惯，通过张贴布告、散发传单等方式宣传党的民族政策。长期受反动势力欺压的少数民族群众，逐渐认清红军为穷人办事的本质，从最初的戒备转为主动支持。

1934年10月甘溪遭遇战后，红六军团被困梵净山区，陷入敌军重围。危急时刻，一位五十多岁的老猎户主动请缨带路，坦言：“大军，我是穷人，我知道你们是为穷人干事的，我愿给你们带路。”¹⁷ 在他的指引下，部队从敌军眼皮底下成功转移，化险为夷。这一事迹生动印证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古训，彰显了人民群众对红军的真心拥护，更揭示了革命胜利的根本密码。

四、战略贡献：为长征胜利奠定基础。

红六军团西征以巨大牺牲为代价，为中央红军长征提供了宝贵经验，为缓解中央苏区反“围剿”压力作出突出贡献，成为战略转移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

作为长征的“先行者”，红六军团用生命完成了探路使命。军团长萧克回忆，部队西征“实际上起到了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进行侦察、探路的先遣队作用”。在跨越湘、桂、黔、川4省的5000余里转战中，部队历经60余次战斗，详细探明了沿途敌军兵力部署、道路条件与民情社情，为中央红军制定转移路线提供了第一手情报。同时，部队在无根据地依托的情况下，探索出大规模战略转移中的行军、侦察、警戒、后勤保障等一系列经验，为后续长征积累了宝贵实践财富。

在牵制敌军方面，红六军团的行动成效显著。寨前圩誓师后，国民党西路军总司令何键急调多师兵力尾追堵截，广西军阀亦调兵防范，粤军3个师也向湘南集结。敌军大量兵力被红六军团吸引，有效分散了围剿中央苏区的力量，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压力。这种“引敌”作用，为中央红军突围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4年10月24日，红六军团在贵州印江木黄与红三军胜利会师，随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两军团形成新的战略力量。这一会合不仅实现了中央“确立与红二军团可靠联系”的训令，更为后续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基础，为红军力量的保存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五、精神丰碑：顽强拼搏的意志传承。红六军团西征孕育的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坚韧不拔的精神，是革命先辈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成为激励后人的精神丰碑。

西征途中，红六军团展现出无畏的牺牲精神。从遂川突围到寨前圩，部队三天内连续突破四道封锁线，以所向披靡的斗志撕开敌军防线。转战过程中，部队经历多次惨烈战斗，付出巨大伤亡，十八师师长龙云、十七师师长苏杰等大批将士壮烈牺牲，用生命践行了革命信仰。

面对极端艰难的环境，红军将士彰显出超凡的坚韧毅力。由于没有固定根据地，部队始终处于敌军前堵后追之中，“常常刚住下又要转移，一路连续作战”。当时流传的“走得赢就是胜利”口号，直白展现了行军的艰难。贺龙在会师时打趣所说“可靠的根据地在我们的脚底板上”¹⁸，更是对持续转战的生动概括。极端条件下，“一些部队有时一天一顿稀饭，饿着肚子走路打仗。指战员没有鞋子穿，赤着脚在深山密林中行军”¹⁹，不少人脚上血泡反复磨破仍坚持前行。李真回忆：“几乎每天在同敌人打仗，而且天天兼程前进。敌人前堵后追，天上飞机炸，地上酷暑烤、蚊虫叮”，有的战士疲劳到“走着走着就拉不开步，倒到稻田里去了”²¹。即便如此，部队始终保持高昂斗志，从未动摇退缩。

六、时代价值：精神传承的现实指引。红六军团西征的精神内核具有穿越时空的力量，其时代价值对当下及未来发展具有深远指导意义，为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对党忠诚、信念坚定的政治品格仍是新时代的根本要求。红六军团在生死考验中坚守的政治信仰，启示当代党员干部必须筑牢信仰之基，把稳政治方向，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坚定信念应对风险挑战。

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是执政为民的核心要义。西征中军民同心的生动实践，深刻印证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当今时代，更需弘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以实际行动赢得群众信任，凝聚起奋进的磅礴力量。

顽强拼搏、敢于担当的精神是干事创业的重要支撑。红六军团在无经验、无依托的情况下开拓前行的勇气，激励着当代人在工作中勇于突破、敢于创新，面对困难迎难而上，以坚韧意志推动各领域高质量发展。

过程见证伟大，细节孕育精神；意义决定历史地位，价值取决于指导作用。红六军团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篇章，其蕴含的精神力量不仅铸就了当年的胜利，更成为当代中国发展的宝贵财富。传承西征精神，就是要牢记历史使命，坚守信仰信念，践行人民立场，以实干担当守护革命先辈创立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使其世世代代传承下去。传承弘扬西征精神，旨在明晰打江山的艰难，珍惜守护来之不易的江山，使社会主义事业千秋万代传承延续。红六军团西征过程艰苦卓绝，成果丰功伟绩，历史地位功标青史，时代价值光耀千秋。其精神作为长征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具深厚历史意义，更含深刻现实价值，贯穿西征全程，蕴含于每个阶段与细节之中。

红六军团西征始发地再研究

红六军团西征90余年了，红六军团西征始发地却存在争议，永新说始于牛田，遂川说始于横石，桂东寨前圩说西征在寨前圩誓师出发。百度、豆包搜索以及不少文本倾向于红六军团西征始发于遂川横石、新江口。始发地争议与歧义成了不可小觑的现实性问题，影响到党史的可信度，党史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事关党史的严肃性。

真正缅怀、致敬与传承红六军团西征精神，首先是不亵渎历史，经得起考证而让人信服的真实历史，无愧红六军团西征将士，无愧为西征准备作出无私贡献的人民的历史真相。有必要求真务实的依据文献史料进行再研究，史论有据地甄别和界定永新牛田，遂川横石，桂东寨前圩这几个标志性地点的功能地位。

始发地的核心含义是“行程起始位置”，区别于中途停靠地与目的地。红六军团西征始发地包含两层指向：一是西征行动的启动地点，二是红六军团执行西征任务的首次出发地。那么，红六军团西征的始发地究竟在哪里？

　　一、西征始发地的史料表述与争议。 查阅《湘赣革命根据地》等文献史料，以及《红六军团征战记》、《任弼时传》等西征亲历者的回忆录和传记等，西征始发的地点大致有几种表述。一种是“经过充分准备，8月7日下午3时，我军约九千人，在独立四团的引导下，由遂川的横石山出发，踏上了西进的征途。”²²这看似从遂川始发，但有个“经过充分准备”的前提，这个充分准备是指牛田和津洞一带的准备和由牛田一带秘密到遂川的过程，准备正是训令要求，西征不可或缺的内容，所以这并不是指遂川横石是西征始发地，而是准备后的突围地。

一种是“1934年8月初，红六军团根据中央军委命令，从江西永新县出发，经遂川县境内”²³，王恩茂、李贞等不少亲历者持此观点；丁玲主编，董必武、陆定一、舒同编写的《红军长征记》也说“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发以后不久；1934年7月底，红军第六军团八千多人，也自湘赣革命根据地的永新出发，星夜突破国民党匪军的封锁线，进入湖南南部。”²⁴

亲历者的回忆当以任弼时的最具权威性，因为他是原湘赣省委书记、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红六军团西征的决策者，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很多指示出于保密只传达到他。《任弼时传》是这样表述，“主力秘密地从永新的牛田、龙河、霞溪和泰和的津洞、碧江洲出发，推进到遂川县的横石、新江口一带隐蔽待命。八月五日，主力第十七师第四十九团攻占遂川县的衙前，建立突围的翼侧阵地”（注释同12）。8月7号“在严格的保密下，任弼时率红六军团九千多子弟兵，告别了长期哺育红军的湘赣人民，离开了无数先烈以鲜血和生命建立起来的根据地，踏上新的征途”²⁵。

西征始发于何地？最具权威的依据是训令，训令是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联合下达的文件，具有法律效应，是红六军团西征必须严格执行的行为准则。训令是在什么地方接到和开始执行，人是从什么地方首次出发至关重要。前面已经阐述了红六军团是在永新牛田接到训令并立即执行，人也是从牛田津洞一带秘密出发，遂川只是按训令第六条第1款规定的路线，成为西征突围的“跳板”和“突破口”！其次《训令》之（四）第9点说“在求得以南直到万、遂、五斗江、上下七地区，现在就应以独五团及现时随独五团行动之吉安独立营、遂川独立营为基本，加紧肃清当地地主武装，并向南推广游击战争，取得赤化以利于六军团的转移及其以后的发展。”²⁶表述及安排充分说明红六军团始发前不在遂川和万安，不在遂川，自然不是始发地。

遂川作为红六军团跳出国民党对湘赣苏区包围圈的突破口并非首选、也非唯一。红六军团退至牛田，就在“七月初，任弼时主持召开省委会议，研究行动方案。一是上井冈山，坚持在原地区打游击，任命王震为省军区司令员，重新划分游击区域，并派红十七师的四十九团和由李贞率领红军学校全体学员开赴井冈山，恢复根据地，凭山险坚持。二是突出重围，向基本苏区的东南地区转移，准备打通与中央苏区的联络”²⁷。接到训令后按训令行动，但训令有关路线地区和行动的规定，也有“或其以南转移”的选项。

2、训令视角下的始发地界定：永新牛田为核心。始发，无论指西征的开始发生还是红六军团的首次出发，都是永新牛田，一是《永新中国共产党历史》《湘赣革命根据地全史》和《任弼时传》等都说，第五次反围剿进入最困难时，湘赣省的党政军群机关都转移在永新牛田；二是红六军团在永新成立，反第五次“围剿”在永新展开，虽然期间十七师北上但最后也是回永新并在永新进行松山、金华山最后阶段的反“围剿”战斗；三是湘赣省委和省军区是在牛田接到训令并实施西征准备，成立领导红六军团西征的军政委员会。四是红六军团松山、金华山失利后于7月4号撤退到牛田、津洞一带，并就地作西征准备，部队自然是从原驻地牛田、津洞一带出发西征。

红六军团西征从牛田和津洞一带出发不像遂川突围那样统一行动，是有先后的。红六军团为落实训令的“向第一步预计的向西发展的路线，进行详细的敌情、道路及地形的侦察。”²⁸先是派部队秘密出发，探查永新到遂川的路线，然后在遂川隐蔽警戒，后又陆续派部队秘密出发，一路布防，应对军政机关及辎重秘密转移时的突发情况。

西征从永新何时出发？由于军事保密，亲历者对准备工作和到遂川的行动目的不明确，导致史料无具体记载。《任弼时传》说任弼时在牛田的准备是忍受着“严重警告”的处分工作的，八月一日，他致电中央，说明牛田会议上讨论的并不是向西面突围的情况，中央对他的处分不符合事实，"望加考虑”。第十七师四十九团8月5日攻占遂川县的衙前，建立突围的翼侧阵地，而到7号下午才向桂东突围。综合分析，明知国民党在调兵遣将，打算合击红六军团，为什么还会在惊动了敌军的情况下等两天，不会无缘无故，那是后续大部队还没到，故大部队从永新牛田一带秘密出发在五号或前一二天。

造成红六军团西征始于遂川横石之说的主要原因，是依据训令的保密要求，在牛田、津洞一带的准备工作，以及从永新到遂川的过程都是秘密进行，导致亲历者不知他们工作的目的是西征，甘泗淇就曾回忆说“在保守军事秘密的口号下，大多数负责干部都不知是干什么（肖克说他也不知道）”²⁹。

3、红六军团西征始于遂川横石、新江口（简称遂川说）的说法存在一个致命硬伤。就是抹杀了7月23号接到训令到遂川突围期间红六军团在牛田和津洞一带为西征所做的准备工作，无法解释按训令在牛田组建的第十七师54团；从永新到遂川秘密转移的过程和谋略，愧对为红六军团西征的准备作出无私奉献了军力物力的当地人民。且在牛田、津洞一带的西征准备是训令第九部分的特意要求，从永新转移到遂川突围也是训令第六部分的规定。不容置疑，没有牛田、津洞一带的准备，没有从永新到遂川的秘密转移，就没有遂川的突围。

4、既然西征，为何不直接从永新向西入湖南，而要向南，在遂川突围？当时永新的东面、北面，敌军筑碉推进，很难突破，向东南转移主力不能保守秘密；西部有国民党第十六师、六十二师，宁冈驻扎十五师，遂川到桂东虽有国民党的四道封锁线，但只是地方武装，相比较是最薄弱的地方；永新之遂川又相对利于保密。训令也指出：敌正在加紧对湘赣苏区的封锁和包围，特别是加强其西边的封锁，企图阻止红六军团向西发展。是以规定红六军团先向南转移。

5、为何在塞前圩公布红六军团指挥机构并进行西征宣誓？红六军团在寨前圩高调公布成立于牛田的红六军团领导机构，并进行西征宣誓，主动从秘密走向公开。主要原因二点，一是由于红六军团领导机构在牛田成立时，“为了保守军事秘密，突围时没有公布湘赣红军新的组织与新的任务”³⁰。二是旨在精神鼓励，做好应对艰难的思想准备；同时为探路引敌投石问路。

中央的根本目的是要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先遣队，由湘赣苏区先期突围，深入湖南，调动敌人，摸清情况，探出路线，在湘中地区开辟一块新的根据地，以便中央红军突围后，有一个立足之地。这一目的在后续命令中逐渐呈现。要达到调动敌人，摸清情况，探出路子，就必须主动引起国民党的注意，打乱敌军原有部署。是以任弼时在誓师大会上说“我们的战略转移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到敌人后方去打乱敌人的战略部署，就像孙悟空钻到铁扇公主肚子里，揪住它的心脏。这样，就可彻底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保证中央红军胜利转移。”（与14同）

6、永新人民为红六军团及西征的大力支援和无私奉献不应忽略，应写进红六军团西征历史，使后人缅怀和传承其内在精神和发挥时代价值。《中国共产党永新党史》记载，红六军团自成立到西征一直得到永新人民的大力支持和无私奉献。仅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永新实行总动员，不少村甚至乡、区能参军的青壮年几乎都参加了红军，红六军团建制中出现了以村、乡、区名字命名的排、连、营，如花溪连³¹、埠前营等；1934年1、2月间，全县突击扩红2800名，占湘赣省扩红总数9698人的近1/3；7月，在湘赣省机关、团体、工厂工作的永新籍干部与职工大都编入了红六军团，随红六军团西征。除兵力支持，财力物力也给予了无私奉献。为保障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军费，湘赣省发行公债60万银元，永新认购了27.9万。为了保障红六军团的军粮，湘赣苏区在1934年4月开展突击征集军粮3万担（一担100斤）运动，永新县筹集军粮9300担。在牛田的西征准备也多来自永新。湘赣省委第一任书记王首道就说：“江西在土地革命斗争中，永新所起的作用最大，牺牲最大，贡献最大；如果没有永新，我们这些人没法活下去，毛主席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实际上也是靠永新吃饭的。”³²其中体现出来的党群关系，军民鱼水情正是当前所需，是当前党政军所要传承的精神。

综上所述。永新牛田为红六军团西征始发地，遂川是跳出国民党对湘赣革命根据地包围圈的突破口，为探路引敌投石问路，主动从秘密转向公开在寨前圩。

注释：1、余伯流、陈刚：《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上，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5月版，P427。

2、陈钢 黄惠运 欧阳小华著《湘赣革命根据地全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9月，（下同）P308。

3、萧克：《红六军团的西征》，《红六军团征战记》上、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下同），P284。

4、中共永新县委史志办公室编著国《中国共产党永新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7年版（下同），P211-212。

5、《湘赣革命根据地全史》，P。

6、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合订本， 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P220。

7、党史资料征集协作小组编：《湘赣革命根据地》上，中国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下同），P812。

8、《湘赣革命根据地》上，P814。

9、陈伍国：《王恩茂传》，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P13。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章学新主编：《任弼时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4月版（下同），P326。

11、《湘赣革命根据地》（上）P815。

12、《任弼时传》上，P331。

13、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6月版，P13。

14、张铚秀：《军旅生涯》，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12月版，P22。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章学新主编：《任弼时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4月版，P343～3440。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章学新主编：《任弼时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4月版，P339。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章学新主编：《任弼时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4月版，P345。

18、穆欣：《关向应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P113。

19、萧克：《红六军团的西征》，《红六军团征战记》上、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P289。

20、陈伍国：《王恩茂传》，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P16。

21、李真，《挺进黔东》、《红六军团征战史》P373 】

22、萧克：《红六军团的西征》，《红六军团征战记》上，P286。

23、张平化：《回忆红二、六军团的会师》，《红六军团征战记》，P298。

24、丁玲主编，董必武、陆定一、舒同编写：《红军长征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P476。

25、《任弼时传》上，P327。

26、《湘赣革命根据地》上P815。

27、《湘赣革命根据地》上P815。

28、《任弼时传》上，P323。

29、甘泗淇：《红六军团发展史》，《湘赣革命根据地》下，p979。

30、王震：《红六军团小史》，《红六军团征战记》上，P11。

31、花溪连兵员116人全部来自原莲塘乡花溪村的刘姓青壮年农民，该花溪连在西征途中被打散，活下来的指战员编入其它部队，一直跟随王震并进入新疆。最近他们的二代和三代集体组织了一个回花溪村缅怀祖辈的活动。

32、王首道，萧克等《回忆湘赣苏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P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