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印刷在衢州•史话杂谈（第十六集）

曾敖林

第六章 晚清衢州府书院和雕版刻书业转型承前启后

续前集：衢州府刻书出版业转型的历史背景之咸丰皇帝奕詝与懿贵妃叶赫那拉氏

清朝和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拥有实际统治权的皇帝奕詝，“自登基以来，无日不以敬天爱民为念，兢兢业业，夙夜不遑，何敢稍存满溢之志，致开逸欲之萌。”摘自《清文宗实录》，译成白话文意思是说：咸丰皇帝奕詝非常勤政节俭，对于紧急公务就是半夜也要及时进行处理，但为何被后人不断书写成昏君？咸丰帝即位时，面临着内忧外患的统治危机，大手笔进行改革朝政，然以“守成”为加法的奕詝断非那个“补天之人”。他遵循其父道光帝留下的“大凡人君治一国也，必先以节用爱人为贵”的训诫，以期“永守淳补家风。”继续沿用传统的“华夷观”来处理国际事务和国内战事，固步自封做着天朝上国的皇帝美梦。华夷观是古代中国形成的文化术语，其核心是处理中原民族与周边族群的关系，后泛指外国，含有“华尊夷卑”的文化意识。到了清代，皇帝一直认为中国是天朝自己是上国的天子。别的国家都是夷国，外国语是夷语，外国船是夷船；别的国家应该向中国纳贡称臣，做天子的臣子国或辅属国，尊中国为他们的主子国。譬如：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来京城觐见提出通商请求，遭到乾隆帝以“天朝物产丰盛，无所不备”为由拒绝，强调了清朝的自我满足感与封闭性。同时乾隆帝在给英国女王的回信中（即《敕英咭利国王谕》）以976字展现出极端轻蔑，称英国为“蛮夷之邦”，并讽刺其“国小民贫”与“风俗鄙陋”，认为清朝无需向英国学习。 ‌‌这种态度源于对西方文化和工业品缺乏认识和兴趣，更不愿改变传统礼仪体系。 ‌‌进入中国近代，道咸二代皇帝尽管通过传教士与外交接触有所了解部分西方情况，但未能预见工业革命对全球格局的影响，仍坚持“天朝上国”观。即便是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夷国）打败了，咸丰帝仍视为这是“蛮夷”的野蛮行为。这种观念强调了中国传统文化在道德、文明上的优越性，主张以中国为世界中心，并构建以中国为宗主国模式的国际秩序。实质上在咸丰年间，近代中国的民族矛盾主要有两对：满族统治者与汉族的矛盾，中国与西方殖民者的矛盾。因而也产生了二种类型的民族主义：一种是激进种族主义，代表为太平天国，想彻底消灭满族统治，恢复汉族曾经是国家的主体地位。另一种是自诩为“天朝上国”，不屑西方任何文明，盲目排外，代表为满汉封建地主阶层的顽固派与义和团。

上图衢江东岸水亭门，下图大路口铜钱岭古战场，今彩虹桥西岸

咸丰十年（1860年）6月，英法联军攻占天津，随即向北京进犯，咸丰帝逃亡至承德热河避暑山庄，命恭亲王奕訢留京议和。咸丰帝逃到承德以后，不久即患病。咸丰帝自幼因母亲催产导使先天体弱，执政后又长期处于高压状况，健康恶化身体出现了咳血症状。10月在热河，当咸丰帝得知圆明园被焚之一炬时，真是肝胆俱裂，一口鲜血喷在了奏折之上。接下来的日子里精神崩塌，开始自暴自弃沉迷于酒色和鸦片，并允许懿贵妃代批奏章。咸丰十一年（1861年）8月22日，咸丰帝奕詝在承德热河避暑山庄烟波致爽堂病逝，年仅31岁。

咸丰皇帝奕詝执政十一年政绩平平，一生没有大的作为，可在临终前为幼子继位和未来的考虑却下了一番功夫。咸丰十一年（1861年），咸丰帝最后下了一道诏书，立唯一的一个儿子爱新觉罗•载淳为皇太子，继位名正言顺。指定肃顺等八人为辅政顾命大臣，这八个顾命大臣中既有宗室皇亲，也有满族权贵； ‌赐于皇后慈安一方“御赏”印章，另一方“同道堂”印章则赐于嗣君载淳（仅6岁），实际由生母懿贵妃慈禧代掌，亲政后归还。遗诏规定：在“祺祥”新帝载淳亲政之前，所有颁发的诏书须盖有两枚印章，诏书才能生效，旨在限制顾命大臣的权力。咸丰帝在草拟遗诏时，意识到幼子继位的困境和权臣辅助的风险。他担心权重会像鳌拜和多尔衮那样独断专横，因此设计出复杂的政治体系来制衡各方力量。咸丰帝希望通过增加顾命大臣的人数，与引入两宫太后制约的机制。这样各方的权力分散，几股力量可以相互制衡，以确保载淳继位和在成年后顺利亲政。不料这也为后来的政局动荡埋下了伏笔。从此，清廷内派系驳杂博击争斗、时起时伏，不断卷起惊心动魄的政治涟漪。

江郎山国家AAAAA级风景区“全国一线天之最”实拍

第三节 洋务运动时期衢州府的黎民百姓及刻书出版业

第二阶段，同治中兴与甲午战争及后续，时间跨度从1865年一1895年共30年。这段时期，主要是外国势力从通商口岸沿海城市（宁波）渗透到内陆地区（衢州），欧美传教士由单纯传播宗教文化、自然科学逐渐向宗教文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转变，客观上传播了先进的印刷技术；浙江本土包括衢州府的刻书出版业仍以旧式雕版刻书为主，出版机构以浙江官立书局浙刊衢刻聚秀堂为代表，出版内容以地方史记及乡邦文献为主。这一时期的时代背景：晚清政府自同治三年（1864年）平息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以后，国内三十年暂时没有发生大的内外战事。历经清穆宗载淳在位十三年，到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这一时期标志性事件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两宫垂帘听政经历了“同治中兴”时期的磨砺，蜕变为“目今九洲清宴”时代变迁的过程。“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清末（专制）新政没有跳出中国历史周期律。中国历史上政权经历兴衰治乱、往复循环呈现出的周期性现象。世袭王朝的弊端，在建立初年都会呈现兴盛局面，但政权稳定时间一长，统治者都会变得自满而骄奢，一个王朝就不断朝着衰落的方向走下去。以下详细介绍各个时期的发展变化。

上图衢州孔氏家庙，下图后花园

同治元年（1862年），是清穆宗载淳（六岁）的登极之年，其生母懿贵妃叶赫那拉•杏贞（慈禧）不甘只做一个盖印章的傀儡，联合皇后钮祜禄氏（慈安）与恭亲王奕訢发动了“辛酉政变”，成功地板倒了咸丰皇帝临终诏令肃顺等八人辅政顾命大臣。最终，八个顾命大臣中一人被斩首，两人被赐自尽，五人被罢官流放，并改年号“祺祥”为“同治”。同治中兴，是指辛酉政变之后，两宫太后开始垂帘听政，实际掌握了清朝的最高权力，设立总理外事衙门，促成近代化外交机构的萌芽，彻底改变了清朝政体的格局。皇室成员三个年轻人24岁的慈安、26岁的慈禧和28岁的奕訢怀揣着改革的理想，希望能够扭转大清统治危机的颓废，齐心协办、分工合作开创了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奇业”的新局面，标志着清政府向半殖民地政权的转化。据以《清宫遗闻》载：“东宫优于德，而大诛赏大举措实主之；西宫优于才，而判阅奏章及召对时咨访利弊。”原文记载了同治期间东太后慈安与西太后慈禧的权力分配；命恭亲王奕訢（咸丰帝六弟）为议政大臣，在军机处行走主导洋务运动；又派醇亲王奕𫍽（咸丰帝七弟）掌管神机营，训练精兵。而恭亲王奕訢任事，则“委权督抚，朝政号为清明，颇采外论，擢用贤才，能特达者，不为遥制。”恭亲王奕訢掌军机大臣兼置总理衙门，总揽朝政，也展现出卓越的政治才能，提拔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等汉臣促成洋务运动、勾结洋人依靠汉族地主集团武装在短时期内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主导册立同治、光绪两帝等高超的政治手腕。清朝一度出现了统治稳定的局面，被时人称为“同治中兴"。它是清朝后期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其时间跨度与同治皇帝载淳在位时期完全重合。这一年，意大利王国成立；曾国藩在安庆训练水师，准备东进南京围攻太平天国洪秀全；左宗棠坐镇浙江衢州府与太平军侍王李世贤激战。

天皇巷天妃宫与壁照

（一）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首曾国藩洋务运动与《海国图志》

《海国图志》，是晚清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作者近代中国思想家魏源，在书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变法主张，同治期间被晚清中兴四大名臣洋务派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和张子洞所接受并用于实践。根据现存文献记录，曾国藩与魏源俩人虽然处在同一时代且又是湖南同乡，但是没有见过面，而且也从无书信往来。曾国藩称其为朋友，是因为读过魏源绝大部分著作并受影响很大，完全称得上文友和书友。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藩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可期永久之利”的主张。同治元年（1862年），曾国藩在安庆创立内军械所，生产子弹、火药、枪炮等军用物资，这是近代中国师夷之长技的第一次尝试，拉开了洋务运动的序幕。当时，清军水师所使用的战船都是木制帆浆式的动力，不仅航速慢，且经常受风向和潮流的影响，而贻误战机，远比西方帝国的蒸汽舰船落后。一些思想先进的清儒士人，如魏源、郑复之看到了这种巨大的差距，呼吁中国人要自己建造蒸汽舰船，才能在江海上与入侵者抗衡。湘军首领曾国藩是出于进攻太平军的需要，采纳制造蒸汽舰船的建议，并指派清代首批科学家徐寿、华蘅芳筹办。经俩人不懈努力，并在此实现技术突破‌，成功试制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和第一艘蒸汽动力船“黄鹄号”军舰。

上图府山公园钟灵塔，下图正谊书院旧址

（1）对于太平天国运动，西方列强由一开始在政治上的观望，为了维护列强们在华的自身利益，最终选择了支持清廷，包括提供先进武器和借贷资金，帮助清军提高战斗力消灭太平军。同治三年（1864年）正月，曾国藩指挥麾下清军步步为营，分三面对天京（今南京）形成合围之势：安庆彭玉麟部湘军水师营船只千余号，炮为三千尊，封锁长江；曾国荃部会同彭玉麟部水师率湘军三万余众攻下太平军在钟山设防的“天宝城”，在天京城下雨花台驻扎。3月，曾国藩获悉左宗棠部率楚军攻克杭州，并拿下湖州等地，从而控制住浙江全境，可以防止太平军南下从浙江突围。5月13日，李鸿章闻知湘军攻城地道将成，又因曾国藩一再催促，遂派淮军刘士奇部炮队及刘铭传、潘鼎新、周盛波等二十七营（洋枪队）会攻天京。5月底，曾国荃部湘军又攻下钟山“地堡城”。夺踞形胜，逐在天堡城至太平门的龙脖子山上，层层排列大炮，向城内昼夜轰击。同时又将大量柴草堆得齐城，掩护在城下挖地道，以装炸药爆破。6月1日，洪秀全服毒自杀不发丧，儿子洪天福贵苍促继位。6月中旬，曾国荃部湘军攻入神策门，用炸药和地雷轰塌城墙20余丈，湘军冲进城去，活捉李秀成和洪天福贵，天京沦陷，太平天国运动宣告失败。

（2）同治十年（1871年）8月19日，曾国藩挈李鸿章联衔会奏《拟选子弟出洋学艺折》。同治十一年（1872年）2月27日，曾国藩领衔上奏，促请对“派遣留学生一事”尽快落实。并提出在美国设立“中国留学生事务所”，推荐陈兰彬、容闳为正副委员常驻美国管理。在上海设立幼童出洋肄业局，荐举刘翰清“总理沪局选送事宜”。此后，曾国藩时发脚麻之症，舌蹇不能语。同年二月初四日（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午后在南京西花圃散步，突发脚麻，曾纪泽扶掖回书房，端坐三刻逝世。追赠“太傅”，谥号“文正”。

开化根宫佛国风景区实拍

（3）荣业所基，籍甚无竟——徐寿与华蘅芳（无锡人）是上海默海书馆科技书籍的热心读者，清代自学成才的首批科学家。在闭关锁国的大清王朝，当时能学到的科学知识实在有限。所以，青年徐寿和华蘅芳俩人结伴到处寻找“科技发烧友”，只要弄到一本科学书就互相传抄，学习新知识和互相交流。1854年，徐寿与华蘅芳一起来到上海，拜访了通晓西学的著名学者李善兰，当时李善兰正在上海墨海书馆从事西方近代物理、动植物、矿物学等书籍的翻译，对数学、天文学、力学和植物学都有研究。徐寿、华蘅芳俩人虚心求教、认真钻研的态度给李善兰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这次，他们从上海回乡不仅购买了许多书籍，还采购了不少有关物理实验的仪器。回家后，徐寿独自仔细研习，根据书本上的提示进行了一系列的物理实验。为了攻读光学，买不到三棱玻璃，他把自己的水晶图章磨成三角形，用它来观察光的折射和光的七彩色谱。徐寿发奋攻读，结合实验攻读物理，使他很快地掌握了近代的许多物理知识。1856年，徐寿再次来到上海，读到了墨海书馆刚出版的《博物新编》，由英国医生合信编著的中译本。这本书的第一集介绍了诸如氧气、氮气和其他一些化学物质的近代化学知识，还介绍了一些化学实验。这些知识和实验引起了徐寿的极大兴趣，他依照学习物理的方法，购买了一些实验器具和药品。根据书中记载，边实验边读书，加深了对化学知识的理解，同时还提高了化学实验的技巧。除了做验证实验外，徐寿还能触类旁通。试做了许多《博物新编》里还未有定论的实验，并得到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他创造能力和动手能力都极强，独自设计了一些实验，许多实验要用到的器材、工具都是从这双巧手得来的。徐寿坚持不懈地自学，实验与理论相结合的学习方法，终于成为远近闻名掌握近代科学知识的科学家。

同治元年（1862年）3月，徐寿和华蘅芳进入到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眼看着当时外国轮船在中国的内河横冲直撞，十分愤慨，他们通力合作，决心为中国制造蒸汽机。但是，一无图纸，二无资料，仅仅从《博物新编》这本书上看到一张蒸汽机的略图。又到停泊在安庆长江边的一艘外国小轮船上观察一天。经过反复研究，精心设计，花了三个月的时间，终于在1862年7月制成中国第一台蒸汽机，这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开端。蒸汽机试制成功后，他们又着手试制蒸汽舰船。同治三年（1864年），清军攻破南京太平天国后，安庆内军械所迁到南京，他们继续从事制造研究工作。同治五年（1866年）4月，在徐寿、华蘅芳努力下，南京金陵机器制造局（今晨光机器厂）制造出中国海军的第一艘蒸汽动力船一一"黄鹄"号。中国军队的第一艘蒸汽船，中国近代化的造船工业正是从这里启航。

上图文昌阁，下图镇魔铁塔

（二）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左宗棠与《平浙纪略》

左宗棠（1812年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湖南湘阴人。中国近代民族英雄、政治家、军事家、洋务派代表人物、晚清中兴四大臣之一。历官浙江巡抚、闽浙总督、陕甘总督、协办大学士、东阁大学士，封二等恪靖侯。追赠太傅，谥号“文襄”。

左宗棠在道光十二年（1832年）中举人，后屡试不第，转而遍读群书，钻研地理和兵法，留意农事与讨论。1852年（咸丰二年）任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僚，参赞戎机，因助守长沙抵抗太平军崭露头角，由曾国藩保举特旨为四品京堂。1861年（咸丰十一年）左宗棠率兵号“楚军”，进军浙江入驻衢州府与太平军作战，激战四年成为平定太平军扭转战局之关键人物。1867年（同治六年）左宗棠以钦差大臣身份督统军队，当时陕甘总督由穆图善署理，屡次击败捻军，但因回军牵制、捻军机动灵活等因素而难以彻底取胜，陕北延川、绥德还多次被回民军攻破。1868年（同治七年）末，左宗棠进军陕北的延安、绥德、榆林一带，至1869年（同治八年）初先后逼降扈彰、董福祥等统领的起义军。这时，左宗棠已认定盘踞在金积堡一带的马化龙是回民起事的罪魁祸首，遂派刘松山进攻马化龙的金积堡。同年，左宗棠由泾州进驻平凉平定回乱，接陕甘总督印恢复秩序。随后他在当地推广代田法、区田法，努力恢复生产，并拨款救济饥民和归降者。1875年（光绪元年）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讨伐阿古柏，收复失地。在中俄伊犁交涉中，主张“先之以谈判，继之以战阵”。1881年（光绪七年）左宗棠应诏回京任军机大臣兼在总理衙门行走，管理兵部事务，在此期间参与练兵、治河、禁烟等事。但他与同僚不和，自己也不习惯于任职中枢。同年10月，左宗棠调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两江总督任上，左宗棠兴办水利，改良盐务，支持洋务，重视海防。1884年（光绪十年），左宗棠患目疾请求回籍调治，因中法战争战事紧张提前销假，入京任军机大臣，并管理神机营事务。8月，法军于在马尾海战全歼驻扎福建马尾的福建水师，破坏福州船政局。9月，坚决主战的左宗棠奉旨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闽海军务，挽救战局。12月，左宗棠抵达福州，积极布防，并组成“恪靖援台军”东渡台湾。1885年（光绪十一年）9月4日，左宗棠满怀悲愤和遗憾，口授遗折：“惟此次越事和战，实中国强弱一大关键。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遗恨平生，不能瞑目!”并提出诸多富强之策和对光绪帝的劝勉。9月5日，左宗棠在福州抱憾而终，享年74岁。消息传出，“全城百姓，无不扼腕深嗟，皆谓朝廷失一良将，吾闽失一长城”。“江南江北居民，奔走痛悼，如失所亲”，军队士卒“倍深哀痛”。

《平浙纪略》是一部本末体纪事史书，由晚清秦缃业、陈钟英合撰共十六卷。主要记载：左宗棠镇压太平军的军事行动，尤其是左宗棠在衢州府和浙江的军事部署及战役过程。 ‌主要内容：前七卷详细记录左宗棠在衢州、金华和杭州等地围攻太平军始末，卷十至十四描述其援皖南、江西及追击太平军至闽粤的军事行动。后两卷采用清代许瑶光《谈浙》一书资料，完整呈现了太平军攻克浙江要塞及清军复浙境的过程。 ‌史料价值：该书依据奏疏、公牍等第一手资料撰写，反映了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运动在浙江的军事活动及清廷的应对措施，是研究太平天国运动与晚清军事史的重要参考。 ‌版本信息：现存版本为浙江书局同治十二年（1873）刻本，藏于陇西文献库。 ‌

左宗棠坐镇衢州府期间，不仅打退了太平军的围城封锁，还整顿吏治，严肃纲纪。殊杀贪官污吏浙江布政使林福祥，将饮酒作乐，借捐肥己的衢州知府江永康、西安知县丁寿宸、衢州镇总兵李定太等革职查办。枪炮声渐渐远了，遭受战争劫难的衢州府古城破败不堪。隆冬岁末，西风急吹，卷起干冷的黄土，遮天蔽日；城外新堆的坟丘，灵幡长条，随风乱飘，时而传来凄厉的哭声，使人心惊肉颤。左宗棠上奏朝廷恳请豁免衢州府各邑钱粮银，并“履勘安抚，振兴教育和农牧。”对清代衢州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出现了短暂的“九州清晏”之局面。为此，衢州府百姓包括刻书出版业饬令捐资，在府城东北芙蓉堤建有“左公桥”。

钟楼

（三）目今九洲清晏背景下的衢州府黎民百姓及刻书出版业

一场内乱战争打跨了江南儒学中心衢州经济的根基——咸丰以降，衢州府时运不济、命途多舛。战后，江南儒学文献重镇衢州的乡邦文学作品无人问津，幸存的传统手工作坊其商贾生计无望。南孔圣地不再有昔日慕名而来时期顶礼膜拜的璀璨耀眼，深陷于偃蹇困穷的落泊境地——太平军焚毁孔子画像、欧洲天主教在浙江包括衢州府宣传《圣经》教义，采用了中国式“补儒易佛”的周密策略，看似进展缓慢，实则后劲十足。就传教功效而言，西方宗教不尊重中国传统风俗，劝人不忠不孝，施舍钱财收买人心，企欲取代和改造清朝中国“郊祀”和“祭祖”的礼仪制度。就经济侵略而言，欧美资本势力的商品洋货大量涌入，加速了浙江包括衢州府传统手工业作坊的解体或破产。在此“目今九洲清晏”的大背景下，衢州府的灾黎（受灾的黎民百姓）包括民间私立雕版刻书作坊，遭受连年内乱战争摧毁、捐厘助晌苛重和西方宗教等方面的多重挤压，大多传统作坊商贾因其无力“复元”而解体。人生苦短，心若不狠，路则难行，走出逆境靠自己，细思量没有过不去的坎。“树挪死，人挪活”，不怕几次三番从头做过。于是十有八九的私立刻书出版商携刻书工匠，纷纷逃离衢州府到异地谋生。为什么一场内乱战争会带来如此巨大的损失？那些生活在“忠孝礼智信”里的大清朝黎民百姓，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无助与绝望？一边是历史的记载，一边是现实的反思——我们今天应该从这场浩劫中学到什么？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还是深陷贫苦当中的百姓愚味无知，所以没有办法摆脱贫困命运的悲剧？要想弄明白这些问题，得顺着时间的长河，慢慢捋一捋。

（1）晚清是一个封建君主专制的政体，但不能因其出了问题，而把所有成就一笔沫杀，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太平天国战争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大悲剧。太平天国运动没有带来先进的思想和技术，也没有带来任何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现状的希望，对浙江而言完全是一场无意义的内耗战争。从咸丰八年（1858年）石达开进占衢州府之江山、常山、开化开始，到同治三年（1864年）左宗棠收复浙江全境，清军与太平军在浙江交战六年。衢州府之西安、龙游、江山、常山和开化五县属于平定太平军浙江之战的主战场损失惨重。同治四年（1865年）左宗棠对浙江战后情况作了估算：“通计浙东八府，惟宁波、温州尚称完善，绍兴次之，台州又次之，至金华、衢州、严州、处州等处孑遗之民，则不及从前二十分之一矣。或壮丁被掳而老稚仅存，或夫男惨亡而妇女靡托。臣师行所至，灾黎环吁马前，泣诉痛苦情形，幽咽莫办，亦惟有挥泪谢之而已。其浙西三属，惟嘉善、石门、平湖、桐乡等县素赖蚕桑为生计，数年之后，或可复元，其近山各县情形亦与金、严等处相似。”（摘自左宗棠《浙省被灾郡县同治三年应征钱粮分别征蠲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9）。据以史记载：按清朝中期衢州府人口平均增长率推算，1858年衢州府人口为122.5万人，经粗略估算浙江之战交战六年衢州府人口死亡率在50%以上，死亡人数为61万，余61万口。

芙蓉堤左公桥

（2）湘军地主武装势力与晚清统治中心的政治博奕。左宗棠在衢州府击溃了太平军之后，成为扭转战局的关健人物，也是“同治中兴”格局的驱动引擎。接下来的博弈，越来越绕，浙江和衢州府形成了楚军、湘军地主武装势力与地方因循苟且官吏之间的内斗不息。此时朝廷中又出现洋务派与顽固派新旧版派别之争，湘淮汉族地主武装力量在清朝统治集团中举足轻重。平定太平军浙江之战后，左宗棠上疏朝廷“履勘安抚，恳请豁免衢州府三年应征钱粮银，以振兴教育和农牧。”在将江永康等革职查办的同时，任命湘军将领杨昌濬为衢州知府负责战后重建，其背后则涉及湘军与西太后慈禧在浙江和衢州府的政治博奕。这道奏章一上疏，正为慈禧太后、恭亲王奕訢求之不得。一方面他们需要左宗棠的才干维护统治，不致于遭到言官的攻击。另一方面他们也忌惮左宗棠势力的独立性，虽然效忠于清廷却不阿谀权贵。这种张力贯穿其互动始终，是典型的“朝堂斗争”的政治博奕。从而国事纷杂，派系驳杂之秋，言官踊跃发言，逐步形成了对重大事件，有比较一致看法的派别，清流党在这场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出现。以两宫太后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在各种派系系斗争之中，既不能完全控制，又不愿放任自流而大权傍落。于是时则放宽言路，以此调整各派纷争，巩固统治地位。然而，清议时而直接指斥当朝弊政，又让他们难以控制，甚至不无“覆舟”之虞。故左宗棠上疏朝廷，恳请豁免衢州府三年应征钱银的措施未能实现。这是因为在当时政治舞台上的另一个政治派别为清流派。他们是多为言官组成，在清廷内外评议时政、上疏言事、弹劾权臣，指斥弊政等方面：对外倡言反对侵略，对内呼应整饬纪纲；每遇应言之事，上下联动，相互呼应，一拍而起；官宦之间搏击争斗、声讨纠弹，时人称之为清流党。其次，当时清政府由于被迫开放了16个口岸通商关税难征，与为了收复太平天国长期所占领的南方各省，平叛使国库空虚军饷短缺。于是浙江包括衢州府“田赋徭役日重，厘金又起、盐引停迟、关税难征，地丁钱粮复因军荒缓征。”因此，左宗棠势力在衢州府“振兴教育”的“数千年未有之奇迹"，只不过是“变事”，而非“变法”。

例如：杨昌濬跟随左宗棠进入浙江在衢州府参战，击溃太平军侍王李世贤部围城有功，升任衢州知府，至此杨昌濬官运亨通一直飙升至浙江巡抚。后因“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包庇余杭知县刘锡彤被革职，但次年经左宗棠举荐又重新复出。‌‌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是清末四大奇案之一‌，发生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的浙江余杭，案件始末人物关系‌。杨乃武：余杭举人，为人耿直，常代乡民诉讼，得罪余杭知县刘锡彤。‌‌小白菜（毕秀姑）：葛品连之妻，因肤白貌美、喜穿白衣绿裤得名，婚后租住杨家，曾向杨乃武学识字，引发“羊吃白菜”流言。‌‌‌死亡疑云‌。十月初九，葛品连突发高热身亡，仵作（官府验尸人）沈祥未按规范验尸，误判中毒致死。知县刘锡彤借机诬陷杨乃武与小白菜通奸合谋毒杀，俩人均遭刑讯逼供酿成冤案。杭州知府陈鲁、浙江巡抚杨昌濬等湘军派系官员包庇初审结果，维持死罪判决。‌‌上海《申报》连续报道引发关注，杨乃武之姐杨菊贞通过官员夏同善向慈禧太后申诉。‌‌1876年刑部开棺复验，确认葛品连因病死亡，案件反转。慈禧借此机会打击湘军势力，将时任浙江巡抚杨昌濬等浙江官员百余人革职查办。‌‌

（3）晚清厘金局的成立时间，可追朔至咸丰三年（1853年），当时为了筹措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军饷，朝廷同意曾国藩在江苏扬州设置了地方厘金机构。之后，左宗棠按照此办法在浙江推行厘金制度。厘金分为行厘和坐厘两种形式：行厘针对运输中货物征收通过税，坐厘则在产地或销地征收交易税，名义上是捐厘助饷，实际是在正常税务的基础上再加二道税。这源源不断的捐厘助饷，为左宗棠平添了一大笔的军费，委托胡雪岩在上海买办处购得大批西方军火，使得楚军和湘军的军事实力倍增，最终打败太平军收复浙江全境。然而，却严重阻碍了浙江经济发展的近代化进程，经手厘金的委员们和地方吏役“从中私饱”，使得兵燹重灾区的衢州府地方捐厘助饷苛重。战后的衢州府“灾黎环吁马前，泣诉痛苦情形”：农舍耕田被毁，大多手工作坊店铺湮灭于焦土瓦烁。重灾区衢州府的黎民百姓居无定所，生活在水深火热的煎熬之中，極需朝廷豁免三年钱粮银，支持战后恢复重建以振兴教育和农牧经济。谁知战后浙江厘金局继续存在，衢州地方官府私设厘卡抽课“厘卡之多，犹不止倍于税关之数，其司事巡丁之可长，亦不止倍于税关吏役”。在“目今九洲清晏”大背景下的同治期间，衢州府黎民百姓及民间私立雕版刻书业，没有等来朝廷豁免三年钱粮银，反而遭来额外经济负担的“捐厘助晌苛重。”这就是衢州府大多传统作坊因无力“复元”而解体的主要原因。同时其灾黎和商贾对环境和局势进行权衡：“华夷由隔绝到联属，中国由闭关自守到开关互市”，这种大变局对中国是福是利，是祸是害？衢州府地方洋务派认为：“去害就利，一切皆在于我之自为。”译成白话意思是说：“福祸利害两方面兼而有之，而且两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关键在于自己如何处之，如何把握。”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灾黎及商贾纷纷逃离衢州府，到通商口岸的上海去讨生活或重新创业，这也是浙江和老衢州人在旧上海亲戚特别多的主要原因。譬如：鲍哲才家族在中国近代出版史上具有里程碑的重要地位。鲍哲才（1833年一1895年），字华甫，浙江鄞县（今宁波）人，清末传教士，神学家。早年在宁波崇信书院攻读西方宗教教育，毕业后到上海担任沪南清心堂牧师，并参于创办清心小学，而后再补充设清心中学。沪南清心堂属基督新教机构，其清心学堂和美华书馆都是美国长老会所办，由传教士范约翰(J.M.W.Farnham)负责。鲍哲才先生有三子三女，均在清心学堂读过书。其子鲍咸恩、鲍咸昌和后来的女婿夏瑞芳，先后进上海清心学堂，半工半读，学习印刷技术。1881年毕业后，经长老会介绍，进入出版印刷宗教书籍的美华书馆当学徒，满师后做英文排字工。1897年，鲍氏兄弟与夏瑞芳、高凤池四人合作，一起在上海创办了商务印书馆，奠定了近代中国出版印刷业的基础。

上图府山天主教堂，下图基督新教教堂

（4）天主教与基督新教先后来衢州府传教解析。同治三年（1864年），西方天主教宁波会遣法国传教士来衢州府恢复了传教活动。当时，离衢州府城20里的石梁麻蓬村有一座教堂。司事的信徒名叫王蔼堂，籍贯杭州，随法国神父来衢州府传教，平时常给人看病，邻近村民都喊他“王先生”，娶麻蓬人为妻。光绪十八年（1893年）衢州府大旱，麻蓬教堂恃势擅自断掉溪流。溪流下游的石梁村和静岩村的村民联合起来反对，手持锄头扁担用武力应对麻蓬教堂断水。衢州教会总铎和安神父当时正在麻蓬，就遣司事王蔼堂率领全体教民手持长茅去殴斗。自己则骑马入城诬告“刁民反教“，挟持官府派兵镇压。衢州官府闻风丧胆，立即派兵前去保护麻蓬教堂和教民。当场逮捕静岩村地保，训斥两位举人出身的乡坤，然后在静岩、石梁两村张贴布告，禁止村民反对教会。自此两村的村民与天主教会结下了深仇大恨，时有纠纷发生。这也为庚子年爆发震惊中外的“衢州教案”埋下了祸根。

同治十年（1871年），又有西欧基督新教英国人戴德生牧师来衢州城传教。初时，他们还没有教堂，传教士栖身于朝京门外的衢江船上，白天上岸传教，晚上回船住宿。传教士在宣传《圣经》教义的“三位一体”画像中，用十字架代表“圣父"，用婴儿或少年代表“圣子“，用光圈代表“圣神”，即用中国化的“三一论”又称“补儒易佛”，通俗易懂。同时传教士还把精心准备的洋货（如洋火、洋肥皂、洋油、洋布等日用品）散发给围观的民众。施舍小恩小惠以收卖人心，吸引了不少市民的关注和信仰，最终发展为基督新教的信徒。不久，教会戴德生牧师看中了府城棋杆巷一座姓杨的庄宅，但此屋是官宅不得买卖。教会唆使一位教民，谎称是她的私产要卖给教会。衢城士坤起来反对并提出诉讼，然而清西安官府崇洋媚外，将此房屋判断给基督新教教会，进行宣教活动。到19世纪末（庚子年），天主教和基督新教两教在衢州府城内外已建有多处教堂，并具有相当规模的教民基础，还有大礼拜堂、育婴堂免费医疗、培材中法学校教育服务于教民。

蛟池街福音堂

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核心信仰，都是围绕三位一位的宇宙造物主宰观（天主教称“天主”，新教称“上帝”，下同）、耶稣基督的救赎使命和（各自的）圣经展开，其人类天生堕落带有原罪论、救赎论与末世观的教义体系，深刻地影响着全球逾20亿信徒的信仰实践与社会价值观。上帝在基督新教中是至高无上的存在，天主教相信宇宙造物的天主是唯一创造者和主宰。耶稣基督教认为天主或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以三个位格共存于同一神性，包括圣父（创造者）、圣子（耶稣基督）和圣灵（传递神的启示，施行救恩使人重生的位格）。圣父是天主或上帝的本身，圣子是耶稣基督，圣灵则是天主或上帝与耶稣之间的联结和显现。这一信仰体现了西方宗教对神性本质的理解。原罪论、救赎论与末世观（哲学理论）：耶稣基督教认为人类是由于祖先亚当和夏娃的背叛，天生带有堕落性的原罪，死后将面临天堂和地狱或狱练的终极归宿，因此需要通过受洗而获得受恩；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通过受难、复活完成人类救赎，末日审判时将再次降临（即耶稣基督受难、复活与救赎）。《圣经》是耶稣基督教的经典，由旧约和新约两部分组成。旧约记录了犹太人的历史和教诲，新约则记录了耶稣的历史和教诲。耶稣基督教的教义，两教都强调爱、宽容、谦虚、信仰、希望和慈悲等美德。其道德理论主张人道主义，认为人体现了天主或上帝的创造力和智慧，因此应该平等对待他人。西方宗教也禁止杀人、盗窃、谎言等负面行为，鼓励信徒从心魂深处去爱他人。耶稣基督的救赎教诲主要是关于爱、宽容、慈悲和互助，这些教义奠定了基督教的信仰基础。

石梁麻蓬蟠龙亭

至于天主教与基督教（狭义指新教）的核心区别，主要区别在历史渊源、教义权威体系、教会结构和宗教实践四个方面，其中教义权威、来源差异是根本区别，即天主教承认教皇作为基督在世代表，教皇有无误特权。而基督新教则否认教皇权威，主张信徒直接通过圣经与上帝沟通，即唯独圣经。

1）历史渊源差异：天主教直接继承了公元一世纪耶酥创立的原始教会体系（基督教）。1054年原始教会中分裂出东正教（主要在东欧）后，形成罗马教会（梵蒂冈教皇）即天主教教廷。16世纪马丁•路德宗教改革运动中脱离天主教，形成基督教新教（简称新教，主要在西欧），主张回归圣经本源。

2）教义权威差异：从《圣经教义》传播上也能看出两教的不同，天主教神父在讲解教义的时侯，通常会化很多时间讲叙圣母玛利亚的事迹，教导信徒要尊崇圣母玛利亚。但基督新教的牧师们在传教的时侯，主要是围绕圣经里上帝的救赎计划，与耶稣的牺牲、复活这些事迹，对于耶稣生母玛利亚就按照圣经里的记载，把她当作一名普通的母亲，但又很重要的人物。

另外，耶稣基督教起源于公元一世纪，是由耶稣创立的，耶稣成为西方宗教的基督。耶稣基督教在全球有广泛的影响力，其慈善机构和伦理观念对人类灵魂的关注影响着全世界。公元纪年，也称为公历纪年或基督纪年，是以耶稣基督的诞生年份作为纪年的开始，即公元元年。这种纪年方法，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采用之，成为国际通用的时间标准。‌

晚清篇•未完待续

文字原创：曾敖林

初稿时间：2021年2月

校勘核稿：曾敖林

定稿时间：2025年10月日8日

图片来源：曾敖林自拍

美篇制作：曾敖林

制作时间：2025年10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