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拿诺贝尔奖比较少

绿色使者

　　诺贝尔奖的产生源于瑞典化学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 1895年签署的遗嘱，他将毕生财富（约3100万瑞典克朗）设立基金，以利息作为奖金，奖励“对人类作出最大贡献”的人，1901年首次颁发，最初设立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文学、和平5个奖项，1969年增设经济学奖。

截至2024年，全球诺贝尔奖累计颁发超970个，获奖分布呈现显著的地域集中性。其中，美国以420余个奖项居首，占比近四成，是全球诺奖获得最多的国家；欧洲传统科技强国紧随其后，英国143个、德国115个、法国76个，三者合计占比超三成；亚洲的日本表现突出，已获得32个奖项，成为亚洲诺奖获得数量最多的国家；即便是与西方长期存在分歧的俄罗斯，也有30个奖项入账。

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各有1人获奖，而以中国大陆获得诺奖的仅2人（屠呦呦和莫言）。与中国的人口数量（14亿）、庞大的大学生（1.5亿）、研究生（1100万人）群体、近2000人院士的规模不相匹配。

二、中国诺奖获得较少的深层原因分析

中国诺奖获得较少的现象，并非单一因素导致，而是客观发展阶段、科研评价体系、教育理念等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可从客观原因与主观原因两方面深度剖析。

（一）客观原因：发展阶段与评价体系的历史局限

1. 基础科学积累的“时间差”

诺奖级成果往往需要数十年的基础研究积累，而中国现代科研体系的系统性建立时间较短。美国、德国等国家自19世纪起就已形成成熟的科研传统，日本也在上世纪60年代便确立“科学追赶欧美”的国家战略，科研投入长期稳定在GDP的3%以上，允许科学家在单一方向深耕数十年。而中国大规模科研投入始于改革开放后，真正形成“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的完整体系不过数十年，许多领域仍处于“跟跑”阶段，尚未进入“原创突破”的爆发期，这种“时间差”导致诺奖级成果的产出存在自然滞后。

2. 科研评价体系的“短期导向”

受发展阶段影响，中国科研评价体系长期以“短周期、显性成果”为核心。目前主流科研项目周期多为3年，评价标准聚焦“发表论文数量、申请专利数量、争取项目经费”等可量化指标，若3年内无显性成果，下次项目申请将直接受限。这种体系更适合“应用转化类研究”（如造桥、修路、芯片制造），但与诺奖青睐的“十年没人懂”的基础理论研究（如量子力学、基因编辑的原理突破）相悖——基础研究需要长期试错，甚至允许“十年无成果”，而当前评价体系难以包容这种“不确定性”，导致科研人员被迫转向“短平快”的研究方向，而非真正的原创探索。

3. 学术话语权的“国际差距”

诺奖评选虽以“成果价值”为核心，但也受国际学术话语权的影响。目前全球基础研究的“议题设定权”仍主要掌握在欧美国家手中，学术期刊、评审体系的核心规则由西方主导。中国虽论文数量居世界第一，但在“高被引论文”（反映成果影响力）中仅占15%，远低于美国的40%，意味着中国科研更多是“回答别人提出的问题”，而非“提出新的科学问题”，这种“从参与到引领”的话语权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原创成果的国际认可度。

（二）主观原因：教育理念与科研文化的认知偏差

1. 基础教育中“好奇心的弱化”

中国基础教育长期以“应试为核心”，导致“标准答案思维”替代了“批判性思考”。课堂上，学生更注重“背诵知识点、迎合标准表达”（如作文需符合固定主题、答题需匹配标准答案），而非“提出问题、质疑权威”；课后时间多被“刷题、练字、写心得体会”占据，而非像欧美学生那样参与“实验设计、机器人搭建、小论文写作”。这种教育模式虽能培养扎实的知识基础，但也抑制了“好奇心”与“创造力”——诺奖级成果的核心是“突破现有认知”，而长期的“标准答案训练”可能让学生形成“不敢质疑、不愿探索”的思维惯性，难以成长为敢于挑战权威的原创型人才。

2. 科研文化中“失败的零容忍”

中国科研文化对“失败”的包容度较低，将“未出成果”等同于“科研能力不足”。在欧美科研环境中，“失败”被视为基础研究的正常过程——美国导师会鼓励学生“证明我错了”，日本教授可因“十年研究无突破”仍获得经费支持；但在中国科研场景中，“失败”往往被视为“污点”，不仅影响个人晋升，还可能导致团队经费中断。这种“零容忍”让科研人员陷入“不敢试错”的困境：宁愿选择“稳妥的重复研究”，也不愿触碰“可能失败的原创课题”，而诺奖级成果恰恰诞生于“敢于失败”的探索中。

3. 人才留存的“环境制约”

部分科研环境中的“非科研因素”影响了原创人才的留存。每年数十万中国留学生赴欧美读研，不少人选择留下，并非不爱国，而是国外科研环境更注重“学术为本”——科研人员可专注于实验与研究，无需花费大量精力处理“人际关系、项目申报材料、汇报总结”等非科研事务；而国内部分科研场景中，“写材料、跑项目、应对考核”占据了科研人员大量时间，真正用于研究的时间被压缩，导致部分原创型人才因“环境不匹配”而选择海外发展，形成“人才流失”的间接影响。

4. 认知层面的“功利化倾向”

社会层面对“科学价值”的认知存在一定功利化倾向。中国科研经费已居全球第二，但投入更倾向“能快速见效的应用领域”（如工程技术、商业转化），而对“无直接经济价值的基础研究”投入相对不足。部分人将“科学”等同于“技术应用”，甚至将石墨烯、区块链等基础科学概念当作“商业卖点”，而非深入研究的科学命题；同时，还存在“盲目爱国”的认知偏差——将“正视差距”等同于“否定国家发展”，靠喊“遥遥领先”的口号回避问题，而非理性思考如何优化科研环境，这种认知偏差也间接阻碍了基础研究的深入推进。

还有一种研究认为：中国诺奖获得人数比美西方少，与东方孔子式的传承教育和西方苏格拉底式的启发教育所带来的不同影响有一定关系，具体如下：

1.教育理念与创新思维培养。孔子强调“述而不作”，教学重心在于将圣贤知识落实到实践，注重既定价值观念与伦常体系的权威性，学生主要是接受和继承知识。而苏格拉底热衷于探究认识活动的过程本身，认为人生来灵魂中就蕴含着真理，通过启发可以让真理呈现，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质疑的能力，这种教育理念更有利于创新思维的形成。

2.对待权威的态度：在孔子式教育中，老师往往代表着权威，学生对老师的观点多是服从和接受，如颜回因从不质疑孔子而深受喜爱。而苏格拉底式教育鼓励学生挑战权威，他的学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进一步拓展了他的思想，甚至提出“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主张，这种敢于挑战权威的精神有助于突破传统思维的束缚，推动科学的发展。

3.教育方法与知识获取方式。孔子的教学常常是走到哪儿便教到哪儿，体悟到一句就教一句，以直接作结论的方式施教，学生主要是通过接受老师的结论来获取知识。苏格拉底的启发方法通过层层设问帮助对方理清思路，从而使其得到新知或认识到自己原有知识的谬误，学生是在探究未知的过程中获取知识，更能培养学生自主探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个人认为：诺贝尔奖金设立前后，中国以八股文为主的科举考试方式对中国自然科学研究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进而也影响了中国在诺贝尔奖方面的表现。

1.束缚思想与限制创造力：八股文格式死板，内容局限于四书五经，要求考生严格遵循固定格式和儒家经典义理作答，不允许有个人见解。这使得知识分子的思想被严格限定在道德哲学与人际关系的框架内，缺乏对自然现象进行深入探究和创新思考的动力，难以产生现代科学所需要的逻辑推理、实验验证等思维方式。

2.引导知识精英偏离自然科学：科举制度是当时读书人获取功名、进入仕途的主要途径，而八股文是科举考试的核心内容。因此，大量知识精英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八股文的学习和创作中，对自然科学知识缺乏兴趣和关注。如明朝末年的著名科学家宋应星就曾感慨其著作《天工开物》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这反映了自然科学在当时备受冷落的境遇。

3.阻碍科学教育与人才培养：以八股文为主的科举考试制度使得教育体系也围绕其展开，学校教育主要是为了应对科举考试，忽视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和科学方法的培养。这导致中国缺乏系统的科学教育体系，难以培养出专业的自然科学人才，从而影响了中国自然科学研究的发展和进步。

由于中国在诺贝尔奖金设立前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自然科学研究受到八股文科举制度的严重束缚，发展水平与西方差距较大，这也使得中国在早期难以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成果，进而影响了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和项目数量。

　　诺贝尔奖的评选流程核心是“推荐-筛选-审议-投票”的多轮严谨筛选”全程强调独立性与学术权威性；要获得诺贝尔奖，核心是在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文学、和平、经济（后增设）六大领域做出对人类有重大贡献”的原创性成果。

一、诺贝尔奖评选流程（以科学类奖项为例）

1. 推荐候选人（每年9月-次年1月）

诺贝尔委员会会向全球相关领域的权威人士发送邀请，仅限被邀请者提名，不接受个人申请。受邀者包括前诺贝尔奖得主、相关学科教授、国际学术组织成员等，确保提名的专业性。

2. 筛选候选人（次年2月-3月）

各奖项专属的诺贝尔委员会（如诺贝尔物理学委员会）对所有提名进行初步筛选，剔除不符合条件的提名，形成一份“候选人短名单”，并为每位候选人撰写详细评估报告。

3. 专家审议（次年3月-9月）

委员会将短名单和评估报告提交给对应的学科评审机构（如瑞典皇家科学院负责物理、化学、经济学奖），由更广泛的专家团队进行深度审议，对成果的原创性、影响力等展开论证。

4. 最终投票与公布（次年10月）

评审机构召开全体会议，根据专家审议结果投票选出获奖者，得票需超过半数。结果于10月中旬陆续公布，评选过程严格保密，提名信息需封存50年。

5. 颁奖仪式（每年12月10日）

颁奖仪式固定在诺贝尔逝世纪念日（12月10日）举行，获奖者需亲自到场（特殊情况除外），领取奖章、证书和奖金。

二、获得诺贝尔奖的核心条件

• 成果的“突破性”：需在领域内做出颠覆现有认知的原创贡献，而非重复或改进性研究。例如屠呦呦发现青蒿素，为抗疟提供了全新疗法，解决了全球难题。

• 影响的“深远性”：成果需对人类社会、科学发展有长期且重大的价值，而非短期热点。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奠定了现代物理学的基础，影响持续至今。

• 领域的“符合性”：成果需属于诺贝尔奖的六大评选领域，且需在该领域内具有公认的顶尖地位，由同行专家提名和认可。

　　屠呦呦，女，汉族，中共党员，1930年12月出生，浙江宁波人。1955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系，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青蒿素研究中心主任，终身研究员兼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屠呦呦多年从事中药和中西药结合研究，突出贡献是发现并研发了新型抗疟药物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她的研究成果为全球疟疾防治做出了巨大贡献，以青蒿素为基础的联合疗法仍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抗疟治疗的最佳方案。

屠呦呦获得的主要奖项如下：

• 1979年，“抗疟新药青蒿素”获得国家发明奖二等奖。

• 2011年，获美国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

• 2015年，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同年获美国华伦·阿尔波特奖。

• 2017年，获2016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 2018年，获改革先锋称号。

• 2019年，被授予共和国勋章，同年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赤道几内亚国际生命科学研究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