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茶花对日本的传播

玉成茶雅

美篇号：331494

文：王季成（中国花卉协会茶花分会副会长）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是善于与世界各国交流的民族，中外茶花文化的交融，正是中国茶花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茶花不仅是中国传统名花，更是一叶承载文明互鉴的芳华之舟，自唐以来，跨越东海，播芳邻邦，尤以对日本茶花文化的影响深远而绵长。

据冯国楣教授在《中国茶花》序言中所述：“早在公元七世纪初的唐代，日本遣唐使来华求学，归国时从浙江温州港将山茶花引入日本栽培。”这一记载与日本现存最早的诗歌总集《万叶集》（700–750年）中关于茶花的吟咏相呼应，印证了茶花东传的悠久历史。彼时，明州（今宁波）与温州作为唐代对外交流的重要门户，不仅商旅辐辏，更是文化播迁的起点，山茶花便由此启程，绽放于异国庭院。

台湾茶花学者蔡福贵先生在《世界茶花专集》中指出：“公元1400年前后，中国已有大量茶花品种传入日本。”至十六世纪，日本战国名将丰臣秀吉（1538–1598年）酷爱茶花，广为搜罗珍品，更从中国与高丽引进诸多山茶名种，推动茶花在日本贵族园林中蔚然成风。这一时期，中国茶花不仅作为观赏植物，更成为日本上层社会审美意趣的重要象征。

明代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成书于1578年，刊行于1590年，集十六世纪以前中国药物学与植物学之大成，其中对山茶的产地、形态与药用价值均有详实记载，堪称中国古代茶花研究的里程碑。此书问世后广为流传，复刻众多，并迅速传播海外。日文译本于十六世纪末或十七世纪初完成，被日本学界奉为重要典籍。《古代日本茶花文化史》所列茶花文献目录中，《本草纲目》位列首部，标注时间为1590年，足见其在日本茶花文化发展中的奠基地位。

明代文人袁宏道（1568–1610年）所著《瓶史》，专论插花艺术，其中对茶花的品赏与陈设颇有精辟见解。此书传入日本后，深刻影响了日本花道的发展，袁宏道的美学理念被奉为圭臬，衍生出日本最古老的插花流派之一——“宏道流”。此后，明末思想家朱舜水（1600–1682年）旅居日本二十余载，积极传播中华园艺技艺，其中便包括茶花的栽培与养护之法，进一步丰富了日本茶文化的内涵。

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一个半重瓣类型的滇山茶品种由中国传入日本，成为中日茶花交流史上的又一重要节点。1733年，日本出版的《CHIKINSHO FUYOKU》一书首次记载了这一品种，标志着中国云南山茶正式进入日本园艺视野。这一品种的引入，不仅拓展了日本茶花的品种谱系，也开启了滇山茶在东亚传播的序章。

1981年，冯国楣、夏丽芳、朱象鸿合著的《云南山茶花》在日本出版，系统介绍了中国云南山茶花的品种、历史与栽培技艺，全面展现中国茶花文化的深厚底蕴。该书一经问世，便引起日本花卉园艺界的广泛关注，成为中日茶花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重新唤起日本对中华茶花源流的敬意与研究热情。

1982年2月，夏丽芳、朱象鸿应日本邀请，出席在西武百货店举办的“国际茶花展”。夏丽芳携90盆、25个品种的云南山茶参展，并在学术交流会上发表演讲，赢得高度赞誉。同年，她与西武舞鹤植物所在北京签署科研技术交流协议，标志着中日茶花领域的合作迈入制度化、专业化的新阶段，为后续交流奠定了坚实基础。

1995年，云南省与日本德岛县缔结友好城市关系。为深化文化交流，云南省政府决定赠送一批滇山茶予“日本德岛云南交流协会”，由昆明植物研究所具体承办。自1996年至2000年，分三批共向德岛县赠送茶属原种4种、滇山茶品种51个，总计531株。此举不仅传递了友谊，更将中国茶花的活态基因播撒于东瀛沃土。

1999年3月，金华市政府为申办2003年国际茶花协会大会，派出由何美华任团长的11人代表团，赴日本及各国进行宣传推介。代表团深入介绍中国茶花的历史、品种与文化内涵，赢得日本代表的热烈反响。日方代表对中国代表团格外亲切，盛赞中国为“茶花资源的宝库”，并纷纷表示渴望亲临中国，实地领略茶花故里的风华与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