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下）

许许多多

我的母亲

　　母亲在婆家孤独、寂寞地苦撑了二十多年，在那个没有亲情、没有温暖、更没有任何乐趣的封建大家族中，我真想象不出她是如何打发每一天的时光的。她既不能随意外出，也不能出去工作，就连回娘家也不是说走就走的。大舅只是偶尔才能借回北京办事的机会看看老娘、看看大姐。二舅更是从三七年离家奔赴延安参加八路军，转战南北和家里失去了联系，很多年不得相见，直到一九五零年来北京参加全国第一次侦查工作会议，姐弟三人才第一次在北京相聚，那时姥姥还在，身体也很硬朗，他们姐弟三人陪着老娘一起游览了颐和园，还用135照相机留下了珍贵的照片，虽然照片很小，但能清晰地看出照片上的母亲穿着旗袍，很优雅得体，大舅儒雅帅气，二舅和二舅妈穿着军装英姿飒爽，他们兄弟姐妹紧紧地围在老母亲身边，一家人其乐融融，这样的场景对母亲来说该是多么的珍贵和难忘啊！

到了一九五零年，母亲的生活和命运终于有了转机。全国解放后，国家颁布了第一部《婚姻法》，《婚姻法》中的每一项条款，都使全中国妇女们的合法权益得到了有效的保障，使无数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妇女百姓获得了重生。在两个舅舅的支持和帮助下，母亲终于脱离了婆家，过上了真正的自由生活。不久后，经人介绍和我父亲成了亲。

我的父亲叫许✕堂，是个穷苦人出身，早年就没了父亲，只身带着母亲靠给有钱人家打短工、当长工维持生活，家乡土改划定成分时，被定为雇农，就是“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最为贫穷的那种。父亲的老家是革命老区，他1938年时就加入了共产党，在一次给八路军送情报通过封锁线时，被日本鬼子打伤了耳朵，留下终身弱听的残疾。后来又以当厨师、到药店做学徒等身份做掩护，为共产党、八路军做事。直到解放后，才进了公立医院在中药房做了药剂师，虽然有了稳定的工作和经济来源，但由于多年居无定所的生活环境和贫困的生活，一直都没有成亲。父母二人结婚，恐怕说不上是为了爱情，可能是想相互照应，共同走过人生的后半程吧。

父亲和母亲的原生家庭，以及各自的生活经历有着很大的差距，因此俩人在婚后的生活中也难说处处和谐。那时，他们都早已过了生育的年龄，于是商量着抱养一个孩子，父亲更喜欢男孩，但是缘分让他们选择了我。我的到来，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全新的生活模式，也给他们二老带来了新的生活希望，他们把全部的精力和爱都倾注到了我的身上。母亲在原来婆家守寡的时候就没有出去工作过，到了这个年纪再想找份合适的工作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母亲便专职在家带孩子，我从此不仅有了一个温暖的家，而且拥有了父母全部的爱。

母亲给我起了小名，叫“小立”，很多人都认为应该是美丽的“丽”，但母亲说：女儿美丽不美丽在其次，关键是要“立”得住，意思是要我健康地活下来。父亲的一个朋友给我起了学名叫“许春宜”，并用这个名字报了户口。但是父亲不满意，认为这个名字太过软弱，好像还是个戏剧里的词牌名，于是他重新给我起了“许光前”这个名字，“光、前”二字取自于《三字经》中“光于前，裕于后”的句子，其意为：对上，光宗耀祖；对下，庇荫后代，可以看得出父亲对这个女儿寄予了无限的厚爱和希望。我从此便生活在一个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却处处充满了温暖与爱的家庭中。

我的母亲是一个非常宠溺孩子的母亲。母亲对我的照顾那真是关怀备至，从照片可以看出，她给女儿做了厚厚的花棉衣和花棉裤，还在棉衣的袖口前面又接了一块小袖头，生怕女儿冻着小手。

　　母亲一个人在家带孩子，还要买菜做饭，有时真的是忙不过来，但她从不轻易的把我交给别人照看，只是在我睡着了时，才让信得过的张阿姨过来看一下，买了东西就往回赶，一般中午都是吃几口剩的，晚上父亲回来时才做新的。我长到一岁多的时候，已经学会了走路，一次母亲在屋里干活，我一个人走出屋外，不知深浅的年纪，一脚踩空，从二楼的楼梯上摔了下去，幸好是木楼梯，到了楼梯拐弯处才被挡板挡住，没有继续往下滚。母亲听到我的哭声，看到我摔在楼梯上吓得不得了，赶紧抱起来查看，虽没查出什问题，还是不放心的给父亲打了电话，直到去了父亲所在的医院，医生经过检查，确认没有问题后，母亲悬着的心才算放了下来，后来不光是寸步不离地看着我，还做了一个重要决定——搬家。母亲说一定要找一处没有楼梯的平房，哪怕是退掉父亲不交房租的单位宿舍而花钱去租房子，也不在这里住了。几经周折，终于在南池子的一个小院里租到了两间平房。这下母亲才算放下了心，而且天天是院门紧闭，就怕我自己跑出去。

但是，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大，小院里越来越关不住我了。母亲新的焦虑又来了，我们的院子门口就是原来的八路公交汽车站，而且南池子大街整天也是车来车往，最要命的是，公共厕所在马路对面。有一次也是趁母亲不注意，我自己过马路去了厕所，这下母亲的神经又绷了起来，再次决定——搬家。说是一定不能再住临街的房子，于是经过房管所介绍，找到了原崇文区幸福大街的幸福楼。这里的一大片楼，是修建北京火车站时的拆迁安置房，在五十年代中期这是质量很不错的房子。我们是和原房主对换的，他家的男主人在东安市场上班，为了图上班路途近，不惜用新楼房换了旧平房，大家都说我们占了便宜。这就是我的母亲，她可以为了女儿的安全不怕困难，想尽办法，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我小时候的脾气有些拧，平时只和邻居家的小妮玩。母亲看我大些了，就和父亲商量着把我送去幼儿园，自己做些缝纫加工的外活补贴家用，谁成想，送去幼儿园的第三天，小朋友做游戏时，我只找小妮，可人家比我大一岁，不在一个班，老师不同意，我就站在院子里哭，结果受了风寒，回家就发烧，母亲知道了原因，立刻退掉了幼儿园，也辞掉了加工外活的工作。在母亲心中，女儿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论有错还是没错。

后来上了小学，只要我一有嗓子疼不舒服，母亲就会马上去学校给我请假，带着我去小吃店喝豆汁，别说，一碗热豆汁下肚，出一头汗，身上的火气就还真下去了，这个方法屡试不爽。

我的母亲是一位能干大事的母亲。可能就是因为母亲从小学了文化，所以遇事有主意、有见识、有担当。比如我们两次搬家，父亲上班没有时间，都是母亲一人跑前跑后办妥的，家里亲戚和邻居们都很佩服她。文革的时候，家里有一些母亲分家时从婆家带出来平时自己用的硬木家具，看着很扎眼，母亲便做主把一张石头芯的大八仙桌捐献给了父亲的单位。五十年代初，由于国家建设的需要，在报纸上刊登了人民公墓要迁移的通知，母亲看到报纸后，独自去办理了姥姥姥爷墓地的相关手续。母亲分家时，婆家给了一处位于天津的平房小院，院里房子不多，又都年久失修，母亲远在北京难以照顾，她找了代理人帮助料理，但是不仅没有吃到房租，反而倒贴了不少修缮房子的费用。六十年代初，她响应国家号召，把房子无偿捐献给了国家，她带着我去天津办理了全部相关手续。我初中毕业时特别想上高中，但面临父亲退休，家中经济条件不允许，母亲悄悄地找到班主任老师，说明家里的情况，请老师帮忙给个意见。最后根据我的各方面表现，学校推荐我报考师范学校，这样既解决了升学问题，又解决了家里的经济困难，母亲又妥善解决了一个难题。我上师范那年，父亲不幸的得了食道癌，七十年代初，患癌症基本就等于判了死刑，但母亲没有乱了方寸，找到父亲的领导，要求单位出面一定要帮助协调，前往肿瘤医院进行手术治疗，大夫说虽然手术可以做，但一是难度大，要侧开胸；二是危险大，家属要有思想准备。尽管母亲心理压力很大，但还是毅然在手术通知单上签了字。母亲说“治就有希望”，最后父亲的手术很成功。每当家里遇到大事的时候，母亲都能临危不乱，从容应对，并能找到很好的解决办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结婚后，因为那时父亲已经去世，母亲去了父亲的单位，向领导说明了家里的情况，并表明自己的观点，她说：女儿出嫁了就是婆家的人，我不能让女儿养我一辈子，更不能拖累姑爷，我想请单位照顾一下我的生活。也不知是母亲提出的要求在理，还是单位领导动了恻隐之心，总之，从那时开始，父亲所在的天坛医院每月给母亲二十元的生活补贴，要知道八十年代初，每个月二十元足够一个人的基本生活费。由此看来，说母亲是一个能办大事的人一点不为过吧！

母亲是一个非常顾及娘家的人。母亲和两个弟弟虽然聚少离多，一年见不了几次面，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之间的感情，每次见面都有说不完的话。我最喜欢舅舅和表哥表姐们来我家，晚上住在我家，我坐在床上或躺在被窝里，听他们唠家常，说些陈年旧事，说到开心处大家便笑声不断，屋顶上的那个小灯泡把我的心照得亮亮的、暖暖的。

大舅一家在外地，生活条件不如北京，特别是在计划经济的时候，更是食物短缺，平时母亲总是攒下一些粮票，只要大舅家有人来北京，母亲便买些挂面、炼一些猪大油、或想办法买一些平时不常买的稀罕物给他们带回去。记得一次大表哥来北京，母亲用家里攒下的白面蒸了一锅大馒头，我闻着、看着好香啊，可是母亲只给了我一个，吃完后我还想吃，可母亲却说什么也不给了，说是本来就不多，要给舅舅家带回去。我实在是太想吃了，就趁母亲不注意，在每个馒头上揪下一小块，以为这样母亲就不会发现，晚上大表哥来家，母亲赶快去给他装馒头，突然发现每个馒头都残缺不全，她知道一定是我干的好事，便大声地问我这馒头都怎么了？我看着母亲生气的样子躲在门口不敢说话，大表哥赶快出来打圆场，说可能是被老鼠咬了吧，没事的，一点也不影响吃。结果母亲还是狠狠地训斥了我一顿，这件事至今我都还记得。还有一次，二表哥来北京，母亲知道他有胃病，便带着他去了一家饭馆，说是给二表哥补补身体，结果我从师范学校周末回家，没带钥匙进不了家，在外边等了很长时间，母亲说忘了今天我回来，我的心里好委屈。

记得家里有一块大床板，平时靠在墙边，家里来了人随时可以打地铺，不光是舅舅家里的人，就连表哥们的同事、师兄弟来北京也是住在我家，母亲都是热情招待。

二舅一家虽然生活在北京，但是由于舅舅工作非常忙，也不能经常见面。小时候，每逢过年过节，母亲就会带着我去家里探望他们，后来我大了，母亲就经常打发我自己去舅舅家，有时赶上放假还会在那里住上几天。母亲每年都要腌一些咸菜，比如什么韭菜花、芥菜疙瘩、雪里蕻和什么小酱黄瓜，腌好后总要让我送一些给他们尝鲜，虽然这都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但这是母亲对舅舅一家的牵挂。

记得文革时，二舅一家被下放到东北，母亲心里别提多惦记了，经常和我念叨，东北那么冷，就算大人能扛得住，那你表哥、表姐还那么小，他们受得了吗？于是她找来纸样，自己裁剪，做了好几双棉袜子、棉鞋垫给寄去，虽然可能解决不了什么大问题，但这真是母亲的一番心意啊！

母亲一向身体好，常以一辈子不吃药，连预防针都没打过自居，但是到了晚年却突然患上了脑血栓，虽然抢救及时，但还是留下了半身不遂的后遗症。平常想去哪，说走就走的母亲一下子被困在了家里，起初很不适应，但母亲很坚强，为了不给我添太多的麻烦，就自己坚持锻炼，出院没过多久就可以自己拄着拐棍在屋里行走，日常生活也基本能够自理。但是没过两年，不小心又摔了一跤，股骨颈骨折，这次真的是把母亲困在了床上。本来年纪大，摔的又是坏腿，术后没有办法康复，右腿强直不能打弯，起初还能扶起来靠着被子、枕头坐一会，后来就彻底卧床了。那时没有家政公司，无处请保姆，我就每天上班前，先帮她洗漱，吃完早饭，再把水壶、便盆和一些零食放在床边上，中午回来做午饭，伺候她吃喝后，整理完卫生再去上班，就这样母亲在床上躺了三年多竟没长褥疮。二舅妈也经常和表哥表姐们带着钱和营养品来看她，母亲虽然饱受卧床之苦，但是有亲人的陪伴和照顾，她也很知足，多次说“她养我小，我养她老”，母亲生病六年后离开了我，她最后走的很安详，享年八十岁。

这就是我的母亲，这就是母亲的一生，写到最后心情很沉重，正像大舅说的那样，我母亲的一生“物质生活很享受，但精神生活很痛苦”，她从小经历磨难，最后在病痛中离去。她是一个平凡的人，是千千万万个中国妇女中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但她在我的心中永远是那个唯一，她是那样的慈祥、那样的温柔、那样的坚强、那样的有担当，我深爱我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