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鸡蛋一一怀念我的舅母

彭院宝

两个鸡蛋

舅母是旧式的女子，名叫刘娟女。这名字里便带着一种认命似的温顺与勤恳。她的一生，仿佛就是为着这个“家”字而存在的。外婆在世时，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无论巨细，似乎总要经了她的手，大家才觉得妥帖。她待人是极真诚的，话不多，脸上总挂着一点浅浅的、略带些腼腆的笑意。邻舍有了难处，她总是默默地搭一把手；自己家里纵然不宽裕，有客人来了，也必倾其所有，张罗出一桌虽不奢华却热气腾腾的饭菜来。她的衣服，永远是半旧的，洗得泛了白，但穿在她身上，总是那么干干净净，利利落落，连一个多余的褶子也寻不见，正如她的人一般，清清爽爽，坦坦荡荡。

我怀念她，却并非全因这些泛泛的好。那好，是刻在骨子里的，是化在一件极细小、极平常的事情里的。

这事情，便是那两个水煮荷包蛋。

从我记事起，只要我去舅母家，这仪式便雷打不动地上演着。那时我年纪小，嘴馋，一到周末便像只认家的小狗，颠颠地往舅母家跑。她才看见我的影儿在门口一闪，那浅浅的笑意便在脸上漾开了，口里只说着：“我娃来了。”随即就放下手里的活计——或是纳了一半的鞋底，或是择到一半的青菜——转身便往厨房里去。

我那时只顾着在院子里疯玩，或是趴在桌上眼巴巴地等着，并不曾留意厨房里的动静。现在闭上眼，却仿佛能清晰地看见：她怎样从那个瓦瓮里，小心翼翼地摸出两枚光洁的、微凉的鸡蛋，在水盆里细细地冲洗；她又怎样揭开那口用了许多年的、沉甸甸的木制锅盖，将水注入，然后静静地守在灶前。火苗“噗”地一声，温柔地舔着锅底。水渐渐地热了，响了，沸腾了，鸡蛋便在那一锅清水里，沉静地、一圈一圈地打着滚儿。她必定是看着桌上的那只老座钟，在心里默默地数着时间，生怕多一分则太老，少一分则未熟。那氤氲的、带着蛋腥气的水蒸气，弥漫了整个小小的厨房，也模糊了她安详的、专注的侧影。

不多时，她便端着一只小白瓷碗出来了。碗里，正是那两个刚出锅的水煮荷包蛋，圆润润，热腾腾的。她总是滴入几滴香气扑鼻的山茶油，递到我手里时，那温度便正好，是暖的，却不至于烫嘴。 “快吃吧。”她说着，便又拿起她的活计，坐在一旁，微笑地看着我。我那时是多么不懂事啊，只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便急急地夹起荷包蛋。那蛋白是极嫩的，咬开后，里头的蛋黄，正正地凝在最好、最润泽的火候上，是那种动人的、暖暖的杏黄色。我狼吞虎咽地吃着，她便在旁边静静地看着，仿佛我吃得越香，她的欢喜便越满。

后来我长大了，上了高中，功课忙了，去的次数便少了。可这仪式，却一次也未曾省略过。即便是我高中毕业后，已是个大小伙子，去到舅母家，她第一件事，仍旧是转身进厨房，为我煮上两个荷包蛋。我有时会觉得不好意思，说：“舅母，我不饿，您别忙了。”她只是笑笑，手上的动作却不停，说：“路上走累了，吃一个，垫垫饥。”在她眼里，我仿佛永远是那个需要她用两个鸡蛋来慰藉与疼爱的孩子。

直到她病重，直到她离去，这鸡蛋，竟真的没有间断过。

如今想来，我心里是说不出的惭愧。我对她的报答，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不过是年节时一些寻常的礼品，病榻前几句无力的问候。我总以为来日方长，总以为那样坚韧的、沉默的爱，是会永远在那里等我的。却不曾想，那口冒着热气的锅，也会有凉透的一天。

这两个鸡蛋，在旁人看来，实在不算什么。但在我，它们却是舅母全部慈心的化身。那不只是食物，那是一种无言的信诺，一种朴素的仪式。在那些或许贫瘠、或许艰难的日子里，她用这最寻常的物事，为我建筑了一个温暖而稳固的港湾。无论外头是风雨还是晴天，只要我走进那个院子，便有两个热乎乎的鸡蛋在等着我。这本身，就是一种莫大的安慰与力量了。

此刻，窗外是沉沉的夜，我的眼前，又清晰地浮现出那只小白瓷碗，碗里躺着两个温润的荷包蛋。舅母那安静而满足的笑容，仿佛就在昨日。我忽然觉得，那鸡蛋的暖意，似乎从未从我手心消散过。它穿透了岁月的壁垒，一直暖到今天，暖到我这古稀之人的心里来。只是这暖里，带着一根尖尖的、冰冷的针，刺得人发痛，刺得人想落泪。

这世间待我好的人，自然不止舅母一个。但像她这样，将一份好，如此固执地、沉默地、数十年如一日地，凝结在这般微小的具象之物上，再无第二人了。那两个水煮荷包蛋，便是我整个童年与少年时代，所能触摸到的，最朴素，也最隆重的爱。

唉，我的舅母，刘娟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