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治发著文赏析（之一）

人间正道史

编辑策划 ：黄永毅

著文资料 ：黄治发 赵英

美篇制作 ：史连根

黄治发简历

陕西临潼区仁宗乡人，1936年出生，1956年入伍，共产党员。军营二十六年，先后任学员丶班长丶营部文书丶副指导员丶指导员丶青年股长丶干部股长丶营教导员丶团副政委。一九六一年和一九七八年先后去洛阳工程兵学校，石家庄高级步校进修。

一九八二年转业到航天部苐四研究院。任院科技部协理员，行政部协理员，高级政工师，院机关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行政部副部长等职。一九九六年退休。

　修筑兰新铁路的一段回忆

黄治发著文

【编前语】

战友圈的人大都知道，史连根是一个爱搜罗、编织故事的人，特别是对战友故事和军旅人物，有着特殊的偏好。他制作军旅题材的《美篇》，大都图文并茂，跃然页面，广受战友推崇。他在制作“不朽的歌声﹣《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背后的故事”的《美篇》时，发现他原来的教导员黄治发副政委是该书编委会的顾问委员时，竟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那是1971年，他从山西灵石县人伍后，先是分在一营部通信班，记得杨立敏营长曾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说得是黄教导员在1958年修筑兰新铁路时，因身体瘦弱，曾被大风刮跑，埋进了沙窝，战友们找了好久才被刨了出来。后来，史连根调出了一营，到了团政治处电教组，继而又调到师政治部。

50年蹉跎岁月，他已由一个毛头青年变得两鬓斑白，杨营长的那句话，却一直印在脑子里，挥之不去！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被人拉人了“老兵1956”战友群，群友们大都是本团1956年人伍的老首长。显然，为的是让他近距离地为这些老首长提供网络服务。这样，他也就有机会和黄副政委“面对面”了。

是史连根先拨通黄副政委电话的，并将和黄副政委的聊天大致告诉了我：“和首长聊了有十多分钟，好精神。说到被风沙吹倒的事是不存在的。但大病一场，差点把小命丢了倒是真的！”他并委托笔者做进一步挖掘了解，以期搜罗出点故事来。

笔者自然和黄副政委很熟。我在团政治处组织股当干事时，他是干部股长。他当一营教导员时，我又在二连当副指导员。只是后来，我被调往库车山沟的一所后勤医院。转业以后，我们先后回到了西安，战友们的聚会，他次次必到。一年，我曾和张贵成副师长相约，到灞桥区洪庆镇去看望过他。并且初次得知，这个蜗居城市一隅的“公司”,竟是航天系统的一个科研单位，级别颇高。我和他一直有着淡淡的往来。

我和他的初次话访，自然开门见山，简单地寒暄了几句，便直奔主题，关于修兰新铁路的事儿，他说自己写了几页材料，答应到五一放假，待儿子回来给我发过来。

究竟如何“发过来”，引起的一点“误会”，不但让我对这个八十多岁的老首长刮目相看，同时也感叹良久。

我以为，耄耋之年的他，提笔写写以往，回忆过去，在他来说不难。“发过来”的，肯定是几页手写材料。我觉得那种密密麻麻反拍的文字，看不清楚。所以，建议他给我发个复印件的，从邮局发过来。实际上，我的这个意见反倒让他为难了。

到了四月三十号，估计是儿子放假回来了。他在电话中说，在微信上给你发行不行？去邮局，还得跑到田王镇街办。我说，你的材料不是手写的吗？他说是电子版的，我急忙说谢天谢地，那样更好！电子版的，我以为肯定是儿子帮着打印的。文件很快就发过来了，我打开一看，一页页打的工整的文字，呈现在我的面前，标题是“大战黑风口”，并署着姓名，大约有三千五百字。我急不可待地粗粗浏览了一遍，觉得翔实、生动，文字流畅，中间还加杂着不少形容词和时代新语。凭着我对他的了解，觉得像是儿子帮着加工、整理的，这样做，自然也很正常。只是在随着我采访的深入，对写作过程的进一步了解，我的认识来了个大颠覆，我对他的认知，已经不单单是意外，而是感动！

“话采”的过程，就不用细说了。说说令我不可思议的事儿吧。

当我得知，这份“大战黑风口”的文章，是他“两三年前写的！”，而且是“用电脑完成的”时，初听竟有点蒙，不由又核实了一遍。真的是始料未及，不由的令我感慨良久！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竟然能坐在电脑机前，敲敲打打，写出最令他难忘的页页往事，记叙他和他的战友们的艰苦亲历，这简直就是一段传奇佳话。并且，我还得知，他只是个连初中都没有毕业，是在部队上了军校，才按初中对待时，更令我钦不已！电话那头，当听到我的赞叹不已时，坐在他身旁的夫人赵瑛老师插话说：“字典都被翻破了”？我太相信了。他肯定下了常人难以想像的功夫，也绝不是这个年龄的人，任谁都能做到的。同时，我也明白，教员出身的贤内助赵瑛老师对他的“辅佐”，也是必不可少的。

这篇访谈录，就是依照他的文字为脚本，添加了一些访谈内容柔和而成。我深知他的一字一句都拈来不易，所以，在改写时我就格外慎重，或者说，略显沉重，尽力保持原汁原味。

至于寻觅杨立敏营长的那句话，笔者以为，也绝非是空穴来风。杨营长说话，向来说一不二。他从不表扬人，批评起人来又绝不留情面，干部们在他面前，大都服服帖帖。如此看来，黄治发教导员的故事，是尽人皆知的，只是流传的版本略有差异。他的的确确是在鬼门关里走了一遭，只是运气太好，才死里逃生。况且，“黑风口”是他的落难之地，人们就此而“嫁祸”于风，拿风说事，亦无不可。

编者 黄永毅

2022.5.22

　修筑兰新铁路的一段回忆

我是1956年人伍的老兵，陕西临潼人，虽已到了耄耋之年，往往回想起在军营的岁月，特别是修筑兰新铁路的那段艰苦的经历，仍常常让我感叹不已，没齿不忘。

事情得从头说起。

1958年，新疆阿克苏、库车地区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水患，大约还是春寒料峭的日子，三、四月份吧，我们结束了在库车地区的抢险救灾任务，正准备取道轮台县返回营房时，接到了团里的命令：暂停回营，继续北上，执行修筑兰新铁路的任务。

素来，军人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况且，听到这个消息，全连上下都很振奋，连队领导作为“紧急任务”,连夜传达布置，层层动员准备。司务长带领着炊事

班的同志们加班加点，筹措干粮，连队做好了长途跋涉的一应准备。

第二天清晨，我们三点半起床，吃饭、装车。五点钟准时从轮台出发后，全连140多号人，一路向北，经过三天的颠颠簸簸，终于来到安营扎寨的地方。

这里位于东至吐鲁番新建火车站，西到达坂城之间的三十里风区达坂城风库一带。

先说说这里的风吧！这里是号称与阿拉山口、老风口齐名的新疆三大风口之一。百里风区、三十里风口，果然名不虚传。初始领教风的险恶，当为筑路人。有人说是“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也有说是“一年两场风，一场刮半年”。还有人说得更具体，出门要带三件宝，水壶、风镜和皮袄。而据气象资料记载，风力在八级以上的，每年都在160天以上，十二级大风常常刮起，十三、十四级的，也会幸临。兰新铁路通车最初的十年，三个泉一带就曾吹翻过三次火车，71年的一次，曾吹翻货车十余节。还有一次，在两节车厢被吹翻后，继而，整列火车倾覆脱轨，就连钢筋水泥的电线杆也曾被拦腰吹断。疾驰而过的火车，天兰色的车皮瞬间就变成了赭红色的，整整被剥了一层皮。至于大风的成因，不是简单几句话能说得清的，留给专家们吧！据说是与特殊的地理地形有很大关系，是吐鲁番低谷和天山峡谷造成的“峡管效应”所致。

这里，没有一根草，连苍蝇、蚊子都没有。有的就是昼夜不停的狂风怒吼，伴着飞沙走石，天地都是灰蒙

蒙一片。这里的气候，就像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一忽儿，艳阳高照，炙热难耐，一忽儿飞沙走石，天昏地暗。经过了这样的考验，就什么样险恶的黑风恶浪都不在话下了！

为了避风，我们安营扎寨在一段山梁斜坡的低洼地段，帐篷搭成下沉式的那种，防风。其实就是一道道掘出的沙土豪，和吐鲁番人的地窝子差不离，只露半截采光与透气。而且，还要用专制绳索和三角铁四周固定，再派出流动哨，昼夜巡查，以防被狂风掀翻。每天出工，都是一场紧张的战斗。顶风，须手拉着手，亦步亦趋地向前冲；顺风，则要借着风向跑，蛇腹型地扭来拐去；遇到旋风，就地蹲坐是最安全的法子。挺有趣的是，那时干部戴的是大沿帽，帽子若是被风刮跑了，会打着滚儿咕噜噜地转，飞轮似的，撵是撵不上的；若是飘上了半空，便会像风筝一样的，越飞越高，直到无影无踪。战士戴的是仿苏式的船型帽，有这样的说法，戴端了，像个和尚。戴偏了，像个流氓，都不喜欢这样式的。正戴歪戴都不中的“牛逼帽”，倒还是有一点点用处的，可以当做头套用，能够遮住半边脸，露出两只眼窝噗闪闪。还有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关于大、小便，不但费事，甚至有点搞笑。大便，需先察看地形，找个近乎蹲坑式的，不然，狂风袭来，会弄得一塌糊涂，操作没法继续的。小便，次次都要和狂风赛跑，风吹多猛，人跑多快。一泡尿，跟风跑上数十米，甚至上百米，才能抛洒殆尽。速

度跟不上，则要忍受“倒灌”之苦。战士们总结说，大便刨个坑，小便百米冲；和风争输赢，看谁跑前头。倘若遇到天公发威，骤然狂风大作，刮起八或十级大风，弄得天昏地暗、飞沙走石，那就更惨了，工来不及收，人没法拢，就地下蹲，抱头认栽，还需时时提防被风吹跑！

这就是险恶的黑风口，一个让人闻而胆寒、临而却步的地方。

关于吃水，也相当困难。茫茫戈壁，水比金贵。上级给我们配备了拉水专用车，天天到吐鲁番或红柳河拉运水，一趟往来，百多公里。连队专门砌了蓄水池，“节约用水”则和完成施工任务一样地分配指标，并列人连队每日的评比竞赛内容。炊事班的人轮流掌勺，一人一瓢，一日两次。早晨的一瓢，洗完脸后不能倒，留着晚上洗脚；晚上的一飘，除了擦擦洗洗，留着浸泡衣服，洗一次衣服，得攒好儿次的水。水再金贵，也要首先保证吃饭，至于洗碗，可以由水洗变“干洗”，抓把沙子擦一擦，下顿时，吹吹、再用手抹抹，就行了。在这里，用水和也花钱一样，得扣着用、攒着用、计划着用。同时，这样也培养了我们适应野外生存的能力。

搭好帐篷后，连首长带领班排长察看了地形，并分派了任务。地形和任务是这样的，在吐鲁番和达坂城之间，横亘着一条牛背式的山脊粱，这道脊粱自东向西，逶迤而去。山脊的中部，是一道巨大的断裂带，大约有20多米深，200多米宽。至于它是因雨水冲刷而成，还是

因地壳演变而致，不得而知。我们的任务，就是运土填石，筑基垒坝，把这条漏斗状干沟的两端连接起来，让铁路顺畅通过这片浩瀚戈壁。这肯定是一块难啃的骨头，也是千里兰新线上最后的一道障碍。它的贯通，将会使顺利通车指日可待。我不敢说这项工程的艰巨是兰新铁路之最，但若论起自然环境的恶劣，肯定无与伦比。任务能落到一支工兵分队的肩上，足见其对全局的影响举足重轻。

至于在兰新线上，我们团投人了多少兵力，做为一个战士，我当时是搞不清的，因为战线太长了，只认识本连队的人，也只知道自己连队的那一段。等到任务结束才弄明白，我们全团的数千人马，包括机关、连队，都星罗棋布地分布在千里兰新线上，是刘月老团长带领着我们完成任务的。任务结束后，我们又移师哈密，修建了哈密钢铁厂和哈密“八一”公路。至于魏良兴战友保存的那枚修筑兰新铁路纪念章，我早就找不见了。而九连就是在修建哈密钢铁铁厂的工地上，又奉命执行且末南山剿匪任务的。据说，在且末剿匪中，他们曾断炊三天，是军区派了直升机投放食品才救的援。七五炮连马号班长宋进才，在复食时，因过量吞食牛肉干，撑死了！悲剧的产生在于，复食前，医生曾上过课，要求采取“渐进式”进食，他因住在马号，独立且分散，误了听课，才赔上了一条命，这是全团尽人皆知的。

　　上级指挥部，能把这块硬骨头分给我们工兵连啃，既证明了这项任务的艰巨，也是对工兵连的信任。其实，我们说是工兵，其实除了肩章、领章上分挂着铁锹十字镐交又的工兵符号外，其它的，并没有优势和特殊。既没有装备，也没有机械，除了一副肩膀两只手，就是钢钎、铁锹、十字镐，还有大大小小的铁锤、数不清的抬杠、木夯和箩筐之类。重要的是，我们是一支英雄的部队，是三五九旅的后来人，南泥湾精神是我们的光荣传统，猛打、猛冲、猛追是我们的作风。战场上，我们所向无敌，艰难困苦面前，同样要无坚不摧！

受领任务后，我们又在工地现场召开了动员会、誓师会，全连上下摩拳擦掌，人人奋勇争先，个个争做风口浪尖上的硬骨头战士。况且，1958年，又是个火红的年代。“大跃进”的口号响彻全国，到处是“乘卫星、坐火箭”、“一天等于二十年”的豪情壮志，我们虽然身处荒漠戈壁，同样感受到了全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浪滚滚，连队党支部发动党团员带头，提出了“大干、快干、拼命干”的口号，每人日完成30立方土石的指标。而且，夯土，每隔20公分就要夯实一次，不夯实，就不算合格。工地上，红旗招展，标语牌林立，组织评比竞赛小组，进行质量检查、安全评比、土方丈量、石方统计。每天完成任务的情况，以及先进班组和个人、先进典型的事迹材料，上报总指挥部，并要及时传达总指的施工要求和战地简报，以不断鼓舞士气。因此，加班、加点延时干；苦战、夜战拼命干。工

地，简直就是一个拼命的赛场，没有人交谈、没有人说话，只有呼哧呼哧的喘息声；不肯抬头，也不敢伸腰，只有沙石和铁锹的撞击声。汗淌了，顾不上擦；手破了，来不及包。就是昏晕了，也不肯离开工地。天天都紧绷着弦，人人都拚着命！

大干百日再干百天，献完“七一”再献“八一”。午饭送到工地，狼吞虎咽就进了肚子，也管不了卫生不卫生。有的边吃边干，有的吃着碗里，瞅着筐里，生怕别人跑自己前头，只恨自己少长两只手。上百斤重的箩筐，几十米深的壕沟，上上下下都小跑。肩膀压肿了，手攥不紧直不起腰，睡在床上仍然浑身酸痛，连半边身子都是麻木的。上工的路上，十根手指头发硬，就把毛巾攥在手里，边走边握边揉边活动着。还有，肩膀被抬杠磨得红肿溃烂，疼痛难忍，就把衣服脱掉垫在肩上，或包裹住杠头。抬杠，我把班里的大小个合理搭配，大个走后头，小个走前头，定时轮换。我的个头虽小，体力也单薄，往往争着抬后边。因为我在师教导队学习时，班长、教员都是打过仗、参加过解放战争或抗美援朝的，他们教给我“严格要求，以身作则”的这八个大字，我一直牢记在心里。让我懂得，越是艰苦，越要发挥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威力。因此，一周一次班务会，天天一个小讲评，调动积极因素的有效方法。我当班长的体会就是，上班走前边，下工走后边，睡觉靠边边，这就叫模范带头。那时，战士的文化程度普遍较底，分兵时，凡有点文化的，都分在技术分队，比如炮兵、通讯，工兵也算。

　　我们班的人，文化虽都不高，但没有文盲，大都是个小学文化。我也是后来上了军校，才评定了个初中。战士们大都来自农村或山区，所以，都能吃苦。我担任着四班班长，我的上进心强，全班的同志谁也不甘落后，所以，我们经常受到连首长的表扬，流动红旗也没少在我们班挂。

说来不巧，正在大家都在拼命干的节骨眼上，不争气的我，右脚后跟被石头砸破，红肿化脓，且伴着嘴角生疮，高烧39度不退，即使这样，也不离工地半步，这叫轻伤不下火线！我们班12个人，除调总指做木工活的冯天兴、王俊义和执勤的两个人外，还剩8个人，任务显然是十分艰巨的，要得完成任务，不拖后腿，就得加班加点。这天，适逢阴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军区评剧团来工地慰问演出，演出的是评剧《杨乃武与小白菜》，这是他们的压轴剧目，常演不聂。深受部队官兵的喜爱，战士们虽然口里说着：“人都快累死了，谁还有劲去看节目。”心里还是跃跃欲试，谁不想去放松一下疲劳至极的心情，享享眼福。况且，自从进人工地，天天和骄阳、烈日、风沙作伴，天天和抬杠、筐子、石子打交道，人都快被蒸发掉了。这时，班里有人提出，何不趁着今夜明亮的月光，为大干快上做贡献。我是班长，我当然得支持，于是，我们八名战士，像小老虎一样地潜伏在工地上。我把全班八个人分成两个小组，一组挖土、上土，一组抬运，为保持体力，轮换作业。说来也怪，这天晚上，真的是天公作

美，不但月光皎洁明亮，还出奇的风平浪静，真的是一个天赐良机的夜晚。我们一直干到深夜12点，才坐在堤壩上，吃掉连里发的两块月饼，然后，静悄悄地回到帐篷，不但没洗，连衣服也没脱，就钻进了被窝。第二天，又和其他班排一样，照常进人工地。

经过半年多的拼搏，九月中旬，我们全连终于圆满完成施工任务。这时，全连人都沉浸在兴高采烈之中，因为，半年多来，我们与狂风搏斗，与风沙为伍，与烈日比拚，与顽石较量。我们赢了，我们胜利完成任务了！就在这个大家庆贺胜利的当儿，我却一病不起，昏迷不醒，高烧四十多度。全身一个劲地抽搐、颤抖，像散了骨架似的。连首长怕我坚持不了，忍受不住，做出糊涂事来，没收了我的枪支和子弹；卫生员采取了一切消炎、降温的措施；班里的同志，不忍看着我那难受的样子，就在我的床两头，分站立两个人，扯胳膊拉腿，把缩成一团的我尽力拉分开。并不停地搓搓揉揉，以期减轻疼痛。当时的我，已经对疼痛麻木，失去了知觉，只留下一口气还出着，证明人还活着。几天后，究竟是几天，我也说不清楚，我开始慢慢苏醒，睁开眼睛，也恢复进食，真的是有一种死里逃生的感觉．真真正正地是在阎王殿里走了一回！到底是什么病，说不清也道不明，连卫生员也拿捏不准。其实，主要是这半年多以来，我们天天紧张地施工，天天抬杠，挖土方、掘石方，超负荷地运转，肌体和神经都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的状态，当听到工程胜利结束的消息，紧绷着的心里防

线，轰然坍塌；紧张的肌肉骤然松弛；疲劳的神经了然断弦，才出现了这种病象。经过数日的调养，我慢慢得到了恢复，我们班里也有了欢歌笑语，大家拿我开着玩笑。有的说，班长，你这次如果埋尸戈壁沙滩，或许将来会变成一尊木乃伊，说不定还会成为古董呢！大家说说说笑笑，恢复了往日的欢乐。

年底，我们四班被评为施工先进班，并把材料上报给总指，我个人被评为新疆军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记得是发了一支钢笔，上面镌刻着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纪念品字样。虽然这样，我一直觉得，功劳是大家的，成绩是大家创造的，没有同志们的顽强拼搏，哪来的荣誉。抚今追昔，回忆那段往事，我往往心潮澎湃。每当我乘车东去，当车驶出乌鲁木齐火车南站，我的脑海就倒海翻江，以至到了达坂城一带，更是身不由主地凭窗翘望，脑子里思绪万干。我想起和我并肩战斗的战友们．想起那段和狂风搏斗的日子，想起了那段艰苦卓绝的日日夜夜。我以为，参加兰新铁路建设，苦战黑风口，对我们是一场严的考验，也可以说是一场生与死的严峻考验。可喜的是，我们不但迎战了这场考验，并且交上了一份圆满的答卷！我觉得，我们是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的！令我至今不能忘怀的是，那些和我肩并肩战斗的战友们，他们今在何方？还在人世间吗？如果有人健在，我愿和他联系，我们重又坐在一起，回顾以往，共叙友情，那该多好啊！我也会常常想起我的连队，我的首长。只怨我的记性太差，尽管努力

回忆，仍然连许多人名字都记不起来了。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早已不在人世了。我只记得。当时的指导员叫翟汉华，他是个大学生，正牌的知识分子，以后调到了团政治处。郑应文和任守信都当过指导员，郑应文后来转业到库车县银行当行长。一排长是曹肯堂，二排长是辛建銘，三排长叫解从军，辛后来是团司令部的工兵参谋。他是由南京高级工程兵学院毕业的，转业后安排到了济南。我最近和他取得了联系，他也记不起副连长是谁了。印象比较深的是老连长郑志高，他是工兵连整编后的第一任连长，陕西人。不知是因枪伤还是炸伤，他的上唇是个豁豁，上下唇闭合，呈“八﹣”状。他后来当了工兵股长，战士们都称他“八一股长”或“豁豁股长’。他待人谦和还略显风趣幽默，“小小雷管脾气燥，你一动它它就爆”是他上爆破课的诙谐用语，战士们都爱拿他说笑。

六十多年讨去了。那段我和战友们在黑风口的战斗生活，一直在激励着我，鼓舞着我，让我魂牵梦绕，夜不能寐。

我多么渴望再去黑风口，看看当年用血汗筑起的堤壩、垫起的路基；看看那呼啸而过的列车，看看洒遍了汗水的那片沙石地，寻觅我们艰苦鏖战留下的脚印，回顾那段用血汗凝成的友情。我可以自豪地站在高高的山脊上，放声告慰我的战友们：我们建设兰新铁路付出的血汗，已经浇灌出美丽的鲜花，开放在祖国的四面八方；疾驰的列车汽笛长鸣，向千千万万的人传颂着你们英雄的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