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管子》巨乘马、乘马数

霞

巨乘马

　　桓公问管子曰：“请问乘马。”管子对曰：“国无储在令。”桓公曰：“何谓国无储在令？”管子对曰：“一农之量壤百亩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内。”桓公曰：“何谓春事二十五日之内？”管子对曰：“日至六十日而阳冻释，七十〔五〕日而阴冻释。阴冻释而秇稷，百日不秇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内耳也。今君立扶台、五衢之众皆作。君过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则五衢之内阻弃之地也。起一人之繇，百亩不举；起十人之繇，千亩不举；起百人之繇，万亩不举；起千人之繇，十万亩不举。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无止，此之谓谷地数亡。谷失于时，君之衡藉而无止，民食什伍之谷，则君已籍九矣，有衡求币焉，此盗暴之所以起，刑罚之所以众也。随之以暴，谓之内战。”桓公曰：“善哉！”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经济的筹算计划。”管仲回答说：“国家没有财物积蓄，原因出在政令上。”桓公说：“为什么说国无积蓄的原因在于政令呢？”管仲回答说：“一个农民只能种百亩土地，而春耕春种只能在二十五天内完成。”桓公说：“为什么说春耕春种只能在二十五天以内呢？”管仲回答说：“冬至后六十天地面解冻，到七十五天地下解冻。地下解冻才可以种谷，过冬至一百天就不能再种，所以春耕春种必须在二十五天内完成。现在君上修建扶台，国内五方的民众都来服役。一直过了春天您还不下令停止，百姓就失去了春耕二十五天的时机，全国五方之地就成为废弃之地了。征发一人的谣役，百亩地不得耕种；征发十人，千亩不得耕种；征发百人，万亩不得耕种；征发干人，十万亩不得耕种。春季已失去了那个‘二十五天’，夏天又再来征发徭役，这就是春天误了种地，夏天误了耘苗，秋天再无休止地征发，这就叫做粮食、土地不断地丧失。种谷既已延误了农时，君上的官吏又在不停地征税，农民吃用粮食通常只是收成的一半，现今则被君主拿去了九成。此外，官吏收税还要求交纳现钱。这些便是暴乱之所由起和刑罪增加的原因。如随之以暴力镇压，就要发生所谓‘内战’了。”桓公说：“讲得好啊！”

　　管子曰：“策乘马之数求尽也，彼王者不夺民时，故五谷兴丰。五谷兴丰，则士轻禄，民简赏。彼善为国者，使农夫寒耕暑耘，力归于上，女勤于纤微而织归于府者，非怨民心伤民意，高下之策，不得不然之理也。”

　　管仲接着说：“这就是因为没有充分利用计算筹划的理财方法。那些成王业的君主，从不侵夺百姓的农时，所以能五谷丰收。但是五谷丰收后，战士就往往轻视爵禄，百姓也难免轻视国家奖赏。那种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就能使农民努力耕作而成果归于君上，妇女勤于纺织而成果归于官府。这并不是想要伤害民心民意，而是实行了利用物价高低的理财政策，就不能不是这样的结果。”

　　桓公曰：“为之奈何？”管子曰：“虞国得策乘马之数矣。”桓公曰：“何谓策乘马之数？”管子曰：“百亩之夫，予之策：‘率二十七日为子之春事，资子之币。’春秋，子谷大登，国谷之重去分。谓农夫曰：‘币之在子者以为谷而廪之州里。’国谷之分在上，国谷之重再十倍。谓远近之县，里、邑百官，皆当奉器械备，曰：‘国无币，以谷准币。’国谷之櫎，一切什九。还谷而应谷，国器皆资，无籍于民。此有虞之策乘马也。”

　　桓公说：“具体做法如何？”管仲说：“古代虞国是真正懂得运用计算筹划的理财方法的。”桓公说：“到底什么是运用计算筹划的理财方法？”管仲说：“对于种百亩田的农民们，下达一个通令说：‘这个大约二十五天的时间，归你们自己进行春耕，国家并发给你们贷款。’到了大秋，五谷大熟，国内粮价下降了一半。这时又通告农民们说：‘你们的贷款，都要折成粮食偿还，而且要送交州、里的官府收藏。’等到国内市场的粮食有一半控制在国家手里时，就可使粮价提高二十倍。于是又通告远近各县、各里、各邑的官吏们，要求他们都必须交纳兵器和各种用具备用。同时通告说：‘国家没有现钱，用粮食折成现钱购买。’这便在国内粮食价格上，一律取得十分之九的大利。经过偿还粮食来支付器械的贷款，国家的器物都得到供应，而用不着向百姓直接征收。这就是虞国运用计算筹划的做法。”

乘马数

　　桓公问管子曰：“有虞策乘马已行矣，吾欲立策乘马，为之奈何？”管子对曰：“战国修其城池之功，故其国常失其地用。王国则以时行也。”桓公曰：“何谓以时行？”管子对曰：“出准之令，守地用人策，故开阖皆在上，无求于民。”

　　桓公问管仲说：“古代虞国是早已实行经济的计算筹划了，我也想实行它，该怎么办？”管仲回答说：“从事战争的国家致力于城池的修建，所以，这类国家常常耽误它们的农业生产。成王业的国家则按照因时制宜的原则行事。”桓公说：“何谓按因时制宜的原则行事？”管仲回答说：“发布平准的号令，既及时掌握农业生产，又及时掌握物价政策，因而经济上开放收闭的主动权全在国家，不直接求索于百姓就是了。”

　　“霸国守分，上分下游于分之间而用足。王国守始，国用一不足则加一焉，国用二不足则加二焉，国用三不足则加三焉，国用四不足则加四焉，国用五不足则加五焉，国用六不足则加六焉，国用七不足则加七焉，国用八不足则加八焉，国用九不足则加九焉，国用十不足则加十焉。人君之守高下，岁藏三分，十年则必有五年之余。若岁凶旱水泆，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今至于其亡策乘马之君，春秋冬夏，不知时终始，作功起众，立宫室台榭。民失其本事，君不知其失诸春策，又失诸夏秋之策数也。民无卖子数矣。猛毅之人淫暴，贫病之民乞请，君行律度焉，则民被刑僇而不从于主上。此策乘马之数亡也。”

　　“成霸业的国家只能掌握财富的一半，君主与民间总是游动在半数之间来保持国用充足。成王业的国家，由于掌握财富产生的开始，使国家财用缺一补一，缺二补二，缺三补三，缺四补四，缺五补五，缺六补六，缺七补七，缺八补八，缺九补九，缺十补十。国君控制物价的高低，可以做到每年贮备粮食十分之三，十年必有三年的积蓄。如果遇上大旱大水的灾年，百姓无法务农，则修建宫室台树，雇用那些养不起猪狗的穷人以做工为生。所以，修建宫室台榭，不是为观赏之乐，而是实行国家的经济政策。至于那种不懂得运用计算筹划的国君，春秋冬夏，不分年始年终，兴工动众；建筑宫室台榭。百姓不能经营农事，君主还不知道他已失去了春天的理财时机，又丢掉了夏天、秋天的理财时机。人民饥饿而卖儿卖女的多起来了。强悍的人发生严重暴乱，贫病之民乞讨求食，国君若动用法律制裁，人民则宁受刑杀也不肯服从君主。这都是没有运用计算筹划理财方法的结果。”

　　“乘马之准，与天下齐准。彼物轻则见泄，重则见射。此斗国相泄，轻重之家相夺也。至于王国，则持流而止矣。”桓公曰：“何谓持流？”管子对曰：“有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此齐力而功地。田策相圆，此国策之时守也。君不守以策，则民且守于下，此国策流已。”

　　“经过计算筹划的物价标准，应当同各诸侯国的标准保持一致。各类商品，价格偏低则泄散外流，偏高则别国倾销取利。这便是对立国家互相倾销商品，理财家互相争利的由来。至于成王业的统一国家，控制住国内市场流通就可以了。”桓公说：“何谓控制流通？”管仲回答说：“有一人种田而粮食可供五人食用的，有一人种田而粮食可供四人食用的，有一人种田而粮食可供三人食用的，有一人种田而粮食只够两人食用的。他们都是花费同样劳力种地的。掌握他们的农业生产与掌握国家的物价政策相辅而行，这就是国家理财政策在按时进行控制了。如果君上不用政策去控制流通，富民商人就会在下面控制，这样，国家的理财政策就落空了”

　　桓公曰：“乘马之数尽于此平？”管子对曰：“布织财物，皆立其赀。财物之货与币高下，谷独贵独贱。”桓公曰：“何谓独贵独贱？”管子对曰：“谷重而万物轻，谷轻而万物重。”

　　桓公说：“计算筹划的理财方法，就到此为止了么？”管仲回答说：“对布帛和各种物资，也都要规定价格。各种物资的价格，要与所值的货币多少相当。粮食则单独定其贵贱。”桓公说；“单独定其贵贱是什么意思？”管仲回答说：“粮价高则百物贱，粮价贱则百物贵。”

　　公曰：“贱策乘马之数奈何？”管子对曰：“郡县上臾之壤守之若干，间壤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贫补不足，下乐上。故以上壤之满补下壤之众，章四时，守诸开阖，民之不移也，如废方于地。此之谓策乘马之数也。”

　　桓公说：“经常运用计算筹划的理财方法还要怎么办？”管种回答说：“对郡县上等土地，掌握它相当数量的粮食。中等土地掌握它相当数量的粮食。下等土地掌握它相当数量的粮食。由此，按土地好坏确定征收，则百姓安定；贩济贫困而补助不足，百姓也对君主满意。所以，国家用上等土地提供的盈余，补下等土地的空虚，控制四时的物价变化，掌握市场的收放大权，则百姓的安定，就象把方形的东西放在平地上一样、这就叫作运用计算筹划的理财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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