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角访查记

陈东远

　　一、 缘起：报摊与《明报月刊》

一九九六年的风，吹过深圳河，尚且带着些试探性的温润。我那时已自诩为资深“金迷”，此言非虚。从初中时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照看《射雕英雄传》，到大学时代在哲学课的艰深缝隙中，反复咀嚼《笑傲江湖》里关于权力与自由的隐喻，金庸的十五部天书，于我而言，早已不是单纯的武侠故事，而是一座构筑在纸墨间的庞大精神家园。那里有侠客的烈酒，有英雄的悲歌，有美人的明眸，更有渗透在字里行间的、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深沉致意。案头那套三联版《金庸作品集》，书脊早已磨损，内页密密麻麻写满了我年少轻狂的批注，仿佛每一次翻阅，都是一次与老友的暗谈。

命运的转折，有时就藏在不经意的机缘里。九七年，我得到一个前往香港中文大学做短期访问研究的机会。研究方向本是近代思想史，与武侠小说风马牛不相及。然而，抵达香港不久，在一个潮湿微热的午后，于大学附近一家逼仄却书刊琳琅满目的旧报摊，我邂逅了《明报月刊》。

那是装帧极为素雅的一本杂志，封面是沉静的底色，衬着疏朗的题字。翻开版权页，“创办人：查良镛”几个字跃入眼帘，心头便是一震。这就是了，那个在小说世界里呼风唤雨的金庸，在现实世界中耕耘的另一片文化园地。我几乎是毫不犹豫地，向摊主询问是否有过往的存刊。热心的摊主在堆满杂物的阁楼里翻检了半个时辰，最终为我找出了自一九六六年创刊号起，至一九九六年十二月，整整三十年的合订本，堆积起来，几乎占了我临时宿舍的半壁墙。

于是，接下来的几个月，我的研究之余，尽数交付给了这些泛黄的纸页。从胡菊人先生时期的宏阔文化视野，到董桥先生笔下的英伦随笔与文玩清赏，再到潘耀明先生接掌后的兼容并包，《明报月刊》仿佛一扇窗，让我窥见了过去三十年海外华人知识界的思潮起伏与人文风景。我看到了金庸的社评，笔锋锐利，关切时局；也看到了无数文化响当当的人物在此唱和、争鸣。这片由他开创的“江湖”，其波澜壮阔，其内涵之深，丝毫不逊于他笔下的武侠世界。在阅读中，那个作为报业巨子、文化推手的查良镛形象，渐渐与我心中小说家的金庸重合，却又似乎生出一些新的、让我困惑的棱角。他晚年的一些言行，诸如对旧作的再三修订，以及某些引起争议的公共表态，总让我这个“金迷”在钦佩之余，夹杂着一丝“何以如此”的费解。一个念头，如同春日的藤蔓，悄然滋生，且愈发缠绕难解：若能当面请教，一晤先生风采，该多好。

契机来自一位新加坡来的教授朋友。他亦是金庸小说的爱好者，且因学术交流之故，与明河社略有往来。得知我的渴望，他欣然表示可以代为引荐。一通电话，几次书信往还，竟真的定下了约见之期。那是一九九七年五月十四日，香港回归前夕，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历史性的、微妙的躁动与期待。

二、 初晤：明河社与无敌海景

明河社坐落于港岛北角，一处并不算特别起眼的商业大厦内。然而，甫出电梯，便觉气氛不同。门口悬挂着一副木质对联，镌刻着熟悉的字句：“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是金庸先生的手书，笔力遒劲，带着一种文人特有的清雅与自信。这十四部小说的书名缩写，于我而言，不啻为一道通往奇幻世界的大门咒语。

秘书小姐将我们引入室内。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那间堪称豪华的书房——或者说，是金庸先生的办公室。其宽敞程度，超乎我的想象。一整面落地玻璃窗，毫无保留地将维多利亚港的波澜壮阔推送至眼前。那日天晴，海天一色，碧蓝如洗，舟楫穿梭，对岸九龙的点滴风光清晰可见。我见过无数读书人的书房，学者的书斋往往堆砌着资料的芜杂，文人的书屋则讲究一种刻意经营的古朴，但如金庸先生这般，将知识的沉静与商业成功的壮阔视野如此直接而和谐地并置一室，确是头一遭。这书房本身，就像他身份的隐喻：一半是运筹帷幄的报业大王，一半是神游八极的小说家。

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浏览起靠墙而立的巨大书架。藏书之丰，版本之杂，令人叹为观止。尤其引我注目的，是专门陈列其作品集的那一面书架。那里不仅有我所熟悉的香港明河社版、台湾远流版、大陆三联版等各种繁简体中文版本，更有日文、韩文、英文、越南文、乃至印尼文等多种语言的译本。那些陌生的文字封面下，包裹着的是郭靖、黄蓉、乔峰、令狐冲们的故事，想象着这些人物在异域文化中被解读、被喜爱的情形，一种奇妙的感触油然而生。他的江湖，果真已是世界的江湖。

金庸先生从书桌后起身相迎。他身着浅灰色西装，戴一副细边眼镜，面容清癯，态度谦和，与我想象中那个笔下刀光剑影的宗师形象颇有不同，更像一位温文的学者。他与我们握手，招呼落座，声音不高，带着明显的海宁乡音。

谈话从轻松的寒暄开始。我提及正在中大阅读《明报月刊》的收获，他微微颔首，眼神中流露出对那段岁月的追忆，但并未多言。倒是我的教授朋友与他就东南亚华文教育的情况交谈了几句。我趁此机会，更细致地观察了这间书房。

　　最特别的，是那张大书桌。桌面的写字板竟是倾斜放置的，约有三十度角。正疑惑间，恰逢先生受我同乡陈强博士邀请，要为安徽省青阳县朱备镇叫“将军湖”的地方题字，秘书铺好宣纸，他便在那斜板上挥毫。后来他解释，这样写字，手臂自然，不费力气，于颈椎亦有好处。我暗自称奇，这细节处可见其善于变通与讲究实用的个性。

谈话间隙，秘书端来点心，是香港茶餐厅常见的叉烧包，热腾腾的，散发着甜香。先生客气地让我们先用。这寻常的食物，出现在这间拥有无敌海景的豪华书房里，竟有一种奇异的亲切感，冲淡了初来时的些许拘谨。

另有一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中途我欲去洗手间，秘书告知需使用公司专用的钥匙方能开启楼道里的公用卫生间。我拿着那把沉甸甸的铜钥匙，走在安静的走廊上，忽然觉得，这严谨的、略带一丝旧式企业作风的管理，与书房里那种海阔天空的创作氛围，共同构成了一个真实而立体的查良镛世界。

初次拜会，大约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气氛始终融洽，但话题多围绕学术与文化概况，未及深入。我虽心有许多关于小说的疑问，却也知时机未到，不便唐突。辞别时，金庸先生亲自送我们到门口，态度依旧恳切。

本以为此次见面就此结束，留下的是一个清晰而尚带距离的印象。没想到，更大的惊喜还在当晚。



三、 再续：乡音、围棋与学林掌故

 我刚回到中文大学的宿舍，电话铃声便急促地响了起来。接起一听，是一位女士，操着流利的粤语：“陈生系度吗？我系查太，查生想同你通电话。”

心跳骤然加速。随后，听筒那边传来了金庸先生那熟悉的多音，第一句话竟是：“陈先生，吃过晚饭没有？”

这句寻常到极致的问候，在此刻听来，却充满了人情味的暖意。他说，下午相谈甚欢，觉得意犹未尽，若我明日得闲，可否再去明河社一叙？我自然是满口答应。

一九九七年五月十五日，我再次踏入那间海景书房。金庸先生显得更为随意，他从衣袋中取出一张精美的请柬，是浙江同乡会成立的邀请函。“喏，今晚我要去赴宴，”他略带歉意地说，“所以没办法请你吃饭了。”接着，他自然地谈起了自己的社交圈子，提到常与倪匡、陶杰一起吃饭，因有同乡之谊。至于另一位以美食家著称的才子蔡澜，他则笑着说：“蔡澜推荐的东西，我没什么兴趣。”语气中带着一丝老友间的调侃与固执。

我们的谈话，在正式讨论时用普通话，闲谈则多用粤语（他称之为“白话”）。我注意到，无论用何种语言，他那浓厚的海宁口音始终未变，并且，他多次主动提起家乡。

“海宁地方小，大家都是亲戚。”他如数家珍，“我叫徐志摩、蒋复璁做表哥。陈从周是我的亲戚，我比他高一辈，他叫徐志摩做表叔。王国维的弟弟王哲安先生做过我的老师。蒋百里的女儿蒋英是钱学森的太太，是我的表姐，当年我到杭州，就是去听她唱歌的。”

这一连串星光熠熠的名字，从他口中平淡道出，仿佛只是在叙述邻家琐事。我忽然深切地感受到，他所根植的那个江南文化世族网络，其深厚与绵密，远非我等外人所能想象。这或许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他笔下为何总能自然流露出那种对中国传统社会人情世故的精准把握。

我知他雅好围棋，便以此引出话题。果然，他谈兴顿浓。他提到围棋有“五得”：得好友，得人和，得教训，得心悟，得天寿，并言对此说颇为欣赏。

“以前我兴趣最高的时候，请陈祖德、罗建文两位先生到家里来住。”他回忆道，眼神中闪着光，“在文化界的朋友里，沈君山的棋最好。他让我三子，让余英时先生两子。我跟余先生，水平还不及沈君山。牟宗三先生就比我们两个又差一点，不过他的棋瘾很大，我请他星期天来下棋，他一定来的。”他顿了顿，笑眯眯地补充，“余先生喜欢下围棋，他棋艺比我好一点。”接着，他讲了一个趣闻，“余先生的岳父陈雪屏先生围棋下得很好，好像你要娶我女儿，先下一盘棋看看。”

这分明是小说家笔法了，我忍不住笑道：“金庸先生，我听余英时先生讲，他和太太陈淑平女士谈恋爱的时候，还不认识陈雪屏先生呢。是等到一九七一年，他们结婚七年之后，才正式见到陈雪屏先生的。”

他听了，先是一愣，随即哈哈大笑起来，丝毫不以为忤，反而显得极为开心，连说：“是吗？那是我记错了，小说家言，小说家言，当不得真。”这份坦诚与幽默，瞬间拉近了我们的距离。

因我有研习书画的经历，金庸先生又兴致勃勃地谈起了他与黄苗子、郁风、黄永玉等书画名家的交往旧事，言谈中对郁风的过早离世感慨不已。对于书画鉴赏，他自有其独到的见解，坦言自己偶尔在家也提笔挥毫。随后，他提到了启功先生。

　　“启功来香港见我，我写几个字请启功先生教教我。你猜他怎么说？”他模仿着启功先生温和的语调，“他唯一教的就是：‘你绝不可以临碑帖。你的字有自己的风格，一学碑帖，自己的风格完全没有了。不学碑，不学帖，你的字将来有希望。’我说：‘启功先生，你这句话是鼓励我。’他很认真地说：‘不是鼓励，你的字是有自己的风格。任何碑帖不可碰。’我只好老实交代：‘我碑帖是没学过，但书法极糟。’”

他讲述这段往事时，表情生动，带着对老友的怀念与一丝自嘲。我深知启功先生眼光之毒辣，此言若非客套，那便是看出了金庸书法中那种不受绳墨拘束、自在挥洒的天真之气。而这“不学碑帖”的劝告，其背后蕴含的艺术理念，耐人寻味。

金庸先生的好奇心极其旺盛，他不仅分享自己的见闻，还不时主动问起我学习书画的近况，对一些学界内部的趣闻轶事，听得津津有味。我提起余英时先生的学生陆扬，与他在剑桥大学时的老师麦大维（David McMullen）相熟，两人见面时曾细说金庸在剑桥研究唐史的往事。又说到余英时先生如今正在戒烟，金庸先生闻言，深有同感地说：“抽烟抽惯的人，要戒很难。”随即又引出一段掌故，“邓小平当年见我，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我年纪大了，人家劝我戒烟，我不能戒，戒了反而身体不好。’”

连续两个下午的畅谈，我恍然发觉，曾经听闻的所谓“金庸口才不好”，实在是一种误解。原来，只要话题是他所感兴趣的，无论是乡情旧谊、纹枰之道，还是学林掌故、书画品评，他讲起来皆能娓娓道来，细节丰富，妙语连珠，其引人入胜之处，竟不逊于他笔下的武侠故事。而我们所聚焦的，也并非郭靖、杨过等虚拟人物，而是那些活跃在现实学术“江湖”中的身影：南下香港的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远渡重洋的杨联陞、陈世骧、夏济安、夏志清……在他口中，这些名字仿佛也带上了门派的色彩与传奇的色彩，他们的学问交锋、性情流露，构成了另一个波澜壮阔的“武林”。

维港的夜色渐渐弥漫，华灯初上，倒映在墨蓝色的海面上，碎成一片流动的光河。我回头望向明河社所在的那座大厦，它已融入北角密集的楼群之中，不再分明。但我知道，在那其中的某一扇窗后，那个以笔为剑、构筑了无数人青春与梦想的老人，依然在他的江湖里，思索着，书写着。而我有幸，得以在两个平凡的下午，走近那片江湖，窥见了那波澜壮阔之下的，几许真实波纹。这波纹，足以让我这个“金迷”，在往后的岁月里，每一次重读那些熟悉的篇章时，生出更多一重的理解与温情。江湖夜雨，桃李春风，此番访查，已胜却人间无数。

金庸先生坐在宽大的藤椅上，窗外是香港夜晚的灯火。十一月的风带着海的味道，轻轻掀动书桌上的稿纸。我提起“香江四大才子”的说法，他立刻摆摆手，眼里闪着顽皮的光。

“这个讲法靠不住，不对的。”他说着，顺手整理了一下深蓝色毛衣的袖口，“倪匡本来在美国的。倪匡最滑稽了，讲笑话。”

书房里的灯光很柔和，照在满墙的书籍上。金庸先生说话时习惯性地用手指轻轻敲着扶手，像是在打拍子。

“从前写书的时候，我常常和蔡澜在一起。”他忽然笑起来，眼角的皱纹聚成温暖的弧度，“我跟蔡澜讲：你讲好吃的东西，我绝对不吃。他是新加坡人，喜欢的东西我全部不喜欢，你美食家再美也跟我没有关系，你推荐的东西我就不吃。”

我想象着两个才子争执美食的场景，忍不住也笑了。金庸先生继续说：“倪匡和陶杰跟我比较投机。陶杰的妈妈是我们杭州人，他父亲做过《大公报》副总编辑。”

这时，我想起与陶杰的第一次见面。那是在午夜十二点之后，维多利亚港的灯火还在闪烁。我问陶杰：“香港谁的文章写得最好？”

他不假思索：“金庸。”

我又问：“金庸之后谁的文章写得好？”

他说：“董桥。”

我把这段对话转述给金庸先生。他微微一笑，那笑容里有一种看透世事的淡然：“陶杰妈妈跟我同乡，他爸爸跟我同事，倪匡跟我同乡，吃的东西差不多。董桥年纪大了，兴趣在古董字画上面了。”

他的话音落下，书房里安静了片刻。我能听见墙上老式挂钟的滴答声，像是在丈量着香港文坛的流金岁月。

我们聊起《明报月刊》的黄金时代，聊起胡菊人和董桥各自主编时的风采。金庸先生的眼神变得悠远，仿佛穿越回了那个文人办报的辉煌年代。

“我和胡菊人先生去访问过钱穆先生一次。”他的声音轻柔下来，“钱先生的眼睛瞎了，报纸、书都是他太太念给他听。他讲话无锡口音，跟我是一样的口音。”

我说：“钱锺书也是无锡人。”

“无锡出了很多名人。”金庸先生点点头，“章太炎先生在无锡也教过书，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先生也是有名的。”

他停顿了一下，像是在记忆中搜寻着什么：“钱锺书先生送了一套书给我，写一句‘良镛先生指教’。我说：《管锥编》当中有些我还看不懂。他送给我书，我就写了一封信多谢他。”

书桌上的台灯在金庸先生的眼镜片上反射出两点光亮。他继续说：“钱先生写信很客气，但是口头讲话就不留情面，很锋利。”

　　我说：“钱锺书对陈寅恪的学问就有所保留。”

“钱锺书写东西一点一点，写《管锥编》不成为一个系统。”金庸先生思考着说，“陈寅恪喜欢成一个系统，自己有前后，成为一个系统不容易，中国历史研究成为一个系统，这中间一定有毛病。”

谈到学问，金庸先生显得格外投入。他坐直了身子，双手比划着，仿佛在空气中勾勒着学术的脉络。特别是提到《红楼梦》时，他的眼睛里闪烁着独特的光芒。

“一般人不是研究《红楼梦》，是研究曹雪芹。”他的语气变得认真，“我认为《红楼梦》不见得是曹雪芹写的，完全没有证据证明是曹雪芹写的。现在有人研究曹雪芹的生平，一写几十万字，我觉得这个路线可能是错的。”

他稍作停顿，让我消化这个惊人的观点，然后继续说：“如果最后证明这个小说完全不是曹雪芹写的，那研究完全是空的。冯其庸先生跟我也是好朋友，但是我没有跟他谈这个问题。”

金庸先生向前倾了倾身，声音压低了一些：“需要肯定作者是谁，如果连作者都不知道，去研究曹雪芹完全没有用的。”

这时，我想起倪匡先生开创“金学”的说法，便提了出来。没想到金庸先生朗声笑道：“我不赞成有‘金学’！”那笑声洪亮而清澈，完全不像一个年迈的老人。

谈到《明报》的办报历程，金庸先生的神情变得严肃。当我说听说他对《资治通鑑》读得非常熟时，他点点头：

“因为那时候《资治通鑑》比较好看，容易看，我小时候在家里没有事，看《资治通鑑》像看故事一样，我觉得文笔好。”

我试探着问：“您也把《资治通鑑》运用到《明报》的领导上来？”

没想到金庸先生给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回答：“香港是完全的新闻自由。如果今天晚上港督打个电话给我：‘查先生，这个问题你明天怎麽写怎麽写。’我就把这个电话录音下来了。”

他的眼睛里闪着狡黠的光：“我明天去报告英国政府，明天就炒他鱿鱼了，所以港督是不敢这样做的。任何香港政府的人员想要干预舆论，你录音下来确定证据，告诉英国政府，英国政府马上把港督召回。”

说这番话时，金庸先生的神情像极了武侠小说里智计百出的谋士。我忽然明白，他不仅是写出了无数武侠经典的文学大师，更是一个深谙世事的报人。在他的笔下，不仅有江湖恩怨，更有对现实世界的深刻洞察。

夜深了，我们的谈话也接近尾声。金庸先生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香港的夜景。窗外，这座他生活了大半生的城市依然灯火通明，就像他笔下的江湖，永远充满着故事。

四、 余韵：才子江湖与逝水年华

辞别金庸先生，走在北角喧嚣的街头，维多利亚港的海风拂面，我的心绪却久久不能平静。这两日的经历，像一场浓缩的奇遇，让我窥见了一个远比小说更为复杂的真实金庸。

这让我不由得想起香港文化圈流传的“四大才子”之说：金庸、倪匡、蔡澜、黄霑。这四位，我竟都有缘得见。

记忆里，最早见到的是黄霑。那并非谈论他脍炙人口的歌词，而是关于他参演的一部舞台剧。黄霑先生其人，正如其文，豪气干云，带着朗朗的、极具感染力的笑声，以及毫不遮拦的、充满市井生命力的粗口。谈话气氛热烈，我当时便想，另寻时间，必要与他做一次长谈，好好记录下他肚里的无数掌故与奇思。谁能料到，天不假年，不久之后，他便溘然长逝，那次短暂的会面，竟成永诀。他那混合着才情与草莽气的笑声，至今犹在耳畔，思之令人怅然。

至于其他三位，金庸、倪匡、蔡澜，我倒是都曾有过长谈的机会。倪匡机敏跳脱，言语间充满科幻式的奇想与顽童般的幽默；蔡澜则通透豁达，于美食、人生、艺术皆有独到而轻松的见解。他们各有各的精彩，各成一片江湖。

但金庸是不同的。

在他身上，似乎存在着多重的宇宙。他是创造侠客梦的小说家，是执舆论牛耳的报人，是严谨求证的学者，也是念旧重情的乡人。那间拥有无敌海景的豪华书房，像他事业成功的象征；而那斜置的画案、需钥匙开启的洗手间、热腾腾的叉烧包，又是他生活中如此具体而真实的细节。他对同乡、旧友的深情，对围棋、书画的痴迷，构建了他作为“人”的温热的一面；而他对宏大历史叙事的驾驭，对学术思想的关注，又展现了他精神世界的辽阔与深邃。

两次拜访，未能解答我所有关于他小说修订与晚年言行的疑问，或许有些疑问本就没有答案。但我似乎触摸到了一些更本质的东西：一个在时代巨变中，始终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无论是小说、社评还是学术——去理解、记录并影响这个世界的复杂灵魂。他的乡音未改，仿佛提示着他与那片故土文化血脉的深刻联结；而他的视野，却早已超越了地域，投向了更广阔的家国与历史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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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北京拜访李君维

一九九七年的秋天，北京已经有了几分寒意。我按照地址寻到西城区一栋老居民楼时，窗外的梧桐正簌簌地落着叶子。敲开三楼那扇漆色斑驳的木门，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站在门口，穿着一件熨烫平整的灰色中山装，纽扣一丝不苟地扣到领口。

“李老先生，我是从港中大来的，姓陈。”我递上名片。

李君维接过名片，端详片刻，微微一笑：“香港来的啊，请进。”

客厅不大，却收拾得窗明几净。靠墙的书架上整齐排列着文学典籍和电影理论著作，几盆绿植在窗台上生机勃勃。最引人注目的是书架正中摆放的一张黑白照片——两个青年并肩而立，都穿着笔挺的西服，背景是外滩的老建筑。

“这位是查先生吧？”我指着照片中那位戴着圆框眼镜的青年。

李君维点点头，目光在照片上停留良久：“一九四六年在上海拍的。那时我们刚考进《大公报》，他才二十二岁，我二十三。”

我端详着照片上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年李君维，很难将他与眼前这位沉静的老人完全重叠。只有那双眼睛，历经岁月磨洗，依然保持着相似的轮廓和神采。

“查先生托我向您问好。”我说。

李君维的嘴角微微牵动了一下，像是平静的湖面掠过一丝微风：“他还记得我啊。”

“记得，记得很清楚。他说起你们年轻时在上海的事，说您那时总是穿得漂漂亮亮的。”

这句话仿佛打开了某个隐秘的开关，李君维轻声笑了起来，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那时候啊，我们都学上海滩的时髦青年，定做西装要去静安寺路，喝咖啡要选德大西菜社。良镛——就是金庸，他本名查良镛——刚开始还不习惯这种做派，后来也慢慢学会了。”

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格，在老旧的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李君维起身泡了一壶龙井，茶香在空气中袅袅升起，他的讲述也随着这缕茶香缓缓展开。

一九四六年的上海，战争刚刚结束，空气中混杂着希望与不安的气息。在外滩《大公报》的编辑室里，两个年轻人因入职考试并列第一而相识。

“那天发榜，我看见一个瘦高的青年也站在榜前仔细地看着，戴一副圆框眼镜，颇有书卷气。”李君维抿了一口茶，继续说，“他看见我，便主动伸出手来：‘我叫查良镛，浙江海宁人。’我说：‘李君维，圣约翰大学毕业的。’他笑了：‘我知道，考官们都在夸你呢。’”

两个年轻人很快成为好友。查良镛内敛沉稳，李君维潇洒倜傥，却都对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下班后，他们常一起去汉口路的咖啡馆，谈论最近读的小说，批评时局，畅想未来。

“良镛那时已经开始写影评和散文，我则在写一些短篇小说。我的文风受张爱玲影响很深，有一篇发表在《杂志》上的《翠袖》，还被评论界说是‘男版张爱玲’。”李君维的语气平静，听不出是自豪还是自嘲，“良镛总说我的小说太过阴柔，缺少阳刚之气。可他自己写散文，又何尝不是细腻婉转？”

一九四七年底，《大公报》决定派员赴香港创办分版。报社领导找李君维谈话，认为他英文好，又懂得时髦社交，适合香港的环境。

“我那时刚和宛梅订婚，”李君维说，声音低了几分，“她家里是传统的书香门第，父亲说女儿绝不能远赴香港那种‘文化沙漠’。我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推辞了。”

他站起来，走到书桌前打开抽屉，取出一本旧相册。翻到其中一页，是一张已经泛黄的结婚照。照片上的新娘穿着洁白的婚纱，眉眼清秀；新郎的西装熨帖合身，笑容明亮。

“这是我和宛梅的结婚照，一九四八年春天拍的。”他的手指轻轻抚过照片，“就在我们结婚后第二周，报社决定改派良镛去香港。临走前，我们在这家照相馆又拍了一张合影。”

他指向另一张较小的照片——两个年轻人穿着相同的深色西装，肩并肩坐着，脸上都带着对未来的期待与些许迷茫。

“良镛走的那天，我去码头送他。黄浦江上雾很大，他的行李很简单，就是一个皮箱，里面装了几件衣服和一大堆书。他说：‘君维，你在上海好好的，等我站稳脚跟，也许你还能过来。’我点点头，心里却知道，这一别，恐怕就是两个世界了。”

李君维沉默了一会，窗外的风声清晰可闻。

“后来呢？”我轻声问。

“后来...就是完全不同的人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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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七年的上海，春风比往年更加料峭。

李君维走在回家的路上，手里紧攥着刚出版的《文艺月报》。他那篇耗费半年心血写就的《梧桐影》终于发表了，却被编辑删改了近三分之一。原文中那些细腻的心理描写、略带感伤的抒情段落大多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编辑强行加入的几句“进步口号”。

推开家门，妻子宛梅正坐在客厅里，脸色不太好看。

“今天单位开会，有人批评我小资产阶级情调浓厚。”她接过李君维的外套，轻声说，“还提到了你写的小说...”

李君维默默走到书桌前，摊开那本杂志。那些被删改的段落像伤口一样刺痛着他的眼睛。

“我又何尝不知道时代变了，”晚饭后，他对宛梅说，“可是笔墨这东西，就像人的呼吸，强行改变节奏，只会窒息。”

那年夏天，“反右”运动开始了。李君维在《大公报》时的老同事、圣约翰大学的同窗，一个个被打成“右派”。某天深夜，他独自在书房里坐了很久，然后打开抽屉，取出厚厚一叠手稿——那是他近十年来创作的所有小说，包括从未发表的几部。

宛梅醒来，看见书房里亮着灯，推门进来：“君维，这么晚了...”

她的话戛然而止，因为她看见丈夫正将一页页手稿投入火盆中。橘黄色的火舌舔舐着纸张，将那些密密麻麻的字迹吞噬成灰烬。

“你疯了！”宛梅冲过去想抢救剩余的手稿，“这些都是你的心血啊！”

李君维轻轻拦住她，表情异常平静：“让它们去吧。这些文字已经不适应这个时代的号角了，留着只会带来麻烦。”

火光在他脸上跳动，明明灭灭。有一瞬间，宛梅觉得丈夫眼中有什么东西和那些手稿一起死去了。

“不写小说也好，”他轻声说，像是自言自语，“以后就专心做电影编译工作吧，翻译总比创作安全些。”

第二天，李君维去单位递交了申请，要求调到电影公司的译制部门。领导很快批准了，还表扬他“思想进步，认清形势”。

回家的路上，他特意绕道去了以前常和查良镛一起光顾的咖啡馆。那里现在已经改成了一家国营饮食店，再也闻不到咖啡的香气，只有油炸点心的油腻味道。

他站在门口，恍惚间似乎看见两个年轻的自己正坐在靠窗的位置上，热烈地讨论着文学与理想。查良镛推了推圆框眼镜，认真地说：“君维，你这篇《霓裳》写得太好了，假以时日，必成大器。”

一阵冷风吹过，幻象消失了。

李君维转身离开，再也没有回头。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时，李君维已经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做了近十年的翻译工作。他谨慎地选择那些无关政治的西方电影进行译制，小心翼翼地避开一切可能的雷区。

即使如此，灾祸还是找上门来。

一九六八年的一个冬夜，一群红卫兵闯进他的家，要求搜查“资产阶级的毒草”。

“我所有的文学手稿早在十年前就烧掉了。”李君维平静地说。

为首的年轻人大声呵斥：“别想蒙混过关！我们知道你曾经是上海滩的资产阶级作家！”

混乱中，一个红卫兵发现了书架上那张他与金庸在上海外滩的合影。

“这是谁？”年轻人厉声问，指着照片上的查良镛。

李君维的心猛地一紧。他知道金庸在香港办的《明报》经常发表批评文革的文章，若是如实相告，后果不堪设想。

“一个...很多年没联系的老同学。”他尽量保持镇定，“一九四九年之后就去了南洋，音信全无。”

红卫兵狐疑地盯着照片看了好久，最终还是没有深究。

那晚，等红卫兵带着几本“有问题”的外国小说离开后，宛梅紧紧握住丈夫冰冷的手：“刚才我真怕你说出实话。”

李君维苦笑着摇摇头：“我不能再连累良镛了，虽然他在香港，但若是与‘反动文人’有关系，对他的家人也是灾难。”

第二天，他将所有与过去有关的照片和信件都藏了起来。在动荡的年代里，记忆成了最危险的负担。

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李君维的故事也接近尾声。

“文革结束后，我才重新和良镛取得了联系。”他说，“通第一封信时，我的手都在发抖。隔了三十年，不知从何说起。”

“查先生知道您这些年经历的事吗？”

李君维摇摇头：“信里只说些近况，过去的苦难，不提也罢。倒是他，告诉我当年如果来香港的是我，也许中国就多了一个李君维，少了一个金庸。”

我想起金庸在香港的办公室里对我说的话：“人生有很多偶然性。如果当时去香港的是李君维，我很可能留在上海，经历反右和文革，说不定就死在那个年代了，更别提写什么武侠小说。”

此刻，面对李君维，我突然感受到历史洪流中个人命运的脆弱与顽强。

“您后悔过吗？”我问，“如果当年是您去了香港...”

李君维沉思良久，夕阳的余晖为他镀上了一层金色的轮廓。

“年轻时确实想过这个问题。如果我去香港，良镛留上海，我们的人生会怎样？他可能会成为学者或历史学家，我或许会继续写作，甚至...也许能写出不比张爱玲逊色的作品。”他的目光投向远方，仿佛在凝视着那条未曾走过的路。

　　“但是啊，”他收回目光，微微一笑，“经历不同的人生，未必不是一种幸运。我在电影公司工作这些年，翻译了上百部外国电影，为中国电影打开了一扇窗；经历了种种磨难，但也遇到了许多善良的人；失去了文学创作的机会，却保全了家庭。我和宛梅相伴五十年，去年她先我而去，临终前还说，庆幸我当年没去香港，不然我们不会有这半个世纪的相守。”

他站起身，从书架的底层取出一个铁盒，打开后里面是厚厚一叠信件。

“这是良镛这些年寄给我的信，每次收到新信，我都会反复读上好几遍。”他抽出一封，小心地展开信纸，“你看这句——‘君维兄：得惠书，如见故人。忆昔沪上共事，如在目前。兄之气度才学，素为我所钦慕。时势异也，然兄之处变不惊，从容自若，尤胜于昔。’”

李君维的声音有些哽咽，他停顿片刻，稳定情绪后方才继续说：“能得到老友这样的评价，我这一生，也算值得了。”

告别李君维时，夜幕已经降临。老人执意送我到楼下，秋风吹起他银白的头发，身形在路灯下显得格外清瘦。

“请替我带句话给良镛，”他握着我的手说，“就说...君维一切安好，望自珍重。”

我点点头，转身走入北京的秋夜。走出很远回头望去，那个身影依然站在楼前，如同一棵历经风霜的老树，沉默而坚韧。

回香港的飞机上，我一直在想这次见闻。两个才华相当的青年，因一个偶然的抉择，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一个在香港成为一代文学巨匠，一个在大陆默默隐忍求生。谁更幸运？或许这本就是个无解的问题。

在金庸的办公室里，我详细转述了与李君维会面的经过，包括他那句“一切安好，望自珍重”。

金庸听后久久不语，最后轻声说：“他还是那样，总是云淡风轻。”

我告诉金庸，李君维烧掉了所有手稿，余生再未创作小说。

“可惜了，”金庸长叹一声，“他是真有才华的。不过，活着就好，活着就好啊。”

窗外，维多利亚港的灯火璀璨如星。我想起北京那个简朴的客厅，和客厅里那位安详的老人。历史的洪流裹挟着每个人的命运，有人成为耀眼的浪花，有人化作深流的静水。

而人生的吊诡与尊严，或许恰恰在于：无论选择哪条道路，都只能走完它，并在走完时，坦然接受所有的得到与失去。

回到住处，我打开笔记本，开始记录这段跨越半个世纪的故事。窗外的香港依旧繁华喧嚣，而我的笔下，却是一个安静的老人，和他从未后悔的人生。

这，就是关于金庸和李君维的故事——不是“如果”的故事，而是“如此”的故事。在历史的岔路口，他们各自选择了一条路，然后坚定地走了下去。而所有的偶然与必然，荣耀与遗憾，都凝固在时光里，成为永不褪色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