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川十年·行医之路 吴医生

吴人亮

1968年12月，我从武汉医学院毕业，与分配至恩施来凤县的欧阳裕民、咸丰县的陈彩玲一同从武汉出发——乘东方红33号轮船经万县转汽车，爬山涉水五天后，终于抵达鄂西利川县。凭着毕业分配证明住进县城政府第二招待所，登记处的武汉老乡陈姐热情爽朗，三言两语就驱散了初到陌生山城的局促；不久，宜昌医专毕业的王映中与我同住一间房，两人聊起校园生活、行医理想，很快成了我在利川最早的伙伴。

寒冷的冬天利川福宝山被大雪覆盖

1969年元旦过后，我和王映中被卫生局分到福宝山药材场，这是我在利川行医的起点。次日清晨到汪营镇，我们找了位穿救济棉袄、腰缠草绳的挑夫，花一块钱加半斤全国粮票请他挑行李，我裹着军大衣、蹬着长筒雨鞋紧随其后。山下还是无雪的湿润气候，越往山顶走，积雪越厚，茫茫一片盖过了山路的轮廓。崎岖山路爬得浑身冒汗，额头上却天冷结着霜，山路太徒，爬了不到一半就累了，只能在山腰找块避风处歇片刻，再咬着牙往上赶。直到天色＇渐暗、我们终于爬上了山顶，云雾裹着山风卷过来，远远听见山口有线广播里传来的歌声，再走十分钟，那栋亮着灯的两层楼房便是药材场总场办公楼。场领导热情接待我们的到来，怕我们高山受冻，派人送来了厚棉絮烧着的火盆等，顿时驱散了陌生感。炭火盆里跃动的火苗，瞬间暖透了山巅的凛冽寒意。

到福宝山的第二天清早，天刚蒙蒙亮，急促的脚步声就撞进了总部办公室。一个老药农满脸急汗、声音发颤地喊“救命”：“家里人快不行了，要送山下医院，找不到抬担架的人！”我和王映中刚洗漱完，来不及多想，准备出诊，立刻抓起装着常用药、急救针、听诊器、血压计的药箱，跟着老乡往山坳里跑。山路凝着薄霜，脚下一滑就往坡下趔趄，我们只能攥着路边的灌木丛借力，裤脚被荆棘划得满是口子也顾不上，踩着积雪深一脚浅一脚赶了十几里路，才冲进病人家破旧的木板房。

屋里光线昏暗，病人躺在床上浑身抽搐，脸色青得像蒙了层霜，呼吸时断时续。王映中立刻按住病人手腕摸脉，我翻出听诊器贴在胸口、俯身查看瞳孔，再测血压低于正常水平，判断是急性感染引起的休克，于是马上抽取急救药，迅速用酒精药棉消毒、注射。做完这一切，才发现因清晨太冷，手都冻僵了，刚才的注射抢救动作是在手抖中完成的。我们蹲在床边守着，隔几分钟测一次体温、轻声喊一声病人名字，老人在旁攥着衣角直掉眼泪，火坑中柴火噼啪作响，却暖不透满室的紧张。熬到日头过午，病人的抽搐渐渐停了，脸色慢慢泛出血色，还能低声应一句“水”，我们才瘫坐在小板凳上，后背的衣服早被汗浸得透湿。临走时我们叮嘱要送病人去场医务室观察，老人点点头便随手硬塞来一兜烤得热乎乎的洋芋，推让几次后揣在怀里，咬一口，暖意从舌尖传到心里，这趟急奔的十几里路，才算让我真正摸清了山里行医的分量。

这趟抢救后，我和王映中的名字渐渐在福宝山传开，连周边山寨的老乡都知道“药材场来了两个大城市的医生”。往后，医务室的门就没清闲过——我们添了批常用医疗器械，从简单的感冒问诊到外伤缝合、脓肿切开等小手术，能处理的病症越来越多，找过来的病人也越来越多。白天，工人、老乡挤在小小的医务室里，有人背着刚从地里摘的洋芋当“诊金”，有人抱着发烧的孩子急得直跺脚；半夜，值班室常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有次我独自守着诊所，门“吱呀”被撞开时，山里的寒气裹着个背着背篓的老乡扑进来。他喘得胸口直起伏，放下背篓就把孩子往我怀里塞，断断续续道：“医生，俺从后山坳来的，离这儿十几里山路，爬沟翻坡赶过来的……”我一接孩子心就沉了——浑身冰凉，小脸发青，连半点哭声都没了，分明是闷在背篓里赶路太久，耽误了救治。我赶紧把孩子平放桌上，俯身做人工呼吸、飞快扎急救针，攥着针管的手都在抖。可孩子的身体始终没回暖，最后还是没能留住。老乡蹲在墙角抹了好一会儿泪，起身轻轻拉住我的手，声音沙哑着说“医生，你尽力了”，末了还对着医务室喊了声“毛主席万岁”。没有一句抱怨，只有纯粹的感激，我攥着空针管，冰凉的触感从指尖漫到心里，又沉又酸。后来我们还开展了大量内翻倒睫手术：此前场里的工人、家属及周边老人，长期受这毛病折磨，眼睛怕光、流泪、看东西模糊，手术后，大家掀开纱布看见清晰的世界，拉着我们的手一遍遍道谢，连说“总算能看清路、看清庄稼了”。

福宝山的医疗条件也跟着慢慢变好。最初医务室只有三人：中医李老医生、负责护理的谭姐、抓药的小刘。我和王映中带来西医知识后，就一点点教谭姐规范消毒、换药，教小刘认西药说明书、核对剂量，医务室终于能中西医配合接诊，效率高了不少。有次场部科研所的工作人员临盆，就在百米外的二层楼房里，我拎着药箱几分钟就赶到，进门见婴儿因窒息被放在地上，立刻注射急救药、俯身对口呼吸，十几分钟后，孩子响亮的哭声划破屋子，一家人转悲为喜，抱着孩子直说“多亏吴医生”。前几年回利川，孩子母亲还特意告诉我，当年救活的儿子现在利川一中当老师，一家人过得很安稳。王映中也曾冒大雪走十几里山路去产妇家中接生：产妇跪在火坑旁，疼得直冒冷汗、说不出话，他赶紧扶产妇上床，一边轻声指导调整呼吸，一边快速煮器械、铺消毒布，折腾了近两小时，终于听见婴儿响亮的哭声。家属激动得直搓手：“多亏你在，娘俩都平安！”王映中回来时，已经是夜晚了，雪停了但地冻得坚硬，山路滑得站不稳，他不知摔倒了多少次，每次都爬起来继续走，直到天亮才踉跄着回总场。

那段时间，当地流行性出血热肆虐，场部及周边的病人剧增，大多有休克、肺水肿、心衰、急性肾功能衰竭等危重症。即便天雨路滑、大雪封山，连马灯都被风吹熄，我们仍揣着药箱在山里摸索赶路，心里只想着“能多救一个是一个”。靠着在学校学的知识日夜守护、调整用药，却还是没能留住所有人——总场部的金会计就因病情太重，抢救无效离世。我们既难过又清醒，知道自己的学识和临床经验还远远不够。后来我离开福宝山调往水泥厂，王映中却选择留在山上，一边继续行医，一边跟着医务室的李老医生潜心学中医，认山中草药、记古方配伍、悟辨证施治的精髓，闲时还抱着《黄帝内经》《伤寒论》等典籍自学，慢慢摸透了中西医结合的门道。

再后来，王映中先从福宝山调到忠路区卫生院，在基层接诊更多常见病、多发病，把中西医结合的思路用到日常诊疗中；没过多久，又因医术扎实，1980年从忠路卫生院调县中医院任内科主任；这家中医院在全省都小有名气，诊疗规范、中药资源丰富，正好给了他施展的平台。为了进一步提升水平，他还专程去同济医院心内科进修，系统学习心血管疾病的先进诊疗技术，回来后医学水平急剧提升：遇到慢性咳喘病人，他用西药缓解症状，再配中药调理肺脾；碰到疑难杂症，就结合西医检查数据和中医望闻问切，制定个性化方案，渐渐治好了不少别人棘手的病例，后来成为恩施州第一届中医大师。

1970年，南京药学院毕业的刘永烈分到药材场时，我还在福宝山，和王映中、永烈凑成了形影不离的伙伴，被大家玩笑般称作“福宝山三剑客”，日子过得紧凑又合拍。永烈整天围着黄连转，经常陪北京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专家陈震、冉琳珠等调研，背个小背篓往山里钻，选长势好的黄连植株做标记，连叶片的脉络、根茎的粗细、开花的时间都仔细记在小本子上，说“要摸清咱福宝山黄连的‘脾气’，才能种得更好”。他不光懂药材，还细心嘴稳，场里查干部政治历史问题时，总被老肖拉去外调——揣着介绍信跑周边县市，找老同事、老邻居坐下来慢慢聊，一笔一划记材料，回来时裤脚沾着泥，却能把厚厚一叠调查记录理得清清楚楚，从没出过一次错。

我那会儿也没闲着，想着给场里添点“热乎气”，就自己办了份《药材工人报》。没有复杂的设备，全靠钢板、铁笔、蜡纸和油印机：头版写场里的药材种植进度、病虫害防治技巧，二版登工人的模范事迹、表彰通知，偶尔还会登几篇职工写的劳动短诗，一次能印几十张。每期印好，我就贴在食堂门口、医务室墙上，工人路过会凑着看谁上了表彰名单，场领导路过也会拿一张，尹场长说“这报能让大家摸清场况，还能看见咱工人的本事”，确实起了不少宣传鼓劲的作用。我还记得《药材工人报》上，王映中还写了一篇文章《花果分场尽朝晖》，被县广播站全县广播，并定为特约通讯员。

我们三个的日常简单却满是暖意：永烈外调回来，会从兜里摸出块沿途买的硬糖，分给我和映中，说“路上看见就想着你们了”；我与王映中做完手术后，永烈就掏出他那个“饭盒相机”——用旧铝饭盒改的外壳，镜头是拆下来的老花镜片，拉着我们往山沟里的瀑布、连片的黄连地旁取景拍照。现在我还留着十几张那时的照片，照片里的我们穿着打补丁的衣服，站在青山绿水间，笑得却比山里的太阳还亮。

山区生活苦，却也藏着不少小乐趣：为了吃一碗鲜美的肉丝粉，要下山来回走三十多里路，走得脚底板疼，可吃到嘴里的那一刻，觉得再累也值；为了看《沙家浜》《红灯记》这类黑白电影，我曾和永烈来回走七十里到马前镇，半夜没地方住，就露宿在卫生院门口，拾些干树枝点火取暖，天亮后又爬山回场，饿极了就找山乡农家买饭——一角二分钱加半斤粮票，一盆合渣、一碗辣椒面糊、一锅洋芋炕饭，我俩狼吞虎咽吃饱了，又有力气接着赶路。还有次，我们几个大学生凑钱买了两只鸭，美餐一顿后，剩下的鸭骨头舍不得丢，几天后嘴馋，就把桌上残留的鸭骨头再下锅煨汤，加把野菜，竟也鲜极了。虽苦，但在这“有福有宝”的山上，看着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来来往往，和他们一起聊学业、聊将来，日子里满是藏不住的热乎劲儿。

利川福宝山上出诊

重返福宝山与药材场与医务室谭姐合影（1996年8月）

福宝山三位医药专业的大学生出诊行医的照片（用刘永烈自制的照相机拍摄的珍贵照片，1970年8月），上图为我与毕业于宜昌医专的王映中；下图与毕业于南京药学院的刘永烈，自称为福宝山的"三剑客"。

重回利川福宝山药𠆫场，在小学与谢高凤老师（曾救活她出生的婴儿）合髟（1996年8月）

重返福宝山与当年被我救活婴儿的父母亲（汪仁富、谢高凤）合影 （2024年8月）

我和王医生、尹场长女儿尹华、医务室谭姐的女儿喻平在我曾经住过的办公大楼前合影（2024年8月

我和王医生与利川福宝山尹场长合影留念（2017年8月）

1970年8月，女友（后来的郝医生）分配来利川，我们总算在异乡有了彼此的牵挂。她先分到谋道区罗坪公社劳动锻炼一年，与农民同住同劳动，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就在煤油灯下看书。同年10月，我调到齐跃山下的水泥厂，开启了第二段行医经历。这里儿科病人格外多，周边村寨的老乡们带着孩子来求医，只认“能治好病”这一条；而我心里这份底气，全来自毕业前在武汉医学院协和医院的学习经历——当时管惠英教授、代琴韵老师、王明玉老师、黄显湘老师都带过我，从儿科常见病的规范处理教起，把扎实的临床知识传给了我；后来在急诊室值夜班时，护士李峰还耐心教我练会了儿童头皮静脉注射，小儿头皮静脉细，得用细针精准扎进头皮下的血管，这手艺后来在山区救了不少孩子，连高烧、抽搐这类急症我也能从容应对。这些带过我的老师后来都成了知名教授，想起他们当年的教导，心里总满是感激。山区的孩子得了病，因缺医少药，常小病拖成了大病，我治疗过不少高烧抽搐、小儿腹泻脱水酸中毒、支气管肺炎心衰、重度支气管哮喘等危重症。有时边抢救还边教老乡用温水擦身物理降温等知识。还记得有个孩子持续发烧三天不退，吃药打针也不退烧，老乡背着他走了十几里山路来求医，急得团团转。我守在床边片刻不离，制订出严密的治疗方案，根据体温变化调整了三次药量，过了大半天，直到傍晚，孩子的体温终于降了下来，还能小声喊“妈妈”，老乡喜出望外，临走时硬塞给我一袋晒干的黄花菜，说“自家种的，不值钱，你别嫌弃”。

1972年初女友（后来的郝医生）在水泥厂期间，郝医生调到了附近的双龙公社卫生室工作，我和郝医生本想回武汉结婚，我厂的领导批准了，可郝医生找卫生局局长时却没批，对方说：“你们跟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女儿学，搞什么旅行结婚，那是资本主义一套，不行！”现在听起来是个笑话，那个年代却是常见之事，不足为怪，最后我们于1972年5月20日在水泥厂办了场二十块钱的婚礼：姚会计帮忙主持，会议室里挤满了知青和工友，桌上摆着五斤瓜子、五斤糖、两条烟、一斤茶，大家围着我们说笑，场面热闹又温馨，十平方的单人宿舍里，我们把两张单人床拼在一起，铺上新买的花床单当双人床，郝医生送我的上海牌手表，是这场婚礼里最金贵的信物，我戴在手上，心里觉得踏实极了；不久后，郝医生又调到汪营区卫生院工作，常被抽去山里开展丝虫病普查，还参与征兵体检，他白天走村串户筛查，晚上就在煤油灯下整理数据到深夜，忙得脚不沾地，1973年底，我陪郝医生回武汉待产，女儿在1974年初顺利降生，孩子刚满月，我们就带着襁褓中的她赶回利川汪营卫生院的住处，那段日子，我每天得在水泥厂和汪营之间来回奔波，多亏铁厂的司机常顺路捎我一程，后来实在分身乏术，才在汪营当地找了位保姆帮忙照看孩子，这才稍稍松了口气。

图中水泥厂左边为成球和烧窑车间，右后平房是生料车间，厂区背靠齐跃山。（拍于1970年代末）

利川水泥厂化验室、宿舍及厂区大门（拍于1970年代末）

郝医生天玲探亲返回，我去万县城接并在照相馆拍了一张结婚照，手表是天玲两个月工资未领再加几十块钱购买的，右下图为1996年重返曾经工作居住过的汪云卫生院。

利川齐跃山下的水泥厂（拍于2010年）

1974年5月，我从水泥厂调到县城利川化肥厂。彼时的化肥厂正掀起建设会战热潮，三百多名建设者从四面八方赶来，这座现代化工业基地矗立在东门清江河畔，成了全县城热议的大事。县委对化肥厂格外重视，先后调来近十位大学毕业生充实力量，1975年全厂近三百名职工按工种分类，被派往各地进修培训，我也在1975年初随队前往广济化肥厂，一边参与化工操作工的培训管理，一边继续承担医疗工作。

在广济化肥厂，我偶遇了高中同学顾纪鑫夫妇——他们毕业于华中工学院，也在这里工作。一天，顾纪鑫急急忙忙找到我，说同事高烧不退、咳嗽不止，在厂里医务室吃药也不见好转。我立刻跟着他去看诊，问诊、查体后，发现患者不仅高热、咳嗽，还咳出铁锈样痰，伴有胸痛，正是典型的大叶性肺炎症状。我当即建议送城里医院进一步诊治，后来医院确诊后果真如此，经过十多天治疗，患者顺利康复。顾纪鑫后来总跟人夸：“还是老同学靠谱，一眼就看出了症结！”

培训结束回利川化肥厂后，医务室搬到了厂区门口。化肥厂的工伤事故比别处多，工人操作机器时被烫伤、被零件砸伤是常事，我在这里做了更多外伤小手术，清创、缝合、包扎，有时一天要连做三四例，手指累得发僵，却从不敢有半分马虎——每一针每一线都连着工人的健康，容不得半点差错。

当时厂里烧伤患者不少，我翻遍了手头医书，查阅了大量的中西医杂志和文献，本着药物要就地取材容易获得的前提，终于以几种中西药调配成了烧伤膏，经实际应用后，没想到烧伤膏的效果出奇的好：轻度烧伤的患者涂几天就结痂，从不流脓；重度烧伤的患者配合纱布包扎，伤口也能慢慢愈合。“吴医生的烧伤膏管用”的消息渐渐传开，不光厂里的工人来找我，周边村寨的老乡，甚至四川万县的患者，都专程赶来求医。如今再回利川，化肥厂早已改制撤销，原厂区变成了热闹的东方城，唯有原利川化肥厂医务室的烧伤专科留了下来，现任烧伤科负责人舒昌文曾赋诗赞道：“吴师奠基烧伤科，人德仁术开先河。亮灯勤耕杏林苑，赞吾光大中医魄。”当年我配的烧伤膏方子，至今还在为四面八方的烧伤患者缓解痛苦，每次想起这事，心里都满是欣慰。

首次重回利川，到我曾经工作过的利川化肥厂合个影（1996年8月）

1975年为庆祝利川化肥厂会战胜利，我设计的纪念册

重回利川与利川化肥厂同事们合个影（1996年8月）

重回利川，到我曾经工作过的利川化肥厂医务室，与舒昌文医生合影留念（2018年8月）

重回利川谭太婆家，她大儿子谭孝洪请我们吃利川风味美食（201 7年8月）

与利川化肥厂同事合影留念（2017年8月）

1974年底，郝医生调到了县城染织厂，我们搬进了厂里二楼的宿舍——两间房带一个小厨房，终于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家。不用再两地牵挂，我也能更专心地守在化肥厂的医疗岗位上。1975年国庆，化肥厂正式试投产，我特意为厂里设计了《利川县化肥会战胜利纪念册》的封面，这本小册子我至今还珍藏着，翻开它，当年建设者们的热血与汗水仿佛还在眼前。

1977年初，儿子在利川出生，可还没满四十天，就因急性肺炎住进了医院。那几天天寒路滑，路面结着薄冰，我每天背着女儿往城里的医院跑，雪粒子打在脸上生疼，鞋底子沾着冰碴子走一步滑半步，却不敢有丝毫耽搁。守在病床上的儿子身边，听着他微弱的呼吸声，心一直悬在嗓子眼，直到十多天后儿子体温平稳、能小声哼唧，这颗心才落了下来。

同年三月初，父亲退休后带着母亲来利川帮忙照看孩子。利川山清水秀，清江的水绕着城流，夏天尤其凉爽，傍晚坐在院子里吹着风，比武汉的闷热舒服多了，真是难得的避暑好地方。父亲闲不住，每天要么去清江河畔钓鱼、散步，钓上来的小鱼就给孩子们熬汤；要么在家做些手工玩具，孩子们围着他转得欢。母亲则忙着做饭、打理家务，学会做利川菜，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一家老小围在小桌边吃饭，说说笑笑的，日子过得踏实又舒心。可刚过了国庆节，父母就惦记着回武汉，说“家里还有老邻居要走动”，回去后父亲还闲不住，找了份工作继续忙碌。

父母走后，儿子没人照看，我们急得四处打听，好不容易才找到马路对面谭家院子的谭太婆。谭太婆快六十岁了，为人慈善朴实，做事干净利落，家里被她收拾得一尘不染，把儿子送到她家第一天，太婆就抱着孩子哄睡，还特意煮了小米粥喂他——看得我们心里暖暖的，把孩子交给她，真是一百个放心。太婆的大儿子谭孝洪原本在外地国有企业工作，后来也调回了利川化肥厂，我们两家住得近，时常能收到谭家送来的自家种的蔬菜、腌泡的酸菜，还有洋芋片、洋芋粉，有时我们也回送些武汉特产，一来二去，两家的关系愈发亲近，直到现在，每次回利川，我们都会特意去谭家看看，太婆总会提前煮好一碗喷香的洋芋饭，就着她腌的泡菜，一口下去，还是当年那熟悉的家常味，暖意直往心里钻。

重回利川，老伴郝医生曾经工作过，我们居住过的利川染织厂，前面一栋为办公大楼，后面一栋职工宿舍，我们就住二楼。（1996年8月）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文革结束的消息传到利川时，厂里的工人们都跑到广场上欢呼，连空气里都透着一股松快劲儿。紧接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全国，各行各业都焕发出新的生机，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的消息更是让不少年轻人重新燃起了读书的念头。那会儿高等教育领域人才紧缺，母校武汉医学院也决定招考一批师资培训回炉班，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报了名，白天在医务室忙诊疗，晚上就趴在灯下啃课本，没想到真的考上了。

可喜讯传来，化肥厂的书记却舍不得放我走，拉着我的手说“厂里离不开你这个懂医的骨干，工人兄弟们看病还得靠你”。我心里既着急又无奈，多亏当时已调去县工办的郑永槐厂长——他一直看重人才，知道后主动找书记沟通，说“让吴医生回去多学些本事，将来不管是回厂里，还是帮利川其他地方，都是好事，得从大局出发”。后来又经过与县委领导的反复协调，我终于在1981年1月调回武汉医学院，结束了在利川的行医工作。

郝医生带领利川染识厂篮球队，参加全县篮浗比赛，获得女子组全县篮球冠军。（1981年五一劳动节）

我回母校读书，郝医生带着王爱萍继续在染织厂，医务室上班，1980年代初厂里办了纺织中专班，郝医生带课还兼班主任，一直伴随她们毕业。1981年五一劳动节期间，郝医生带领利川染识厂篮球队，参加全县篮浗比赛，获得女子组全县篮球冠军。两年后的1982年11月，郝医生也调回了武汉，我们一家终于在武汉团聚，我在利川的十年行医路，也至此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而留在利川的王映中，在县中医院干得越来越出色，后来还当上了院长。他老家是湖北浠水县的，却在利川扎了根，成了家，当地老百姓但凡碰到疑难杂症，都爱找“王院长”看，提起他，没一个不竖大拇指的。他还是恩施州优秀的共产党员，曾受湖北省委省政府表彰的“建设山区优秀知识分子”。前几年我回利川，还特意去中医院看他，他头发虽白了些，精神头却还很足，拉着我聊起当年在福宝山爬山出诊的日子，笑着说“那时候苦，可也值，一辈子都忘不了”。

这十年，从福宝山积雪覆盖的山路、水泥厂挤满患儿的诊室，到化肥厂那罐传了多年的烧伤膏，我握着听诊器走过的每一步，都浸透着山里人的信任与暖意。那兜揣在怀里的热洋芋、一袋晒干的黄花菜、谭太婆的洋芋饭、王映中坚守的医者初心，还有老乡们一句句朴实的“多亏你”，这些细碎的片段凑在一起，成了我这辈子最沉甸甸、也最滚烫的记忆，无论过多少年，都忘不了。

后记：与利川的未了缘后记：

1981年离开利川时，我以为那段握着听诊器走山路、守着医务室盼平安的日子，会成为心底一份封存的记忆。可后来才发现，利川于我，早已不是一段十年的行医经历，而是刻在骨子里的牵挂——这片我视作第二故乡的土地，总在不经意间，让我忍不住回去看看。

回武汉后，我进入母校病理学教研室工作。37岁起步不算早，幸好在同济病理的沃土上，有强大的专业师资和前辈老师们一路帮扶：我先从教学做起，跟着前辈学习如何把复杂的病理知识讲明白；接着参与科研，直到1984年以后，才开始到临床轮班，系统实践病理诊断技能。靠着前辈们的悉心培养，再加上自己多花时间琢磨、多跟着实践，我才慢慢从最初对着切片反复钻研的讲师，一步步成长为能兼顾临床、教学与科研的科室骨干，后来也才有能力带起了硕士和博士，退休后还被医院返聘了十年，直到75岁才正式卸下这份热爱的工作。近四十年的病理生涯里，我总想起在利川时，老乡们把信任装进热洋芋里、把期盼融进那句“多亏你”里的模样，这份惦念也成了我不断往前赶的动力。

也正因这份牵挂，只要有机会，我就想回利川走走，前前后后算下来，竟也有近十次。每一次回去，利川的变化都让我惊喜：曾经泥泞的山路修得平整了，过去简陋的诊室添了新设备，而市人民医院、中医院的病理科，更是我每次必去的地方。不是想做什么特别的事，只是想看看科室的同事们，听听他们遇到的难题——有时是一起对着疑难病例讨论到傍晚，有时是帮着梳理诊断思路，更多时候，是想帮这里的年轻人搭个学习的桥。记得2003年，市人民医院的周翎医生来武汉进修，我陪着他一起看切片、查文献，整整一年；后来市中医院病理科姚余菊主任来学了半年，市人民医院又先后派来两位医生，共有四位利川的病理同行在我们科室进修过，看着他们回去后，能把学到的技术用在临床，能让利川的老乡们在家门口就能拿到更准确的病理报告，我比自己做出什么成绩都高兴。

同济医科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病理医生们与进修人员合影，第二排右五为利川市人民医院病理科周翎主任（2003年8月）

2024年再次回去，我和周翎坐在市人民医院新建成的数字化病理诊断中心里，对着屏幕上清晰的切片图像讨论疑难病例。看着高效的诊断流程，再想起早年在利川连基础病理检查都要辗转奔波的日子，更真切地感受到这片土地的医疗在变好，病理事业在进步。而这从不是哪一个人的功劳，是省市政府的重视，是国家给的拨款支持，是像王映中院长那样一辈子守在利川的医护人员一点点拼出来的，我不过是顺着这份心意，做了些力所能及的事。

在利川市人民医院病理科会诊（2017年8月）

在利川市人民医院病理科与病理同仁讨论疑难病例。左一是市中医院病理科姚主任（2018年8年）

与利川病理同仁合个影（2024年8月）

在利川市人民医院数字化病理诊断中心与周翎主任讨论疑难病例。（2024年8月）

现在偶尔翻起当年在利川的旧照片，看着照片里福宝山的雪、水泥厂诊室的灯，还是会想起那些滚烫的日子。我总觉得，自己和利川的缘分，从来不是“结束”在1981年，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着——是看着它变好，是盼着它的医疗更稳，是想起这片土地时，心里始终存着的那份热乎劲儿。这份未了缘，会一直陪着我。

我的第二故乡利川市 已经成为全国有名的旅游胜地，凉城利川城市风景

利川山城太阳升起的地方（拍于202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