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感悟】 于烟火尘埃里见民族筋骨——读1980版《四世同堂》论普通人的抗战觉醒

树生

作者：树生（安徽）

美篇号：170196467

图片来源：网络剧照海报（致谢）

去年冬天整理外婆家老宅阁楼，踩着吱呀木楼梯到顶层，樟木味漫来——徽州木雕花柜里，压着本蓝布封皮的《四世同堂》，书脊“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0”的烫金字磨得发淡。这是新中国首版结集的《四世同堂》，第三卷《饥荒》只收前二十章，外公却在扉页用歙县老墨写：“1985年冬，读至祁天佑游街，忽忆民国三十二年，你太外婆揣油纸包桂花糕，从徽州黟县搭两天乌篷船去杭州，想给西湖边开绸布庄的太外公送粮，到钱塘门被日军岗哨拦着，手冻得攥不住包，终未见面。

普通人的觉醒从不是喊出来的，是像祁老太爷那样被日子打醒的。1980版书里，祁老太爷总说“庚子年我都熬过来了”，让韵梅锁严米缸，书页旁外公用铅笔注：“你太外公初到杭州开布庄时，也说‘守着铺子就饿不着’”。他以为乱世与己无关，直到我读韵梅买白面，老板压声说“日本人把粮都统了，糙米都得凭‘良民证’抢”，才想起外公讲的细节：太外婆当年在钱塘门，见日军砸粮店，掌柜被按在地上打，喊着“我只剩这点粮了”。后来祁天佑被逼穿纸糊“奸商”衣服游街，回家对祁瑞宣哽咽“我没脸活了”，书的空白处，外公用红笔补：“你太外公从杭州逃回，说日军搜遍西湖边铺子，拉走值钱的布，还把掌柜绑在柳树上抽，逼喊‘大东亚共荣’——咱徽州人讲‘守业如守气节’，可那时保住铺子都要拼命。”原来书里的无奈，都是外公见过的真事；祁老太爷“家保不住了”的叹息，是无数中国人咬着牙才说出口的清醒——没有国，再结实的米缸、再红火的铺子，也只是风中的徽州纸伞，一戳就破。

老舍写的抵抗，从不是电影里的冲锋，是普通人藏在日子里的“不低头”。1980版书里，钱默吟起初劝祁瑞宣“少管闲事”，我还嘀咕“这老先生怎么这么软”，直到读他儿子钱仲石为毁日军军火，把卡车开下山崖，他自己被打得流血却笑说“我要跟他们耗下去”，眼泪砸在书页上。这一页页脚，外公画了小圈：“你李爷爷是徽州去杭州做茶叶的‘钱默吟’，日军要他送茶，他连夜锁茶仓，躲进灵隐寺帮游击队传消息，有次为藏纸条拆了《茶经》书脊，手指破了也没声张。”我小时候听李爷爷讲，躲在禅房里听日军皮鞋声，怕得慌，可一想到“不能让日本人用我的茶”，就硬撑着。还有李四爷帮邻居收尸，书里写他“揣着白酒，在日军岗哨前绕三圈才把人背回”，外公批：“你四爷当年在杭州，帮埋过两个抗日学生，日军要抓他，他躲进虎跑寺禅房饿了三天，出来脸都青了，还说‘都是中国人，不能让他们曝尸西湖边’。”这些小事让“抵抗”有了模样：是李爷爷拆过的书脊，是李四爷饿了三天的坚持，是太外公把好料子剪碎说“绝不给日军做军装”的执拗——他们没扛过枪，却用朴素的坚持，织成抗战最牢的网。

最让我心里发紧的，是书里“灰色地带”的人。冠晓荷跟着日军点头哈腰，劝祁瑞宣“识时务者为俊杰”，我起初觉得他恶心，可看到外公写的“你表叔公当年在杭州，为谋伪政府差事，卖了茶行还帮日军带路搜铺子，最后却被当成‘没用的人’赶出来，病死在钱塘江边破庙”，突然只剩发凉。原来有些坏人不是天生坏，是被“好处”蒙了眼，忘了“中国人”的根。而祁瑞宣被迫在伪政府上班，他跟弟弟说“我留在这儿，是为了帮咱们的人”，外公在这话下画了三道横线：“你外公当年在杭州小学教书，日军要他教‘大东亚共荣’，他表面答应，却偷偷讲岳飞，还把《满江红》写在黑板角落，被发现后差点被打断腿，他说‘就算跪着，也得把中国人的骨气教给孩子’。”去年整理外公旧教案，真见了铅笔写的《满江红》，字迹歪扭，却能看清“靖康耻，犹未雪”。

合上书，我把这本1980版《四世同堂》抱回家，封皮的出版社字样虽褪色，外公的批注还带着墨温。我夹了片西湖边的桂花——现在的钱塘门没了日军岗哨，绸布庄挂着鲜亮料子，孩子们在湖边放风筝，笑声裹着桂花香飘很远。外公当年捧着这本缺页的书，大概也盼着这样的日子。

如今我们读八十年前的故事，更该记得：那些烟火尘埃里坚守的普通人，不管是北平的祁家人，还是杭州的太外公、徽州的太外婆，都是民族的筋骨。他们的苦不能忘，他们的骨气要接住——这是对历史最好的纪念，也是对老舍先生最好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