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秘物

蚁人

　　蓝布裹丹心

那是一九九八年初冬的一天，川中丘陵地芾的寒意比往年来得更早些。

老家堂屋前的院坝里，却是一派罕有的热闹。今天是老父亲的八十大寿，在外地工作的儿孙们，难得聚齐，带着家小，早早回到了这山灵水秀的老家。

在老屋的地基上，准备回老家养老的侄儿重修了混泥土砖房，但所有房屋还是老屋的布局。

院坝边的树叶上挂着薄薄的霜，几盆耐寒的花草开了些各色花朵。

父亲穿着多少年来一直穿的、洗得发白的藏蓝色中山装棉衣，坐在堂屋外那把磨得油亮的竹圈椅里，看着儿孙们忙进忙出，张贴寿字，悬挂灯笼。他那张被风霜刻满深纹的脸上，带着一种近乎疏离的平静。父亲向来话少，像这屋后的石头山，沉默中透出一股威严气。

寿宴摆在院坝里，菜是请了附近手艺最好的乡厨来家做的，九大碗，肥瘦相间的烧白，油亮亮的肘子，热气腾腾的炖鸡，香气混着乡亲们嘈杂的祝福，几乎要把屋顶掀开。席间父亲饮了点当地酿的粮食酒，枯瘦的脸上泛起了红晕。

客人们渐渐散去，留下满桌狼藉。待乡厨们收拾妥当，我们围坐在八仙桌边，周围安静下来，只听得见山风掠过屋檐的丝丝轻声。我给父亲泡了一杯大哥带回的普洱茶，笑道：爸，今天高兴，您给我们讲点您年轻时的事吧？

我们只知道解放前父亲就参加了工作，是老革命，曾先后在青龙观、踏水、三星工作，已经退休二十年了。

父亲长期在外，与我们相处的时间不多。父亲在我的意识里，一直有几分神秘。

听了我的话，父亲没有立即开口，他有些浑浊的目光掠过儿孙们年轻、带着探询的脸庞，最后落在院坝边高高的树稍上，仿佛那摇曳的树稍藏着另一个时空。他伸出那双布满绉纹的大手，将八仙桌边擦了擦，良久，才用一种异常沉缓，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的声音说：是啊，今天高兴……，有些事，再不说，怕就要带进土里了。

他慢慢地从内衣袋里摸出一个物件来。那是一个靛蓝色的小布包，布面已经泛黄，边角磨损得厉害，沉甸甸的，不知里面藏着什么。

他把布包放在膝上，枯瘦的手指抚摸着上面深深的折痕，仿佛在抚摸一段尘封的岁月。堂屋里静极了，连孩子们的嬉闹声也不知何时停了下来。

这是……他喉头滚动了一下，开始讲述:解放前，那是脑袋别在裤腰上的日子。

　　蓝布包与运盐路

那时候，我是太平乡的地下农会主席，农会开展的所有活动，都必须在暗处进行。父亲的声音低沉但有力，把时间拉回到了半个世纪前。

当地棒老二闹得凶，特别是踏水那边，是出了名的土匪窝子。他们有几股势力，杀人放火，抢粮绑票，无恶不作。老百姓白天都不敢单独出门走远路，天黑更是家家早早地关门闭户。我们农会的头等大事，就是把乡亲们拢起来，搞自卫。没枪，就拿梭镖、铡刀、锄头，夜里组织人放哨，轮流守院子。

他的手指无意识地抠着蓝布包上一个深色的、硬结的痕迹，那痕迹，仔细看，像极了干涸的血点。

但更紧要的，是完成组织上交下来的任务。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运盐。

他顿了顿，眼里闪过一丝锐利的光，那光与他平日的浑浊判若两人。他说，四川自贡产盐，盐巴质量好，但国民党卡得很死，封锁了各个关口要道。那时，地下党组织运盐，是给川东游击区和解放区的。上级说，这些盐不光是解放区老百姓吃，解放军部队吃，还要用于伤员洗伤口，制药，总之很多地方都离不开它，用量相当大。地下党搞盐、运盐的任务很重，沿途需要农会配合。

有一次，地下党要运一批很紧急的盐，数量不小，有两挑(一挑就是一担)，从三十几里外的云龙场那边运过来。只能走夜路和山路。我带着三个靠得住的农会骨干，他们是槐三、槐四和槐良，半夜出发。不敢走大路，专挑没人走的山沟、林子。盐巴分装在四个背篓里，上面放上窝笋，萝卜英英或者谷糠做掩护。

那天晚上天比较黑，只有点晃晃月亮，山路不好走，深一脚浅一脚的，大家生怕摔倒把盐掉进山下。心里头那根弦一直绷得邦紧，尖起耳朵听四周的动静，风声鹤唳，总觉得黑嗡嗡的前方藏着人。翻过靖水湾那个山，有几过山弯弯路窄林黑，是常出棒老二(土匪)的地方，大家紧张得大气不敢出。突然就听到前面有说话声，隐隐约约听出是几个土匪在议论他们前次打家劫舍的战果。怕啥就来啥，还真是遇到土匪了！

围听的我们都屏住了呼吸，急迫地想知道父亲他们是怎么脱身的。

当时魂都快吓掉了！我们几个赶紧轻轻钻进路边的油菜地里，趴着一动不敢动。背兜里的盐沉重地压在身上，像压着座山，头上的汗水顺着颈子流。土匪杂乱的脚步声就在眼前的石板路上响，火把的光晃来晃去，都能闻到他们身上的烟味和汗臭味。有个土匪还骂骂咧咧，说这趟出去屁都没捞着。假若他们哪根神经发了，停下来用火把往油菜地里一照，我们就全完了。

父亲长长吁了一声，仿佛当年那股窒息感还未散去。“躲身油菜地那几分钟，是我这辈子觉得最长的一晚上。直到土匪的脚步声很远了，火把光消失了，因为害怕土匪突然打倒转，我们都还趴了小半个时辰，才敢慢慢出来。浑身上下都被汗水湿透了，山风一吹，打了几个冷战。时间不能耽搁，还得赶紧走。相互鼓励了几句，继续背起背兜赶路。天亮前，总算把盐巴一颗不少地运到了我们的秘密联络点，早已没有和尚的空庙子一一东禅寺里。

　　寺庙险情与襁褓信

东禅寺，就是刚才我说的放盐的地方。父亲抬手朝东禅寺的方向指了指。尽管隔着垭口，看不见寺庙。也不晓得东禅寺是哪个朝代成为空庙的，虽然莫得和尚了，香火早就断了，但庙子还是很宏伟，房屋也挺好的。由于长期没有和尚，就显得很阴森。一般情况下，当地老百姓是不会来这种地方的。因此这里就成了我们农会秘密碰头、传递消息、藏匿物资的重要据点。

父亲的眼神变得悠远而凝重。有一次，我们几个农会骨干正在寺庙后殿的偏房里用打长牌做掩护，开会商量怎么配合即将到来的征粮工作队和发展农会骨干问题。会开到一半，安排在庙门外放哨的亮亮娃儿白脸白神地冲进来，结结巴巴地说：来……来了！民团的人来了！已经到山门外了！

屋子里的人霍地全站起来，都紧张得不得了。当时我们手头有刚收到的几份地下党文件，还有一份要送给上级党组织的农会骨干名单！这些东西要是落到民团手里，不知多少人头要落地，地下组织将会遭到严重破坏，后果不堪设想！我赶紧叫大家坐下，继续打长牌。

撤是来不及了，脚步声已经在院子里响起来了。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把文件藏起来。只要敌人拿不到任何证据，他们就拿我们没办法。因为害怕家里婆娘骂，当地农民找个地方打长牌是家常便饭。

这些文件藏哪里喃？佛像底下？香案后面？都是被搜过好几次的，不保险。眼看敌人就要闯进来，情急之下，我一眼看见房角那根支撑房梁的大柱子，柱子脚旁边有个耗子洞，洞周围还有花生壳壳和耗子屎。

我已来不及多想，三两下将文件卷起，一把就塞进了那洞里，将洞边的花生壳壳拨到洞口上。刚起身站定，民团的兵就端着枪冲了进来，明晃晃的刺刀对着我们，吼叫着不准动。

领头的小头目姓樊，是安佛那边的人。他皮笑肉不笑，围着我们转了一圈，下令彻底搜我们的身。屋子里也被翻了个底朝天，连地上松动的砖头都撬开来看了。有个兵还走到柱子旁看了看。我站在那儿，表面上强作镇定，心里头像打鼓一样。万幸的是，纸卷塞得深，没有一点儿露在外面，没有引起那个兵的怀疑。

那次真是从阎王爷手指缝里逃过来的。父亲这句话像是自语，手指下意识地抚摸着膝盖的蓝布包，包上有一个明显的、像是被什么尖锐物刺破的小洞。

搞地下工作，不光是自己提着脑袋，家里人也跟着担惊受怕，你们奶奶，你们娘都跟着担惊受怕的。

1949年年初，解放大军进简阳前夕。有一份极其紧急的情报，必须立刻送到云合场那边的一个交通站。但那时候，各个路口都被土匪和国民党兵设了卡子，盘查得非常严，男人，特别是青壮年，搜身搜得尤其仔细，根本不敢把文件带在身上。

正急得没办法，你们奶奶帮了这个忙。当时我们沟对面的民团团总家刚夭折了一个婴孩，要请人帮忙抱去后山埋了。但别人都嫌晦气，不愿帮这个忙。奶奶发现这是个机会，抱着那个小小的、用襁褓包裹着的死婴，向云合场方向的路上走去。

一路上，哨卡看见是个老太婆抱着个死孩子，嫌晦气，捂着鼻子远远就挥手让她快走开。那份要命的情报，就藏在死婴贴身襁褓的夹层里。就这样，奶奶把这份情报送了出去。

堂屋里一片死寂，仿佛能听到彼此的心跳声。几个年轻人已经红了眼眶，有的悄悄擦眼泪。

　　父亲深吸了口气，像是要压下胸腔里翻涌的情绪。还有你们的母亲，他提到我们的母亲，声音里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混合着痛楚和温柔的东西。

那是发生‘三三暴动’前夕，土匪活动最猖獗的时候。那天，征粮工作队在寺庙里开会，云合场那边过来的交通员要送一份情报给我，要我通知征粮工作队的同志立即转移隐蔽。国民党和土匪得到消息，已确知东禅寺是我们的据点，正调集人马围剿东禅寺。但那天交通员来时，我不在家，时间来不及了，你们的母亲担起了传递信息的任务。

提前赶到东禅寺外的几个当地土匪，已暗里封锁了通往寺庙的要道。直到你们母亲去逝，我也没问过她是怎么通过那些土匪暗哨进入寺庙的。征粮队的同志们从寺庙后门撤到寺庙后山不久，大股土匪就包围了寺庙。

说到这里，父亲的声音有些哽咽。他闭上眼，眼角深深的皱纹里，亮晶晶的东西在艰难地积聚。他没有再说下去，但那未竟的话语里蕴含的惊心动魄与深沉情感，让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一阵窒息。他仿佛又回到了几十年前那个夜晚。

　　三三暴动，血与火

良久，父亲才重新睁开眼，眸子里只剩下燃烧后的灰烬般的疲惫与苍凉。他抚摸着手上的布包，布包似乎给了他继续说下去的力气。

三三暴动，是民国三十九年发生的，就是1950年，农历三月初三前后的事。他准确地报出了这个刻骨铭心的日期。

那时候，解放大军已打过长江了，刘伯承的部队入川了。国民党溃败的散兵游勇，和地方上的土匪袍哥勾结在一起，垂死挣扎，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暴乱，主要就是针对我们的征粮工作队，目的是切断解放军前方的补给。我们这边，情况危急得很，好多地方的工作队被包围，牺牲很大。

我们乡的征粮工作队，就是七八个学生娃娃兵，带队的姓李，是个北方来的老同志。土匪聚集了几百号人，扬言要血洗乡公所，活捉工作队。

1950年农历三月初三，反共救国军第一师在攻下三星区公所后，命令一个姓雷的土匪头目率领四百多名土匪，会同禾丰的蒋天福、青龙观的彭光斗的反动武装，经平武向三合场和禾丰场进发。

我们农会得到消息时，已经来不及了。我们把能发动起来的农会会员、可靠的基本群众，差不多五六十人，都组织起来。没几条枪，主要是鸟枪、梭镖、大刀，还有就是把乡亲们家里的鞭炮收集起来，放在铁桶里，准备到时候点燃当枪声迷惑敌人。

但当土匪从平武那边往三合这边来时，我们才知道工作队和农会的力量根本抵不住。在跟工作队老李商量后，认为我们的力量太弱，工作队和农会都必须立即转移隐蔽。

天刚蒙蒙亮，土匪就黑压压地把乡公所围了。嚎叫着，放着乱枪。他们没有找到工作队，放火烧了乡公所，就向禾丰方向去了。

事后老李跟我说，禾丰那边战斗打得很苦，从早上一直打到下午。下午3点过，一个连的解放军，终于从县城强行军三个小时赶到了禾丰场。他们一面从背后突袭正在攻打上场口的土匪，一面在蛮牛山右侧，用六○炮、八二炮攻击山上的土匪。匪首雷斗文、蒋天福、彭光斗见状，知道攻克禾丰无望，无奈地下达了撤退命令。

增援部队将一部分土匪围堵在一条山沟里。五十多名不肯缴械投降的土匪，被解放军击毙。多数土匪被俘，只有少数的土匪逃脱。

你们晓得不？父亲沉重地说，三三土匪暴动期间，全县牺牲解放军、征粮工作队员、干部和农会积极分子160多人。500多群众被匪徒逼死，600多名群众惨遭杀害。民房被土匪焚毁800多间，公粮被土匪抢劫30多万公斤，一些区、乡政府被捣毁、焚烧。

父亲的讲述把所有人都带回了那个硝烟弥漫、生死一线的战场。可是，他的声音再次低沉下去，充满了悲凉，我们三合也失去了三个好同志，还有几个乡亲受了重伤……胜利，是用血换来的啊……！

　　丹心永存

故事讲完了。堂屋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只听到窗外凄紧的风声。围听的人沉浸在父亲所描绘的那段血与火的岁月里，心情久久无法平静。

父亲靠在椅背上，微微喘息着。他再次低下头，用那双布满老年斑的手，极其缓慢地打开了那个陪伴了他一生的靛蓝色布包。

布包里面，没有金银，没有财宝。是一沓泛黄、脆弱的纸张，上面的毛笔字迹已经模糊。父亲慢慢展开，是一张农会名单。在那份名单纸张的中央，有一个清晰的、被尖锐物刺破的窟窿，与外面布包上的小洞位置吻合。

父亲用指尖，极其轻柔地抚过那份名单上的破洞，仿佛在与过去的战友，与牺牲的亲人，进行着无声的交流。

他没有给我们解释这张名单，我们也没继续问，怕触到父亲内心深处更沉痛的东西。但所有人都明白，它连接着刚才那些故事里的惊险、牺牲与忠诚。那个破洞，或许来自某个交通员？

我们三兄弟，以及家人，静静地注视着父亲，注视着那件承载着家族记忆乃至更宏大历史的证物。我们通过它第一次如此真切地触感到父亲的青春、信仰与伤痛。父亲是提着脑袋干革命的勇士，他的背后，站立着同样勇敢无畏的奶奶和母亲。

父亲最终没有把那件遗物交给任何人。他只是一遍遍地用手抚摸着它们，然后，又把它揣进内衣口袋，动作缓慢而庄重，像是在完成一个古老的仪式。

父亲仰头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两行浑浊的泪水，终于挣脱了束缚，顺着他深如沟壑的皱纹，缓缓滑落，滴在胸前那片洗得发白的棉袄上，洇开两团深色的、沉重的湿痕。

院坝外，天空灰暗，寒意正浓。而院坝内，仿佛有一种源自历史深处、由鲜血与信念点燃的温暖与光亮，无声地流淌进每一个后人的心田，永不熄灭。

后记:七十年代未父亲退休。八十年代中期，在与劳动局工作的毛三妹摆龙门阵讲到父亲的事时，她说按相关规定，你父亲是应享受离休待遇的。她告诉我只要你父亲能找到两个以上解放前一起工作过的同事出据的书面证明，就能办成。我向父亲核实了他参加农会时间，确实是1949年前。但父亲耗时一年多时间，只找到一个当年的同事，其他同事大多已去逝或失联，因此未能办成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