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座山，那条河——怀念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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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是一条沉默的河，不舍昼夜，冲刷着记忆的河床。流沙逝于无形，磐石沉于心底。我的父亲，便是那块磐石，任岁月磨砺，愈发温润，也愈发沉重。

他降生于一九三五年的寒冬，命运的序曲，却是一曲悲歌。黄河花园口决堤的滔天浊浪，在他尚不及五岁时，便吞噬了他对母亲的全部记忆。从此，他成了一株风中飘摇的孤草，先是在外祖母的屋檐下，后又依偎着祖母苍老的臂弯，在颠沛中寻一丝暖意。后来，爷爷续了弦，家里的光景变了。继母的到来，让父亲学会了更早地看人脸色，也更习惯性地沉默。在那个家里，他像一株长在墙角的植物，努力地不引人注意，也因此，他读书的渴望，成了一件不敢声张的奢望。学堂的窗棂和书本的墨香，便成了他只能在梦里翻阅的篇章。

然而，命运的吝啬，有时会以另一种方式补偿。父亲的心田，是一片未被开垦的沃土，戏曲的种子，便在那里野蛮生长。他痴迷于大鼓书，那铿锵的鼓点，那婉转的唱腔，是他贫瘠岁月里唯一的盛宴。他天赋异禀，有着近乎刻录机般的记忆力。一场戏听罢，便能将整段唱词、百转千回的情节，原封不动地复述出来。

他不独是我们家的说书人，更是整个村庄的故事守护者。在那些物质匮乏的年月里，村里的牲口屋、豆腐坊，便是他的“书场”。闲暇之余，只要父亲一开腔，身边总会里三层外三层地围满了人，男女老少，都听得入了迷。他用那略带沙哑的嗓音，为整个村庄的寂寞时光，描摹出刀光剑影的江湖，才子佳人的悲欢。那些从戏文里听来的忠孝节义、善恶有报，也成了他教给我最朴素的人生哲学。直至暮年，当他斜倚在藤椅上，眯着眼，神采飞扬地复述那些陈年旧戏时，我仿佛能看到一个五岁的孩子，正踮着脚，挤在人群里，用全部的生命去聆听那锣鼓喧天的世界。那不是戏，那是他为自己构建的，一个有悲欢、有离合的完整人间。

父亲更是个重情重义之人。他心里有一本账，记的不是金钱，而是恩情。三年自然灾害，饿殍遍野，是村里的公社干部姚庆坤大伯，指派他去三门峡修筑拦河大坝。那活计，是拿命在换力气，却也能换来一口能填饱肚子的饭。在那个食不果腹的年代，这口饭，便是救命的甘霖，是撑起一个家庭的脊梁。这份恩，父亲记了一辈子。后来，他常常拉着我们，用最郑重的语气叮嘱：“恁庆坤大伯的恩情，你们一辈子都不能忘。没有他，就没有咱这一家人。”这朴素的叮咛，比任何圣贤书都更深刻地刻进了我们的骨血，让我们懂得，人活一世，情义大过天。

父亲与母亲，是我们村里最年长的星。父亲九十周岁，是村里最年长的男性；母亲九十二岁，是村里最年长的女性。他们像两棵相依相偎的老槐树，根须在地下紧紧交缠，枝叶在风中彼此搀扶，共同抵御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霜雨雪。我以为，他们会是村里不落的夕阳，会永远在那里，等着我归家的脚步。

没读过书的父亲，却把生活这本大书，读得格外用力。在大集体的年代，他是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拧在哪里，就在哪里闪着汗水的光。他是棉花技术员，指尖抚过每一株棉桃，像抚摸自己的孩子；他是饲养员，牛棚马厩里的牲畜，被他喂得膘肥体壮，眼神里都透着信赖；他还是豆腐匠，那方寸之间的磨盘，磨出了我们全家的生计。他做的豆腐，白如玉，嫩如脂，豆香醇厚，清晨挑到集市上，总是第一个被抢购一空。那升腾的热气里，氤氲着一个男人最朴实的尊严与担当。

分田到户后，那盘小小的石磨，便成了父亲独自扛起我们兄妹四人天空的支点。我至今仍记得，大妹小学毕业时，那双渴望读书却不得不黯淡下去的眼睛。每当想起，愧疚便如潮水，将我淹没。是父亲，用他那磨豆腐磨得粗糙变形的双手，固执地为我铺就了一条通往学堂的路。当八十年代的我，成为村里为数不多考上中专的“秀才”时，父亲脸上的自豪，如夏夜最璀璨的星光，瞬间照亮了我们那间简陋的土屋。那份荣光，是他用半生的辛劳，为我赢得的勋章。

然而，岁月是台无情的榨汁机，将父亲的血汗一点点榨干，只留下一身的病痛。五十岁以后，他的身体便像一台运转过度的老旧机器，小毛病不断。肺气肿让他呼吸如拉风箱，双脚常常肿得连袜子都穿不上。可他生命的韧性，却如崖边的劲草，风吹雨打，依旧顽强地挺立。

我的老家住在省道公路边，车来车往，仿佛是他一生坎坷的隐喻。一次，他横穿马路，只顾回头张望，一辆客车为避让他，惊险地歪靠在路旁的树上，他却安然无恙。另一次，他被摩托车撞飞，腰椎骨折，却因当时未被察觉，落下了终身的腰疾。这些惊魂的瞬间，都像命运的玩笑，一次次试探着他的底线，而他，总是一次次沉默地扛了过去。

我们兄妹四人，总想着能让父母安享晚年。我在城里安家，他们就一直住在我一九八九年盖的老屋里。那房子地势低，每逢大雨，屋外便是汪洋。去年雨季，雨水倒灌，室内积水。我远在广州，是村支书冒雨将他们背到堂弟家。院子里的水两个多月不干。今年春天，我倾尽积蓄，将屋子垫高修复，进行了简单的装修，打了水泥地坪，还特意改装了一间明亮的洗浴间。父亲爱干净，以前我每两周带他去澡堂，如今有了自己的浴室，他脸上那份惬意与满足，是我最大的慰藉。

可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方我亲手为他打造的舒适天地，竟成了他生命的终点。

中秋前后，农事正忙，我三次远行，将“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抛在了脑后。我总以为来日方长，却忘了岁月从不等人。

十月十一日，农历八月二十，一个清冷的下午，妹妹各自在家抢收玉米，还不该来做晚饭，父亲独自在浴室洗澡，室内外温差骤然，那腾腾的热气，或许诱发了潜藏已久的心脑血管疾病，他悄无声息地倒下了。

而我，正远在五百里外的孟津，弟弟为生计奔波在北京至郑州的长途运输中。母亲发现不对，推门而入时，看到的是她一生挚爱，无声地躺在冰冷的地砖上。她踉跄着推车走到门外呼救，幸得两位好心的邻居大哥，将父亲抬到堂屋的床上。电话响起时，我才刚到会议报到处，夜幕已然降临，晚宴尚未开始。铃声如惊雷，在耳边炸开。我顾不上尚未入口的饭菜，也来不及与任何人解释，疯了般冲出酒店，急叫一辆网约车直奔高铁站。天可怜见，总算赶上了最后一班列车。车窗外，夜色如墨，飞速倒退的灯火，像是我支离破碎的心。电话那头是妹妹们带着哭腔的嘶喊。我疯了一般赶回家，救护车凄厉的鸣笛，成了我记忆里最绝望的背景音。两个多小时的抢救，终究没能留住他。父亲，走了，享年九十周岁。

他走得太突然，甚至没来得及等我再见他一面。我握着他尚有余温的手，一遍遍地喊着“不孝子回来了”，可他再也听不见了。

如今，父亲已化作了那座沉默的山，矗立在我生命的原野上。他的勤劳、坚韧与善良，是山的风骨；他对戏曲的热爱，是山的回响；他为我撑起的那片天，是山巅永恒的云。那条时光的河依旧在流淌，但我知道，河的源头，那座山，永远都在。我会带着他的精神，继续前行，将这份无言的父爱，传承下去，直到我也成为山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