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50年代初期，石泉乡的各行各业都是百废待兴，各种生产运动也如火如荼地逐步推进。先是建立互助组、然后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再由初级合作社升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后来又调整区划以自然村为单位划成8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从此，逐步形成了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格局。这期间，正是中国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国家公布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要在长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实现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的母亲刚嫁到石泉时便帮着奶奶经营糖果铺，学习做糖果糕点。在她的一双巧手下，糖果品种增加、花样翻新、色香味俱全，深受乡民喜爱，因此吴家京果铺生意特别好，每到中秋佳节时，手工制作的月饼更是供不应求。不久，实行工商业公私合营改造，奶奶因为被划为工商业兼地主，不能再经营糖果铺、于是，工商业营业执照被收缴，奶奶和妈妈都被取消了经商的资格，只能去务农。</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那时候，公私合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小街上新成立了缝纫社。从我记事起、缝纫社设在新街中段，一间约有十几个平方的门面临街，门面上有两架新式的脚踏式的缝纫机，最开始是由姓黄的师傅在主持，后来业务增加，不但增加了机器也增加了人，乡民做新衣服的人也越来越多，缝纫社急需要增加手工辅助人员协助。由于妈妈结婚时的全套嫁妆都被全街的人们瞧见，人们都知道妈妈有一双巧手，大到铺笼被盖、小到服装鞋袜，挑花绣朵，缝补浆洗，妈妈是样样都会做。不但心灵手巧，还有不少大胆的创新：例如用蚕茧壳和刺绣做成的猪头形婴儿帽，用剩余的碎布头拼缝成的幼童马甲、用五颜六色拼缝起来的花边装饰等。半条街的姑娘媳妇都喜欢到我家来向妈妈学习针线，所以，乡上办起的缝纫社为乡民加工服装鞋帽，需要手工鎖扣眼、钉扣子、锁脚边等扫尾工作，因此第一时间找到妈妈为他们加工服装鞋帽，妈妈也正好可以靠做针线活来挣点钱，维持一家人的生活。'</p> <p class="ql-block">1957年，我的弟弟岀生，这时全国开展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奶奶虽然是个人地主成份，但她属于改造得好的人、也被批准加入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妈妈作为地富子女也加入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参加大田劳动。她们白天参加合作社的生产劳动，晚上奶奶在家支起纺车纺棉线，妈妈则在煤油灯下锁扣眼，钉扣子，整理新加工好的衣服裤子后第二天一大早交到缝纫社去。记得那时装订好一件衣服的扣子和脚边仅有2一3分钱的手工费。一个月做好一百十件衣服也仅有3一4元钱的收入。</p> <p class="ql-block">1960年，父亲被调入中江县川剧团工作。原本是被安排去作管理人员，但他是一个从单纯的教师队伍中来的、没有一点社会经验的年青人、到一个从旧社会混江湖的戏班子里去管事，绝对是蹬打不开的。父亲原以为管理工作很简单，谁知道几番折腾之后，却让他这个从小就娇生惯养、毫无经济头脑的人去当了个管后勤的“总务”，兼管着剧团的伙食团。直到1966年全县开始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接着就是“小四清”运动开始，一场飞來的横祸便从天而降，父亲还差点被开除公职送进监狱。</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父亲调入剧团时才30岁左右，在十年的教学生涯中，接触的是天真烂漫的少年儿童，在五十年代教师之间也是尊师重道的和平相处。因此，父亲根本就不知道人心的险恶和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古人常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父亲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把川剧团伙食团的一应事情都交给炊事员去打理，自己当起了甩手掌櫃。几年下来，伙食团入不敷岀，原本该有盈余 ，结果一对帐、钱粮均出现了大缺口。六十年代正是经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后的困难时期，生活紧张、粮食奇缺、伙食团清帐时粮油与收回的饭票和钱都差了很多，加上帐目不清、钱帐不符、管理混乱，一顶贪污的帽子悬在了父亲的头上。父亲在根本不懂帐目的情况下跳进了别人挖的深坑里，他自已也说不清楚缺失的钱粮究竟到哪里去了。后来，经社教工作队的专业人员到川剧团来核查、终于查出部份钱粮的去向。原来是其中的一个炊事员家里子女多，缺吃少穿十分困难、見父亲不懂帐目，便暗中做了手脚，虚报冒领、伪造凭证、把冒领的粮食拿回自己家里去救命去了。最后处理结果是这个炊事员被解雇回家；但还有部份钱粮是因为请了省上几位著名的川剧老师来县上教新学员学戏，父亲和炊事员都以为既是请的老师来传授技艺，生活费或许应该由剧团承担，领导也没有作出明确指示。因此，也没有要求老师们购买饭菜票，每天都为老师们准备好饭莱等老师们享用，直到老师们离开后经＂四清＂才发现这个遗漏。虽然澄清了不是父亲贪污挪用，但父亲这个甩手“总务”怎么也脱不了干系，被责令赔偿损失的一百五十多斤粮食和四百多元的欠款。 </p> <p class="ql-block"> 六十年代一百多斤大米、四百多元钱可不是小数目，几乎是一个成年人五六个月的粮食定量，父亲那时一个月的工资也才30多元钱，要赔上这四百多元现钱相当于要一年多时间不吃不喝才能还完。父亲虽然觉得很冤 ，但是也认识到作为总务的职责所在，也要承担责任。为了保住工作免受处份，除承诺当年每月在工资中扣还20元钱外，还答应即时退赔其余的 300余元钱。当父亲六神无主地回家把这个事情告诉给妈妈时，妈妈没有责备也没有抱怨，给父亲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管岀了什么事，大家一起担当！妈妈一方面安慰父亲、一边积极地想办法。步行到几十里路远的亲戚家借回白米还债，还拿出她母亲留给她的一对玉镯和一些首饰交给父亲去变卖，连夜去找到几家在石泉街上家境比较殷实的人家借钱借米。好不容易东拼西凑，求爹爹告奶奶地凑齐了三百多块钱和一百多斤米，终于退赔还清了欠公家的钱粮。</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 那年月，百业萧条、生活困顿，家家都缺衣少食，既怕被割资本主义尾巴、又怕无端被扣大帽子挨批斗，小山村里一片萧疏景象。谁家都不富裕，即便是有粮有钱也不敢露富。妈妈凭着极好的人缘和承诺为肯借给钱粮的人家包完全家的鞋脚针线以还债。才保住了父亲的工作机会、也保住父亲不再受处分。 退赔完父亲拉下的债务，全家人的生活陷入了极度的困境，奶奶还患上了严重的水肿病。为了给奶奶治病，奶奶还偷偷地卖掉了她最心爱的黄铜水烟杆。妈妈更是夜以继日地为他人赶做各种针线活，为了贴补家用、她白天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晚上便在煤油灯下做针线，还偷偷的做了一些婴幼儿的猪头帽、虎头鞋和缀着小猴子的衣服鞋子等悄悄的向乡亲们换取一些米面和粮食。</p> <p class="ql-block">记得有好几次家里都没有任何可填饱肚子的东西、妈妈看着饥肠辘辘的我和弟弟直掉眼泪。万般无奈之下、只有把莱园地里种的牛皮菜连根拔起、洗干净用清水煮来吃、还去把喂猪的红苕叶和苕尖摘回来煮了吃、没盐没味的就把酸菜坛子里的酸盐水舀来拌着苕腾叶充饥。曾经有一次我和弟弟去摘山上的野果子充饥、记得是摘的马桑树上结的桑果儿、我吃了很多、肚子痛了半天、还出现幻觉、吓得妈妈去向别人要了个萝卜强迫我生啃了下去，我在家躺了半天后终于恢复了正常 还有一次我们挖回来的一些野菜、听別人说可以吃、便煮来吃了害得全家人上吐下拉，差点中毒。即便是全家陷入了如此绝境，妈妈仍然是无怨无悔地顽强维系着全家，让全家人活下去是她的坚强信念！她还时时规劝父亲谨慎行事、友善待人。父亲30多元的工资每月扣去20元仅剩1 0多元钱维持生活。那时候、国家还在每年的二三月份给贫困山区配发部份救济粮，生产队分配救济粮时并不是按照困难程度来分，我家因为成份高、救济粮仅仅是别人的一半，别人分10斤、可能我们就只有3-5斤左右 ，别人，可能是细粮、我们到手的可能就是粗粮 。就这样、妈妈还是口攢肚落地省下不少好东西、象花生、核桃等都是那个时代的稀罕物，生产队过年时才能分的几两猪肉，我家都要等到父亲回家时才吃，或者叫我给父亲送去。直到几年以后才用妈妈给别人家做手工针线活还完欠债。在我的记忆中，父母亲从来没有红过脸吵过嘴、更没有打过架。两个人一直都是相敬如宾的互相牵挂着。父亲回家休假时、总要想方设法给奶奶买点烟絲、给家里买点那时稀缺的食盐、在还完欠款以后，我们还能吃到爸爸带回的水果糖。记得我在读小学五六年级时、爸爸还给我买了一条粉红色的裙子，让我在小街上洋盘了好久。父亲在经历过社会的鞭打和磨励后也渐渐成长起来，回家后便义无反顾地帮助妈妈干农活，为妈妈分担一些粗重的家务、并且承担起了家庭的责任。全家人一起努力，终于渡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