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南越王博物院（2025.5.25）

平平淡淡

1983年6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基建部门在越秀山西侧名为象岗的小山岗上发现墓葬，初步得出结论是一座西汉南越国时期的王侯级大墓。同年7月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及广东省博物馆联合组成“广州象岗汉墓发掘队”。同年8月25日，开始发掘。同年10月6日上午，最后一批南越遗珍运出墓室，历时43天的发掘结束。为保护遗址，广州市人民政府决定兴建遗址博物馆。

南越文王墓，又名“南越王墓”，坐北朝南，凿山而建，墓室构筑在海拔70多米的象岗山腹心深处，由红砂岩砌筑，墓坑采用竖穴与掏洞相结合的做法，凿成“士”字形平面的竖穴，面积135平方米左右。仿照“前堂后寝”的形制由七个墓室构成，前面三个室分别为前室和东、西耳室，后面四室为主棺室、东西侧室和后藏室。墓室全长（指后藏室后壁到的前室石门坎）10.85米，最宽处（东耳室后壁到西耳室后壁）12.5米；前室和二耳室高2.1米，后四室高2.3米。各室用石壁分有门道互通，五个通道都有木门的设备，木门已朽，只存铜铺首门环。南越文王墓二石门及其门相、前室四壁及其顶盖石上，都有朱墨彩绘的卷云纹图案装饰。其中以前室顶盖石上的彩绘纹样保存较为完整。

南越文王墓随葬器物大部分放在后中室和左、右耳室。计有礼器、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和药石等。依质料可分为青铜器、陶器、铁器、玉石器、金银器、象牙器、漆器、竹木器、丝织衣物及其他等十多类。重要的随葬物有铜编钟、石编馨、南越式的鼎和提筩，匈奴式浮雕斗兽纹的铜牌饰等，数量已知的就有一千多件。同时出土十八枚印章，有金印、包金铜印、玉印、象牙印、玛瑙印等多种。最大的一枚是龙纽金印，文曰“文帝行玺”，可确定墓主是第二代南越王。另有封泥和陶器上戳印文字，亦为墓主身份提供了依据。

文帝行玺金印‌：中国考古发现的首枚帝王金印，盘龙钮重148.5克。‌‌印面阴刻“文帝行玺”四个字，印钮是一条游龙，盘曲成“S”形。

‌丝缕玉衣‌：中国首套完整形制的汉代玉衣，共2291片玉片以红丝线编缀，墓主赵眜所穿。‌‌

南越文王赵眜骨骸

铜承盘高足玉杯‌：金、银、玉、铜、木五材复合制成，或为承聚仙露的器具。‌‌

角形玉杯‌：首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犀角造型，整玉雕刻而成，集高浮雕、浅浮雕、圆雕、阴刻等多种雕刻技法于一身，是稀有的汉代玉容器。

西汉虎头金钩扣龙形玉佩

透雕龙凤纹重环玉佩‌：内外环透雕龙凤，象征阴阳调和，被选为博物院馆徽。‌‌

圆雕长袖玉舞人：战国至汉代玉舞人都是平雕，圆雕作品尚属首见。这件圆雕舞人梳螺髻，着汉服、作"长袖舞”，该舞为汉官廷舞的一种，流行于楚地。

错金铭文虎节：用青铜铸成扁平板的老虎的形状，虎成蹲踞之势，虎口大张，尾部弯曲成“8”字形。虎身上的斑纹铸有弯叶形浅凹槽，内贴金箔片，双面共用60片。器身布满贴金虎斑，有错金铭文“王命命车驲”。它是一件调动车马的信符，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的错金铭文铜虎节，十分珍贵。

六博棋

陶制摇响器

‌铜句鑃‌：岭南地区首次发现青铜勾鑃，也是迄今我国唯一发现具有绝对年代，而又有序号的句鑃。表面阴刻着两行平行的篆文“文帝九年乐府工造”，在这八字铭文的正下方，还分刻有“第一”到“第八”的序号，与其大小正好对应，且大小和重量依次递减。

铜屏风构件：朱雀铜顶饰，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

铜屏风构件：人操蛇屏风铜托座，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

波斯银盒‌：具西亚裂瓣纹工艺，印证广州作为古代国际贸易港的地位。‌‌

常设展览：“杨永德伉俪捐赠藏枕专题陈列”。（1992年，香港知名鉴藏家和实业家杨永德伉俪捐赠）

瓷枕始烧于隋，流行于唐，繁荣于宋金元，之后逐渐衰落。其产地遍及大江南北，釉色纷呈，造型多样。蕴含丰富文化元素的瓷枕不仅反映出胎釉、烧制等工艺技法，而且体现了审美与实用的和谐统一。

褐地剔牡丹纹擎荷娃娃枕

南越王博物院承载着岭南文化两千余年的历史底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见证，是公众读懂广州，感受人文湾区的文化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