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八路军伤员对福尔曼的回忆

江和平

笔述/张中如 图文整理/江和平

张中如1919年出生于山西省原平县，1937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历任山西文水游击大队训练班副主任，山西第二战区战地动员总会游击支队连长，山西新军暂编1师代理营长，八路军晋绥军区工卫旅司令部作战科长，八路军晋绥八分区第21团营长，八路军晋绥军区司令部作战科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西北野战军第8纵队11旅参谋长，西北军政大学晋绥分校副教育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原军委 情 报部情报整理处处长，原军委外国语学校校长，原总参情报部副部长，河南省军区政治委员，原总参情报部政委、部长等职。 张中如是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9月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4月晋升为少将军衔，曾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独立功勋荣誉章。2019 年9月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1942年，在八路军晋绥军区第八军分区（以下简称八分区）21团一营任营长，带领一营在山西交城、古交一开展抗日斗争。在随后的两年中,我负伤经历了九死一生,并作为八路军伤员接受了美国记者福尔曼的采访

亲历九死一生

1943年3月，我营获悉一股日军将通过芝兰的交通要道，我带领一个多连在日军途径的榆树村沟口山上设伏。上午九时，日军进入伏击圈，遭我猛烈火力打击、一片混乱。正当我用望远镜观察敌情时，突然感到右胸遭受沉重一击，一颗子弹横穿过胸膛，我即刻失去了知觉。

苏醒后，我发现自己被组织安置在大山深处的茅草房里。在战友的细心照料下，一周多后我的伤口逐渐愈合，高兴地准备重返战场。半夜，我突发高烧、昏迷了7天才苏醒，不停地咳嗽，腥臭的脓痰从嘴里一口口地涌出。这是由于子弹穿透我胸部时，火药连同棉衣中的旧棉花、断裂的肋骨碎片一起滞留在胸腔无法排除，导致严重胸腔化脓感染。

这时，恰巧德籍八路军医生汉斯.米勒回延安路过此地。晚11点，米勒医生连夜骑马进山，不顾疲劳赶到我床前。在没有严格的消毒措施和没有麻药麻醉情况下，借着若明若暗的4个手电筒和几支蜡烛的光亮，给我做了胸腔手术：从子弹出口处切开，清除了碎骨和腐肉，并插入导管排脓。我强忍剧痛、咬紧牙关，听着刀剪切开皮肉、清理碎骨的声音。手术终于结束了，米勒用尚未清洗干净的双手捧着清除的组织对我说：“你看，我已经把你伤口肋骨间的碎骨头和腐肉都清理了，这样就容易排脓了。”米勒向领导提出：要尽快将张营长转到后方医院，用吹球胆的方法帮助排脓。

5月，组织安排我去位于贺家川的晋绥军区后方医院治疗，200公里路程，除了山高沟深，还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我在后方医院反复的高烧、昏迷、咳脓, 医生前后给我做了8次手术，切除了3根肋骨，排脓管越换越粗、越插越深，创面越来越大，周围的瘢痕组织像软骨一样坚韧。开胸手术、切除肋骨也仅仅只有表皮麻醉，恶臭的脓液招来成群的绿头苍蝇，剧烈的胸痛、腹痛和溃烂的褥疮令我日不能安、夜不能寐。

我的伤口一直没有愈合。一天，左胸突然塌下去，右胸隆起来，胸椎侧弯、胸部畸形。我的左肺由于反复化脓感染和手术导致完全坏死，余生只能靠右肺呼吸。从负伤到8次手术，我切身体验了“九死一生”。

1944年5月底，我负伤已经一年多，仍无好转的迹象，组织决定送我到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治疗。从贺家川到延安绵延近千里路，沿途多是崇山峻岭、千沟万壑，民工们小心翼翼地抬着我前行。我虽然被绑在窄窄的担架上，仍不敢大意，双手紧抓住担架两侧的木棍，一会儿头高脚底，一会儿头低脚高，一会儿向左倾斜，一会儿转向右侧。

20多天的跋山涉水，我到达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被安置进病房。鲁子俊院长立即来看望我，惊讶地看见我胸腔的脓液不见了。过了一个月，高烧、昏迷、脓痰的恶性循环再没发生，凹陷很深的伤口开始愈合。鲁子俊认为这是由于赴延安的路上下颠簸、左右摇摆，使残留在胸腔的脓液全部排干净了。这是“担架引流排脓治疗法”的功劳，堪称医疗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疗法！

中外记者访问延安

到延安不久，我从陕甘宁边区的报纸上，看到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延安采访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的报道。外国记者以福尔曼、爱泼斯坦等美国记者为主，中国记者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为主。福尔曼曾多次向国民党当局申请去延安采访，遭到百般阻扰。直到1944年4月，蒋介石迫于美国的压力，批准了美国记者访问延安的请求。

6月9日，记者团终于到达延安，受到延安军民的热情欢迎。10日，朱德总司令在王家坪礼堂设宴款待记者团。12日，毛泽东主席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客厅接见记者团，他说：“我们的目的是共同的，就是打倒日本军阀和一切法西斯。全中国，全世界，都在这个共同基础上团结起来。”22日，叶剑英参谋长向记者团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八路军和新四军，包括部队现状、作战状况、抗敌数量、根据地建设，以及中共的方针政策。福尔曼等记者及时向世界多家报社发出快讯，作了详细的报道。

福尔曼等在延安参观了2个月，访问了政府部门、新华社、解放日报社、中央印刷厂、自然科学院、兵工厂、难民工厂、皮革厂、振华纸厂、光华农场、被服厂、抗大、医科大学、医院等单位。

福尔曼在重庆一直听说“共产党游而不击”的传言：八路军不打仗、没有伤兵、没有捉住俘虏，这里的人民害怕并仇恨八路军等。但他耳闻目睹的延安与国民政府的宣传是天壤之别，事实深深地震撼了他的心灵，他用笔和相机记录了真实的一切。福尔曼提出采访在对日作战中负伤的八路军军人，这样鲁子俊院长就推荐了我。

毛主席与福尔曼

接受中外记者的采访

1944年7月的一天,我住进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已2个月了，鲁子俊院长走进我的窑洞说：“延安来了个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主要是美国记者，提出要采访从前方送来的伤员，我们已经推荐了你。他们明天上午来，请你做些准备。有什么，说什么，讲讲你在前方同敌人斗争的情况，不必拘谨。”

第二天上午，福尔曼等外国记者在翻译的陪同下来到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这所医院是1939年12月诺尔曼.白求恩医生殉职后，八路军总部命令将位于延安东北部柳树店的八路军医院改名成立的。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多次亲临医院鼓励医护人员向白求恩学习，美国的马海德，印度的爱德华、柯棣华、巴苏华，德国的米勒，朝鲜的方禹镛等医生都在这里工作过。全体医护人员全心全意救死扶伤，使该院成为八路军医疗战线上的一面旗帜。但这所八路军最好的医院缺医少药、极端困难的艰苦状况，令记者们十分震惊。

记者们走进我的病房，虽然我的伤口逐渐愈合，但切断3根肋骨的患处仍在每日渗出黄色液体，身体虚弱得无法坐起来，只能躺在床上与他们打招呼。高大健壮的福尔曼和比较清瘦的爱泼斯坦先后提问，我一一回答，其他记者做记录。

福尔曼询问了我的姓名、年龄、职务、部队番号等情况后，提出要看看我的伤口。在医务人员的帮助下，他们仔细查看了我胸部子弹进口的部位和手术留下的创伤。接着，众人在椅子上坐下。

福尔曼：你是什么时候负伤的？

张中如：1943年3月，已经1年又4个月了。

福尔曼：你是怎么负伤的？

张中如：我是在一次伏击日军交通运输线的作战中负伤的。当时日军在山下，我们在山上，距离约有150至200米。我用望远镜观察敌情时，被日军子弹击中胸部，被战友们抢救下来。

福尔曼：左胸部的创伤面积大，凹陷也深，是怎么回事？

张中如：这是我负伤后经历多次手术造成的。负伤近10天时伤口即将愈合，突然胸腔化脓、高烧不退陷入昏迷、生命垂危。多亏汉斯.米勒医生经过我们八分区，为我做了手术。

福尔曼：八分区负责哪些地方？

张中如：八分区负责太原以西以南的郊区和清源、阳曲、交城、文水、汾阳等县，东到同蒲铁路以西地区的对敌斗争。

福尔曼：当时你们部队的任务是什么？活动区域有哪些？

张中如：我们营的任务是在晋绥八军分区指挥下，在山西省会太原市西南郊区山地的5个日军据点之间开展对敌斗争，挤掉或者打掉这些封锁和控制八分区的据点。这些据点相互之间的距离不远，比如，太原市西郊的重要屏障古交市距离芝兰据点只有20公里。我军所在的这一狭窄地区斗争很艰苦，既要千方百计地打击敌人，又必须高度警惕，防备日军集中多个据点的兵力，包围袭击我军。我负伤前，日军曾两次包围袭击我营扑空。我负伤的当晚，日军又合围袭击，我们提前转移，才令敌扑空。

福尔曼：你们只能在日军的这几个据点之间活动吗？

张中如：是的。当时我们部队的任务就是在日军的这几个据点之间开展对敌斗争，以达到把敌人据点搞掉的目的。搞掉那一个据点的条件具备了，就搞掉那个据点。我们一般情况不离开该地区，如果上级命令我们临时执行其他任务，例如：接送过往人员、友军时，就要离开该地区一段时间，完成任务后再回来。

福尔曼：日军的据点有什么特点吗？

张中如：日军的据点通常选择便于防守和射击的地形，用水泥和石料修建一个或多个碉堡作为支撑点，外部防御铁丝网、外壕，配备重火器，派一个中队的日军和部分伪军防守。由于我军装备只有步枪和轻机枪，弹药也很少，没有任何重兵器，正面接敌的胜算不大。我们创造条件，采用偷袭或里应外合等手段夺取它，争取以小的代价取得大的胜利。

福尔曼：你们处决过为日军办事的中国人吗？

张中如：在抗日根据地，处决汉奸是抗日政府的事。对于那些罪大恶极、多次警告死不改悔的，给敌人送情报、带领敌人袭击八路军和地方政府的，烧房抢粮、强奸妇女的汉奸，被我抓捕后，查清其罪行，经当地抗日政府批准执行枪决。在执行前，张贴人民政府的判决布告，召开公审大会宣布其罪行，受害人或知情人上台控诉。判决布告还要张贴到敌人据点附近的村庄和敌人据点内，以起到教育和威慑的作用。

采访进行了近2个小时，记者们对我坦率的回答深表感谢，还拍摄了两张相片。

亲临八分区抗日战场

后来我得知：福尔曼对我所属的晋绥八分区很感兴趣，提出要亲临八分区看看八路军部队是如何同日军作战的。很快，他的请求得到我方的妥善安排。

部队派专人陪同福尔曼东渡黄河、跋涉千里前往晋绥军区抗日前线。身高1.83米、体重180多斤的福尔曼被要求穿上最大号的八路军军装，仍显得臃肿不堪，引得众人大笑。8月底，福尔曼抵达山西兴县蔡家崖的八路军晋绥军区司令部，受到边区各界的热烈欢迎。他参观了边区机关、报社、医院、兵工厂等，看到八路军部队精神饱满、训练有素、纪律严明。

9月4日，福尔曼抵达晋绥第八分区。八分区政委罗贵波陪同福尔曼登上汾阳城墙，观看了八路军袭击日伪军据点，焚烧日军火柴公司、哨楼，破坏火车站、电灯公司、飞机场，消灭日军700人、伪军700人的作战。福尔曼拍摄了人们庆祝胜利的喜悦，高兴地接过缴获日军的战利品，也分享了蹩脚的日本香烟。

福尔曼接着北上来到娄烦县，在距日军碉堡200米的地方，观看八路军攻打日军碉堡。他用镜头录制了战斗全过程真实影像：司令员布置作战计划，八路军战士事先挖一条直通碉堡的地道，将炸药放置在碉堡之下。主攻部队到达时引爆炸药，战士们在机枪的掩护下，一拥而上冲进日军的碉堡。碉堡内的日伪军放弃抵抗，被八路军战士拉了出来。为了防止敌人卷土重来，战士们拆毁了日军碉堡。

1944年9月21日，福尔曼在晋绥八分区的欢迎大会上说:过去有人告诉我：八路军不打仗，八路军没有伤兵，八路军没有捉住俘虏，这个地方的人民害怕并仇恨八路军。现在我亲眼看见：八路军是打仗的，八路军是有伤兵的，八路军捉住了日军俘虏，这里的人民是爱护八路军、拥护八路军的。在此我高兴地看到三件事：1、军队在战斗，2、人民在战斗，3、军队和人民互相合作。

一年后，福尔曼撰写的20余万字《北行漫记》在美国出版，又译《红色中国报道》，首次向世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2年后，福尔曼将其访问延安和晋绥抗战拍摄的千余张照片编辑成画册《西行漫影》，在上海出版。

此文刊登在2025年第二期军内杂志